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12.8萬個貧困村中的一員，清塘村為了實現在2020年擺脱貧困的任務，決定養雞致富，卻在隨後遭遇了各種煩惱。人們逐漸開始懷疑，在社會結構和分配機制不變的情況下，「上面」的單向援助是否能真正解決貧困問題；而當績效壓力兵臨城下，貧困戶們「還不近人情地向媒體表達意見」時，原本就被壓得喘不過氣的官員們一下子怒了。

這是一個中國村莊想盡辦法脱貧的荒誕故事。

「政府要幫大家脱貧了，你們趕上了新時代啊」

清塘村民楊華記得，2018年8月一個大晴天，太陽快要晃瞎眼，四五個西裝革履的鄉鎮幹部快步走進他家。

那是座鄉村二層樓房，屋內牆面粗糙，膩子還來不及凝固，從牆頂淋漓地滴了下來。右側長椅上堆着雜物，旁邊坐着楊華的父母。他們一個耳聾，一個患上肝腹水，正在忍受劇痛。

今年45歲的楊華寸頭、方臉，是家中最小的兒子。五年級後，1米35的身高就再也沒長過。楊華因此長年找不到工作。1997年，在同鄉人的引薦下，他加入鄰縣一個馬戲團。2003年，他和同樣患矮小症的謝麗結婚，兩人一同隨着馬戲團走南闖北演出。

直到如火如荼的扶貧運動掀起，村幹部將夫妻倆召喚回村。在此次扶貧攻堅戰的一篇政府專欄中，他們被描述為——「袖珍夫妻攜手創業路，小小的身體大大的夢想」。

鄉鎮幹部來楊華家那天，村裏主管扶貧的蔣主任一進門便風風火火地發號施令。他指着其中一間卧室說：「這裏改成倉庫！東西搬出來嘛，放張床，晚上（扶貧）幹部就可以住下了。」村民們聞訊趕來，站在楊華家門口向內探望。鎮上的楊主任對大夥兒說：「政府要幫大家脱貧了，你們趕上了新時代啊！」

這或許是清塘村貧困戶們最接近命運改寫的時刻——中國現行扶貧綱要規定，農村貧困人口脱貧至少滿足兩大標準——「兩不愁、三保障」，即實現農村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有保障。此外，貧困戶還須達到家庭年人均純收入3700元的脱貧標準——這條貧困線各省不一，但會隨着經濟增長上調，至2020年，大部分省份將達至4000元。

這令地方上的基層公務員壓力驟增。一位當地體制內人士告訴端傳媒，早些年，由於不少村幹部私自將村民集體賬戶的資金挪用借貸，而今無法收回，變成壞賬，「許多村的賬戶都空了。」因此，村幹部也成為同一時間進行的「掃黑除惡」的重點出擊對象（關於掃黑除惡運動詳情，請點擊這裏閲讀）。

兩年前，縣上財政虧空近20億，機關單位3個月發不出工資，「這在我們當地是公開的秘密。」正因為此，一些地方政府寄望民間資本可以分擔扶貧的繁重任務。

張德華就是這樣被派到清塘村的。他今年58歲，方頭、尖臉，是當地人民醫院的中醫師，父母都是醫生，80年代「頂幹」（編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企業單位職工到了法定退休年齡或其它原因離開崗位後，由其子女或直系晚輩親屬接任其崗位）入院，在藥房做製藥工作。遇上90年代的下海潮，他一個猛子扎進去，在縣裏與人合夥開飯店，專接單位生意，如今名下已有三套房產，「微信裏百分之七十都是生意人。」他本想着再挨兩年退休後就可做閒雲野鶴，但扶貧運動徹底打亂了他的節奏。

最開始，幹部們被要求一年下鄉六次，指導貧困戶生產，隨着脱貧大限（2020年）將至，2018年後，下鄉的次數改為每月四次。最可怕的還是中央和區裏的巡視組突擊檢查。縣裏領導一收到風，所有扶貧幹部必須加班、填表，做假賬，還有一批跑去告誡貧困戶「不要亂說話」。三天三夜，巡視組走了，單位裏怨聲載道：「這是要了命啊——」

平心而論，老張對貧困戶是有同情的。小時候，他常見到病人橫躺在醫院，家屬跪在地上給醫生磕頭，請求不要開貴藥。看多了疾苦，老張說，「其實我們中國的老百姓大部分都是病窮的。」

縣扶貧辦副主任催促手下向廣東看齊——在那裏，企業家也要為政府承擔扶貧任務，扶貧是每一個人的事。

作為駐村扶貧幹部，老張為清塘村帶來的扶貧方案是產業化養雞。他將飼料雞從養雞場購回，請專業的技術人員教貧困戶淨化養殖。憑藉私人關係，他還讓朋友和外甥投資15萬，在市區靠近火車站附近的鬧市區和京東商城建立門店——「線上線下兩條腿走路。」老張說：「在中國，只要用好了人脈和關係。你真就可以站起來。」

「這是為人民群眾做好事啊！」在一場事後復盤會上，縣扶貧辦副主任駱書記向端傳媒豎起了大拇指。開會那天，他不停催促手下向廣東看齊——「在那裏，企業家也要為政府承擔扶貧任務，扶貧是每一個人的事。」為儘快啟動項目，駱書記掏出5000塊以表支持，加上老張和幾個朋友投下15000塊，共同為貧困戶們買下第一批雞苗，「讓貧困戶掏錢，就是要了他們的命。」他說。

「我們都能體會張主任的辛苦。」鎮裏的楊主任說。右側角落裏的老張沒表情，瞥了楊主任一眼，不吭聲。

奔向脱貧「最後一公里」

2019年8月的三伏天，唐子玲約記者見面，說「要控訴老張的罪行。」她拉着記者來到自家後院，指着監控攝像頭說，這是一年前為了配合產業化養雞，她專程叫丈夫在縣城花800塊買的。

鏡頭可以移動、掃視周圍300平米的範圍，夜間還會自動補光。「那是我見過最高檔的。」唐子玲記得，上回她一次性花這麼多錢，是給孫子交學費。

如今回看，攝像頭成為夫婦倆曾被衝昏頭腦的例證。幹部到楊華家宣布脱貧喜訊那天，唐子玲豎起耳朵捕捉下領導說的每一個字——「只要大家好好幹，政府全力支持，為大家拍照、建專欄、叫媒體大力宣傳，把咱們清塘的雞做成品牌，最好還能搞個農家樂。」為此，政府還為清塘村配備了一名侯主任，為村民提供扶貧支持。被鼓勵的貧困戶們紛紛投入養雞。村口的張春和哥哥唐華合資1000塊，買下了水泥、木板，等待畜牧局專員的光臨。

第一批雞苗——共86斤雞抵達楊明家時，是10月23日中午，他在筆記本上記下了他脱貧的起點。望着仔雞在雞欄裏奔跑時，楊明說，「人生一下子充滿了希望。」

1996年清明節前，楊明的二兒子楊建斌騎單車去縣城打酒回祖墳拜祭，被一輛桑塔納碾過。人被推到手術室時，肝臟已被撞裂，切掉三分之二，喪失大部分造血功能，腰椎也被撞斷，還有腦震盪。在花了5萬塊手術費後，命撿了回來。

楊明夫婦打算起訴，在當地縣城找律師，但律師發現肇事者是時任當地人事局局長。「老百姓敢告官？」律師反問道。他們又到市裏找了「一個更高級的律師」。在人民法院，雙方達成「和解」，村長監督楊明簽下一份15000元的賠償協議，並附帶了「此款為一次性賠付」的條款。

簽下協議一年後，楊建斌突發後遺症。一犯病，倒地、哆嗦、抽搐，口滴白沫。楊明帶着兒子四處求醫，病沒治好，卻背了12萬外債，陷入赤貧。楊明的經歷並非個案，根據中國衞生部公布的數據，2016年，有大約44%的貧困戶屬因病致貧。

老張說，「其實我們中國的老百姓大部分都是病窮的。」

養雞成為將楊明一家拉出泥沼的希望。「一個月養100斤雞，可以賺700塊錢。一年養1000斤，就7000塊了！」楊明打掃雞欄、清潔地面，又爬到家二層的卧室窗外，安裝上那個800塊的攝像頭。每天早起，他騎上電動三輪到縣城的倉庫里拉回雞和飼料，一星期就拉來67只、共183斤雞。

但很快，他們收到了一個消息——技術員不來了。

老張說，彼時，市級畜牧局與農業局正啟動制改，將畜牧局劃入農業局之下，主管領導也產生變動，「人家不支持這個計劃。」就這樣，耗時三月才談妥的扶貧方案，在領導變動下，被瞬間推翻。

唐子玲安慰自己，「沒事的。雞在自己手裏。養好了就能賺錢。」她沒想去找領導評理，「你問領導，領導也不會告訴你（原因）啊。」

就這樣，到了10月下旬，貧困戶的雞欄被紛紛填滿，工作量倍增。楊明在筆記本上記下作息：每天夜裏10點，他和妻子就要到後院灶台熬飼料，盛入兩個一公升的塑料桶。清晨5點，再將塑料桶抬到後院，餵雞。

7點送孫子上學後，他立刻折回村子，給雞找蟲。老張曾立下的規矩，「能吃蟲子就不吃米，能吃米就堅決不吃飼料」——「這是考慮到習主席強調的原生態。」他說。

這個過程漫長而低效。楊華曾耗時一小時，只找到七條蟲，至11月，天氣轉冷，「蟲子全部鑽到地下」，楊家二老就跑到菜地裏挖蟲。但挖出的蟲杯水車薪，而雞不能捱餓，貧困戶們又偷偷用回飼料。

但吃慣了蟲的雞已無法接受飼料了。唐子玲只好「摁着雞的脖子吃」。一切必須在掌控之中——包括食量、體質以及出欄率，「畢竟投入的太多了。」

從前最多隻養過20只雞的楊華也意識到，產業化養殖沒有想像中容易，無論在食物、食量還是疫情防治上，散養都不是產業化扶貧的最優選擇。土雞散養是養雞業的生態回歸，但它並不是獨立的養殖行業，而是農業循環中的一環，需要種養結合才能維持。

「散養只適合廣告宣傳，套政府補貼。適合忽悠，不適合真正創業。」一位養殖戶這樣說。

但前方的銷售戰況令貧困戶們暫時忘卻了這些問題。彼時，售價88元一隻的雞在網絡平台銷情大好，「光是中秋節就賣掉了200只。」老張也隔三差五地開着桑塔納來拉雞，為熟客送貨上門。現金當場結算，楊華拿到800塊，楊明一家也拿到1000塊——和出去賣藝、給周邊礦廠拉礦石相比，「這強太多了。」他們異口同聲道。

曾堅持要求月結、對每一筆錢都異常敏感的唐子玲也變得大方起來，「等雞賣完後再結賬也不遲啊，反正賣出去，錢就在那裏。」貧困戶們認定，自己正在奔向脱貧「最後一公里」。

「我投資、我出力、我虧本、我還要被罵，我去怪誰啊！」

失控的跡象從11月蔓延。當月30日，第六批雞拉到唐子玲家，她發現這批雞脖子、屁股沒毛，「是老雞！」在唐子玲的經驗中，「老雞」下蛋多，但體質孱弱，易染病，在出欄率上也不比仔雞高效——「從入欄到出欄，至少三四個月。這肯定虧了。」

問題在三天後惡化。清晨五點，唐子玲和丈夫如常到後院餵雞，「六七十隻雞忽然不吃東西了。」室外的氣温不足5度，一夜的北風將老雞們凍傷，清晨，它們癱軟在地上，嘴角更溢出唾沫，雞冠也發黑了。

「那是死亡的前兆。」唐子玲說。她請來堂弟——一個有600只雞的專業養殖戶給雞看診。堂弟說：「趕緊找人給雞輸液，不打不行，會死更多！」

但只過救人的老張也救不了雞。他開來一輛桑塔納，打開裝滿穿心蓮和消炎藥阿司匹林的後備箱，一包包分下去。在雞的日糧中添加0.05%的阿司匹林，能促進雞體散熱，提高產蛋率。楊明被分到30包，楊華得到了20包。「打針太貴了。」在後來一次談話中，楊明聽出老張的意思。

事實上，那時老張也已自顧不暇。10月售出一批仔雞後，平台不斷收到顧客投訴——原來顧客在雞的腸道中發現蟲子——「那是淨化養殖時留下的。」由於天氣變冷加之保温不足，體質變弱後，雞的消化系統也出現問題。投訴令老張僅有的兩個渠道遭到關閉，資金鏈斷裂，項目虧本8900元，還開罪了朋友。

儘管如此，老張並不打算終止項目。這是扶貧攻堅戰的最後一刻，「領導不會同意（這樣做）的。」為穩定民心，他也沒將這個消息告訴貧困戶們。

此時養殖已推進至第三個月，清潔成為頭號難題。天氣轉冷後，老雞不斷感冒，消化系統也出了問題，楊華家80只雞不斷拉稀，一日的糞便量達兩個黑色水泥桶之多。每天一早，夫妻倆就要花30分鐘沖洗地面。

「好可憐啊——好可憐啊——」滿頭大汗的楊明站在一旁，已分不清妻子是可憐那些雞，還是可憐他們自己。

儘管服用了阿司匹林，12月7日後，楊明的雞依舊開始大面積死亡，短短半個月，共有70只暴斃。大家請求老張支援。但老張也沒有辦法，就讓他們把雞分類。

唐子玲和丈夫楊明戴上口罩和手套，將活雞從死雞中分離，躬身抓雞時，她腰疼的舊疾發作，「好可憐啊——好可憐啊——」滿頭大汗的楊明站在一旁，已分不清妻子是可憐那些雞，還是可憐他們自己。

一個漸漸清楚的事實是，當初技工缺位是個關鍵性失誤。「就該堅持讓技工來，不來我們就不養。」楊明說。他很快想到了另一根救命稻草——政府曾派來支援扶貧的侯主任。「去找侯主任吧，侯主任不會不管我們的。」他說。

但彼時，侯主任已不見蹤影。由於扶貧大限將至，不少幹部們承擔起兩個以上村莊的扶貧工作，「完全是僧多粥少。」老張記得，清塘村的雞發病時，侯主任在距離清塘村2公里外的另一個村子，指揮着貧困戶們養魚（一線扶貧幹部正在經歷什麼？請關注明日發表的扶貧幹部口述稿）。

大家最終只等來老張，他們把雞裝進麻袋，繫上死結，同時灌入二氧化碳，令雞斷氣。緊接着，老張以「距離地面八十公分到一米」為最低標準，讓大家儘快重建雞舍。這是阻止事態惡化的關鍵一步。「地面温度高，但空氣流通不暢。」

此時的老張依舊選擇對消息秘而不宣。與官場打交道的多年經驗告訴他，「領導只管驗收，不管做事。」

12月15日，早年患上高血壓的唐子玲舊疾發作，此後半個月四次入院。為照顧妻子和孫兒，楊明也無暇重整雞舍。

一些人的努力在一瞬間化為烏有。12月底下了一夜雨，吹散了張春和哥哥搭建的雞舍。第二天一早，她看到雞正在喝地上的泥漿水，後來有32只雞因腸胃細菌感染暴斃。

此時的老張依舊選擇對消息秘而不宣。與官場打交道的多年經驗告訴他，「領導只管驗收，不管做事。」

12月底下了第一場雪，氣温驟降，令局勢雪上加霜。短短一週內，楊明家的32只雞感染暴斃。此時，這個小小的雞欄幾乎形同一個微型疫區。

「就要爆發雞瘟了。」唐子玲躺在醫院病床，指揮丈夫給老張打電話。「不養了！全他媽拉走，否則就向上面舉報，給我們養瘟雞！」

局勢徹底失控了。老張決定——將全部的雞撲殺。一些看似健康的雞也必須拉走。為防止疫情擴散，老張開始為它們另尋新地。同意接收這些雞的貧困戶唐華，拒絕接受此前的報酬方案，要求老張每月支付自己1500元定薪。此外，他還要求老張在除夕、大年初一給紅包，不能低於100塊。

老張氣急敗壞道：「我投資、我出力、我虧本、我還要被罵，我去怪誰啊！」但為求息事寧人，他還是妥協了。

黨建「比扶貧重要多了」

雞被拉走後，養雞一事不了了之。出院後，唐子玲曾向幹部們反映得到的回報不公平。幹部告訴她：「別鬧事。」經歷這次變故的夫婦倆也變得務實起來。「養不了240只雞，我們就養20只鴨子」，掌控感很重要，「不能再搞大躍進了。」楊華則決定留在家照顧老人和小孩，讓40歲的妻子外出賣藝，每月寄回500塊。張春又恢復了往日惴惴不安的生活。她在附近找零工，除草一天80塊，看牛一天70塊，她覺得還是養雞好，「至少感覺上那東西在自己手裏」，一想到沒了那些雞，張春就流眼淚。

他們想不通，是哪個環節阻礙了自己脱貧。是「不負責任的」老張？還是至今沒有出現的技工和侯主任，或者是太相信政府的自己？一個越來越清楚的事實是，隨着2020年脱貧臨近，那扇大門還沒有完全打開，又要關閉了。

直到2019年8月，當地一位記者接到村民舉報——有扶貧幹部利用貧困戶牟利。此事震驚了當地政府，曾奔忙在各個扶貧點的領導們集體出現在扶貧辦會議室。在一位當地記者的帶領下，端傳媒得以旁觀這場會議。

鄉鎮主管扶貧的楊主任首先表達了驚訝：「聽說有貧困戶舉報我們村幹部以權謀私，說實話，我很震驚！我們的扶貧幹部這麼辛苦，居然有村民舉報。」她對記者說，「扶貧是重大議題，你們要把握好正面導向。」

「懂的，懂的。」記者埋下頭，做起了筆記。

縣扶貧辦的羅副書記將老張和貧困戶們「各打五十大板」。斥責老張在扶貧時冒進後，他又說：「有些貧困戶就是沒有感恩之心。」羅書記記得，當地一位副局長曾為貧困戶出資買羊，搭建平台銷售。但巡視組的人下來檢查時，「他（貧困戶）竟然說這個局長一般般！竟然說一般般！」

「我說他腦袋有問題。」羅書記說，「他生怕說這個幫扶人好，自己脱貧了，補助馬上被抽走。」另一次，是他為貧困戶申請住房補助。建好新房後，貧困戶向他提出要求：「要裝好門窗才住進去。」

駐村幹部唐煌也有過類似經歷。2017年，他加入扶貧工作，從上個幹部中接手3戶貧困戶。其中一戶是單身漢，55歲，不種地、不工作，嗜賭成性。唐煌為他在市裏的工廠尋了個工作，「他說身體受不了累。」唐煌又拜託戰友在一間酒店找了個夜間保安的工作，月薪2500元左右，晚十朝八，還包早餐。但對方以工資太低為由推辭。此後兩人越來越熟，有一次，對方主動拿出自己的存款賬戶給唐煌看——12萬。「他媽的，比老子還有錢。」

一走進貧困戶的房子，巡視組就跑到廁所摸毛巾，看毛巾「濕不濕」，或檢查駐村幹部卧室的枕巾上是否有頭髮，以此驗證扶貧幹部是否履行與貧困戶「同吃同住」的原則。

唐煌說，這是最開始審核機制沒有精準識別造成的。要剔除不符標準的貧困戶，需啟動重新識別，填表、打分，立檔案，上報審核一整套程序，耗時長達半年，「領導們肯定覺得麻煩了。」

幹部們滿腹委屈的背後是一套嚴密的考核機制。隨着2020年臨近，扶貧檢查的力度越來越強。唐煌記得，「一年大檢查三次，小檢查數不清」，到了年底，全體幹部要迎接「四合一」大檢查——即加大基礎建設，解決就業問題，給於最低保，低收入家庭補助綜合管理。

除了檢查貧困戶的生產、就業率，一走進貧困戶的房子，巡視組的人就跑到廁所摸毛巾，看毛巾「濕不濕」，或檢查駐村幹部卧室的枕巾上是否有頭髮，以此驗證扶貧幹部是否履行與貧困戶「同吃同住」的原則。

因為在檢查中被扣18分，縣裏主管扶貧的副書記連夜趕赴上級政府所在地，在辦公室裏寫反思、作檢討，至今沒讓回家。

最害怕的是巡視組詢問貧困戶幫扶幹部「怎麼樣」。由於表達力不強，不少貧困戶回答「還可以」，這在當地語境中是「較好」的意思。但在巡視組的理解中，它成為扶貧幹部工作「馬馬虎虎」的證據。去年，一位幫扶幹部因為被貧苦戶評價「還可以」遭到處理，寫檢查、扣績效。

就在12月3日啟動的「四合一」大檢查中，唐煌所在縣被扣掉18分——這已遠超規定的10分上限。為了解釋這8分的差距，縣裏主管扶貧的副書記連夜趕赴上級政府所在地，在辦公室裏寫反思、作檢討，至今沒讓回家。

在「黨的領導高於一切」的指導精神下，黨建也成為扶貧的重要任務。「它比扶貧重要多了。」唐煌記得，黨建細化成「三會一課」，即黨員大會、支委會、黨小組會，貧困戶還要按時上好黨課。每次召開大會，與會成員還要開展相互批評和自我批評。在當地扶貧考核app上，駐村幹部每次下鄉都要拍照、簽到，被稱為「雁過留痕」。

另一個扶貧標準是「八九不離十」。唐煌解釋，「幹部一年要在自然村裏召開80場會，村裏90%的人能認識，100%的農戶要走到位」。「這根本做不到。」唐煌說，不少村民外出務工，「你憑什麼要人家認識你？」

遊蕩久了，村民們懷疑自己被監視，主動拒絕了政府的幫助。「2000塊（政府為貧困戶提供的補助金）我不要了。你不要來麻煩我了。」但項目還得推進，幹部們就自掏腰包，買東西當作甜頭，請求貧困戶開大會。

「真他媽不太接地氣。」唐煌說。

「沒錢，要聽有錢人的話，有錢後，要努力表現自己的價值」

養雞風波告一段落，老張和村委幹部來不及覆盤，就籌備起下一個項目——種中藥，「我學藥的，這個好掌控。」他信心滿滿。

最後一次和老張見面是9月中，人脈雄厚的他已談好藥材經銷商。新一批的扶貧名單明顯變短，那些「要求太高，太難伺候的，就先不算在內，之後再說吧。」老張揮揮手，彷彿趕走了那些令他不適的人。

正值中秋節前夕，我跟隨老張探訪貧困戶，他們感恩戴德地從老張手上接過他在平價市場買來的月餅——20塊十幾個，並目送老張上車。

入夜後，老張搖身一變，成為歌樓酒肆裏、與前線的扶貧戰友們推杯換盞的座上賓。酒局上，有當地税務局的副局長和派出所所長，在所長妹妹開設的酒樓中，幹部們的話題圍繞在「投資買房增值最快」，「直升飛機是兩個還是三個螺旋槳的飛得快」上。

興頭上，扶貧也成為談資。其中一位抱怨：他每個月至少大半時間耗費在農村下鄉，實在是浪費人生。派出所所長立刻想出了轍：「無聊了就和貧困戶打打牌，會搓麻將的！」大夥哄堂大笑。

9月5日，市裏對全市脱貧攻堅先進集體和個人通報表彰，給扶貧典型戴大紅花、發獎金。清塘村的貧困戶中，唯楊華得到了這個機會，一些貧困戶得知此消息，為之譁然。

表彰大會當天一早，其他貧困戶羨慕地目送楊華被老張載着離開村莊——那又是個大晴天，明晃晃的太陽烤着家門前的稻穀，唐子玲雙手握緊耙稻穀的推板，說起她心裏的感覺，和去年看着雞被拉走時是一樣不知所措。「我們都向記者反映了，怎麼就他被表揚了呢？」唐子玲站在800塊錢的攝像頭下，被打回了原形。

楊華也並非對老張的養雞行動滿意。他告訴端傳媒，養雞三個月，他只拿到800塊，母親還被累病了。但在外遊歷的經歷告訴他，他還沒有能力質疑老張，要認清自己——「沒錢，要聽有錢人的話，有錢後，要努力表現自己的價值。」

「我已經很滿意了。」在一次有關扶貧運動的談話中，談及老張，他拼命點頭，「我相信在老張的幫助和國家的扶持下，我的日子會越來越好的。」

楊明、唐子玲、楊華、張德、張春、唐華、謝麗均為化名。報導中出現的村莊也被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