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陸銘：報復性消費會不會來？新基建能拯救經濟低迷嗎？

【編者按】中國財政部數據顯示，截至3月20日，全國各地發行專項債券10233億元（人民幣，下同），全部用於鐵路、軌道交通、生態環保基礎設施項目。另據新華網報道，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下稱「新基建」）投資計劃正加速推出，預計年內投資規模將達萬億元。

與此同時，中國大陸多省近日向居民發放了數以億計的消費券，涉及餐飲、零售、文娛、旅遊等多個領域，以期提振經濟、刺激消費。

就在3月16日，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了1月至2月的經濟數據，其中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下降13.5%；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降20.5%；固定資產投資，同比下降24.5%。三項數據下滑均超過兩位數，且創下歷史新低，可見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巨大衝擊。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大陸曾以四萬億投資計劃提振經濟。這一回，面對疫情帶來的前所未有的經濟低迷，新基建、消費券會成為提振經濟的有效方法嗎？端傳媒就相關問題請教了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陸銘。他的研究領域為勞動經濟學、城鄉和區域發展、社會經濟學，曾出版《大國大城——當代中國的統一、發展與平衡》。

以下是端傳媒和陸銘的對談。

端傳媒（以下簡稱「端」）：對比2008年經濟危機，中國政府推出號稱「四萬億」的投資計劃，此次疫情期間，「用基建托底經濟」的做法是否會再次發生？

陸銘（以下簡稱「陸」）：啟動基建來拉動和刺激經濟增長，這不是「會不會」的問題，中國大陸已在這樣做了，只不過今天的做法和10多年前相比，存在一些差異。

第一個差異體現在經濟總量上，大陸今天的經濟總量比08年大了很多，所以這次政府加大投資的力度肯定遠超上一次。

第二個差異體現在結構上，更注重一些新興經濟領域，比如新能源、新材料、5G、充電樁這些領域。

最近這兩年，尤其是2019年，大陸在土地戶籍、城市發展模式這些問題上有過很大調整，比如2019年12月，開始放寬城區常住人口300萬到500萬的大城市的落戶條件；再比如現在非常強調城市群和都市圈的發展，非常突出中心城市的作用。

當然，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也要有相應的戶籍制度的改革。這樣一來，人口流動和集中的趨勢自然會加強。

在土地供應方面，現在大的方向是供應去匹配人口流動，所以在新一輪的基建項目裏，如果能夠適應這個趨勢，那麼在空間結構的維度上，也應該更加順應人口流動的這個方向，把投資方向跟人口流動的方向結合起來，和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的發展結合在一起，這樣可以提高投資的回報和效率。

所以我覺得，中國大陸未來一兩年，需要在制度改革空間方面做結構性調整，這是必須的。

端：疫情期間，從大陸的地方政府到資本市場，全都在熱炒「新基建」（以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為代表的新型基礎設施），新基建能挽救目前嚴峻的就業形勢嗎？

陸：我們可以這樣梳理一下疫情期間，中國大陸經濟的哪些切面受到了嚴重影響，一部分是服務業，特別是消費性的服務業，比如餐飲、旅遊、文化消費、娛樂這些行業，另一部分就是出口，大量製造業的出口，現在出現的普遍情況就是：「訂單沒了」（點擊閱讀《挺過貿易戰和國內疫情，這些工廠卻倒在歐美疫情下》）。

再切回來談新基建，看看新基建涉及到的新興領域吧，新能源、新材料、5G、充電樁，我覺得這些領域目前都沒辦法止住、挽救服務業和出口行業就業的下滑。

如果真要想靠新基建來彌補服務和出口行業就業的損失，那麼它應該突破現有的局限，不單單只是新興領域，只是玩高科技，還應該和人口流動的方向和趨勢一致。

端：目前的兩種經濟模式——投資生產型發展模式和消費型發展模式，你覺得哪種更適合後疫情時代的中國大陸？為什麼？

陸：最近這兩年，大陸經濟下滑的趨勢比較明顯，今年疫情對經濟的衝擊又極大，所以消費、投資要同時進行。

但這裏面又可能出現新問題。首先，大陸經濟增長如果想在短期內「見效」，就肯定需要增加投資，但長期來看，如果投資不能夠適應經濟發展的規律，不能去調節經濟結構，做不到提高經濟效率的話，就有可能在短期內出現這樣的情況：投資上去了，經濟增長上去了，但長期來看沒回報，會形成過度的產能資源，資源配置的效率低下。

短期內的投資必須要注重相應的經濟結構，否則可能在短期內解決問題，但給未來「埋雷」。

從經濟增長的結構角度來講，中國大陸的經濟長期靠投資來拉動，它一定會產生相應的產能過剩問題，再加上已經出現過的很多「空間錯配」問題——就是在人口流入的地方投資不夠，人口流出的地方又進行瘋狂投資——這些問題需要及時得到糾正。

所以總體來看：第一，中長期角度切入，消費更加重要；第二，從短期角度切入，投資的效果更立竿見影，尤其是過去十幾年裏大陸城市已經試過的大規模投資。

但我想提醒的是，短期內的投資必須要注重相應的經濟結構，否則可能在短期內解決問題，但給未來「埋雷」。

端：浙江省海寧市在3月24日對外發布了一條「非海寧戶籍人口在海寧限購一套住房」政策暫不執行，但2小時後刪了這一信息。這種「政策一日遊」的城市在近期開始頻頻出現，你覺得短期內，大陸是否會出現更多試探「房住不炒」底線的城市？

陸：如果簡單回答「會」或者「不會」，我覺得都會觸動決策層的神經。

中國今天的樓市，每個城市情況都不同，之所以特別強調每個城市都不一樣，因為我一直都在講，中國的樓市長期存在一個「空間錯配」的問題。

過去十多年，人口流入較多的東部大城市，包括一線城市，總體上土地供應量收得比較緊，尤其是上海和北京，所以那些一線和準一線城市是存在被抑制的需求的，但人口流出頻繁的一些中西部中小城市，人口甚至會出現負增長，所以這些地方在這些年加大了投資力度，建了很多所謂的新城、新區，也出現了很多「消不掉」的房地產庫存。

我擔心適度地放松管制，很可能會有很多人就給地方政府「扣帽子」，說這種舉措觸碰了「房住不炒」的底線。

我覺得在人口流入需求大的地方放松管制，刺激住房的購買，帶動接下來的住房建設，讓土地供應和人口流動方向一致，如果真能這樣做，那為什麼不可以去做呢？

我其實在擔心一件事，那就是適度地放松管制，很可能會有很多人就給地方政府「扣帽子」，說這種舉措觸碰了「房住不炒」的底線。我反而覺得，只要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和城市發展規律的舉措，就不必在意到底觸碰了這個底線還是那個底線，這是可以去做的。

端：有一種聲音認為，疫情過後，提振經濟還得靠房地產，你同意嗎？為什麼？

陸：我覺得不能簡單下定義。從宏觀條件來講，今年貨幣政策比較鬆，利率也下調了，過去幾年裏，對房地產需求的打壓是比較嚴厲的，所以實際上房產市場積聚了一定發展的空間。

這個空間其實是「牽一髮動全身」的，它和外來人口的市民化進程息息相關。比如，如果繼續在人口流出的城市蓋房子、賣房子，這其實是解決不了問題的，甚至可以說是在飲鴆止渴，實際上會加劇房地產市場上的結構性問題。

但是如果是那些有大量人口流入的城市，它有潛在的置業需求，很多外來人員要在這些城市「就地市民化」，有變成潛在買房者的可能，那麼這部分實際需求其實可以釋放出來，就對於經濟的帶動作用會很大。

這個帶動作用最直接的體現就是，已經有的房子可以賣掉，再接下來，新增的住房可以進行投資，這個市場啟動後，可以拉動裝修、家電行業的發展，也可以加速外來人口市民化的進程。

根據我以前的研究，一個沒有本地戶籍的外來常住人口，和本地城鎮戶籍的人口相比，消費需求平均低17%至20%。在對外來人口住房供應加大的情況下，他能有更好的入戶的條件，哪怕他買不起房子，通過廉租房、公租房的形式能讓他安居樂業，那麼這部分被抑制的這個消費需求也可以釋放出來。

所以我強調的是，無論疫情前後，我們都不能簡單判斷，住房市場是不是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手段，而是應該採取更結構性的觀點看待問題。

端：疫情期間，不少大陸城市為了穩住汽車消費，增加了汽車中籤數量，這個舉措會否在疫情過後減弱或者取消？一旦取消，是否會造成汽車市場動盪，醖釀新的不穩定因素？

陸：關於汽車的消費，我覺得它有一定的跨期替代性。今年的經濟形勢實在是出乎意料，很可能會出乎意料得差，所以作為一種應急措施，通過提高中籤率來刺激汽車消費，我覺得在短期內看還是有必要的，至於它所產生的替代性作用，我覺得只能隨着時間來消化，通過一些結構性政策去消化。因為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中國大陸對於汽車消費採取的抑制措施，讓如今這個行業依然存在一些發展的空間。

至於放鬆中籤率會不會引發車市動盪？我覺得也不至於，因為它仍然是一個消化產能的政策。

但是反過來看，汽車生產廠家如果因為放寬中籤率的政策，而去盲目擴張產能的話，那麼未來一旦這個行業的消費出現萎縮，還真有可能讓車市動盪，以至於之後上層決定政策回調。但目前看應該不至於，因為這兩年大陸汽車行業的產能處於過剩狀態。

端：你怎麼看報復性消費？

陸：報復性消費其實已經存在，你看最近清明小長假期間，黃山都被擠爆了，帶動的各類消費其實很多，我自己也會出去逛逛，公園裏人特別多。

在這個程度上，確實是會產生一定的報復性消費，這不可否認，但我個人並不太看好報復性消費，因為現在相當一部分消費、特別是大陸比較流行的網購，這些日常性的消費沒有受到影響，所以還沒有達到「報復性」的程度。

國內的防控措施不會減弱，在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對服務業的抑制還是會起到一個明顯的作用，最終也會抵消掉那些潛在的報復性消費。

而一些被抑制的消費也不具有跨期替代性，比如我到外面和朋友見個面，不是說我們今天見少了，「解封」後就會見得更多。

這個疫情雖然在中國大陸得到了控制，但是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現在正在防止第二波反彈，比如境外的輸入，所以國內的防控措施不會減弱，在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這根「繃緊的弦」，對服務業的抑制還是會起到一個明顯的作用，最終也會抵消掉那些潛在的報復性消費。

所以我不認為報復性消費在今年會普遍的、大範圍的存在，想通過報復性消費來拯救某些處於危機中的行業，我覺得所有人都不要盲目樂觀。

端：中國大陸發消費券，和國外直接發現金有什麼區別？

陸：消費券和現金的最大的區別就是：現金發了以後你可以不用，你用來幹什麼也沒人管你。

消費券呢，你如果不用它，它就沒價值了，所以一旦領取，你極有可能會去用。消費券還具有可引導性，就是你可以對購買的東西施加限制，比如你引導消費者去買那些受疫情衝擊特別大的行業的產品。

與此同時，如果政府想通過消費券促使居民去購買知識類產品，那你可以把消費券和行業的發展結合起來，對這個行業的未來發展做一個綜合評價。

端：消費券能從根本上改變消費者對於未來收入增加程度的預期嗎？

陸：不會。消費券是一個暫時的政策工具。對於個體而言，消費券其實就是幫助困難群體渡過難關。長期來看，還得靠就業和經濟發展維持收入和消費的持續增長。

端：諾獎得主羅伯特·蒙代爾曾預言，如果把消費券控制在三個月內花完，可以拉動有效需求上升14%，這個理論在當前的中國大陸是否適用？

陸：我不認為可以照搬既有的這個研究結論。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如果短期內因為疫情影響，中國大陸存在消費方面的不足，那麼發放消費券的作用應該比經濟危機時發放消費券的作用更大。

在中國當前經濟形勢之下，考慮到國內的收入差距還是蠻大的，另外這次疫情衝擊的一些行業，比如說我前面講到的服務業、出口行業，這些行業裏有大量的勞動者屬於中低收入群體，包括農民工群體，所以，如果消費券的發放可以結合人口學特徵，特別針對低收入群體發放，那麼它的作用可能能得到進一步放大。

經濟學上有個很簡單的理論，叫「邊際消費傾向遞減」，就是說對高收入群體來講，如果你給他發消費券。他把消費券花了以後，會減少自己現金消費的數量，這樣的話，這個消費券幾乎就沒用。

但對於缺錢的低收入群體來說，消費券產生的效果或許是，你發他一塊錢，他就增加一塊錢的消費；發100塊，他就增加100塊錢的消費，基本上不會有替代現金支出的這個現象，那麼它的「乘數效應」就會更大一點。所以我個人主張發消費券時，要多針對低收入群體。

端：3月24日，江蘇省南京市採用多批次網上搖號方式公開發放電子消費券，三輪共計搖出67萬筆消費券，在5天內帶動消費近千萬元。你怎麼看搖號抽消費券的決定？

陸：發放消費券幹嘛要搖號？我還真是搞不明白了。

每個人都發消費券，這很正常，大家都一樣，而且這是有道理的，等於說你平常是納税人，現在我返税給你。有人還主張去退2019年的個人所得税，我覺得這也是有道理的，因為這個提議和作為納税人的義務是對等的。

如果都用搖號的話，只會產生更多的不公平，而且這等於把政府的公共政策變成了一個隨機彩票。

不過退個人所得税的政策其實是反向激勵，它想補貼的是富人，而根本目的不是去補貼窮人，所以我反對這個政策，因為它跟消費券刺激消費的機制和初衷是相違背的。這就是前面我講到的，邊際消費傾向隨着收入的增長會遞減。

搖號這個行為在任何情況下其實都是無意義的，因為如果純粹為了控制發放的總金額，你完全可以給每個人發少點，如果都用搖號的話，只會產生更多的不公平，而且這等於把政府的公共政策變成了一個隨機彩票。

換句話來講，就是看上去抽獎或者搖號有點「不得已而為之」的意思，是為了更廣泛的公平，但其實這只會造成更大的不公平，並且影響社會的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