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陆铭：报复性消费会不会来？新基建能拯救经济低迷吗？

【编者按】中国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3月20日，全国各地发行专项债券10233亿元（人民币，下同），全部用于铁路、轨道交通、生态环保基础设施项目。另据新华网报道，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下称“新基建”）投资计划正加速推出，预计年内投资规模将达万亿元。

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多省近日向居民发放了数以亿计的消费券，涉及餐饮、零售、文娱、旅游等多个领域，以期提振经济、刺激消费。

就在3月16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月至2月的经济数据，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3.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降20.5%；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24.5%。三项数据下滑均超过两位数，且创下历史新低，可见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冲击。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大陆曾以四万亿投资计划提振经济。这一回，面对疫情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经济低迷，新基建、消费券会成为提振经济的有效方法吗？端传媒就相关问题请教了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他的研究领域为劳动经济学、城乡和区域发展、社会经济学，曾出版《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

以下是端传媒和陆铭的对谈。

端传媒（以下简称“端”）：对比2008年经济危机，中国政府推出号称“四万亿”的投资计划，此次疫情期间，“用基建托底经济”的做法是否会再次发生？

陆铭（以下简称“陆”）：启动基建来拉动和刺激经济增长，这不是“会不会”的问题，中国大陆已在这样做了，只不过今天的做法和10多年前相比，存在一些差异。

第一个差异体现在经济总量上，大陆今天的经济总量比08年大了很多，所以这次政府加大投资的力度肯定远超上一次。

第二个差异体现在结构上，更注重一些新兴经济领域，比如新能源、新材料、5G、充电桩这些领域。

最近这两年，尤其是2019年，大陆在土地户籍、城市发展模式这些问题上有过很大调整，比如2019年12月，开始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到500万的大城市的落户条件；再比如现在非常强调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发展，非常突出中心城市的作用。

当然，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也要有相应的户籍制度的改革。这样一来，人口流动和集中的趋势自然会加强。

在土地供应方面，现在大的方向是供应去匹配人口流动，所以在新一轮的基建项目里，如果能够适应这个趋势，那么在空间结构的维度上，也应该更加顺应人口流动的这个方向，把投资方向跟人口流动的方向结合起来，和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的发展结合在一起，这样可以提高投资的回报和效率。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未来一两年，需要在制度改革空间方面做结构性调整，这是必须的。

端：疫情期间，从大陆的地方政府到资本市场，全都在热炒“新基建”（以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新基建能挽救目前严峻的就业形势吗？

陆：我们可以这样梳理一下疫情期间，中国大陆经济的哪些切面受到了严重影响，一部分是服务业，特别是消费性的服务业，比如餐饮、旅游、文化消费、娱乐这些行业，另一部分就是出口，大量制造业的出口，现在出现的普遍情况就是：“订单没了”（点击阅读《挺过贸易战和国内疫情，这些工厂却倒在欧美疫情下》）。

再切回来谈新基建，看看新基建涉及到的新兴领域吧，新能源、新材料、5G、充电桩，我觉得这些领域目前都没办法止住、挽救服务业和出口行业就业的下滑。

如果真要想靠新基建来弥补服务和出口行业就业的损失，那么它应该突破现有的局限，不单单只是新兴领域，只是玩高科技，还应该和人口流动的方向和趋势一致。

端：目前的两种经济模式——投资生产型发展模式和消费型发展模式，你觉得哪种更适合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大陆？为什么？

陆：最近这两年，大陆经济下滑的趋势比较明显，今年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又极大，所以消费、投资要同时进行。

但这里面又可能出现新问题。首先，大陆经济增长如果想在短期内“见效”，就肯定需要增加投资，但长期来看，如果投资不能够适应经济发展的规律，不能去调节经济结构，做不到提高经济效率的话，就有可能在短期内出现这样的情况：投资上去了，经济增长上去了，但长期来看没回报，会形成过度的产能资源，资源配置的效率低下。

短期内的投资必须要注重相应的经济结构，否则可能在短期内解决问题，但给未来“埋雷”。

从经济增长的结构角度来讲，中国大陆的经济长期靠投资来拉动，它一定会产生相应的产能过剩问题，再加上已经出现过的很多“空间错配”问题——就是在人口流入的地方投资不够，人口流出的地方又进行疯狂投资——这些问题需要及时得到纠正。

所以总体来看：第一，中长期角度切入，消费更加重要；第二，从短期角度切入，投资的效果更立竿见影，尤其是过去十几年里大陆城市已经试过的大规模投资。

但我想提醒的是，短期内的投资必须要注重相应的经济结构，否则可能在短期内解决问题，但给未来“埋雷”。

端：浙江省海宁市在3月24日对外发布了一条“非海宁户籍人口在海宁限购一套住房”政策暂不执行，但2小时后删了这一信息。这种“政策一日游”的城市在近期开始频频出现，你觉得短期内，大陆是否会出现更多试探“房住不炒”底线的城市？

陆：如果简单回答“会”或者“不会”，我觉得都会触动决策层的神经。

中国今天的楼市，每个城市情况都不同，之所以特别强调每个城市都不一样，因为我一直都在讲，中国的楼市长期存在一个“空间错配”的问题。

过去十多年，人口流入较多的东部大城市，包括一线城市，总体上土地供应量收得比较紧，尤其是上海和北京，所以那些一线和准一线城市是存在被抑制的需求的，但人口流出频繁的一些中西部中小城市，人口甚至会出现负增长，所以这些地方在这些年加大了投资力度，建了很多所谓的新城、新区，也出现了很多“消不掉”的房地产库存。

我担心适度地放松管制，很可能会有很多人就给地方政府“扣帽子”，说这种举措触碰了“房住不炒”的底线。

我觉得在人口流入需求大的地方放松管制，刺激住房的购买，带动接下来的住房建设，让土地供应和人口流动方向一致，如果真能这样做，那为什么不可以去做呢？

我其实在担心一件事，那就是适度地放松管制，很可能会有很多人就给地方政府“扣帽子”，说这种举措触碰了“房住不炒”的底线。我反而觉得，只要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城市发展规律的举措，就不必在意到底触碰了这个底线还是那个底线，这是可以去做的。

端：有一种声音认为，疫情过后，提振经济还得靠房地产，你同意吗？为什么？

陆：我觉得不能简单下定义。从宏观条件来讲，今年货币政策比较松，利率也下调了，过去几年里，对房地产需求的打压是比较严厉的，所以实际上房产市场积聚了一定发展的空间。

这个空间其实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它和外来人口的市民化进程息息相关。比如，如果继续在人口流出的城市盖房子、卖房子，这其实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甚至可以说是在饮鸩止渴，实际上会加剧房地产市场上的结构性问题。

但是如果是那些有大量人口流入的城市，它有潜在的置业需求，很多外来人员要在这些城市“就地市民化”，有变成潜在买房者的可能，那么这部分实际需求其实可以释放出来，就对于经济的带动作用会很大。

这个带动作用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已经有的房子可以卖掉，再接下来，新增的住房可以进行投资，这个市场启动后，可以拉动装修、家电行业的发展，也可以加速外来人口市民化的进程。

根据我以前的研究，一个没有本地户籍的外来常住人口，和本地城镇户籍的人口相比，消费需求平均低17%至20%。在对外来人口住房供应加大的情况下，他能有更好的入户的条件，哪怕他买不起房子，通过廉租房、公租房的形式能让他安居乐业，那么这部分被抑制的这个消费需求也可以释放出来。

所以我强调的是，无论疫情前后，我们都不能简单判断，住房市场是不是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手段，而是应该采取更结构性的观点看待问题。

端：疫情期间，不少大陆城市为了稳住汽车消费，增加了汽车中签数量，这个举措会否在疫情过后减弱或者取消？一旦取消，是否会造成汽车市场动荡，酝酿新的不稳定因素？

陆：关于汽车的消费，我觉得它有一定的跨期替代性。今年的经济形势实在是出乎意料，很可能会出乎意料得差，所以作为一种应急措施，通过提高中签率来刺激汽车消费，我觉得在短期内看还是有必要的，至于它所产生的替代性作用，我觉得只能随着时间来消化，通过一些结构性政策去消化。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大陆对于汽车消费采取的抑制措施，让如今这个行业依然存在一些发展的空间。

至于放松中签率会不会引发车市动荡？我觉得也不至于，因为它仍然是一个消化产能的政策。

但是反过来看，汽车生产厂家如果因为放宽中签率的政策，而去盲目扩张产能的话，那么未来一旦这个行业的消费出现萎缩，还真有可能让车市动荡，以至于之后上层决定政策回调。但目前看应该不至于，因为这两年大陆汽车行业的产能处于过剩状态。

端：你怎么看报复性消费？

陆：报复性消费其实已经存在，你看最近清明小长假期间，黄山都被挤爆了，带动的各类消费其实很多，我自己也会出去逛逛，公园里人特别多。

在这个程度上，确实是会产生一定的报复性消费，这不可否认，但我个人并不太看好报复性消费，因为现在相当一部分消费、特别是大陆比较流行的网购，这些日常性的消费没有受到影响，所以还没有达到“报复性”的程度。

国内的防控措施不会减弱，在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服务业的抑制还是会起到一个明显的作用，最终也会抵消掉那些潜在的报复性消费。

而一些被抑制的消费也不具有跨期替代性，比如我到外面和朋友见个面，不是说我们今天见少了，“解封”后就会见得更多。

这个疫情虽然在中国大陆得到了控制，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现在正在防止第二波反弹，比如境外的输入，所以国内的防控措施不会减弱，在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根“绷紧的弦”，对服务业的抑制还是会起到一个明显的作用，最终也会抵消掉那些潜在的报复性消费。

所以我不认为报复性消费在今年会普遍的、大范围的存在，想通过报复性消费来拯救某些处于危机中的行业，我觉得所有人都不要盲目乐观。

端：中国大陆发消费券，和国外直接发现金有什么区别？

陆：消费券和现金的最大的区别就是：现金发了以后你可以不用，你用来干什么也没人管你。

消费券呢，你如果不用它，它就没价值了，所以一旦领取，你极有可能会去用。消费券还具有可引导性，就是你可以对购买的东西施加限制，比如你引导消费者去买那些受疫情冲击特别大的行业的产品。

与此同时，如果政府想通过消费券促使居民去购买知识类产品，那你可以把消费券和行业的发展结合起来，对这个行业的未来发展做一个综合评价。

端：消费券能从根本上改变消费者对于未来收入增加程度的预期吗？

陆：不会。消费券是一个暂时的政策工具。对于个体而言，消费券其实就是帮助困难群体渡过难关。长期来看，还得靠就业和经济发展维持收入和消费的持续增长。

端：诺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曾预言，如果把消费券控制在三个月内花完，可以拉动有效需求上升14%，这个理论在当前的中国大陆是否适用？

陆：我不认为可以照搬既有的这个研究结论。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如果短期内因为疫情影响，中国大陆存在消费方面的不足，那么发放消费券的作用应该比经济危机时发放消费券的作用更大。

在中国当前经济形势之下，考虑到国内的收入差距还是蛮大的，另外这次疫情冲击的一些行业，比如说我前面讲到的服务业、出口行业，这些行业里有大量的劳动者属于中低收入群体，包括农民工群体，所以，如果消费券的发放可以结合人口学特征，特别针对低收入群体发放，那么它的作用可能能得到进一步放大。

经济学上有个很简单的理论，叫“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就是说对高收入群体来讲，如果你给他发消费券。他把消费券花了以后，会减少自己现金消费的数量，这样的话，这个消费券几乎就没用。

但对于缺钱的低收入群体来说，消费券产生的效果或许是，你发他一块钱，他就增加一块钱的消费；发100块，他就增加100块钱的消费，基本上不会有替代现金支出的这个现象，那么它的“乘数效应”就会更大一点。所以我个人主张发消费券时，要多针对低收入群体。

端：3月24日，江苏省南京市采用多批次网上摇号方式公开发放电子消费券，三轮共计摇出67万笔消费券，在5天内带动消费近千万元。你怎么看摇号抽消费券的决定？

陆：发放消费券干嘛要摇号？我还真是搞不明白了。

每个人都发消费券，这很正常，大家都一样，而且这是有道理的，等于说你平常是纳税人，现在我返税给你。有人还主张去退2019年的个人所得税，我觉得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提议和作为纳税人的义务是对等的。

如果都用摇号的话，只会产生更多的不公平，而且这等于把政府的公共政策变成了一个随机彩票。

不过退个人所得税的政策其实是反向激励，它想补贴的是富人，而根本目的不是去补贴穷人，所以我反对这个政策，因为它跟消费券刺激消费的机制和初衷是相违背的。这就是前面我讲到的，边际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长会递减。

摇号这个行为在任何情况下其实都是无意义的，因为如果纯粹为了控制发放的总金额，你完全可以给每个人发少点，如果都用摇号的话，只会产生更多的不公平，而且这等于把政府的公共政策变成了一个随机彩票。

换句话来讲，就是看上去抽奖或者摇号有点“不得已而为之”的意思，是为了更广泛的公平，但其实这只会造成更大的不公平，并且影响社会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