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万个贫困村被要求限期脱贫，一个村庄决定试试养鸡

编者按：2015年10月，习近平在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发言：中国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就要在未来五年间使7000万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一场被写入“十三五”（指中国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列出2016-2020年政府工作重点）的“脱贫攻坚战”随后席卷全国，2016年至2019年，中国累计发放3800多亿（人民币，下同）专项扶贫资金，除了各级政府、事业单位被要求派干部下乡扶贫，为数众多的民营企业亦被动员起来出人出力。与此前多年的模式相比，这场扶贫运动被要求做到“精准”，“脱真贫，真脱贫”。

这场消除贫困的运动赢得国际社会大量关注。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曾表示：“过去10年，中国是为全球减贫作出最大贡献的国家。”《纽约时报》则报道，一些学者担忧习近平的计划更像是制造头条而非为贫困群体带来持续改变。还有声音认为，脱离中国设定的贫困线不代表真正脱贫。中国的贫困线从1985年的人均年纯收入200元增至2015年的2855元，涨幅14倍；但与此同时，GDP增长95倍，生活成本更是日益趋高。此外，扶贫过程也不时曝出丑闻。2016年和2017年，审计署抽查700多亿扶贫资金去向，发现约1/10的金额出现贪污、挪用、数据造假等问题。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测算，截至2018年底，中国只剩1660万人尚未脱贫，距离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只剩下最后一步。这场脱贫运动真的有效么？中国式脱贫具体是如何操作的？参与其中的一线官员怎么说？端传媒在今明两天推出专题报道，解析中国脱贫战的理想与现实。本文是专题的第一篇，以中国西南的一个村庄为样本，记录贫困户、脱贫官员等不同角色在一场荒诞脱贫战中的故事。今天发表的另一篇评论《中国特色的精准扶贫做了什么？会如何改变中国社会？》，则梳理了这场脱贫运动会如何改变中国社会，请点击这里阅读。

69岁的杨明偶尔还会“听”到鸡的惨叫——半年前，家后院鸡栏里的90多只鸡，就是忽然“咕咕咕咕”叫起来的。

妻子唐子玲确定这是“求救”信号。清晨，她提着两桶头天夜里熬好的菜糠到后院。曾经一拥而上的母鸡们“突然不吃东西了”，“给药也没用”。它们立在融雪后泥地上，“鸡冠发黑、低头、眼睛不动”。3个月内，鸡一只只地死了。

杨明把死掉的93只鸡记在一个笔记本上，附上每只鸡的死亡时间。这个耗费4块钱的笔记已破旧不堪——它本来要记录杨家人如何脱贫的，但现在，除了那些鸡，他还记下一笔亏掉的菜钱。“要一笔一笔记清楚了，怕干部来不认账。”唐子玲抬高声音，恨恨地帮腔。

杨明夫妇生活在广西下轄的清塘村（化名）——湘江战役发生地，和中国大陆的众多革命老区一样，战争的烈焰退却，贫穷一览无余。该村距县城中心5公里，全村不足150人，人均年收入不到2000元。

脱贫的希望是在2013年种下的。在视察了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下辖的十八洞村后，习近平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战略。2015年底，脱贫工作被列入“十三五”规划，宣布要在2020年使中国所有贫困地区和人口一起进入全面小康社会。这被视为习近平第二任期内的三大攻坚战之一，中央累计斥资近4千亿，包括中国大陆及港澳各高校、企业在内的各色社会力量亦纷纷加入扶贫。

作为中国12.8万个贫困村中的一员，清塘村为了实现在2020年摆脱贫困的任务，决定养鸡致富，却在随后遭遇了各种烦恼。人们逐渐开始怀疑，在社会结构和分配机制不变的情况下，“上面”的单向援助是否能真正解决贫困问题；而当绩效压力兵临城下，贫困户们“还不近人情地向媒体表达意见”时，原本就被压得喘不过气的官员们一下子怒了。

这是一个中国村庄想尽办法脱贫的荒诞故事。

“政府要帮大家脱贫了，你们赶上了新时代啊”

清塘村民杨华记得，2018年8月一个大晴天，太阳快要晃瞎眼，四五个西装革履的乡镇干部快步走进他家。

那是座乡村二层楼房，屋内墙面粗糙，腻子还来不及凝固，从墙顶淋漓地滴了下来。右侧长椅上堆着杂物，旁边坐着杨华的父母。他们一个耳聋，一个患上肝腹水，正在忍受剧痛。

今年45岁的杨华寸头、方脸，是家中最小的儿子。五年级后，1米35的身高就再也没长过。杨华因此长年找不到工作。1997年，在同乡人的引荐下，他加入邻县一个马戏团。2003年，他和同样患矮小症的谢丽结婚，两人一同随着马戏团走南闯北演出。

直到如火如荼的扶贫运动掀起，村干部将夫妻俩召唤回村。在此次扶贫攻坚战的一篇政府专栏中，他们被描述为——“袖珍夫妻携手创业路，小小的身体大大的梦想”。

乡镇干部来杨华家那天，村里主管扶贫的蒋主任一进门便风风火火地发号施令。他指着其中一间卧室说：“这里改成仓库！东西搬出来嘛，放张床，晚上（扶贫）干部就可以住下了。”村民们闻讯赶来，站在杨华家门口向内探望。镇上的杨主任对大伙儿说：“政府要帮大家脱贫了，你们赶上了新时代啊！”

这或许是清塘村贫困户们最接近命运改写的时刻——中国现行扶贫纲要规定，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至少满足两大标准——“两不愁、三保障”，即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此外，贫困户还须达到家庭年人均纯收入3700元的脱贫标准——这条贫困线各省不一，但会随着经济增长上调，至2020年，大部分省份将达至4000元。

这令地方上的基层公务员压力骤增。一位当地体制内人士告诉端传媒，早些年，由于不少村干部私自将村民集体账户的资金挪用借贷，而今无法收回，变成坏账，“许多村的账户都空了。”因此，村干部也成为同一时间进行的“扫黑除恶”的重点出击对象（关于扫黑除恶运动详情，请点击这里阅读）。

两年前，县上财政亏空近20亿，机关单位3个月发不出工资，“这在我们当地是公开的秘密。”正因为此，一些地方政府寄望民间资本可以分担扶贫的繁重任务。

张德华就是这样被派到清塘村的。他今年58岁，方头、尖脸，是当地人民医院的中医师，父母都是医生，80年代“顶干”（编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企业单位职工到了法定退休年龄或其它原因离开岗位后，由其子女或直系晚辈亲属接任其岗位）入院，在药房做制药工作。遇上90年代的下海潮，他一个猛子扎进去，在县里与人合伙开饭店，专接单位生意，如今名下已有三套房产，“微信里百分之七十都是生意人。”他本想着再挨两年退休后就可做闲云野鹤，但扶贫运动彻底打乱了他的节奏。

最开始，干部们被要求一年下乡六次，指导贫困户生产，随着脱贫大限（2020年）将至，2018年后，下乡的次数改为每月四次。最可怕的还是中央和区里的巡视组突击检查。县里领导一收到风，所有扶贫干部必须加班、填表，做假账，还有一批跑去告诫贫困户“不要乱说话”。三天三夜，巡视组走了，单位里怨声载道：“这是要了命啊——”

平心而论，老张对贫困户是有同情的。小时候，他常见到病人横躺在医院，家属跪在地上给医生磕头，请求不要开贵药。看多了疾苦，老张说，“其实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大部分都是病穷的。”

县扶贫办副主任催促手下向广东看齐——在那里，企业家也要为政府承担扶贫任务，扶贫是每一个人的事。

作为驻村扶贫干部，老张为清塘村带来的扶贫方案是产业化养鸡。他将饲料鸡从养鸡场购回，请专业的技术人员教贫困户净化养殖。凭借私人关系，他还让朋友和外甥投资15万，在市区靠近火车站附近的闹市区和京东商城建立门店——“线上线下两条腿走路。”老张说：“在中国，只要用好了人脉和关系。你真就可以站起来。”

“这是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啊！”在一场事后复盘会上，县扶贫办副主任骆书记向端传媒竖起了大拇指。开会那天，他不停催促手下向广东看齐——“在那里，企业家也要为政府承担扶贫任务，扶贫是每一个人的事。”为尽快启动项目，骆书记掏出5000块以表支持，加上老张和几个朋友投下15000块，共同为贫困户们买下第一批鸡苗，“让贫困户掏钱，就是要了他们的命。”他说。

“我们都能体会张主任的辛苦。”镇里的杨主任说。右侧角落里的老张没表情，瞥了杨主任一眼，不吭声。

奔向脱贫“最后一公里”

2019年8月的三伏天，唐子玲约记者见面，说“要控诉老张的罪行。”她拉着记者来到自家后院，指着监控摄像头说，这是一年前为了配合产业化养鸡，她专程叫丈夫在县城花800块买的。

镜头可以移动、扫视周围300平米的范围，夜间还会自动补光。“那是我见过最高档的。”唐子玲记得，上回她一次性花这么多钱，是给孙子交学费。

如今回看，摄像头成为夫妇俩曾被冲昏头脑的例证。干部到杨华家宣布脱贫喜讯那天，唐子玲竖起耳朵捕捉下领导说的每一个字——“只要大家好好干，政府全力支持，为大家拍照、建专栏、叫媒体大力宣传，把咱们清塘的鸡做成品牌，最好还能搞个农家乐。”为此，政府还为清塘村配备了一名侯主任，为村民提供扶贫支持。被鼓励的贫困户们纷纷投入养鸡。村口的张春和哥哥唐华合资1000块，买下了水泥、木板，等待畜牧局专员的光临。

第一批鸡苗——共86斤鸡抵达杨明家时，是10月23日中午，他在笔记本上记下了他脱贫的起点。望着仔鸡在鸡栏里奔跑时，杨明说，“人生一下子充满了希望。”

1996年清明节前，杨明的二儿子杨建斌骑单车去县城打酒回祖坟拜祭，被一辆桑塔纳碾过。人被推到手术室时，肝脏已被撞裂，切掉三分之二，丧失大部分造血功能，腰椎也被撞断，还有脑震荡。在花了5万块手术费后，命捡了回来。

杨明夫妇打算起诉，在当地县城找律师，但律师发现肇事者是时任当地人事局局长。“老百姓敢告官？”律师反问道。他们又到市里找了“一个更高级的律师”。在人民法院，双方达成“和解”，村长监督杨明签下一份15000元的赔偿协议，并附带了“此款为一次性赔付”的条款。

签下协议一年后，杨建斌突发后遗症。一犯病，倒地、哆嗦、抽搐，口滴白沫。杨明带着儿子四处求医，病没治好，却背了12万外债，陷入赤贫。杨明的经历并非个案，根据中国卫生部公布的数据，2016年，有大约44%的贫困户属因病致贫。

老张说，“其实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大部分都是病穷的。”

养鸡成为将杨明一家拉出泥沼的希望。“一个月养100斤鸡，可以赚700块钱。一年养1000斤，就7000块了！”杨明打扫鸡栏、清洁地面，又爬到家二层的卧室窗外，安装上那个800块的摄像头。每天早起，他骑上电动三轮到县城的仓库里拉回鸡和饲料，一星期就拉来67只、共183斤鸡。

但很快，他们收到了一个消息——技术员不来了。

老张说，彼时，市级畜牧局与农业局正启动制改，将畜牧局划入农业局之下，主管领导也产生变动，“人家不支持这个计划。”就这样，耗时三月才谈妥的扶贫方案，在领导变动下，被瞬间推翻。

唐子玲安慰自己，“没事的。鸡在自己手里。养好了就能赚钱。”她没想去找领导评理，“你问领导，领导也不会告诉你（原因）啊。”

就这样，到了10月下旬，贫困户的鸡栏被纷纷填满，工作量倍增。杨明在笔记本上记下作息：每天夜里10点，他和妻子就要到后院灶台熬饲料，盛入两个一公升的塑料桶。清晨5点，再将塑料桶抬到后院，喂鸡。

7点送孙子上学后，他立刻折回村子，给鸡找虫。老张曾立下的规矩，“能吃虫子就不吃米，能吃米就坚决不吃饲料”——“这是考虑到习主席强调的原生态。”他说。

这个过程漫长而低效。杨华曾耗时一小时，只找到七条虫，至11月，天气转冷，“虫子全部钻到地下”，杨家二老就跑到菜地里挖虫。但挖出的虫杯水车薪，而鸡不能挨饿，贫困户们又偷偷用回饲料。

但吃惯了虫的鸡已无法接受饲料了。唐子玲只好“摁着鸡的脖子吃”。一切必须在掌控之中——包括食量、体质以及出栏率，“毕竟投入的太多了。”

从前最多只养过20只鸡的杨华也意识到，产业化养殖没有想象中容易，无论在食物、食量还是疫情防治上，散养都不是产业化扶贫的最优选择。土鸡散养是养鸡业的生态回归，但它并不是独立的养殖行业，而是农业循环中的一环，需要种养结合才能维持。

“散养只适合广告宣传，套政府补贴。适合忽悠，不适合真正创业。”一位养殖户这样说。

但前方的销售战况令贫困户们暂时忘却了这些问题。彼时，售价88元一只的鸡在网络平台销情大好，“光是中秋节就卖掉了200只。”老张也隔三差五地开着桑塔纳来拉鸡，为熟客送货上门。现金当场结算，杨华拿到800块，杨明一家也拿到1000块——和出去卖艺、给周边矿厂拉矿石相比，“这强太多了。”他们异口同声道。

曾坚持要求月结、对每一笔钱都异常敏感的唐子玲也变得大方起来，“等鸡卖完后再结账也不迟啊，反正卖出去，钱就在那里。”贫困户们认定，自己正在奔向脱贫“最后一公里”。

“我投资、我出力、我亏本、我还要被骂，我去怪谁啊！”

失控的迹象从11月蔓延。当月30日，第六批鸡拉到唐子玲家，她发现这批鸡脖子、屁股没毛，“是老鸡！”在唐子玲的经验中，“老鸡”下蛋多，但体质孱弱，易染病，在出栏率上也不比仔鸡高效——“从入栏到出栏，至少三四个月。这肯定亏了。”

问题在三天后恶化。清晨五点，唐子玲和丈夫如常到后院喂鸡，“六七十只鸡忽然不吃东西了。”室外的气温不足5度，一夜的北风将老鸡们冻伤，清晨，它们瘫软在地上，嘴角更溢出唾沫，鸡冠也发黑了。

“那是死亡的前兆。”唐子玲说。她请来堂弟——一个有600只鸡的专业养殖户给鸡看诊。堂弟说：“赶紧找人给鸡输液，不打不行，会死更多！”

但只过救人的老张也救不了鸡。他开来一辆桑塔纳，打开装满穿心莲和消炎药阿司匹林的后备箱，一包包分下去。在鸡的日粮中添加0.05%的阿司匹林，能促进鸡体散热，提高产蛋率。杨明被分到30包，杨华得到了20包。“打针太贵了。”在后来一次谈话中，杨明听出老张的意思。

事实上，那时老张也已自顾不暇。10月售出一批仔鸡后，平台不断收到顾客投诉——原来顾客在鸡的肠道中发现虫子——“那是净化养殖时留下的。”由于天气变冷加之保温不足，体质变弱后，鸡的消化系统也出现问题。投诉令老张仅有的两个渠道遭到关闭，资金链断裂，项目亏本8900元，还开罪了朋友。

尽管如此，老张并不打算终止项目。这是扶贫攻坚战的最后一刻，“领导不会同意（这样做）的。”为稳定民心，他也没将这个消息告诉贫困户们。

此时养殖已推进至第三个月，清洁成为头号难题。天气转冷后，老鸡不断感冒，消化系统也出了问题，杨华家80只鸡不断拉稀，一日的粪便量达两个黑色水泥桶之多。每天一早，夫妻俩就要花30分钟冲洗地面。

“好可怜啊——好可怜啊——”满头大汗的杨明站在一旁，已分不清妻子是可怜那些鸡，还是可怜他们自己。

尽管服用了阿司匹林，12月7日后，杨明的鸡依旧开始大面积死亡，短短半个月，共有70只暴毙。大家请求老张支援。但老张也没有办法，就让他们把鸡分类。

唐子玲和丈夫杨明戴上口罩和手套，将活鸡从死鸡中分离，躬身抓鸡时，她腰疼的旧疾发作，“好可怜啊——好可怜啊——”满头大汗的杨明站在一旁，已分不清妻子是可怜那些鸡，还是可怜他们自己。

一个渐渐清楚的事实是，当初技工缺位是个关键性失误。“就该坚持让技工来，不来我们就不养。”杨明说。他很快想到了另一根救命稻草——政府曾派来支援扶贫的侯主任。“去找侯主任吧，侯主任不会不管我们的。”他说。

但彼时，侯主任已不见踪影。由于扶贫大限将至，不少干部们承担起两个以上村庄的扶贫工作，“完全是僧多粥少。”老张记得，清塘村的鸡发病时，侯主任在距离清塘村2公里外的另一个村子，指挥着贫困户们养鱼（一线扶贫干部正在经历什么？请关注明日发表的扶贫干部口述稿）。

大家最终只等来老张，他们把鸡装进麻袋，系上死结，同时灌入二氧化碳，令鸡断气。紧接着，老张以“距离地面八十公分到一米”为最低标准，让大家尽快重建鸡舍。这是阻止事态恶化的关键一步。“地面温度高，但空气流通不畅。”

此时的老张依旧选择对消息秘而不宣。与官场打交道的多年经验告诉他，“领导只管验收，不管做事。”

12月15日，早年患上高血压的唐子玲旧疾发作，此后半个月四次入院。为照顾妻子和孙儿，杨明也无暇重整鸡舍。

一些人的努力在一瞬间化为乌有。12月底下了一夜雨，吹散了张春和哥哥搭建的鸡舍。第二天一早，她看到鸡正在喝地上的泥浆水，后来有32只鸡因肠胃细菌感染暴毙。

此时的老张依旧选择对消息秘而不宣。与官场打交道的多年经验告诉他，“领导只管验收，不管做事。”

12月底下了第一场雪，气温骤降，令局势雪上加霜。短短一周内，杨明家的32只鸡感染暴毙。此时，这个小小的鸡栏几乎形同一个微型疫区。

“就要爆发鸡瘟了。”唐子玲躺在医院病床，指挥丈夫给老张打电话。“不养了！全他妈拉走，否则就向上面举报，给我们养瘟鸡！”

局势彻底失控了。老张决定——将全部的鸡扑杀。一些看似健康的鸡也必须拉走。为防止疫情扩散，老张开始为它们另寻新地。同意接收这些鸡的贫困户唐华，拒绝接受此前的报酬方案，要求老张每月支付自己1500元定薪。此外，他还要求老张在除夕、大年初一给红包，不能低于100块。

老张气急败坏道：“我投资、我出力、我亏本、我还要被骂，我去怪谁啊！”但为求息事宁人，他还是妥协了。

党建“比扶贫重要多了”

鸡被拉走后，养鸡一事不了了之。出院后，唐子玲曾向干部们反映得到的回报不公平。干部告诉她：“别闹事。”经历这次变故的夫妇俩也变得务实起来。“养不了240只鸡，我们就养20只鸭子”，掌控感很重要，“不能再搞大跃进了。”杨华则决定留在家照顾老人和小孩，让40岁的妻子外出卖艺，每月寄回500块。张春又恢复了往日惴惴不安的生活。她在附近找零工，除草一天80块，看牛一天70块，她觉得还是养鸡好，“至少感觉上那东西在自己手里”，一想到没了那些鸡，张春就流眼泪。

他们想不通，是哪个环节阻碍了自己脱贫。是“不负责任的”老张？还是至今没有出现的技工和侯主任，或者是太相信政府的自己？一个越来越清楚的事实是，随着2020年脱贫临近，那扇大门还没有完全打开，又要关闭了。

直到2019年8月，当地一位记者接到村民举报——有扶贫干部利用贫困户牟利。此事震惊了当地政府，曾奔忙在各个扶贫点的领导们集体出现在扶贫办会议室。在一位当地记者的带领下，端传媒得以旁观这场会议。

乡镇主管扶贫的杨主任首先表达了惊讶：“听说有贫困户举报我们村干部以权谋私，说实话，我很震惊！我们的扶贫干部这么辛苦，居然有村民举报。”她对记者说，“扶贫是重大议题，你们要把握好正面导向。”

“懂的，懂的。”记者埋下头，做起了笔记。

县扶贫办的罗副书记将老张和贫困户们“各打五十大板”。斥责老张在扶贫时冒进后，他又说：“有些贫困户就是没有感恩之心。”罗书记记得，当地一位副局长曾为贫困户出资买羊，搭建平台销售。但巡视组的人下来检查时，“他（贫困户）竟然说这个局长一般般！竟然说一般般！”

“我说他脑袋有问题。”罗书记说，“他生怕说这个帮扶人好，自己脱贫了，补助马上被抽走。”另一次，是他为贫困户申请住房补助。建好新房后，贫困户向他提出要求：“要装好门窗才住进去。”

驻村干部唐煌也有过类似经历。2017年，他加入扶贫工作，从上个干部中接手3户贫困户。其中一户是单身汉，55岁，不种地、不工作，嗜赌成性。唐煌为他在市里的工厂寻了个工作，“他说身体受不了累。”唐煌又拜托战友在一间酒店找了个夜间保安的工作，月薪2500元左右，晚十朝八，还包早餐。但对方以工资太低为由推辞。此后两人越来越熟，有一次，对方主动拿出自己的存款账户给唐煌看——12万。“他妈的，比老子还有钱。”

一走进贫困户的房子，巡视组就跑到厕所摸毛巾，看毛巾“湿不湿”，或检查驻村干部卧室的枕巾上是否有头发，以此验证扶贫干部是否履行与贫困户“同吃同住”的原则。

唐煌说，这是最开始审核机制没有精准识别造成的。要剔除不符标准的贫困户，需启动重新识别，填表、打分，立档案，上报审核一整套程序，耗时长达半年，“领导们肯定觉得麻烦了。”

干部们满腹委屈的背后是一套严密的考核机制。随着2020年临近，扶贫检查的力度越来越强。唐煌记得，“一年大检查三次，小检查数不清”，到了年底，全体干部要迎接“四合一”大检查——即加大基础建设，解决就业问题，给于最低保，低收入家庭补助综合管理。

除了检查贫困户的生产、就业率，一走进贫困户的房子，巡视组的人就跑到厕所摸毛巾，看毛巾“湿不湿”，或检查驻村干部卧室的枕巾上是否有头发，以此验证扶贫干部是否履行与贫困户“同吃同住”的原则。

因为在检查中被扣18分，县里主管扶贫的副书记连夜赶赴上级政府所在地，在办公室里写反思、作检讨，至今没让回家。

最害怕的是巡视组询问贫困户帮扶干部“怎么样”。由于表达力不强，不少贫困户回答“还可以”，这在当地语境中是“较好”的意思。但在巡视组的理解中，它成为扶贫干部工作“马马虎虎”的证据。去年，一位帮扶干部因为被贫苦户评价“还可以”遭到处理，写检查、扣绩效。

就在12月3日启动的“四合一”大检查中，唐煌所在县被扣掉18分——这已远超规定的10分上限。为了解释这8分的差距，县里主管扶贫的副书记连夜赶赴上级政府所在地，在办公室里写反思、作检讨，至今没让回家。

在“党的领导高于一切”的指导精神下，党建也成为扶贫的重要任务。“它比扶贫重要多了。”唐煌记得，党建细化成“三会一课”，即党员大会、支委会、党小组会，贫困户还要按时上好党课。每次召开大会，与会成员还要开展相互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当地扶贫考核app上，驻村干部每次下乡都要拍照、签到，被称为“雁过留痕”。

另一个扶贫标准是“八九不离十”。唐煌解释，“干部一年要在自然村里召开80场会，村里90%的人能认识，100%的农户要走到位”。“这根本做不到。”唐煌说，不少村民外出务工，“你凭什么要人家认识你？”

游荡久了，村民们怀疑自己被监视，主动拒绝了政府的帮助。“2000块（政府为贫困户提供的补助金）我不要了。你不要来麻烦我了。”但项目还得推进，干部们就自掏腰包，买东西当作甜头，请求贫困户开大会。

“真他妈不太接地气。”唐煌说。

“没钱，要听有钱人的话，有钱后，要努力表现自己的价值”

养鸡风波告一段落，老张和村委干部来不及复盘，就筹备起下一个项目——种中药，“我学药的，这个好掌控。”他信心满满。

最后一次和老张见面是9月中，人脉雄厚的他已谈好药材经销商。新一批的扶贫名单明显变短，那些“要求太高，太难伺候的，就先不算在内，之后再说吧。”老张挥挥手，仿佛赶走了那些令他不适的人。

正值中秋节前夕，我跟随老张探访贫困户，他们感恩戴德地从老张手上接过他在平价市场买来的月饼——20块十几个，并目送老张上车。

入夜后，老张摇身一变，成为歌楼酒肆里、与前线的扶贫战友们推杯换盏的座上宾。酒局上，有当地税务局的副局长和派出所所长，在所长妹妹开设的酒楼中，干部们的话题围绕在“投资买房增值最快”，“直升飞机是两个还是三个螺旋桨的飞得快”上。

兴头上，扶贫也成为谈资。其中一位抱怨：他每个月至少大半时间耗费在农村下乡，實在是浪费人生。派出所所长立刻想出了辙：“无聊了就和贫困户打打牌，会搓麻将的！”大伙哄堂大笑。

9月5日，市里对全市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和个人通报表彰，给扶贫典型戴大红花、发奖金。清塘村的贫困户中，唯杨华得到了这个机会，一些贫困户得知此消息，为之哗然。

表彰大会当天一早，其他贫困户羡慕地目送杨华被老张载着离开村庄——那又是个大晴天，明晃晃的太阳烤着家门前的稻谷，唐子玲双手握紧耙稻谷的推板，说起她心里的感觉，和去年看着鸡被拉走时是一样不知所措。“我们都向记者反映了，怎么就他被表扬了呢？”唐子玲站在800块钱的摄像头下，被打回了原形。

杨华也并非对老张的养鸡行动满意。他告诉端传媒，养鸡三个月，他只拿到800块，母亲还被累病了。但在外游历的经历告诉他，他还没有能力质疑老张，要认清自己——“没钱，要听有钱人的话，有钱后，要努力表现自己的价值。”

“我已经很满意了。”在一次有关扶贫运动的谈话中，谈及老张，他拼命点头，“我相信在老张的帮助和国家的扶持下，我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杨明、唐子玲、杨华、张德、张春、唐华、谢丽均为化名。报道中出现的村庄也被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