賴有心：從「吳朋奉是外省人卻愛台語」標題，談談「台灣話」是什麼？

台灣知名演員吳朋奉在今年5月25日突然猝逝，引起許多人的震驚與惋惜，很多人紛紛在臉書轉貼吳朋奉相關的新聞。其中幾篇引起台灣讀者廣為轉傳的報導，就是關於吳朋奉身為「外省人」卻會講流利的台語，並以推動台語文化為己任。

仔細探究報導與閱讀的思路，吳朋奉既是外省第二代，家庭背景又是跟政府、國民黨有關係，他「不會講台語」好像是比較理所當然的事情，然而他卻台語流利，似乎的確是不太尋常、值得好奇探究一番的事情？

談到這個，必須先釐清台灣談「外省人」所指為何。在台灣當代的用法裡，指涉得非常具體，指的是1945年到1950 年代中期因為逃避國共內戰戰火、或是跟隨國民黨部隊遷徙到台灣的中國各省軍民。如果一個「外省居民」是在1945年之前便因為通商、偷渡等方式來到台灣，不會算在今日所稱的「外省人」之內。

由於戰亂期間各種統計資料紊亂、有些人同時登記為軍籍與一般民籍、加上有人到了台灣之後因為包括白色恐怖清算等各種原因死亡，所以確切數字難以得知，只能根據資料估算出約有一百多萬「外省人」到了台灣。如此大量的人口進入台灣，居住自然成為首要解決的問題。政府以及宋美齡所創立的「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在全台各地或是興建、或是提供土地讓人自建、亦或使用日本政府遺留下的宿舍，成立了八百多個稱為「眷村」的村落。而另外沒有分配到眷村居所的外省移民，也自行搭建了聚落居住。

這些眷村裡居民，來自大江南北，各地有各地的母語，住在一起，華語，或稱「國語」，自然成為了他們的共通語言。因為總是講著一般台灣人聽不懂的家鄉話，或是華語，在台灣很多人印象中，似乎「外省人」跟「不會講台語」可以畫上等號。所以到了2020年的今天，媒體上標「吳朋奉是外省人卻愛台語」才能因為「衝突感」而吸引讀者好奇心。

吳朋奉的父親確實是當年隨著國民黨來台的那一百多萬個「外省人」之一，他的叔叔更是「人二室」的主任。所謂「人二室」是「人事室第二辦公室」的簡稱，在政府機關、學校、公營機構、部分民營機構裡面都有，負責各機構成員的「忠誠考核」，也就是思想監控的工作。在白色恐怖時代，是一個令很多人聞之顫慄的機關。

但，事實上，吳朋奉的父親的家鄉其實是福建漳州的詔安縣，是一個講閩南語人口為多、也有一些客語地區的縣。像他這樣的一個「外省人」，是有相當大機會說起閩南語來，是聽不出與「本省人」有何太大差異的。

究竟什麼是「台語」或「台灣話」？有人主張，所有台灣人講的母語，尤其是1945年以前已經存在的，都應該稱為「台語」。不過，在一般台灣民眾普遍的認知中，「台語」僅指跟隨著閩粵移民來台的「閩南語」。

儘管台灣閩南語不是台灣唯一的本土語言，但因為閩南移民佔台灣漢人人口的多數，他們所使用的語言在歷史上也常是跨族群溝通語言，所以被外界稱為「台灣話」。例如1874年李鴻章在談到曾任美國駐廈門總領事的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就寫他「本美國人，曾任福建領事，會說臺灣話」。1895年日本佔領台灣後，也將這語言稱為「台灣語」。此後，「台灣話」、「台語」慢慢成為台灣人對於這語言的通稱。

根據1956年的人口普查資料，不分軍、民籍主要的移民原鄉包括有福建、浙江、江蘇、廣東、山東、上海、河南、湖南、江西、四川這些省份。引用1956年的人口普查資料，是因為前一年1955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在美國第七艦隊掩護下，將浙江外海以大陳島為主，但也包括漁山列島、南麂列島等島嶼共二萬八千多名軍民撤退至台灣，史稱「大陳島撤退」。大陳島撤退是二次大戰之後最後一次大規模的外省軍民遷徙，在那之後，台灣的外省人人口組成大致就定下來了。

「外省人」也可能「母語是閩南語」

在這漫長的過程中，遷徙而來的群體與本地群體之間的理解，過程是緩慢而時時刻刻在變動的。在台北土生土長的簡玲媛，就長期有「外省人應該不太會講台語」的印象。一九六〇、七〇年代在台北市成長的簡玲媛說，在她的成長過程中最早接觸到「外省人」就是在學校裡，包括外省老師及外省同學，印象所及，她沒有聽過這些「外省人」講過台語。

「因為佇學校內底袂使講台語，阮攏講國語，我毋捌聽過同學講台語，所以我尾仔聽著外省人講台語，攏感覺足厲害也，因為足少矣」（因為學校裡面不能講台語，我們都講國語，我沒聽過外省同學講台語，所以我後來聽到外省人講台語，都覺得很厲害，因為很少）她說。

在她的認知裡，「外省人」因為母語不是台語，加上台灣推行「國語政策」，強制所有人都要學習華語，禁止在學校裡講台語，所以對她來說，外省人不會講台語是天經地義，一來沒有那個必要，二來沒有那個學習的環境與機會。

但，許多「外省子弟」對此便抱持不同意見。「外省人台語流利很正常啊！我們都生根幾代了，本省人們不要刻板印象好嗎？」身為外省第三代、台語也相當流利的魏嘉瑀，聽到筆者的提問，笑著抗議。

魏嘉瑀說，她的祖父來自瀋陽，約莫1949、1950年左右來到台灣，住在屏東市的一個眷村裡，與以台語為母語的妻子（魏嘉瑀的祖母）結婚之後，也從妻子那裡學了台語，雖然還是不太會講，但是都聽得懂。

她的父親，雖然從小生長在眷村裡，但是母親的母語就是台語，加上外面的朋友及學校的同學都是台語使用者，自然台語流利，聽、說都不成問題。至於魏嘉瑀本人，因為從小爸媽在家裡都是用台語溝通、外婆也講台語、同學們也都講台語，她從小就是渾然天成能自由使用台語及華語兩種語言無礙。

對於魏嘉瑀來說，「外省人不會講台語」這種刻板印象離她的生活經驗太遠，是種匪夷所思的概念。

出身苗栗的山東移民第三代王君嶧，則是從小就習慣身為山東移民第二代的爸爸在台、客、華三種語言間變換無礙。

「我爺爺是在1950年左右從山東經過香港來到苗栗，他住的地方連著幾間房子都是住外省爺爺，也都是山東人」王君嶧回想著。

從山東跟著軍隊一路南逃，王君嶧的祖父輾轉落腳在苗栗之後，也成家立業，娶了當地客家女子為妻。

「我奶奶是客家人，所以我爸是從小就是跟媽媽會講客家話、跟爸爸講國語。後來他長大以後到外地工作了一陣子，也學會講台語」王君嶧說。

她說，父親是到彰化擔任汽車銷售員，因此，為了能順利跟客人溝通，在那樣的環境下，也自然而然學會講一口流利的台語。而王君嶧的母親則是來自彰化的台語家庭，因此，王君嶧自小就會講台語，也聽得懂客語。

王君嶧的名字裡的「嶧」字，來自爺爺的家鄉山東嶧縣；因為從小家裡的飲食習慣，她還是喜歡吃饅頭更勝於米飯。但除了這些點滴的痕跡，在她與筆者的對談中，快速地轉換著華語與台語，實在很難把她跟「山東第三代」這個標籤聯想在一起。

由於當年的那場大逃難中，許多人來到台灣都還是年輕小夥子，或是倉促之間來不及帶著自己的妻兒，所以很多外省第一代移民都跟台灣本地女子成親，這樣說來，外省第二代會講母親的語言似乎也不足為奇。但是，也是外省第三代的 Elaine，祖父母、父母都不是所謂「本省人」，也就是在1945年以前已經在台灣居住、通常是福建、廣東兩省移民後代的族群，但台語卻依然是她的家族裡重要的語言。

Elaine 的祖父來自陝西、祖母來自河南，兩地都是離台灣千里之遙的地方，兩地的語言，也跟台灣本地的任何一種語言都有千里之遙。身為軍人的他們，來到台灣之後，輾轉住了幾個眷村直到退伍。到這裏為止，聽起來好像這對夫婦不會講台語也是正常的事情，其實不然。

「我爺爺奶奶雖然住在眷村，但都是醫師，退伍之後有自己的診所，很多病人都是本省人，再加上奶奶那時候幫人做事補貼家用，跟本省人聯繫比較緊密，所以很快就會講台語了」Elaine說。「我爸爸那一輩是讀書的時候都跟本省小孩玩，所以台語也是很熟練。」

不過，Elaine也指出，確實可能有外省人是不會台語的，例如一些高階軍官或士官員，很多都攜家帶眷來台灣，把在家鄉原本的社交圈搬來台灣，「他們不需要跟本省人來往，應該也就不會學台語了。」

一群人移民到一個新的地方，為了生活，學會當地多數人使用的語言，本來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在娛樂、藝文圈裡，台語流利的「外省人」也不少：主持人于美人、作家苦苓、藝人卜學亮、郭子乾、邰智源、林在培、李李仁、梁修身、張晨光、白雲，甚至是歌仔戲名演員孫翠鳳、狄鶯……等等，許多在民眾印象中，不會跟「外省」扯上關係的，其實都是「外省人」或「外省人」後裔。

事實上，除了外省族群因為婚配、交友、工作等緣故學會講台灣本地語言之外，在國民黨來台之初，當時的總統蔣中正，也曾短暫在1950年代鼓勵過來台外省人士學習台語，並指示國防部總政治部編了一本《注音臺語會話》作為教材。

只不過，隨著「國語推行運動」如火如荼的展開，鼓勵外省族群學台語的運動也無疾而終。而這個「國語運動」，不但造成了台灣本土語言的浩劫，也可能是造成「外省人不會講台語」這樣刻板印象的重要原因。

國語運動：語言統一，新世代學習母語動力降低

1951年，台灣省教育廳頒佈命令，要求台灣各級學校都必須以國語教學，並要求師生間以國語對話。只是一開始的這項命令，似乎成效不彰，導致省教育廳再數次加強措施，並在1963年頒佈《台灣省公私立小學加強推行國語注意事項》，將推行國語列入校長的績效考核項目，學生講國語與否，也會影響其操行成績。三年後的1966年，台灣省政府推出《加強推行國語計畫》，實施辦法第一條竟明訂：「各級學校師生必須隨時隨地使用國語；學生違犯者依獎懲辦法處理」。

在這一系列措施底下，學校出現了鼓勵說國語的標語，也產生了以掛狗牌、罰錢、體罰等等方式來懲罰不講國語，或是講了台語、客語的學生。

當然，校園裡的處罰措施的成效各地有異，以台北市來講，普遍較有成效，所以造成了本文前面簡玲媛受訪提到的「學校裡都講國語」的狀況。如果連母語為台語的學生都如此，更何況母語不一定是台語的外省人學生。而當學校裡學生都只講國語，外省第三代受訪者提到的他們父執輩因為上學而學會台語的情況自然就慢慢減少。

但這些措施，在台北市以外地區似乎執行狀況比較沒有達到政府想達到的效果。如同吳朋奉提過的，他成長於當時還是屬於郊外的新北市三重區，學校裡面是有處罰講台語的政策，但是因為在當時的三重，講台語實在是太普遍了，老師罰不勝罰、抓不勝抓，最後只能放棄，留下了台語的一線生機。

只不過，隨著政府逐漸緊縮語言政策，包括多次修法限制在電視、廣播媒體上台語或客語能播送的時間，母語作為公共語言的地位慢慢退縮（當然，這退縮也是有區域性差別），而國語運動的「成功」，也讓華語的使用從學校慢慢亦出到了校外，從社會上又漸漸入侵家庭。

這樣的情況下，連很多出身台語家庭的小孩，都不一定能流利地使用母語，「外省人」自然更沒有機會學、也沒有必要學了，也就慢慢加深「外省人不會台語」的印象。

什麼族群背景、什麼政治理念的人會講什麼語言，全取決於個人的生活經驗，而不是族群身份。

另外一個因素可能是語言的政治標籤。

在官方推行國語運動的同時，台灣的民主運動也持續進行，並在後來漸漸替語言貼上了刻板印象的標籤。雖然從1920年代開始，先是面對日本政府，再來是戰後的國民政府，台灣民眾追求民主自由的腳步從未停過，但隨著社會環境的變遷，在1970年代中後期開始，台灣的民主運動從帶菁英氣息，進入群眾運動的時代。

1970年代後期一直到1990年代，台灣社會經歷了大大小小各種選舉造勢、演講、抗議、示威，少則數百，多則上萬人走上街頭。在這個時代裡，一開始固然是因為大多數平民百姓都使用台語，所以群眾場合裡演講者的語言自然使用台語；但是後來，語言的使用也產生了象徵的意義：「平民百姓的語言台語」對上「統治階級的象徵國語」。

由於在1970年代一直到1980年代末期，統治階層以外省第一代、第二代人物為主，民主運動不免也發展出國族主義的色彩，變成了「咱台灣人」對抗「他們外省仔/中國仔」的戰爭。此時，語言自然也成為了敵我陣營重要的分別，「台灣人要講台灣話」的呼聲不斷，潛台詞就是「外省人不會講台灣話」。即便，不管是台語還是華語，最初的源頭都是來自中國、而且不管是在統治陣營的國民黨裡或是反對陣營裡，都有「外省人」也有「本省人」。

只是，當語言被貼上了政治標籤，可能也導致了某些族群學習台語的動機降低。

這樣沿著政治脈絡一路下來的語言刻板印象，也產生了一些有趣的現象。例如大力支持兩岸統一的新黨成員王炳忠，雖然出身台語使用率很高的台南、又是台語家庭的孩子，但他平時積極宣揚兩岸統一的理念，接受媒體採訪時，又是一口道地的北京口音（雖然不是真的很到位），很多民眾誤以為他是「外省人」，也理所當然認為他不會講台語。想不到，他在台灣公共電視台語的的談話性節目裡，以一席道地、流利的台語討論時事，讓很多人相當驚訝。

「外省人」一定只講華語嗎？不一定，像是王君嶧的爺爺，便是說著一口連孫女都聽不太懂得山東話；外省人一定不會講台語嗎？也不一定，本文三位外省第三代受訪者的實際經驗都不是如此。「本省人」一定會講台語嗎？也是不一定，首先「本省人」包括的不只台語族群，而在實施了七十年的國語政策之後，很多即使出身台語家庭的人，也逐漸遺忘了母語。

換句話說，什麼族群背景、什麼政治理念的人會講什麼語言，全取決於個人的生活經驗，而不是族群身份。

當我們認為吳朋奉，或是任何其他具有外省族群背景的人，「卻」講得一口流利的台語是一種反差時，我們該瞭解到，至少在吳朋奉那一代的「外省小孩」會講台語，是再稀鬆平常不過的一件事了。

（作者為民俗文化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