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以疫谋独”嗎？疫情中茁壮的健保共同体

自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国台办不只一次指责民进党政府以疫情为由要求加入WHO、与AIT（美国在台协会）签订“台美防疫伙伴联合声明”是“以疫谋独”、挟洋自重。而台湾总统蔡英文在3月19日发表的总统府敞厅谈话中，则正面反击，这种批评台湾“以疫谋独”的说法，“只是以政治思考的狭隘心态，无助于当前疫情防治。”

台湾是否以疫谋独？两岸政府或许难有共识。但自疫情爆发以来，台湾共同体不断地进一步凝聚、团结，进而出现更清晰的边界轮廓，确是不争的事实，也不是台湾政府可以完全掌控、“谋”之的单向道。

27日，正当美国的新冠肺炎案例数刚刚突破十万例之际，北加州地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刊出了一则报导，标题为 〈“难民”从湾区逃往台湾，希望远离冠状病毒〉 。

这则报导采访了两位北加州的华裔居民，他们都在台湾“封关”前的最后一刻，成功地从美国飞抵台湾入境；其中一位当事人 Connie Wong，甚至还将自己年迈的双亲也一起带到了台湾，目前栖身在台北的一处旅馆。

“如果我双亲也感染肺炎了，就算送去旧金山的医院急诊，他们也分不到呼吸器，因为到时已经会是战时状态了。我们没有足够的护士、医生，也没有足够的呼吸器。”她在接受采访时如此说道。

Connie Wong 还指出，就她所知，当时正在逃离美国、前往台湾避难的人并不少见，但她的女儿最后选择留在美国，因此她现在也在台湾搜罗口罩和消毒纸巾，准备将这些防疫物资送回美国。

这则报导被转贴在台湾脸书粉丝团页面之后，却引起了部分台湾网民的不满与骚动。有些人将这些“归国华人”比拟为在肺炎疫情爆发之后出逃的武汉人，有些人则附和自己也有认识住在美国的亲友都“逃了回来”，但更多的留言，则似乎是下意识地将这些从美国来台的个案，连结上了另一个经常挑动台湾舆论神经的议题——海外侨民是否滥用健保制度？

海外侨民“滥用”健保制度吗？

台湾从1995年开始实施的全民健康保险制度，由于覆盖率几近百分之百、医疗纪录系统建置完备，以及物美价廉的特性，近年来受到了许多外国媒体的注目。

台湾目前采行的健保制度，由中央健康保险署作为单一保险人，统一掌控医疗服务和药物的价格，几乎垄断了医疗市场，因而与其说是“保险”，不如说更像是“社会福利”；根据《全民健康保险法》，只要是在台湾设有户籍的国民，以及持有合法居留文件的外国居民，都拥有投保健保的资格。

在台湾，病患看诊的自付额相当低廉（在普通诊所看诊，通常只需负担挂号费约 50 至 150 元台币），保费也并相当实惠（一个月最低约 750 元台币），因此移居海外、或拥有双重国籍的台湾人，通常都会保留台湾的户籍和健保资格。

这社福色彩浓厚的制度，始于1995年3月1日。健保署署长李伯璋回顾，全民健保开办之前，台湾相关健康保险的制度繁多，例如，劳保、公保、军保、农保等，当时全国约有1240万人加入劳保，占当时总人口的59％。但其余41％的非就业人口，多属于未成年人、65岁以上老人等族群，无经济自主性、无法加保，且缺少适当医疗保障。

李伯璋说，这些弱势群体本就是医疗上高风险、高需求者，却又不易在民间保险市场中获得适切的医疗照护，1986年，前行政院院长俞国华提出全民健保的规划，整合现有医疗保险制度，试图开办全民健康保险，经过多年规划，在1995年正式上路。

由于美国并没有类似实施“单一保险人制度”的全民健康保险，即便有私人保险，医疗费也依然相当昂贵，因此保留台湾健保资格的这种现象，在移居美国的台湾侨民身上特别常见。坊间盛传，从美国返台看病，甚至是固定回台健检洗牙、顺道探亲的开销，就算加上了机票费用，也依然只是在美国医疗费用的零头而已。

长期下来，这些出于医疗目的而返台的美国侨民，就逐渐被冠上了“没事美国人，有事台湾人”的负面形象。

回看《旧金山纪事报》的这个案例，这位带着父母来台的华人由于来自美国、并未定居台湾，因此便被有些网民误认成“健保寄生虫”。然而实际上 Connie Wong 本人既没有台湾的护照或居留证，也没有健保资格，甚至在飞离美国之前，还自费买了一千美元的商业旅游保险，应付可能在台湾会有的医疗支出。

健保署署长李伯璋也澄清，根据数据来看，近年来旅外国人、侨外生、新住民，除了“除籍退保、返国设籍加保”及“新住民”等族群，医疗耗用高于保费缴纳之外，其余人士的医疗支出均低于缴纳保费。也就是说，台湾民众对于“旅外国人都是健保寄生虫”的指责，与实情并不相符。

有些网民也在贴文下方提出了澄清，指出报导里的当事人其实只是担心父母无法在美国获得适当的照护——唯一的一个争议点，似乎是当事人的父亲曾经在台湾就读军校、拥有中华民国护照，只是长期定居美国，在台也早已没有户籍，是中华民国所谓的“无户籍国民”。

身为“中华民国无户籍国民”的海外华人与民国遗民

有些台湾网民在看了留言讨论之后不禁疑惑：什么是“无户籍国民”？

的确，根据中华民国《出入国移民法》第三条，“中华民国国民”可以分为“在台湾地区设有户籍”的国民，以及“在台湾地区无户籍”的国民。就连很多台湾人，都不知道“无户籍国民”的存在。

由于中华民国的 《国籍法》 采用“属人主义”，任何人只要在出生时父或母为中华民国国民，即能拥有“中华民国国籍”，再加上中华民国过往一直以“正统中国”的代表自居，因此过去在海外出生的华人，只要能够出示侨居地华人组织开立的证明，通常便可以取得中华民国的护照。

同样都是封面印有“青天白日”的墨绿色护照，为什么会有两种不同的待遇呢？个中原因，或许便与中华民国的“台湾化”脱不了关系。

这类历史悠久的华人组织，不论名称是“同乡会”、“会馆”，甚或是“国民党支部”，功能大抵都非常类似，不只为侨民提供与原乡的连结管道，过去也可能是中华民国在海外的半官方代表。尤其中华民国在国际均势上落后给中国大陆、于许多地方裁撤驻点之后，这类华人组织有些也会代办领事业务，比如韩国的华侨协会、 大溪地的“国民党支部” ，都可以算作例子。

根据统计，目前持有中华民国护照，但在台湾无户籍、无身分证号的“海外国民”，人数约有六万多人，但有资格被认定为国民的侨民人数却高达四千多万，甚至比具有户籍身份的中华民国国民人数（两千三百多万）还要多。放眼全世界，这种“海外侨民比本国国民还要多”的现象，或许可以算是绝无仅有的案例，某个意义上来说，也突显出中华民国宪政架构套在台湾这个小岛上的荒谬之处。

如果打开维基百科的“ 中华民国公民签证要求 ”这个条目，读者也会发现“免签地图”上用来标示“台湾护照免签证国”的绿色色块有两种：深绿色是“须提供国民身分证编号”的免签目的地（包括欧洲、北美和日本等地），而浅绿色则是“无须提供国民身分证编号”的免签目的地（多半是拉丁美洲、东南亚地区），而上述的“无户籍国民”，持有的便是“无国民身分证编号”的中华民国护照，他们能够免签前往的国家，比一般台湾人还要少。

然而同样都是封面印有“青天白日”的墨绿色护照，为什么会有两种不同的待遇呢？个中原因，或许便与中华民国的“台湾化”脱不了关系。

在过去，海外华侨在台湾只要有本地人担保，便可登记户籍、取得身分证。然而这种国籍认定的宽松状态，却在中华民国脱离“内战框架”的过程中，开始出现了变化。

1991年，李登辉总统公告废除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在法律上正式终结了国共之间长达四十三年的内战关系，并于隔年进行宪政改革。在这个时代背景之下，台湾政府也一并修改了出入境管理规定，要求海外华侨来台前，必须先至台湾驻外领事馆或代表处申请形同签证的“入出国许可”，一次停留最多允许六个月，期满之后也必须先离境，才能再次申请入境。

到了1999 年，台湾更进一步订立了《入出国及移民法》，开始以“户籍”为界，将中华民国国民区分为“无户籍国民”与“有户籍国民”。时至今日，这些海外国民如果在台湾没有户籍，便只能行使总统、副总统的投票权，但没有立委及政党票，在台的其他权利也有程度不一的限缩。

总的来说，台湾政府于一九九〇年代针对国籍所进行的一连串改革，都是在透过实务上的差别待遇，隐晦地将中华民国国民的概念，和“在台湾的居住事实”联系起来，从而逐步地将海外华人从“中华民国国民”的定义之中排挤出去。

到了2006年，台湾原本主管海外侨民业务的“侨务委员会”，也将组织的英文名称从“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Council”（海外华人事务委员会）改为“Overseas Community Affairs Council”（海外社群事务委员会），除了在名义上降低华人色彩，实务上也把业务范围逐渐从“服务华侨”过渡为“服务台侨”。

这些举动，或多或少都在“效忠”中华民国的海外华人社群里引起了一些怨言。

以韩国为例，由于地缘政治和冷战架构，韩国直到1992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之前，承认的“中国”一直都是中华民国，而在韩国世代定居的老华侨（多半为山东籍），也一般都会拥有中华民国籍。由于韩战过后的韩国社会和政治气氛对华侨并不友善，因此韩国华侨普遍对中华民国都抱持强烈认同，因而迟迟不愿入籍韩国，也多半都持有中华民国护照。

这种现象，即便是在韩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之后的头几年，似乎也都没有太大的变化，甚至还曾造成一个吊诡而有趣的现象——位于首尔明洞的中国大使馆，在被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便升起了五星旗，然而紧邻大使馆的“汉城华侨小学”，每天早晨却依然会在“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国歌声中升起青天白日旗，上演“两个中国”在首尔闹区隔墙较劲的戏码。

有些人在接触过韩华社群之后，甚至会觉得“真正的中华民国”或许根本就已经不在台湾，而是在韩国——在冷战架构中形塑认同的韩国华侨，仿佛是中华民国的遗民一般，即使位于台湾的“中华民国”意涵早已质变，老一辈韩华却依然会紧抓着那些民国符码不放。这些韩华或许偶尔会对台湾人说“我也是台湾人”，但他的意思其实通常是“我也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对于中华民国的“台湾化”，也多半颇有微词。

随着老一辈华侨社群的凋零，这些效忠中华民国的“海外遗民”也在日渐消失。比如韩华近期的后代，就不如父执辈那般对中华民国抱有情感，尤其韩国社会的平均所得近年已经超过台湾，过去曾将中华民国护照视为前往台湾赚钱、通往“经济出路”的入场券的想法，也已经不复存在。有些韩华学生，甚至会因为自己持有的“无户籍中华民国护照”在某些国家无法免签、无法和韩国同学一起前往海外毕业旅行，而对自己的国族身份产生了怀疑。

循此，让海外华人和台湾渐行渐远的，除了两岸之间的均势消长、中国崛起造成的拉力之外，台湾内部的推力也正是关键因素。

此次肺炎疫情爆发之后，有些台湾人甚至认为，疫情难得凝聚了大多数台湾人的共识、强化了台湾人和“他者”之间的界线，因而此时正是进一步修宪放弃“中华民国在大陆的固有疆域”（尽管现行宪法对于“固有疆域”范围并无规范）、对“无户籍国民”进行改革的绝佳时机，可以让中华民国毋需再以“全球华人的母国”自居，从而成为“真正专属于台澎金马人民的国家”。

在特殊国际处境中催生出的“健保共同体”

这些从疫情衍生出的“划界”需求，除了重新拉出了“谁是中华民国国民”的讨论空间之外，也反映出公卫体系和国族认同的共构体制，如何在台湾凝结成了“健保共同体”这个概念。

“有没有健保卡”，有时与“有没有身分证”、“有没有中华民国护照”一样可以界定身份，甚至因为“中华民国”概念日渐暧昧模糊，健保卡的“区分”效果更为清晰。

就 Connie Wong 的案例本身而言，尽管当事人并没有“海外侨民占用台湾健保资源”的疑虑，然而台湾网民对于这件事情“本能式”的反弹，依旧显示出了国籍界线在牵涉到健保、医疗等议题时，究竟有多容易引起争议。

这除了是前述在经济层面担心“健保滥用焦虑”造成的结果之外，在台湾特殊的国际处境下，健保卡也意外成为“中华民国/台湾”界线的最佳具体象征。

首先，健保制度屡次成为让国民骄傲的“台湾之光”。自从欧巴马总统于二〇〇八年竞选时以“全民健保”作为其中一项竞选政见之后，是否要实施“单一保险人制度的全民健康保险”（Single-payer healthcare）的议题，便在美国成为政治人物彼此辩论攻防的重要议题，至今仍未有定论，而在这场辩论的过程中，台湾也不时会成为 美国媒体引用的案例 ，让健保制度因而成为台湾“被世界看见”的契机和“骄傲的来源”。

除了美国媒体之外，以提供全球各城市生活物价服务闻名的资料库网站“Numbeo”，也于2020年2月公布了医疗指数（Health Care Index）排行榜，评比各国的医疗品质，而台湾则以 86.71 分，第六度获得冠军。为跨国工作者提供各国生活资讯的“internatino.org”，也将台湾列为 “最受跨国工作者青睐的目的地” ，如果细看问卷填写者的理由，也总是能看到“优质价廉的医疗服务”这个说法。

其次，在日常生活中，健保卡对台湾人可说是几乎人手一张的证件，也因此带有“类身分证”的功能，不论搭乘国内线飞机、银行开户、办手机门号，都能派得上用场——“有没有健保卡”，有时与“有没有身分证”、“有没有中华民国护照”一样可以界定身份，甚至因为“中华民国”概念日渐暧昧模糊，健保卡的“区分”效果更为清晰。

比方说，自从台湾开放陆生来台之后，陆生能否纳入健保便一直是各方争议的议题之一。不少意见指出，由于台湾健保的内涵更接近“社会福利”、而非“保险制度”，因此的确有必要对投保资格或待遇进行差异化，以服务本国公民为主。这个议题经过多年争议，终于在蔡政府于在 2016 年上台之后才终于定案，允许陆生纳保，但政府不对保费进行补助，而其他外籍生或侨生也一并适用新的规定。其后却又遭到搁置，至今仍未被纳入健保范围之中。

但事实上，台湾拒绝陆生纳保的原因中，所谓的“陆生来台造成健保负担”的因素并不成立。健保署署长李伯璋表示，根据侨外生投保数据来看，即使陆生纳保，也不会造成健保财政负担，因为陆生属于年轻族群、且来台人数有限，健保医疗支出相对较低。对于台湾许多民众来说，不愿与身为“他人”的陆生共用自己的健保资源的动力，或许远大于“担心健保负担太大”的经济因素。

有趣的是，每当外国媒体、美国政治人物提及台湾的健保制度时，报导下方也都经常能看到台湾网民的自豪留言。就此而言，健保制度不只是台湾的“骄傲”、能让台湾被国际社会看见的东西而已，而已经几乎是“台湾认同”的一部分了，而健保卡除了具有身分证（identity card, ID Card）的功能之外，也意外地承载了台湾人的身分认同（a card of identity)，从而成为光荣的“健保共同体”的具象载体。

英国情侣风波、港台访问事件与“口罩外交”

台湾在此次疫情中相对沉稳的表现，也同样引起不少国际媒体的关注，在某个意义上，也延续了同为公卫制度的健保制度过去曾为台湾人带来的光荣感。就此而言，从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则新闻——〈冠状病毒：担心女儿在台湾接受检疫〉，以及其在台湾舆论引起的风波来看，尤其可见一班。

3月26日，BBC的网站刊载了一位母亲的心声，她指出自己在台湾遭强制隔离检疫的女儿，向她抱怨隔离所环境太差、伙食不佳，“像住在监狱里一般”。

消息一出，激愤的台湾人纷纷前往刊载该新闻的 BBC 英国中部地区（BBC Midlands）地方版的脸书粉丝页留言。不少人措辞强烈地要求 BBC 为这则新闻道歉。事后证明，该报导其实是当事人母亲的转述，并非本人向媒体进行投诉。风波扩大之后，台湾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澄清隔离环境和餐食并未亏待，当事人在得知报导引起风波之后，也传了简讯给防疫工作人员表达歉意，而 BBC 事后也补上了台湾政府的说法，并在不久之后完全将这则新闻撤下。

然而回看台湾网民当时在 BBC 脸书页面上激愤的留言——“你知道英国现在连食物都买不到吗？”、“不喜欢台湾，就滚回英国去吧，我相信英国的国民健保局（National Health Services, NHS）会好好照顾你的⋯⋯才怪”，这些留言的叙事大多都隐含着“明明台湾防疫措施做得比英国好，你怎么有资格抱怨台湾政府”这样的言下之意，反映出的也正是台湾人对此次政府亮眼表现的自豪与认同。

就在疫情持续稳固台湾的“光荣共同体”的同时，海峡另一端的香港电台，也公布了一段揪动台湾人心的访谈影片。

3月28日，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布鲁斯・艾尔沃德（ Bruce Aylward）在接受香港电台记者专访时，被问及世卫组织是否会考虑让台湾成为组织成员。没想到艾尔沃德先表示讯号不佳、听不清楚问题，却在记者准备重新发问时，又回应“我们可以进入下一个问题”，最后甚至干脆切断通话。记者后来再次拨通了电话、重新发问，而艾尔沃德则回应“我们已经谈论过中国各地区的状况了”，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及“台湾”。

这段受访片段曝光后，立刻在台港两地引起了关注，也引发外国媒体跟进报导。世卫组织事后则罕见地发布声明回应，指出“台湾能否加入世卫组织，是由世卫成员国、而非世卫组织的工作人员所决定的”，并强调台湾目前已有参与世卫组织的管道和机制，并未被排除在世界防疫体系之外。

对于在台湾境内的观众而言，艾尔沃德的专访片段，却也让中国的干预行为，在一个西方人的中介之下有了非常具体（且戏剧化）的形象和化身，而不再只是中国官方单方面数十年如一日、如读稿一般的乏味措辞，也不再只是“民进党政府刻意操作的空穴来风”。

病毒与“想像共同体”的共构

从这三起由国际新闻报导引起的风波来看，我们不难发现，疫情似乎的确推动了台湾共同体的进一步巩固。事实上，传染病、隔离、检疫这些公卫概念，其实原本就内蕴了非常强烈的“界线”概念，在实际操作层面上，也总是难以避免“划界”或强化既有的国界——中国政府会指控台湾“以疫谋独”，自然不是空穴来风。

由于疫情和民众的生活福祉息息相关，对于很多自认“对政治无感”的人而言，国族认同、他者界线这些问题，突然成为实际影响自身福祉和生命安全的切身课题，每天在自己的眼前真实上演。

就在台湾认同因为公卫体系而攀上高峰之际，蔡政府又透过“口罩外交”做出了一记追击。4月1日，蔡英文在总统府敞厅针对疫情发表谈话，表示“台湾在前个阶段已经组好了国家队，这个阶段要打国际杯，跟其他国家一同区域联防，全面抗疫”，并宣布“将捐赠1000万片口罩支援疫情严重国家的医疗人员”。

蔡总统发表谈话之后，欧盟各国也纷纷透过各种管道向台湾致谢。欧盟执委会（European Commission）主席范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甚至在推特上首次针对台湾发表声明，公开感谢台湾捐赠口罩的决定。口罩，俨然成为台湾争取外交筹码的利器。

这点也让人不禁联想起美国学者克雷格・艾迪生（Craig Addison）曾在2001年提出“矽盾”（Silicon Shield）理论。艾迪生认为，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在世界的高科技产业链中占有重要地位，让美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保护台湾，半导体产业就像台湾的“盾牌”一样。

但话说回来，半导体这种东西，终究还是带有“基础设施”的特性——虽然是维持生活运作不可或缺的基础物件，却经常藏在表象之下难以察觉，比如水电管线埋在地底下、和半导体有关的元件也藏在手机、电脑的机壳之下。

相较之下，口罩就很不一样。虽然口罩平常根本无关痛痒，但在疫情之中，却成为了人类是否能阻挡病毒的焦点，和病例数字一起变成最“可见”的奇观和符号之一，远比半导体更有话题、也更能让人留下印象。

再说，虽然艾迪生把半导体称为“矽盾”，但究其本质，这个概念的言下之意终究是“台湾虽然是某个重要材料的生产基地，却也是个脆弱、而需要外人保护的基地”，换言之，就是个“需要保护的对象”。但口罩和其他医疗用的 PPE（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个人防护装备，比如防护衣、手套）就与半导体产业不同。这些东西的本质就是在“保护”穿戴者，可以更直观地将台湾联系上“主动保护者”的形象，也让台湾从“被动的受害者”（Please help Taiwan），转变成了“主动的援助者”（Taiwan can help）。

若再退一步看，公共卫生与民族主义都是现代化社会工程的重要环节，这两者本就经常携手并进、交互作用。台大台湾文学研究所教授苏硕斌，在他的著作《看不见与看得见的台北》中提到：现代统计技术和户口制度、都市规划和公共卫生计划，都是台湾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进行现代化的核心计划。这些计划的共同目的，便是将原本一个个看不见、无法掌控的地方和居民，转变成“可防可控”、让统治者看得见、能够进行现代治理的空间和对象。

此外，人类在形容“他者”、“外来人口”的时候，本就经常使用带有公共卫生意涵的比喻，比如纳粹便曾经以“寄生虫”、“虱子”来比喻犹太人，而积弱不振的清帝国，则被西方人称为“东亚病夫”。

人类因为科学发展而现代化之后，公卫医疗体系在让疾病成为“可控”的同时，也同时在让疾病变得更加“可见”。然而，这些具象、切身的恐惧，不但没有减少我们将疾病归咎于外来他者的行为，反而还进一步让共同体的边界变得更加具体可见。

回看此次肺炎疫情，我们也不难看到各地以带有民族主义的情绪和措辞动员抗疫意志， 被禁足的义大利人，也在公寓阳台上唱起了国歌 。这类动员不论是民间自发、或是政府引导的，总归都能让共同体的想像变得更加稳固。毕竟，将病毒、疾病想像为“外敌”的作法，本就更容易让人们愿意搁置歧见，也更能让社群产生一致对抗外敌的团结感。

然而这种共同体想像的巩固、以及民族国家的复兴，却也意味着超国家体系的危机。为了阻绝病毒扩散入境，世界各国都相继实施了境管措施，就连欧洲申根区内原本已经名存实亡的“国界”，也都在疫情爆发之后因为重启边境检查而开始“重现”；当欧洲成员国正在对高达四千亿欧元的紧急应对资金进行讨论时，荷兰却考量“国内”情形表现出了迟疑的态度，也为欧盟的团结气氛蒙上了一层阴影。

此外，西方各国在出现医疗物资短缺的问题之后，也已经开始反省过往依赖全球生产链分工的制造模式，而这点，也正好和过去几年来因为贸易战而出现的“去全球化”势头汇流，极有可能对在冷战结束之后维持了三十年的“全球化”年代，以及建立在这个体系之上的经济发展进程带来关键性的冲击。

公卫体系与民族主义的共构，虽然让台湾共同体出现了进一步巩固的契机，但就更广阔的脉络来看，却可能也为全球化体系预示了某种典范移转的可能性。疫情当前的此刻，也正是各国需要携手抗疫的关键时刻，民族主义是否会对国际合作带来阻碍？甚至为世界局势的走向埋下隐患？将会是全世界都必须谨慎看待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