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以疫謀獨」嗎？疫情中茁壯的健保共同體

自疫情爆發以來，中國國台辦不只一次指責民進黨政府以疫情為由要求加入WHO、與AIT（美國在台協會）簽訂「台美防疫夥伴聯合聲明」是「以疫謀獨」、挾洋自重。而台灣總統蔡英文在3月19日發表的總統府敞廳談話中，則正面反擊，這種批評台灣「以疫謀獨」的說法，「只是以政治思考的狹隘心態，無助於當前疫情防治。」

台灣是否以疫謀獨？兩岸政府或許難有共識。但自疫情爆發以來，台灣共同體不斷地進一步凝聚、團結，進而出現更清晰的邊界輪廓，確是不爭的事實，也不是台灣政府可以完全掌控、「謀」之的單向道。

27日，正當美國的新冠肺炎案例數剛剛突破十萬例之際，北加州地區發行量最大的報紙《舊金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刊出了一則報導，標題為 〈「難民」從灣區逃往台灣，希望遠離冠狀病毒〉 。

這則報導採訪了兩位北加州的華裔居民，他們都在台灣「封關」前的最後一刻，成功地從美國飛抵台灣入境；其中一位當事人 Connie Wong，甚至還將自己年邁的雙親也一起帶到了台灣，目前棲身在台北的一處旅館。

「如果我雙親也感染肺炎了，就算送去舊金山的醫院急診，他們也分不到呼吸器，因為到時已經會是戰時狀態了。我們沒有足夠的護士、醫生，也沒有足夠的呼吸器。」她在接受採訪時如此說道。

Connie Wong 還指出，就她所知，當時正在逃離美國、前往台灣避難的人並不少見，但她的女兒最後選擇留在美國，因此她現在也在台灣搜羅口罩和消毒紙巾，準備將這些防疫物資送回美國。

這則報導被轉貼在台灣臉書粉絲團頁面之後，卻引起了部分台灣網民的不滿與騷動。有些人將這些「歸國華人」比擬為在肺炎疫情爆發之後出逃的武漢人，有些人則附和自己也有認識住在美國的親友都「逃了回來」，但更多的留言，則似乎是下意識地將這些從美國來台的個案，連結上了另一個經常挑動台灣輿論神經的議題——海外僑民是否濫用健保制度？

海外僑民「濫用」健保制度嗎？

台灣從1995年開始實施的全民健康保險制度，由於覆蓋率幾近百分之百、醫療紀錄系統建置完備，以及物美價廉的特性，近年來受到了許多外國媒體的注目。

台灣目前採行的健保制度，由中央健康保險署作為單一保險人，統一掌控醫療服務和藥物的價格，幾乎壟斷了醫療市場，因而與其說是「保險」，不如說更像是「社會福利」；根據《全民健康保險法》，只要是在台灣設有戶籍的國民，以及持有合法居留文件的外國居民，都擁有投保健保的資格。

在台灣，病患看診的自付額相當低廉（在普通診所看診，通常只需負擔掛號費約 50 至 150 元台幣），保費也並相當實惠（一個月最低約 750 元台幣），因此移居海外、或擁有雙重國籍的台灣人，通常都會保留台灣的戶籍和健保資格。

這社福色彩濃厚的制度，始於1995年3月1日。健保署署長李伯璋回顧，全民健保開辦之前，台灣相關健康保險的制度繁多，例如，勞保、公保、軍保、農保等，當時全國約有1240萬人加入勞保，占當時總人口的59％。但其餘41％的非就業人口，多屬於未成年人、65歲以上老人等族群，無經濟自主性、無法加保，且缺少適當醫療保障。

李伯璋說，這些弱勢群體本就是醫療上高風險、高需求者，卻又不易在民間保險市場中獲得適切的醫療照護，1986年，前行政院院長俞國華提出全民健保的規劃，整合現有醫療保險制度，試圖開辦全民健康保險，經過多年規劃，在1995年正式上路。

由於美國並沒有類似實施「單一保險人制度」的全民健康保險，即便有私人保險，醫療費也依然相當昂貴，因此保留台灣健保資格的這種現象，在移居美國的台灣僑民身上特別常見。坊間盛傳，從美國返台看病，甚至是固定回台健檢洗牙、順道探親的開銷，就算加上了機票費用，也依然只是在美國醫療費用的零頭而已。

長期下來，這些出於醫療目的而返台的美國僑民，就逐漸被冠上了「沒事美國人，有事台灣人」的負面形象。

回看《舊金山紀事報》的這個案例，這位帶著父母來台的華人由於來自美國、並未定居台灣，因此便被有些網民誤認成「健保寄生蟲」。然而實際上 Connie Wong 本人既沒有台灣的護照或居留證，也沒有健保資格，甚至在飛離美國之前，還自費買了一千美元的商業旅遊保險，應付可能在台灣會有的醫療支出。

健保署署長李伯璋也澄清，根據數據來看，近年來旅外國人、僑外生、新住民，除了「除籍退保、返國設籍加保」及「新住民」等族群，醫療耗用高於保費繳納之外，其餘人士的醫療支出均低於繳納保費。也就是說，台灣民眾對於「旅外國人都是健保寄生蟲」的指責，與實情並不相符。

有些網民也在貼文下方提出了澄清，指出報導裡的當事人其實只是擔心父母無法在美國獲得適當的照護——唯一的一個爭議點，似乎是當事人的父親曾經在台灣就讀軍校、擁有中華民國護照，只是長期定居美國，在台也早已沒有戶籍，是中華民國所謂的「無戶籍國民」。

身為「中華民國無戶籍國民」的海外華人與民國遺民

有些台灣網民在看了留言討論之後不禁疑惑：什麼是「無戶籍國民」？

的確，根據中華民國《出入國移民法》第三條，「中華民國國民」可以分為「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的國民，以及「在臺灣地區無戶籍」的國民。就連很多台灣人，都不知道「無戶籍國民」的存在。

由於中華民國的 《國籍法》 採用「屬人主義」，任何人只要在出生時父或母為中華民國國民，即能擁有「中華民國國籍」，再加上中華民國過往一直以「正統中國」的代表自居，因此過去在海外出生的華人，只要能夠出示僑居地華人組織開立的證明，通常便可以取得中華民國的護照。

同樣都是封面印有「青天白日」的墨綠色護照，為什麼會有兩種不同的待遇呢？箇中原因，或許便與中華民國的「台灣化」脫不了關係。

這類歷史悠久的華人組織，不論名稱是「同鄉會」、「會館」，甚或是「國民黨支部」，功能大抵都非常類似，不只為僑民提供與原鄉的連結管道，過去也可能是中華民國在海外的半官方代表。尤其中華民國在國際均勢上落後給中國大陸、於許多地方裁撤駐點之後，這類華人組織有些也會代辦領事業務，比如韓國的華僑協會、 大溪地的「國民黨支部」 ，都可以算作例子。

根據統計，目前持有中華民國護照，但在台灣無戶籍、無身分證號的「海外國民」，人數約有六萬多人，但有資格被認定為國民的僑民人數卻高達四千多萬，甚至比具有戶籍身份的中華民國國民人數（兩千三百多萬）還要多。放眼全世界，這種「海外僑民比本國國民還要多」的現象，或許可以算是絕無僅有的案例，某個意義上來說，也突顯出中華民國憲政架構套在台灣這個小島上的荒謬之處。

如果打開維基百科的「 中華民國公民簽證要求 」這個條目，讀者也會發現「免簽地圖」上用來標示「台灣護照免簽證國」的綠色色塊有兩種：深綠色是「須提供國民身分證編號」的免簽目的地（包括歐洲、北美和日本等地），而淺綠色則是「無須提供國民身分證編號」的免簽目的地（多半是拉丁美洲、東南亞地區），而上述的「無戶籍國民」，持有的便是「無國民身分證編號」的中華民國護照，他們能夠免簽前往的國家，比一般台灣人還要少。

然而同樣都是封面印有「青天白日」的墨綠色護照，為什麼會有兩種不同的待遇呢？箇中原因，或許便與中華民國的「台灣化」脫不了關係。

在過去，海外華僑在台灣只要有本地人擔保，便可登記戶籍、取得身分證。然而這種國籍認定的寬鬆狀態，卻在中華民國脫離「內戰框架」的過程中，開始出現了變化。

1991年，李登輝總統公告廢除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在法律上正式終結了國共之間長達四十三年的內戰關係，並於隔年進行憲政改革。在這個時代背景之下，台灣政府也一併修改了出入境管理規定，要求海外華僑來台前，必須先至台灣駐外領事館或代表處申請形同簽證的「入出國許可」，一次停留最多允許六個月，期滿之後也必須先離境，才能再次申請入境。

到了1999 年，台灣更進一步訂立了《入出國及移民法》，開始以「戶籍」為界，將中華民國國民區分為「無戶籍國民」與「有戶籍國民」。時至今日，這些海外國民如果在台灣沒有戶籍，便只能行使總統、副總統的投票權，但沒有立委及政黨票，在台的其他權利也有程度不一的限縮。

總的來說，台灣政府於一九九〇年代針對國籍所進行的一連串改革，都是在透過實務上的差別待遇，隱晦地將中華民國國民的概念，和「在台灣的居住事實」聯繫起來，從而逐步地將海外華人從「中華民國國民」的定義之中排擠出去。

到了2006年，台灣原本主管海外僑民業務的「僑務委員會」，也將組織的英文名稱從「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Council」（海外華人事務委員會）改為「Overseas Community Affairs Council」（海外社群事務委員會），除了在名義上降低華人色彩，實務上也把業務範圍逐漸從「服務華僑」過渡為「服務台僑」。

這些舉動，或多或少都在「效忠」中華民國的海外華人社群裡引起了一些怨言。

以韓國為例，由於地緣政治和冷戰架構，韓國直到1992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之前，承認的「中國」一直都是中華民國，而在韓國世代定居的老華僑（多半為山東籍），也一般都會擁有中華民國籍。由於韓戰過後的韓國社會和政治氣氛對華僑並不友善，因此韓國華僑普遍對中華民國都抱持強烈認同，因而遲遲不願入籍韓國，也多半都持有中華民國護照。

這種現象，即便是在韓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之後的頭幾年，似乎也都沒有太大的變化，甚至還曾造成一個弔詭而有趣的現象——位於首爾明洞的中國大使館，在被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便升起了五星旗，然而緊鄰大使館的「漢城華僑小學」，每天早晨卻依然會在「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的國歌聲中升起青天白日旗，上演「兩個中國」在首爾鬧區隔牆較勁的戲碼。

有些人在接觸過韓華社群之後，甚至會覺得「真正的中華民國」或許根本就已經不在台灣，而是在韓國——在冷戰架構中形塑認同的韓國華僑，彷彿是中華民國的遺民一般，即使位於台灣的「中華民國」意涵早已質變，老一輩韓華卻依然會緊抓著那些民國符碼不放。這些韓華或許偶爾會對台灣人說「我也是台灣人」，但他的意思其實通常是「我也是中華民國的國民」，對於中華民國的「台灣化」，也多半頗有微詞。

隨著老一輩華僑社群的凋零，這些效忠中華民國的「海外遺民」也在日漸消失。比如韓華近期的後代，就不如父執輩那般對中華民國抱有情感，尤其韓國社會的平均所得近年已經超過台灣，過去曾將中華民國護照視為前往台灣賺錢、通往「經濟出路」的入場券的想法，也已經不復存在。有些韓華學生，甚至會因為自己持有的「無戶籍中華民國護照」在某些國家無法免簽、無法和韓國同學一起前往海外畢業旅行，而對自己的國族身份產生了懷疑。

循此，讓海外華人和台灣漸行漸遠的，除了兩岸之間的均勢消長、中國崛起造成的拉力之外，台灣內部的推力也正是關鍵因素。

此次肺炎疫情爆發之後，有些台灣人甚至認為，疫情難得凝聚了大多數台灣人的共識、強化了台灣人和「他者」之間的界線，因而此時正是進一步修憲放棄「中華民國在大陸的固有疆域」（儘管現行憲法對於「固有疆域」範圍並無規範）、對「無戶籍國民」進行改革的絕佳時機，可以讓中華民國毋需再以「全球華人的母國」自居，從而成為「真正專屬於台澎金馬人民的國家」。

在特殊國際處境中催生出的「健保共同體」

這些從疫情衍生出的「劃界」需求，除了重新拉出了「誰是中華民國國民」的討論空間之外，也反映出公衛體系和國族認同的共構體制，如何在台灣凝結成了「健保共同體」這個概念。

「有沒有健保卡」，有時與「有沒有身分證」、「有沒有中華民國護照」一樣可以界定身份，甚至因為「中華民國」概念日漸曖昧模糊，健保卡的「區分」效果更為清晰。

就 Connie Wong 的案例本身而言，儘管當事人並沒有「海外僑民佔用台灣健保資源」的疑慮，然而台灣網民對於這件事情「本能式」的反彈，依舊顯示出了國籍界線在牽涉到健保、醫療等議題時，究竟有多容易引起爭議。

這除了是前述在經濟層面擔心「健保濫用焦慮」造成的結果之外，在台灣特殊的國際處境下，健保卡也意外成為「中華民國/台灣」界線的最佳具體象徵。

首先，健保制度屢次成為讓國民驕傲的「台灣之光」。自從歐巴馬總統於二〇〇八年競選時以「全民健保」作為其中一項競選政見之後，是否要實施「單一保險人制度的全民健康保險」（Single-payer healthcare）的議題，便在美國成為政治人物彼此辯論攻防的重要議題，至今仍未有定論，而在這場辯論的過程中，台灣也不時會成為 美國媒體引用的案例 ，讓健保制度因而成為台灣「被世界看見」的契機和「驕傲的來源」。

除了美國媒體之外，以提供全球各城市生活物價服務聞名的資料庫網站「Numbeo」，也於2020年2月公布了醫療指數（Health Care Index）排行榜，評比各國的醫療品質，而台灣則以 86.71 分，第六度獲得冠軍。為跨國工作者提供各國生活資訊的「internatino.org」，也將台灣列為 「最受跨國工作者青睞的目的地」 ，如果細看問卷填寫者的理由，也總是能看到「優質價廉的醫療服務」這個說法。

其次，在日常生活中，健保卡對台灣人可說是幾乎人手一張的證件，也因此帶有「類身分證」的功能，不論搭乘國內線飛機、銀行開戶、辦手機門號，都能派得上用場——「有沒有健保卡」，有時與「有沒有身分證」、「有沒有中華民國護照」一樣可以界定身份，甚至因為「中華民國」概念日漸曖昧模糊，健保卡的「區分」效果更為清晰。

比方說，自從台灣開放陸生來台之後，陸生能否納入健保便一直是各方爭議的議題之一。不少意見指出，由於台灣健保的內涵更接近「社會福利」、而非「保險制度」，因此的確有必要對投保資格或待遇進行差異化，以服務本國公民為主。這個議題經過多年爭議，終於在蔡政府於在 2016 年上台之後才終於定案，允許陸生納保，但政府不對保費進行補助，而其他外籍生或僑生也一併適用新的規定。其後卻又遭到擱置，至今仍未被納入健保範圍之中。

但事實上，台灣拒絕陸生納保的原因中，所謂的「陸生來台造成健保負擔」的因素並不成立。健保署署長李伯璋表示，根據僑外生投保數據來看，即使陸生納保，也不會造成健保財政負擔，因為陸生屬於年輕族群、且來台人數有限，健保醫療支出相對較低。對於台灣許多民眾來說，不願與身為「他人」的陸生共用自己的健保資源的動力，或許遠大於「擔心健保負擔太大」的經濟因素。

有趣的是，每當外國媒體、美國政治人物提及台灣的健保制度時，報導下方也都經常能看到台灣網民的自豪留言。就此而言，健保制度不只是台灣的「驕傲」、能讓台灣被國際社會看見的東西而已，而已經幾乎是「台灣認同」的一部分了，而健保卡除了具有身分證（identity card, ID Card）的功能之外，也意外地承載了台灣人的身分認同（a card of identity)，從而成為光榮的「健保共同體」的具象載體。

英國情侶風波、港台訪問事件與「口罩外交」

台灣在此次疫情中相對沈穩的表現，也同樣引起不少國際媒體的關注，在某個意義上，也延續了同為公衛制度的健保制度過去曾為台灣人帶來的光榮感。就此而言，從英國廣播公司（BBC）的一則新聞——〈冠狀病毒：擔心女兒在台灣接受檢疫〉，以及其在台灣輿論引起的風波來看，尤其可見一班。

3月26日，BBC的網站刊載了一位母親的心聲，她指出自己在台灣遭強制隔離檢疫的女兒，向她抱怨隔離所環境太差、伙食不佳，「像住在監獄裡一般」。

消息一出，激憤的台灣人紛紛前往刊載該新聞的 BBC 英國中部地區（BBC Midlands）地方版的臉書粉絲頁留言。不少人措辭強烈地要求 BBC 為這則新聞道歉。事後證明，該報導其實是當事人母親的轉述，並非本人向媒體進行投訴。風波擴大之後，台灣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澄清隔離環境和餐食並未虧待，當事人在得知報導引起風波之後，也傳了簡訊給防疫工作人員表達歉意，而 BBC 事後也補上了台灣政府的說法，並在不久之後完全將這則新聞撤下。

然而回看台灣網民當時在 BBC 臉書頁面上激憤的留言——「你知道英國現在連食物都買不到嗎？」、「不喜歡台灣，就滾回英國去吧，我相信英國的國民健保局（National Health Services, NHS）會好好照顧你的⋯⋯才怪」，這些留言的敘事大多都隱含著「明明台灣防疫措施做得比英國好，你怎麼有資格抱怨台灣政府」這樣的言下之意，反映出的也正是台灣人對此次政府亮眼表現的自豪與認同。

就在疫情持續穩固台灣的「光榮共同體」的同時，海峽另一端的香港電台，也公佈了一段揪動台灣人心的訪談影片。

3月28日，世界衛生組織助理總幹事布魯斯・艾爾沃德（ Bruce Aylward）在接受香港電台記者專訪時，被問及世衛組織是否會考慮讓台灣成為組織成員。沒想到艾爾沃德先表示訊號不佳、聽不清楚問題，卻在記者準備重新發問時，又回應「我們可以進入下一個問題」，最後甚至乾脆切斷通話。記者後來再次撥通了電話、重新發問，而艾爾沃德則回應「我們已經談論過中國各地區的狀況了」，從頭到尾都沒有提及「台灣」。

這段受訪片段曝光後，立刻在台港兩地引起了關注，也引發外國媒體跟進報導。世衛組織事後則罕見地發佈聲明回應，指出「台灣能否加入世衛組織，是由世衛成員國、而非世衛組織的工作人員所決定的」，並強調台灣目前已有參與世衛組織的管道和機制，並未被排除在世界防疫體系之外。

對於在台灣境內的觀眾而言，艾爾沃德的專訪片段，卻也讓中國的干預行為，在一個西方人的中介之下有了非常具體（且戲劇化）的形象和化身，而不再只是中國官方單方面數十年如一日、如讀稿一般的乏味措辭，也不再只是「民進黨政府刻意操作的空穴來風」。

病毒與「想像共同體」的共構

從這三起由國際新聞報導引起的風波來看，我們不難發現，疫情似乎的確推動了台灣共同體的進一步鞏固。事實上，傳染病、隔離、檢疫這些公衛概念，其實原本就內蘊了非常強烈的「界線」概念，在實際操作層面上，也總是難以避免「劃界」或強化既有的國界——中國政府會指控台灣「以疫謀獨」，自然不是空穴來風。

由於疫情和民眾的生活福祉息息相關，對於很多自認「對政治無感」的人而言，國族認同、他者界線這些問題，突然成為實際影響自身福祉和生命安全的切身課題，每天在自己的眼前真實上演。

就在台灣認同因為公衛體系而攀上高峰之際，蔡政府又透過「口罩外交」做出了一記追擊。4月1日，蔡英文在總統府敞廳針對疫情發表談話，表示「台灣在前個階段已經組好了國家隊，這個階段要打國際盃，跟其他國家一同區域聯防，全面抗疫」，並宣布「將捐贈1000萬片口罩支援疫情嚴重國家的醫療人員」。

蔡總統發表談話之後，歐盟各國也紛紛透過各種管道向台灣致謝。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主席范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甚至在推特上首次針對台灣發表聲明，公開感謝台灣捐贈口罩的決定。口罩，儼然成為台灣爭取外交籌碼的利器。

這點也讓人不禁聯想起美國學者克雷格・艾迪生（Craig Addison）曾在2001年提出「矽盾」（Silicon Shield）理論。艾迪生認為，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在世界的高科技產業鏈中佔有重要地位，讓美國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保護台灣，半導體產業就像台灣的「盾牌」一樣。

但話說回來，半導體這種東西，終究還是帶有「基礎設施」的特性——雖然是維持生活運作不可或缺的基礎物件，卻經常藏在表象之下難以察覺，比如水電管線埋在地底下、和半導體有關的元件也藏在手機、電腦的機殼之下。

相較之下，口罩就很不一樣。雖然口罩平常根本無關痛癢，但在疫情之中，卻成為了人類是否能阻擋病毒的焦點，和病例數字一起變成最「可見」的奇觀和符號之一，遠比半導體更有話題、也更能讓人留下印象。

再說，雖然艾迪生把半導體稱為「矽盾」，但究其本質，這個概念的言下之意終究是「台灣雖然是某個重要材料的生產基地，卻也是個脆弱、而需要外人保護的基地」，換言之，就是個「需要保護的對象」。但口罩和其他醫療用的 PPE（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個人防護裝備，比如防護衣、手套）就與半導體產業不同。這些東西的本質就是在「保護」穿戴者，可以更直觀地將台灣聯繫上「主動保護者」的形象，也讓台灣從「被動的受害者」（Please help Taiwan），轉變成了「主動的援助者」（Taiwan can help）。

若再退一步看，公共衛生與民族主義都是現代化社會工程的重要環節，這兩者本就經常攜手並進、交互作用。台大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蘇碩斌，在他的著作《看不見與看得見的台北》中提到：現代統計技術和戶口制度、都市規劃和公共衛生計畫，都是台灣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進行現代化的核心計畫。這些計畫的共同目的，便是將原本一個個看不見、無法掌控的地方和居民，轉變成「可防可控」、讓統治者看得見、能夠進行現代治理的空間和對象。

此外，人類在形容「他者」、「外來人口」的時候，本就經常使用帶有公共衛生意涵的比喻，比如納粹便曾經以「寄生蟲」、「蝨子」來比喻猶太人，而積弱不振的清帝國，則被西方人稱為「東亞病夫」。

人類因為科學發展而現代化之後，公衛醫療體系在讓疾病成為「可控」的同時，也同時在讓疾病變得更加「可見」。然而，這些具象、切身的恐懼，不但沒有減少我們將疾病歸咎於外來他者的行為，反而還進一步讓共同體的邊界變得更加具體可見。

回看此次肺炎疫情，我們也不難看到各地以帶有民族主義的情緒和措辭動員抗疫意志， 被禁足的義大利人，也在公寓陽台上唱起了國歌 。這類動員不論是民間自發、或是政府引導的，總歸都能讓共同體的想像變得更加穩固。畢竟，將病毒、疾病想像為「外敵」的作法，本就更容易讓人們願意擱置歧見，也更能讓社群產生一致對抗外敵的團結感。

然而這種共同體想像的鞏固、以及民族國家的復興，卻也意味著超國家體系的危機。為了阻絕病毒擴散入境，世界各國都相繼實施了境管措施，就連歐洲申根區內原本已經名存實亡的「國界」，也都在疫情爆發之後因為重啟邊境檢查而開始「重現」；當歐洲成員國正在對高達四千億歐元的緊急應對資金進行討論時，荷蘭卻考量「國內」情形表現出了遲疑的態度，也為歐盟的團結氣氛蒙上了一層陰影。

此外，西方各國在出現醫療物資短缺的問題之後，也已經開始反省過往依賴全球生產鏈分工的製造模式，而這點，也正好和過去幾年來因為貿易戰而出現的「去全球化」勢頭匯流，極有可能對在冷戰結束之後維持了三十年的「全球化」年代，以及建立在這個體系之上的經濟發展進程帶來關鍵性的衝擊。

公衛體系與民族主義的共構，雖然讓台灣共同體出現了進一步鞏固的契機，但就更廣闊的脈絡來看，卻可能也為全球化體系預示了某種典範移轉的可能性。疫情當前的此刻，也正是各國需要攜手抗疫的關鍵時刻，民族主義是否會對國際合作帶來阻礙？甚至為世界局勢的走向埋下隱患？將會是全世界都必須謹慎看待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