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官员口述：讲得久了，连自己都相信扶贫太重要了

编者按：2015年10月，习近平在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发言：中国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就要在未来五年间使7000万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一场被写入“十三五”（指中国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列出2016-2020年政府工作重点）的“脱贫攻坚战”随后席卷全国，2016年至2019年，中国累计发放3800多亿（人民币，下同）专项扶贫资金，除了各级政府、事业单位被要求派干部下乡扶贫，为数众多的民营企业亦被动员起来出人出力。与此前多年的模式相比，这场扶贫运动被要求做到“精准”，“脱真贫，真脱贫”。

这场消除贫困的运动赢得国际社会大量关注。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曾表示：“过去10年，中国是为全球减贫作出最大贡献的国家。”《纽约时报》则报导，一些学者担忧习近平的计划更像是制造头条而非为贫困群体带来持续改变。还有声音认为，脱离中国设定的贫困线不代表真正脱贫。中国的贫困线从1985年的人均年纯收入200元增至2015年的2855元，涨幅14倍；但与此同时，GDP增长95倍，生活成本更是日益趋高。此外，扶贫过程也不时曝出丑闻。2016年和2017年，审计署抽查700多亿扶贫资金去向，发现约1/10的金额出现贪污、挪用、数据造假等问题。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测算，截至2018年底，中国只剩1660万人尚未脱贫，距离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只剩下最后一步。这场脱贫运动真的有效么？中国式脱贫具体是如何操作的？参与其中的一线官员怎么说？端传媒连续两日推出专题报导，解析中国脱贫战的理想与现实。本文是专题的第三篇，邀请一线扶贫干部分享工作内容和心声。第一篇《12.8万个贫困村被要求限期脱贫，一个村庄决定试试养鸡》，以中国西南的一个村庄为样本，记录贫困户、脱贫官员等不同角色在一场荒诞脱贫战中的故事。第二篇评论《中国特色的精准扶贫做了什么？会如何改变中国社会？》，则梳理了这场脱贫运动会如何改变中国社会。

张国清，曾任中国东部某县县委副书记，主持脱贫工作

你浮在上面怎么能发挥作用呢？

我曾于2016年年初至年末主持过县里的脱贫攻坚工作。我所在的县是省级贫困县，一个传统农业县，没有什么工业，缺水易旱，交通也不发达，人口教育水平不高，劳动积极性也不高。

脱贫任务2015年下半年就下达到县里了。习大（编注：习近平）提出2020年要全面小康，有那么多贫困户肯定说不过去。以前是“大水漫灌式”扶贫，省里在资金分配和项目安排上向贫困地区倾斜，只到县，没有精确到贫困村和户上。现在开始搞“精准扶贫”，就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源。我们开始从机关、部分事业单位，包括医院、小学，选调扶贫干部下乡，包村包户，责任到人。选调的干部，从县级到科级，各个级别都有，原则上要是党员。

女性扶贫干部可能只有十分之一吧。因为要住在村里，一方面女同志下去生活不方便，另一方面不安全。女同志胆子小、害怕，而且一般家里有孩子要照料、家务要做。组织上一般在动员、安排人的时候优先考虑男同志。

下乡扶贫的干部，要么是年纪比较大的、在原单位工作任务不是太重的，要么是年轻的、作为组织上的重点培养对象被送去基层锻炼，等将来可以提拔使用。有的人不愿意去，怕基层工作辛苦。但扶贫是政治任务，组织定下来就要服从安排。

我认识一个副县级干部，被选调去村里担任第一书记，他不愿意。他所在单位的一把手找他谈话，他找各种理由：孩子小、走不了、老人有病要照顾，他后来被通报批评，仕途都受影响。

我跟他讲过话，我觉得这个人不笨，但比较浮，不踏实，爱耍小聪明。你拈轻怕重，跟组织上面谈条件、要价钱。你是个党员却不服从组织安排。这个人还能用吗？不能用了啊。

不愿意下乡的干部只是极少数，不过大家对下乡都有不同看法。有的人觉得有必要，因为一方面能了解基层情况，是一种锻炼；另一方面，作为机关干部，各方面信息来源比较广，政治人脉也比较丰富，可以利用这些资源为村里做点事。也有人觉得没必要，认为扶贫致富主要是群众的事情，要靠自己劳动，机关干部下去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但没有人辩论，更没有人吵架，也不会有人跳出来公开反对，认为有必要下去的还是主流。

要是能发展早都发展起来了，就不会是贫困村了。

下乡的干部住在“村部”——就是每村都有的、一个相当于办公室的党群服务中心，标准不低于三百平方米，要有党群教育活动室、阅览室、办事大厅等。过去盖的时候没有给下乡干部盖宿舍，干部就在那里面找间房子、摆张床。条件艰苦一点，自来水、热水、吃、住，条件肯定差一点，没有城里舒服。但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基本满足生活需要。

我支持下乡。一这是组织上面要求的，二你只有天天住在村里面，与最基层的贫困户打成一片，才能掌握真实情况。你浮在上面怎么能发挥作用呢？

“讲得久了，连自己都相信扶贫太重要了”

2016年扶贫工作才刚开始，那一年扶贫最重要的还是精准识别。大家都争著想当贫困户。有的老人在家里生病了，丧失劳动能力了，但其实他们子女过得很好。于是父母亲和子女分户分家，父母亲就能评上贫困户、享受国家扶贫政策。对待这种情况，我们就要求左邻右舍去签字认可这个人是贫困户，至少要四户人家。结果还要公示，看有没有群众举报反映，然后再去你家里看有没有弄虚作假。

最后我们从两百多个村子中确认了70多个贫困村，将近一百万农村人口中确认了3万多户贫困户，共10多万人。我们给他们建档案卡，说明家庭情况、收入情况和贫困原因。

识别贫困户的标准是什么？年收入低于三千元、丧失劳动能力、家里没有安全住房、生大病等等，符合一项就是贫困户。比如一个村分到了十个贫困户指标，那村民组就来开会让大家评议，说出你认为最穷的人家，综合条件最差的后十名就是贫困户。

讲得久了，连自己都相信自己了，相信扶贫太重要了，意义太深远，责任太重大了。

那一年的脱贫任务是完成三分之一的贫困人口脱贫。扶贫措施包括教育、金融、医疗、就业扶贫。教育扶贫是给贫困户家庭的学生减免学费、提供资助：幼儿园就读幼儿每人每年800元，小学寄宿生每学年1000元，初中寄宿生每学年1250元。义务教育阶段非寄宿生每人每年500元。高中生每人3600元，本科生每人4000元，研究生每人6000元。针对职业教育有“雨露计划”教育资助，学生可以自己在网站上申请。

金融扶贫的话，我们与当地的乡镇银行合作。银行可提供一年五万元的免担保、免抵押贷款给贫困户发展自己的产业，如果还不上还可以延期。这样的话，有一技之长、想做生意，但苦于没有启动资金的贫困户就可以通过贷款发展自己的产业。我去过一对三十多岁的夫妻家里，丈夫出过车祸不能干重体力活，就和妻子贷款做豆芽。我们找人帮他们培训，开了淘宝店对外销售，年收入能有六、七万。也有人以贫困户的身份贷款了以后，直接把钱入股当地的养殖大户拿分红。这种方法效果一般，有的经营得不好，就分少一点。

医疗扶贫就是提高医疗费报销比例。有不少贫困都是疾病造成的，我们扶贫实行了“大病三五一，慢性病一八零”政策。目前有三十种大病被纳入了大病救治项目，只要贫困户患上其中的一种，在县范围的医院内就诊，一年之内只需要支付三千元；在市里的医院看病，最多只要掏五千元；在省里看病最多掏一万元。慢性病系统内则有四十多种慢性病，贫困户患上其中的一种，年医疗费国家会报销80%。

我们也和当地企业合作，搞就业扶贫。由扶贫干部去牵头、协调，企业有工作岗位的话，就优先安排贫困户就业。一般都是生产线上的操作工，比较简单的一些劳动。这个不是强制性的。企业不缺人的话肯定不会招人，但如果他们招人，就优先用贫困户。

我们地方政府管不到国有企业，所以只能从民营企业下手：鼓励他们出钱出物。开大会、发文件、告诉他们一旦参与扶贫政府就会给予税收优惠。有些企业过年过节会去贫困户家里慰问，送米送油，送衣送被。这是一种变相宣传、做广告，能扩大企业知名度，但有的企业主就是做慈善，无偿提供帮助，不求回报。

我们有一个组织叫“工商业联合会”，民营企业是会员，他们去组织这些活动。比如我们有个项目叫 “千企帮千村”，扶贫干部牵线搭桥让一些农产品加工企业与贫困村对接，在贫困村建立生产基地。这种叫“订单农业”，双方订立契约，保证收购价格不低于市场价，保证生产出来的农产品不愁地方卖。过程中，积极性高的企业会被评为会长级单位、副会长级单位，企业主可以被推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些企业主就想凭此提高知名度，扩大自己的社交圈和信息渠道。

还有“产业扶贫”，根据当地的资源状况发展相应的产业。比如有水库的地方就发展养殖业，有山场、林场就发展苗木产业，区位和自然环境比较好的地方就发展旅游产业。

我县里70多个贫困村，几乎村村都搞光伏发电产业。生产光伏发电板的企业去贫困户家安装设备，钱都来自国家的项目专项资金，一个村一年能分4、5万。村里有属于村集体的发电设备，60万一部；贫困户家里也有属于贫困户自己的设备，20万一部。贫困户自己来维护设备，没什么技术含量，就不要让它受家禽、人为的破坏，有故障损害的话及时更换。但不是每个贫困户都能建光伏发电站，一是看你家里有没有地方，二是国家项目资金没那么多，要优先给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发一度电，上了国家电网，一度电收入3毛多。村集体的60千瓦发电设备，年收入能有大几万，但这算作村的收入，不分配到个人；贫困户家里的设备，年收入大概2、3万。

我们也在搞“一村一品”（一个村发展一个市场潜力大、区域特色明显、附加值高的主导产品或产业），但这个没有一年两年根本做不起来，有的村根本没有什么资源。要是能发展早都发展起来了，就不会是贫困村了。短时间内发展培养起来一个产业，这怎么可能呢？不切实际。可是上面的任务压著，干部压力很大，有的村就干脆选择作假。

有个县搞了很大的表格挂在墙上，写著贫困户叫什么、包保的责任人是谁、贫困原因是什么、哪一年要实现脱贫。这叫责任表格化、上墙，叫挂图作战，像部队一样。

有一次我被一个贫困村的干部带去看一个水塘，他和我说他们村发展渔业养殖。那个水塘也没多大，我一看就明白：光靠那个小水塘就能有产业啦？就能有收入啦？他表情也一直躲躲闪闪，讲话底气不硬，有点遮遮掩掩的。我没训他，就和他说慢慢来，当著那么多人的面让人家下不了台干什么呢？之后我也没找他聊，我知道他已经感觉到了。

都是摸索在做，没有现成的模式。有的村拿了“一村一品”二三十万的项目资金，但拿了钱花不掉，因为实在没什么产业可做。县里曾经有个村拿了二十万元，必须要用掉，最后没办法，就拿钱去盖蔬菜大棚，租给种植大户用，一年租金两万块钱。但这种情况下，一旦大棚遇到自然灾害损毁了的话，那二十万就回不来了。

“这叫责任表格化，挂图作战，像部队一样”

我2016年一年，基本上一个月去三、四次农村。去农村第一件事就是去找村干部、镇干部了解情况，然后去贫困户家里看看、聊聊天，了解干部在脱贫工作中是怎么帮助他们的、他们对政策还有什么意见建议。

老百姓对国家的扶贫政策好像都比较欢迎，没什么意见。干部反映，他们每个月还必须要去四次所负责的贫困户家，去的时候和贫困户照相留作资料，他们觉得这些东西比较烦。各种各样繁琐的报表搞得基层苦不堪言，脱贫手册上要记载哪一月哪一日到贫困户家做了什么、贫困户家的基本情况和贫困原因等等。我听了以后就向上反映，然后一级一级传达。中央后来出台文件，说文书工作要精简，杜绝形式主义，不要搞“表格脱贫”、“数字脱贫”。

贫困户家里一般都家徒四壁，空空荡荡。我去过一家，丈夫是健全人，妻子是弱智。他们二、三十岁的儿子也是弱智，会当著人面大小便，看到人傻笑。有两个弱智在家里，丈夫也没办法出去打工，所以陷于贫穷。我觉得很可怜。这样的家庭只能“兜底扶贫”，把他们纳入民政部门，做低保户领低保，一个人一个月三、四百元。

对所有这些扶不起来的，不论是丧失劳动能力的还是好吃懒做不干活的，我们都给予“两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

被选调下乡的干部无论脱贫工作做得多么优秀也不能离开，要一直留到2020年底。

贫困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客观原因就是自然条件恶劣、交通闭塞、资源匮乏、丧失劳动能力、家庭遇到突发变故。主观原因一是好吃懒做怕吃苦、不愿意劳动，二是缺乏技术、缺乏知识。客观原因造成的贫困值得同情，主观原因造成的谁同情你啊？国家的政策也不是所有人都脱贫，政策允许有2%以内的贫困人口存在。有些扶不起来好吃懒做的、喝酒赌钱、不务正业的，国家也不能养懒汉啊，不然这不又是一种不公平吗？

2016年扶贫工作刚起步，我当时经常开会，搞动员工作。语言都是那套官话：充分认识精准扶贫的重大意义、提高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一般不都是这样讲嘛。讲得久了，连自己都相信自己了，相信扶贫太重要了，意义太深远，责任太重大了。动员不都是这样的吗？你自己都不相信，还让别人相信，能有什么效果？

大家的情绪高涨吗？这些问题不重要，我哪知道他高不高涨，底下该记的记、该听的听。

我一般先讲工作的意义，然后布置任务、讲具体怎么干，接著讲怎么组织——一般就这三方面。“精心实施、采取有力措施、确保取得实效……”不就这些官话套话吗？最后再讲几句鼓励的话，把大家的士气调动起来：“增强信心、各方面力量组织起来，一定能够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任务，不辜负什么什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不懈努力……”鼓掌。“谢谢大家，我就讲这么多。”

这些套话好不好？这有什么不太好的？无论你做什么工作，在哪个行当，要把一个事情干成你都要围绕这些方面来讲，只不过有时候表述的语言不一样而已。

那年我们也组织去别的地方学习考察脱贫经验。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有个县搞了一个很大的表格挂在墙上，写著这个贫困户姓什么叫什么、包保的责任人是谁、贫困原因是什么、哪一年要实现脱贫。这叫责任表格化、上墙，叫挂图作战，像部队一样。但回来后我们没效仿，我觉得那个在搞形式主义，是搞给人家看的。但我们的确学到了包保的办法，把责任包到个人的身上，一个干部平均包四、五户。

最后的扶贫成果会由省一级第三方考评组来组织验收。省里组织一些高校的大学生，对大学生进行培训，然后到县里来，通过一定的程序评定脱贫成效。程序包括随机按照一定的比例抽取样本，深入到贫困户家里，一项项对照脱贫的任务来考核：年纯收入、发展什么产业、“两不愁三保障”是不是落实到位等等。

我讲过一句话，真正的贫困都在那些偏远地区，我们这种地方的脱贫任务肯定能实现，只要做两件事就行了：一是做好社会兜底工作，对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扶不起来的，国家兜底保障；二是基础设施搞好，那些贫困户贫困村所在的地方，没有路修路，没有水通水，没有电通电。我们这个地方，真正的贫困户其实很少的，那为什么还有70多个个贫困村呢？因为那是过去定的标准，大家都不愿意摘掉贫困村的帽子，想继续享受国家的政策待遇。

2018年底，这70多个贫困村已经全部脱帽。但脱帽不脱政策，2020年到来后，贫困户享受的政策还仍然要继续。被选调下乡的干部无论脱贫工作做得多么优秀也不能离开，要一直留到2020年底。

一句话评价我们县的扶贫工作？投入了不少，群众得到了不少实惠，成效也比较明显。扶贫怎么能没有效呢？肯定有效的，该用的方法都用了，能想到的办法都想到了，还能有什么呢？

顾曼，东部某城市卫生部门科员，参与健康扶贫

我所在的部门是负责健康扶贫的单位，我自己负责农村大病救治项目。健康扶贫指的是，纳入全国扶贫系统里的贫困人口中，所有患大病和慢性病的、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的人，卫生和健康部门都要对这些人进行帮扶。

他们去医院看病不需要交押金，以前住院要交500元门槛费。现在你只要把身份证带著，医院的系统就会自动显示出来你是贫困人口，然后就可以免去押金。出院的时候，系统自动给你的账单加上贫困人口政策，很快结账，都是一站式结算系统。

但蛋糕就这么大，贫困户切去了这么多，他们就把别人的医保资金用掉了。

扶贫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但蛋糕就这么大，比如我们市今年医保资金就是100个亿，贫困户切去了这么多蛋糕，他们就把别人的医保资金用掉了。有的地方实在被贫困户搞狠了，就让他们从最基本的药用起，按最低的标准，只保证基本的医疗需求。比如阑尾炎就按照七天出院标准。

有的人生病，想去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特别是癌症患者。但是你去外地大医院看的话，价格就贵，可是报销还是要回来本市报，用的还是本地医保的钱。所以我们就严格转诊制度，你去外地看病可以，但是报销标准给你降低。比如有人得了肺癌，就规定你如果去外地看病的话只能报两万，在本地看的话就按照扶贫政策给你报。

有的民营医院也想抢这一块贫困人口的饼。我们市一共有十多家大病政策点，只有一家私立医院，其他都是公立。现在我们市的医保资金还没崩盘，还在运转。所以国家现在在搞顶层设计，在搞全国统筹医保，把所有省的蛋糕都放在一起，盘子越大，抗风险能力越强。但现在连基本养老保险国家都还没统筹呢，统筹起来矛盾很大，牵涉到各方面的利益。

国家是在2016年底宣布健康脱贫政策的。我们省正式实施是2017年初，我2017年夏天参加了省里组织的培训活动，去一个国家贫困县考察，是由省委书记亲自负责的贫困县。那个县的乡镇卫生院，干净规范，设备也好，连CT扫描机都有。那些贫困户的资料摆了一桌子，一摞子一摞子摆得整整齐齐的，分门别类，搞得一目了然。可能是因为他们要经常接待从省里、从中央来的团。

我的工作就是要把省里面的政策传达到下面去，把省里下达的文件改写成市里的文件。政策是一层一层下来的嘛。我把文件通过QQ群发到各个县市区卫健委和医疗机构，然后去县、乡镇的单位，问他们工作做得怎么样，我也去贫困户家里家访，问他们实际情况，查看他们的手册。如果有不足之处，我们就要下问题清单让他们限时整改。

我去县城乡镇的频率大概一年五六次吧，脱贫工作大概占我总工作量的30%。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每一个领导都要负责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叫做“包保点”。我的领导是单位副主任，他负责的是一个县级市，我要经常陪他去当地医院、贫困村的卫生院、卫生室，还有贫困户家里，问一问他们生病了报销了多少等等。如果贫困户行动不方便的话，你还要询问他们有没有享受医生送药上门的政策。

扶贫部门一看，一他不是共产党员，二他是村医，不是正式在编制内的医生，就没登报。

健康脱贫有一环就叫做“政策上墙”：每个地方都印刷大量关于贫困人口健康脱贫政策解读的宣传资料，每个家庭都要把它贴上墙；每个农村家庭医生上门以后都要在墙上的家庭医生签约手册签上日期。因为过去有的村医没有按时履约，没有完成一个月上门一次的约定；有的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也比较低，可能家庭医生上门问诊了之后他们自己都不记得。

家庭医生服务有不同的套餐：初级包是最基本的套餐，包括量血压、测血糖、尿常规，这些常规检查，一年就几十块，还有中级包和高级包。如果本身疾病比较严重的话，医生可能会要求村民签高级包，一年也就一百大几十块钱，国家有资金补贴的。如果你是贫困人口的话，这些套餐就都不用交钱。

村医上门问诊都要有记录。以前是写文字资料，写完后还要再输入电脑。很多村医年龄大了，工作多，又要上门，又要写报告，又要录入系统，有时候忙不过来，村医力量也薄弱。现在有一个双卡制，下载一个APP系统后，村医每到一个家庭，就把血压等检查信息记录到这一户的APP档案系统里。现在国家好像还发了一种特制的机器，一个类似于平板电脑的设备，来给村医输入信息。

我遇到的贫困户都说这个政策太好了，以前遇到这个病就在家里等死了，感谢党，感谢政府。

总的来说，村医的工作量增加了，但工资没有变。村医都很累，内部也面临著老化问题，因为那些有职业医生执照的、年轻的医生都到城里去了。去年10月份，我们市下面一个县里有个村医，五十多岁，出车祸死了。那天早上他准备将村里的贫困户带到县城医院体检，约好在村里某个人家里集合，结果他在去的路上被车子撞死了。最后也没有受到表彰、没有被媒体报道。因为要上媒体的话，必须要通过扶贫部门。扶贫部门一看，一他不是共产党员，二他是村医，不是正式在编制内的医生，就没登报。我去乡镇检查的时候，有人在手机上翻出了他的照片给我看，长得还挺帅的，也就才五十出头吧。

健康脱贫的政策是很好的。以前有的村根本没有村医，也没有卫生室。发现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就把县里面的医生下派到村里，搞房子搞卫生室、让村医进村。我们市里面对地方的脱贫工作进行督导。层层压实责任、层层落实。我遇到的贫困户都说这个政策太好了，以前的话遇到这个病就在家里等死了，感谢这个党，感谢这个政府，没想到现在有这么好的政策。

崔小小，山东某大学公共管理系大四学生，参与脱贫项目的回访

我在2017年冬天去过山东省的贫困县采访贫困户，做社会调研。当时挺正式的，据说是省政府找到我们学院，我们收集完的资料都是要上报的。当时全年级都在忙这个，整理核对得非常严谨。我们这个项目应该属于对脱贫攻坚的后续回访。

去之前，学校有给我们开大会，教我们一些采访的注意事项。譬如到现场一定要录音、拍照。还给我们发了一本小册子，小册子上面列了所有要问的问题，我们就照著问，几十条肯定有。我们还要照著填表，包括你的年收入、每年领取的低保金额、村干部（编注：下文出现的“村干部”指本村干部或城里派来的扶贫干部）有没有来看你、过年有没有发粮油、饮用水是否方便、对政府工作是否满意等等。

我们是坐学校组织的大巴车去的。一整个年级的人都过去，有将近三百个人。在车上大家的心情其实是很不情愿的。我们学院组织了三次，前两次是自愿参加，第三次是强制参加。我们寝室六个人里面有四个人参加了前两次的调研，回来都说特别特别累，表格的工作量很大。我当时还很庆幸自己没有去，但没想到第三次要强制去。

不过那儿的村民都挺好的，他们会给我们送点东西，当地政府也送，比如水杯、帆布包什么的，一些不值钱的小东西。中午饭也是他们包。我们饭有两种，一是学校带我们吃，去那种普通小饭店，味道一般般，荤菜就几个；另一种是在政府食堂吃，就是贫困村请我们吃，吃那种土菜，味道非常好。早上我们吃酒店的自助餐，我记得荤菜就一个鸡蛋，反正当时我难以下咽。我们住在快捷酒店格林豪泰，但我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那个加盟连锁的格林豪泰。路上学校会发什么达利园小面包让我们带著吃。反正我们学校很抠门。不过事成以后给了我们一人一百块钱。不过前两次都没有钱，是自愿的，只有第三次发钱。

我去了两天半，星期五下午去的，星期六呆了一天，星期天呆了一个上午，每半天走一个村子的话，就是去了四个村子，一共去了应该有将近三十户。回来也要负责计算整理将近三十张贫困户的表格。

我们去每家每户访问，都是有村干部在旁边陪著我们的。所以村民不可能和我们说不好的情况，所有问题的答案都是满意。我猜测村民应该也不能说一些他们很想说的话吧。有的人事先知道我们要去调研了，提前准备了一张表，上面列了年收入、拿了多少补助、医保补贴多少钱、土地被征收国家后领了多少钱……有的准备得非常齐全，等著我们去抄了。

我们拿回来以后就一个一个核对，各种数字加在一起。按国家标准，年收入三千元就算脱贫了。如果他年收入没有达到三千元那就麻烦了，你就要列出充分的证据证明他没有脱贫。但大部分贫困人口的年收入都处在五六千左右。

我非常不明白的一点是，我去了几个村子，每个村的脱贫意愿是不一样的，有的村希望自己继续处于一个贫困的状态中。

工作量很大、非常大，回来后要熬夜搞数字，要搞一天，时间也很紧。采访的时候全程要录音，访问完要和困难户拍合照留作记录。我一开始还有点不好意思，后来就习惯了。有的村民还会和你拉拉家常，但是因为有时间限定，你也没什么时间和心情去谈笑风生。

这个调查也不算特别精确吧。我非常不明白的一点是，我去了几个村子，每个村的脱贫意愿是不一样的，有的村希望自己继续处于一个贫困的状态中。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问一户人家养家禽有没有赚钱，一开始他说他赚钱了，我当时正背对著村干部，村干部好像给他使了个眼色，然后他又改口说他没赚。我猜想可能是村干部觉得，村里的条件差，就可以多拿一点国家补助。

怎么判断村干部和村民关系处得好不好？这太容易了。有的人你一眼看上去就知道他是个干部，讲得难听点就是，就知道他是个官儿。有的村子，我从一户人家到另一户人家是步行的。有一个村的村干部是开著奥迪车（奥迪车不是村干部的，是村里某个做生意的人的）来接我们。也是这个村干部，我们到了贫困户家里，他就让我抄那个表格，我就很被动。我能问的只有：某某某，这上面列的这笔数目的钱你拿到了吗？他们只能说拿到了啊，村干部就站在旁边站著，肯定不能拆他的台啊。

这个奥迪车村干部，他每次都很迅速地把我拉到村民家里面，迅速地让我们抄完那些表格数字，迅速地把我送到下一家。他还跟我说，哎听说你们那组都搞得差不多了，我当时一听就很著急，因为我不想让别人等我。所以我就赶紧抄完数字离开了。但结果一到集合的地方我发现大家都没来，我在那里等他们等了好久。我当时就想，应该是个村干部想让我赶紧走。

这个村干部是唯一一个让我感觉一般般的，而他的那个村子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最悲惨的。他的村子里有一个老太太，带著一个儿子。儿子是个光棍，看起来是个很善良的但智力不太好的人，很天真无邪的样子。我问他问题，他都很认真地回答。访问到最后，我们要留村民的联系方式时，他就拿出手机来，很认真地给我报出一串手机号码，不是别的村民那种机械的感觉。他可能觉得这场调查是一场非常严谨的、真的能够帮助到他的调查吧，但我不知道这个调查有没有用。结合他们的生活环境还有他看著你满怀期待的眼神，你会觉得有点对不住他。我看著心里挺难受的。

其他的村干部我感觉人都还挺好的。有个村干部告诉我，他当初来到这里的时候也是想一心扑在扶贫工作上，但后来就被各种杂七杂八的事务消磨了热情。他说有时如果你不满足村民的要求的话，他们就不会和你讲道理，直接到你村委会门口闹，这种感觉就像是被村民摆了一道。

有个村民和我说，家里房顶坏了，上报后也没人给他修。我就问村干部，村干部告诉我说，有的人你给他修了之后他不满意，他故意这么说，想让你再给他修。

我还去了一户人家里，挺穷的，房间和房间之间都没有隔断，厨房旁边直接就摆了张床，有个奶奶窝在床上面，有个大爷在旁边照顾她。反正你一看就是一副悲惨世界的样子。我出去后就感叹了一下：不容易。然后那个村干部就对我说那是假象，他们也没有看上去那么不容易，他们小孩每个月都会给他们打几千块钱，你觉得可怜不代表是真的可怜。他告诫我不要太被眼前的景象所迷惑。有些贫困户其实没有那么穷，只是表现得穷，这样好拿补助。

还有个村子，村里面有很多光棍，他们没有老婆孩子，一个人住，年纪都挺大的了，去了你得喊他们爷爷。我去了一个光棍家里，他生活得一般般，房子挺小的。一进来就跟我说，他感谢党、很爱党。那种发自内心地在表达他的感想：他真的很爱党。我也不知道这些光棍是怎么过的，没有人照顾他们，年收入也就几千块钱。

我观察到有的人家里的的确确，在农村来说，过得算是不错的。屋子挺大的，有电器，铺著地板砖。这样的家庭不在少数。但有的人家，我看到的话会想，如果这样的生活环境就算是脱贫了的话，那这个贫困标准定得的确是有那么一点低。那种生活环境，你让我在那里住一天我都不太愿意：小土房子、水泥地、灯光昏暗……但这样的情况在我调查的几个村里面算少数。

看到那些贫穷的人我还是觉得很悲哀，我很难想象他们是怎么在那种矮破阴暗的房子里面度过一生的，太苦了。

应受访者要求，张国清、顾曼和崔小小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