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读者评论精选”栏目每周择选报导及圆桌话题中十条精彩读者留言刊出。部分留言可能会因应长度及语意清晰作节录或编辑。
1. TG12hjkmq,回应《被围困的六四论述,需重新对接后冷战的时代光谱》
这让我想起了我的同学和政府对于五四的态度。每次同学提到这件事就像“炫耀”死亡人数,说着你知道死了多少人吗?算了你也不可能知道这些酸话。政府每次将五四和马克思绑定在一起,说着什么先进爱国的陈词烂调,无非就是佐证自己是历史先进的代表,而六四只被这些同学拿来反共的旗帜,六四已经被我们自己传承时利用了,更何况国外的。最悲伤的是我父亲亲身参加八九学运,跟我讲他参加时绘声绘色(他是武汉人,在武汉参加的)也痛批中共。但是跟他提到民主,提到互联网管制时,认为境内人素质会偏低,不能开放。我说这个权利不争取等着政府送给你,他就不作声了……我知道学生时代愤慨的他已经死去,我们或许终究这样。但未来社会学子能够较好从我们逝去的愤慨中传承这份接力棒吗?还是变成面对六四只感慨死了那么多人,然后当故事讲给其他人听的悲剧。
2. 聪头,回应《被围困的六四论述,需重新对接后冷战的时代光谱》
作为媒体文章,作者提出的见解,有刺激思想的作用,尤其是“六四”在全球(其实恐怕是主流西方)抗议意象的位置,的确是一个不错的观点。
但是,文章有把各种不同类型的语境混和在一起,剩下的语境恐怕只能用一个极为抽象的“全球”来概括,如果再把这“全球”视为出路(例如“六四”融合阶级、种族、性别交织着的社会运动),除了是一种乐观与失落混和的左翼调子,更难令人感到所指为何。建议作者把自己的语境,实践及论述场域,更清楚地阐述。否则,对任何特定的语境都并不公平。
就以香港为例,支联会的制式化悼念,背后既有香港泛民自由派的政治动机、道德遗产及动力,但它也让民间挪用、得到激励与争议。我经历及目睹这三十年,在这个小城,八九的确“继续存活在行动者如今更艰难、也更广泛的日常斗争中”,许多人让八九改变了他们的一生,也改变了他们的政治生命。即使是最主流的媒体记忆,在过去十年也有作者所言的草根化。至于中国大陆,在我极为有限观察中,我也看到零星而隐晦的效应。
作者有些批评,也许对海外民运人士颇为切中要害,但也该更具体地评议,否则也有点不大公允。
3. Fai,回应《被围困的六四论述,需重新对接后冷战的时代光谱》
六四的记忆主体本是中国人,不是全世界受压迫的人。在主体缺席的情况下,六四以融入商业及民主政体既有体制的方式留存,那不叫记念,而是存活。说到底,责任在中国人。其他的都是高标和理想主义,你要怎么去要求别人为你或以你想要的方式来记住你本不该忘记的东西?
而香港的纪念,说是一种与西方民主世界同构的精神胜利法(西方世界怎么精神胜利我没研究不评论),未免有失公允。六四烛光本来隐含“中国人没有能力去记忆的东西,我们有责任记住”的意思(在文章里被归类为自我标榜的意图?我不排除,但也不鼓励国人一直往这种方向解读和简化他人),一开始是基于民族感情的责任意识,抵抗民族主义是近年的事,作者对香港的解读已然片面和固化。作者自己不就示范了外来者如何理解“我们”的隔阂?烛光晚会尚如此,何况六四?
六四有没有更进步(更左翼?)的纪念方式?或者该不该以更进步的方式传承?这我觉得是大家都要面对的问题。而香港尤甚,因为六四是整个融入到社会运动中的部分。烛光晚会的情感操演不足以盖括“六四如何被香港人记忆”这个命题。
作者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揭示六四如何被记忆。我只站在香港人的立场给予补充。
......
当然,排除对香港有点“自我中心”的解读,我还是觉得文章点出了很重要的问题。
4. Anony,回应《专访吴国光:八九毁灭中国知识分子之后,如何继续“韧性的战斗”?》
感谢吴教授不忘初心,身体力行地作“韧性的战斗”。深耕细作,定能留下更值得读的东西。我是95后,八十年代离自己很远,通过阅读,通过认识不同世代出生的人,才慢慢组织起一点认识。除了吴教授所说的三点八十年代年轻人的长处(追求独立思想等),我还(从阅读中)感受到,或许由于文革戕害,这代年轻人虽在争取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但他们所能运用的思想资源其实不太多,就算是当日走在最前面的一代知识分子,或者大论争(比如《河殇》),未能在思想层面上达到第一流的水准,很多概念、术语是二手、三手甚至四手、五手的。那时候涌进来的外国文艺思想很多,好像和清末民初有点像,然而八十年代冲在前面的知识分子,思想程度与晚清民国那代人无法相提并论。这和艺术创作很不同——好的艺术创作可以藉住直觉、灵光,在贫瘠的地方也开花,但思想、学术则不行。因此最敬佩八九之后那些不仅在道义上“未忘初心”,且真正在做事、更为深入地思考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事业更长远地鼓舞著年轻人,比如万圣书园、《二十一世纪》。
5. 森白,回应《半生被称刽子手,戒严部队军官:“我也是六四受害者”》
20到25万军人,之后或转业或自谋出路现在也到了退休的年龄,分散在中国大陆各个地方,站出来的只是个位数,这二十多万人是怎么向自己的后辈提起六四呢,开过枪的是吹嘘自己当年保卫了北京保卫了祖国,还是对此沉默不语,九十年代中末的下岗潮,新世纪飙升的楼价和手里少得可怜的退伍军人待遇会不会都让他们觉得六四那年的所作所为变得很可笑,并为之忏悔?但他们不能说,不能对着新闻媒体说,但可能会对着亲戚朋友街坊邻居抱怨。就像我曾经在北五环外的一家小馆子里,后座曾经上过越南战场的快递大叔喝着酒对着餐馆老板说:共产党啊,不是好东西。
6 . 冰山中的烈火,回应圆桌话题《美国再有一州通过反堕胎法案,孕妇选择权与胚胎生命权该如何平衡?》
我认为,女性应该拥有无条件的堕胎权,包括胎儿出生前一刻都有权利堕胎。所谓“胚胎生命权”是宗教人士根据几千年前的一本古书记载的陈旧思维、个人看法编织的,既不科学也不人道。
从总体上看,女性的生育和女性的自由有本质的矛盾,二者不是零和,但大体此消彼长。女性不是生育机器、男性也不是辅助生育机器,而是独立自由的个体。如果胎儿算是生命,那受精卵也可以推出是了。而且现实里,一旦怀孕,又不能堕胎,一家人尤其怀孕女性的时间、精力、事业,都会被损耗,影响学业和工作,继而丧失个人独立性,成为男性、父权夫权的附庸。
例如推特上“上官乱”女士的评论:“在母亲节,我不想说正确的废话,在全球都在保守、倒退的今天,我只会更坚定地支持所有女性自由选择做与不做母亲的权利:合法堕胎权。在中国,女人是圈养的羊:草少的时候被堕胎,肉少的时候被配种。欧美也正在上演《使女的故事》。”我非常赞同。
而且女性堕胎也有利于少生优生,有利于人类个体素质提升和整体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是像非洲南亚那样因人口爆炸陷入长期贫穷和暴力之中无法摆脱。放开生育就是《蠢人进化论》在现实中的上演(其实已经上演,例如中国贫困落后地区,管生不管养,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印度、美国、以色列、印尼都有有投票权无政治素质的人,恰恰和多生育群体重合(例如以色列哈雷迪犹太人,一对夫妻五六个甚至超过10个孩子),会用选票把人类拉回保守和野蛮)。
因此女性无条件、完全的堕胎权,必须得到保护。自由主义者、进步主义者必须捍卫女性堕胎的自由。
7 . NXL,回应圆桌话题《美国再有一州通过反堕胎法案,孕妇选择权与胚胎生命权该如何平衡?》
我之前一直认为,美国的堕胎法案实际上与一个在美国居住的外国人并没有太大的关系。直到最近各种可以进行堕胎手术的诊所由于各种原因被提前关停,我才觉得这对每一个居民的生活都有影响。今天我所在的密苏里州成为了第一个没有可以进行堕胎手术的诊所的州,隔壁的肯塔基州还有一间诊所允许堕胎,下面的链接是一个这个诊所门口的影像。
理性客观地看,这个问题不是一个权利抉择的问题,而是人的定义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胎儿能不能被定义为人,在精子和卵子相遇之前不被定义为人,在胎儿出生后被定义为人,这些都没有争议。但是从卵子受精起到这个婴儿出生前这一段时间,是否有某一个时间点或特征,只要表现即可被定义为人,才是问题的核心。联合国人权高专办的发言人的发言也是在谈论这条法案的可行性问题。可见按照人权的诠释,如果胚胎能被定义为人,胎儿的生存权高于孕妇的隐私权是合理的。所以禁止堕胎就是符合逻辑的。同时阿拉巴马州保留了,怀孕危及孕妇生命时可以堕胎的法案,也印证了孕妇的生存权与胎儿的生存权相比较时,人的定义无争议的孕妇,生存权优先。但是当“心跳法案”通过后,实际上将可能引发其他生物医学相关的问题。
“心跳法案”成立的前提是有心跳的胎儿即是人,这实际上暗示心跳是判定人的生理基础。这牵扯出法律对科学的影响的问题,尤其伴随着生物医学的发展,很有可能会打开洪水的闸门。假如,利用现代技术可以制造一种有机体,其中含有一颗能够跳动的心脏,是否因为心跳法案,这个有机体就不能被牺牲,也享有人权?对于这个法案的看法所表现出的与宗教的相关性,也再一次显示了宗教对科学的影响。像这种通过宗教影响民众,进而影响立法,进而影响科学,已经很曲线救国了。很多学校和出版商,都因为宗教的影响力,为将进化论写进教材面对巨大压力。
在一个人权相关的立法议题上谈论科学,看似不相关。可是实际上,我却觉得问题的症结是生命的定义,所以是个科学问题。因为对于人权的诠释,根据我的日常体验是在不断进展的。就在实际上已经不能合规堕胎的密苏里,可以看到同性恋人手牵手光明正大地在街上走。其中不乏同性恋不是疾病,同性恋现象在生物中广泛存在的科学知识被接受所带来的效果。而生命目前在科学上还不能给出准确的定义,恐怕能不能堕胎的法案还会不断纠缠。
8 . 苟利国家,回应圆桌话题《国际儿童节来了!专家指30岁才可拥有成熟大脑,你“长大”了吗?》
目前国际社会基本认同的童年概念包括:第一,必须将儿童当“人”看,即承认其独立人格。第二,必须将儿童当“儿童”看,不能将其当作“成人的预备”。第三,儿童在成长期,应尽量给其提供与之身心相适应的生活。中国的孩子实在很令人心痛。他们从未被当成一个完整而独立人格的生命被尊重过。父母赞美或者批评他们,都是出于对自己的附属品的一种情感,而不是对一个具有独立精神与思想的生命个体的爱与尊重。中国的孩子许多一生都缺少被尊重的感觉,也就缺少去尊重他人的能力与意识。只希望当我们这一代成为了父母,能去给我们的孩子一个被人尊重的童年。
9 . NXL,回应圆桌话题《国际儿童节来了!专家指30岁才可拥有成熟大脑,你“长大”了吗?》
成年人喜欢庆祝儿童节我觉得有两种需求。第一是不愿意为自己负起100%的责任。希望还可回到儿童时代,不用掌控自己的人生,不过其实本质上是无法掌控自己的人生。第二是就是想过节,儿童节算是一个人人皆可过的节,尤其是相比于其他宗教性或者国家属性特别强的节,什么屠妖节,开斋节,或者memorial day之类的,不太适合跟着一起凑热闹。其实像过节这件事一方面是因为大陆开始向工业化国家转变,很多人觉得每日朝九晚五太单调,所以想过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大陆开始向陌生人社会过度,虽然很多年轻人都觉得自己是“精神上的芬兰人”,不过时间久了也会觉得寂寞吧。最后就是因为社交网络,为了能发个朋友圈,总得去过个节。我所说的这些都表现年纪相对轻的人身上。也就是伴随着改革开放长大的人,或者比他们年纪更小的人。不过我猜这些人很有可能马上要进入下一个阶段,就是一起庆祝重阳节,调侃自己未老先衰,调侃自己已经是00后10后眼中的爷爷奶奶。;)😋
10 . cyang,回应《华尔街日报:华为崛起之路伴随着剽窃与不正当竞争指控》
技术窃取肯定是有的,但是华为能变成如今这样,其实很多媒体理解有偏差,华为主要还是靠压榨国内的劳动力,并且去欧美公司不敢去的市场。我们的这么多年的发展是不讲规则的,是丛林法则,这也是为什么华为要建安全屋,其实是因为华为明白法律没法保护自己,只有硬件上来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这就是不讲规则的人的操作方式。不讲规则,后果就是别人不再想和你玩了。可是讲了规则,就始终不能快速崛起。中国会一直在这个过程中跌跌撞撞。
已經沒有記憶的我們對於上一代丟過來的接力棒恐怕只剩下茫然無措吧
我不了解香港和台湾的九零后和零零后以及年纪更小的学生是否能够传承所谓的接力棒。但是根据我的日常生活的经验。大陆的学生已经几乎不可能像现在在香港这般纪念六四。这不仅仅是因为政府在6月4日前后,时刻关注着所有大陆网络的发言。更重要的是这段历史记忆真的在学生们的认知中消失了。
人类的生物个体并不是之前记忆的集合,也就是说,我们刚生下来的时候对于历史是什么也不知道的,而我们所逐渐知道的历史源自于教育,不管是来自家庭、学校还是社会的。最近零零后开始成为大学生,他们中的大部分很有可能完全不知道六四是什么。从零零后出生的2000年到我2008年离开大陆,我只在大陆看到过一本关于六四的书,叫做《邓小平帝国》,只听到一位高中老师提到过六四,现在那位老师已经退休了。而我认识的零零后是真的不知道六四的。因为曾经有来自大陆的新生问我六四是1964年吗?我说是1989年6月4号。我本来以为他会问我更多细节,但是他却没有再问,我想他是真的不感兴趣。以为历史会自有公论,是太理想了,消除历史记忆只需要一代人。只要把相关的信息从所有形式的教育中封堵住就可以了。在家庭教育中,六四是很少被提及的,在我在家里的书柜里翻出来《邓小平帝国》这本书之前,我是根本没有听说过六四这件事的。学校教材和媒体上自然也是看不到六四的内容的。虽然有老师会提及,但却不是主动的。至于为什么5、6十年代生人的知识分子,包括那些成为了高中老师的人,虽然他们知道六四,却不会提,我觉得有一种他们的心情是可能被忽略的。那就是他们认可邓小平的执政。要求他们理性的分析改革开放是创举,和六四动用军队驱散学生是错误,他们当然可以做到把这两件事分开,但是当只谈论六四本身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很大的动力。那是因为大陆并没有民主的制度,目前也看不到实现的苗头,所以每一件事都与当时的领导人直接挂上了联系。六四和恢复高考,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腾飞,人民生活改善,知识分子地位改善相比真的是九牛一毛(虽然我也明白人命并不能拿来量化比较)。况且所有事情不由自主都会被对比,所谓六四,就会被与文革对比。现在连对于文革的反思都在弱化,还谈什么六四。1970年前后生人,经历了六四的人中还留在国内的,大部分真的再也不相信什么理想,唯一相信的就是钱,但也是他们优异的表现,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腾飞。7、8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人文学者,在重视理工的整个东亚地区,自然科学的学者远多于人文科学),很多就已经开始不知道六四是什么了。因为大陆真的很大,和大陆的总面积,以及之前所经历的各次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相比,六四的规模真的很小。所以在大陆根本不可能想到什么传承接力棒。
学生中对这件事的态度大概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不关心这件事,另一种却要报效祖国。不关心这件事的也有两种,一种是根本不知道六四是什么的,还有一种就是虽然有一些了解,但是仍然不关心,我就是这一种,为什么我们这样的人会不关心呢?因为第一我们觉得我们没有什么希望直接参与政治,对于政治现状也不可能依靠我们的力量改变什么。第二就是真的看不出究竟对于六四是否反思会对中国带来什么实质的影响,或者对于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但是也是基于同样的逻辑,我们也都不能理解为什么要在六四期间如此严格的禁言。而我们这样的人有这样的想法也是偏颇的,偏颇的原因是我们成长的环境相对富足宽松,生活很有安全感,也就会常常觉得什么事情都没什么大不了。可是那些依靠个人奋斗,从一个相对贫穷落后的地区或者家庭获得了好的生活的人,他们或许很关心,可是他们却愿意报效祖国。因为一方面他们生活的改善是因为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另一方面他们的个人经历让他们相信自己可以有所作为。两者相结合,会让他们愿意报效祖国。对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除了自身原因外也有外部条件因素的认知,让他们相信政治改革也需要等待一个历史的契机,如果这个契机在他们的人生中没有到来,他们愿意在经济领域报效祖国。所以不论是学生自身也没有像香港那样纪念六四的意愿。
但我很愿意看到香港这样每年纪念,因为它有一个政治之外的意义就是保留一段历史记忆。如果问我愿不愿意看到大陆反思六四,我当然愿意,以及很希望看到关于六四的资料公之于众。
「5. 森白,回應《半生被稱劊子手,戒嚴部隊軍官:「我也是六四受害者」》」一段中「併為」應寫作「並為」。
謝謝指出!已經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