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三十年 深度 六四專訪

半生被稱劊子手,戒嚴部隊軍官:「我也是六四受害者」

李曉明是六四戒嚴部隊之中一人,離開中國後,長期受失眠、易怒所苦,近年才去看心理醫生。槍響30年後,他說:「雖我沒開槍、沒殺人,但身為當時戒嚴部隊的20萬戒嚴部隊的一員,當時我在部隊服役,我覺得也是一種恥辱,有一種內疚情感。軍人......,在六四中扮演很可恥的角色吧。」


李曉明。 攝:陳焯煇/端傳媒
李曉明。 攝:陳焯煇/端傳媒

編者按:據六四親歷者、學者吳仁華研究,1989年參與鎮壓的戒嚴部隊大軍約20到25萬人,僅個位數的戒嚴部隊軍人或軍官站出來反對武裝鎮壓,其中2人仍在大陸境內、曾受中共政治騷擾,分別是曾表達懺悔的54集團軍的官兵張世軍、以油畫重現六四場景的前65軍士兵陳光,目前難以聯繫。30年過去,當時被分配到共軍第39軍116師的高射炮兵團、任副連級的雷達站長李曉明,是那「25萬分之個位數」、少數能自由說出證言的人。

李曉明受訪時悶著頭,原來是在刷手機。在忙嗎?「今天早上(5月23日)去你們的總統府,」他把手機遞過來,是總統蔡英文接見華人民主書院安排的六四親歷者的合照,「接見我們就是種表態嘛,這是第一次吧,她(蔡英文)也支持中國民主事業吧。」這些當年在天安門毛澤東頭像和自由女神塑像前欲灑熱血的少年,如今成了流亡各地的大叔,這一天,他們換上筆挺的西裝和皮鞋來到孫文遺像前,只有李曉明,踩著舊球鞋就來了。

5月18日,六四事件30週年研討會在台北登場,海外中國民運聯盟(澳洲)秘書長、1989年任職的戒嚴部隊成員之一、時任解放軍軍官的李曉明受邀赴台出席這場研討會,這是他此生第二次公開為六四事件作證,第一次是2002年,應「中國人權」邀請,在紐約公開作證,作證後申請澳洲難民簽證,2005年才以澳洲籍人士身份回到中國。

李曉明一家人目前定居澳洲。5月中旬,他和妻子提了要去台灣出席研討會,妻子毫無反應。他又和26歲的大兒子談了這件事——此前,他幾乎不和家人談他的六四親歷——說了之後,兒子竟擔心起李曉明的人身安全,要他別談了、別去台灣了。「兒子以為我回中國了,他以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我解釋說沒問題,我是去台灣啊,台灣和中國不一樣,台灣是民主國家,我可以像在澳洲一樣,說任何事情。」

李曉明的解放軍軍官證。
李曉明的解放軍軍官證。圖:李曉明提供

原以為去「維護社會治安」

李曉明是瀋陽人,出生於1964年,高中上的是瀋陽二中,他在受訪時數度強調:「我上的是最好的高中,很多同學都考上了北大、清華那些重點大學。」1983年,李曉明大學沒考好,家中又有經濟負擔,父母索性讓他和妹妹都去唸軍校,如此兩人學費、生活費都由軍校補助。他考入河北石家莊解放軍軍械工程學院雷達系,1987年七月獲得學士學位。

他又給我們看剛上軍校和從軍校畢業的照片,軍帽中央有顆大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鑲金邊紅色五角星軍徽。他有些老花,想仔細端詳年少的自己,得移開眼鏡。人滄桑了,照片中的李曉明更顯風發。回到1987,這位少年軍官對未來有什麼期待?「沒有什麼期待。」他答:「年紀小吧,只知道學費生活費都是國家負擔,將來工作就是上部隊服役。別的也沒什麼想法。」

六四事件爆發那一年,李曉明25歲,任解放軍第39軍116師高炮團102連中尉副連職雷達站長。 第39集團軍隸屬於瀋陽軍區,軍部駐地為遼寧省遼陽市,李曉明在公開作證和受訪時,數度強調:「第39軍116師是最好的部隊。」「我們部隊以前打過朝鮮戰爭,打仗打得好。給我們的各種人員配備、裝備,都是最好的。」

歷史學者、六四事件親歷者吳仁華在《六四屠殺內幕解密: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書中亦指出,步兵第116師是第39軍的主力師,在解放軍的所謂「四大王牌師」中名列第二。該師曾是首批進入朝鮮參戰的中國人民志願軍部隊,曾先後於1950年12月4日和1951年1月5日分別攻佔平壤、漢城(現今首爾),戰績顯赫。

吳仁華在書中指出,1989年5月20日,第39軍接到中央軍委緊急命令,部隊立即趕赴北京執行戒嚴任務。一開始,為了保密,部隊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命令只傳達到師一級指揮官,師級以下的官兵並不知道即將戒嚴,只聽說要前往瀋陽執行「維護社會治安」的活動。6月3日,第39集團軍指揮部接到了上級命令:「部隊立即向北京城內強行開進,實施天安門廣場清場計畫。」在中央軍委的調兵計畫中,第39集團軍是屬於首批進城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但實際上,該集團軍進京的時間,比北京軍區的第24集團軍、第27集團軍、第38集團軍、第63集團軍、第65集團軍等部隊要晚。

吳仁華的研究和李曉明的證言相吻合,39軍之所以比計畫中晚進北京,李曉明說,是出於116師師長許峰的消極抵抗。話說從頭,5月20日,上頭交辦瀋陽有上街遊行,要求部隊去「維護社會秩序」,他原以為要回瀋陽老家附近,還有些期待回家。「去的路上,命令又改了,改去山海關,最後的命令是去北京,執行戒嚴任務。」「我們部隊的具體任務是去使館區,保護領事館的安全。在6月3日之前,大部分部隊都是駐紮在北京郊區。」在郊區駐紮期間,李曉明一度以為學生只是上街遊行,「都是很和平思維,沒有暴力,而且我們部隊在外圍,部隊沒進北京市,沒感覺到那種緊張。」

李曉明(後排左二)拿出1989年6月5日在天安門廣場上拍的照片,那是116師高炮團一營所有軍官的合照,「大家都穿著戰士服裝,這張照片我2000年出國就帶出來了。」

李曉明(後排左二)拿出1989年6月5日在天安門廣場上拍的照片,那是116師高炮團一營所有軍官的合照,「大家都穿著戰士服裝,這張照片我2000年出國就帶出來了。」圖:李曉明提供

「日本人到北京都沒開槍......」

「你們是人民解放軍,不能對人民開槍,不能向學生開槍。」「日本人到北京的時候都沒有開槍啊!」他回憶,6月3日晚上之前,民眾圍著軍人,「老年人、中年人、年輕人、好多人......,」他坐在軍用卡車裏,周遭的士兵和民眾沒有互動。不過,他看見當時的團政委拿著擴音器和群眾說:「我們是人民解放軍, 我們不會對學生開槍。」

只是,當天傍晚,士兵就接到指示往裝彈藥的車輛移動,李曉明回憶:「你能拿多少(子彈)就拿多少吧,沒有什麼限制,就站在路邊發子彈,老百姓都看到了,帶著驚恐的眼神看著我們,不再跟我們交談了......。」

「上頭要我們不惜一切代價,準時到達天安門廣場。」他說,當時有些軍人攜帶小型收音機,另外的消息來源就是解放軍日報。「我們自己也很害怕,」他回憶,軍用卡車上少有交談,收音機廣播向他們播送暴徒要殺解放軍,大家沒什麼交流。事後回想,他認為絕大部份士兵受教育程度低,當時只是聽上級命令,就照上級傳達的做。

李曉明舉例,除了從廣播重複播送,軍中也傳出「天安門6月3號晚上有暴徒要殺害解放軍」的耳語,戒嚴部隊裏的許多人信了,事實上,軍隊駐紮在朝陽區一所小學時,他親眼看見有個部隊的戰士,因槍枝走火,遭到誤傷,當場死亡。他眼睜睜看著這人的屍體被拖出去,結果,聽見部隊領導人向上級報告:「有暴徒開槍打死我們戰士!」李曉明說:「這是我親自經歷的,那人(死者)就在我對面,至少從這部分,我看到很多真相。」

六四事件後,中國人民解放軍向首都戒嚴部隊官兵頒發的一組「首都衛士勳章」紀念章。

六四事件後,中國人民解放軍向首都戒嚴部隊官兵頒發的一組「首都衛士勳章」紀念章。圖:李曉明提供

麵包車上的傷者,「用眼神示威」

「6月3日晚上,大概7點鐘,我看到一台從天安門廣場出來的麵包車(廂型車),麵包車走得很慢,門口站著一個受傷的群眾,他拄著雙拐,腿上包紮繃帶紗布,應該是看著我們,應該是仇恨、憤怒的眼神吧。」當時李曉明的部隊停在天安門東郊,軍用卡車準備從天安門東側往天安門方向開,他精確地想起這個眼神,不會錯,卡車距離他頂多十米遠,「雖然他沒說話,但他意思就是『你們解放軍殺人了』。我覺得他就是有意向部隊示威。所以對方用行動告訴我們,部隊已經開槍了。」

「任何人都猜出來開槍了。」麵包車默默從眼前駛過的那一刻,他回憶:「大家看了面面相覷,也就默默無語吧。」

李曉明觀察到116師師長許峰的消極抗命。由於高炮團總是和師部一起行動;當時李曉明離師裏的通訊車最近,他見到許峰化裝為平民,身著便衣,帶著幾個參謀去前方探探情況。「當時還有學生、百姓圍堵軍人,若身著軍裝,絕對不許你往前走的。」「我自己猜的,也許他(許峰)看到傷亡,他回來以後開始消極抵抗,所以我們部隊就沒有準時到達(天安門廣場)。」

6月3日當晚,李曉明遠遠聽見中央軍委的無線電呼叫,「116師,你們在哪裏請回答。」不論無線電怎麼叫,許峰就是不回應。他就聽到許峰說一句話:「我收不到上級命令、我們收不到上級命令」,隨後鑽進師部通訊車。「他(許峰)這樣說,底下參謀就明白他什麼意思了。」李曉明回憶。

部隊一直消極抵抗命令。中央軍委要他們6月3日晚上或隔天清晨抵達天安門廣場執行清場,「但我們是6月5號清晨才進到天安門廣場。」他說,部隊一直坐在軍車上,繞行北京市郊區周圍,徘徊遊蕩著,就是沒有按照命令往天安門廣場集結,直到6月5日清晨。

2019年5月19日,李曉明出席華人民主書院與支聯會舉行「六四事件30周年中國民主運動的價值更新與路徑探索研討會」。

2019年5月19日,李曉明出席華人民主書院與支聯會舉行「六四事件30周年中國民主運動的價值更新與路徑探索研討會」。攝:陳焯煇/端傳媒

褲子、棉襖、血

李曉明作證時稱,6月5日一早,第39軍被第38軍(編者按:近年陸續出爐的研究顯示,第38軍是六四屠殺中最兇殘的軍隊之一)「押」進天安門廣場,針對這段證詞,他在不同地方受到質疑:一個部隊有資格「押著」另外一個部隊嗎?他在接受《端傳媒》訪問時如此解釋:「38軍處長領著士兵,架著機關槍,他在前面,把我們『領』進天安門廣場。」

彼時六四清場已經結束,在被「領」進廣場的路上,李曉明清晰聽到兩邊建築物、樓群裏、立交橋(高架橋)下,群眾對軍人們喊著「法西斯」與「劊子手」。謾罵一直從樓裏飛出來,眾人張望四處,始終不見人影。李曉明身旁的士兵朝樓裏開槍,「我給他說了回去,他是我連裏的戰士,我就說:『你不准開槍』,他就不開槍了。」但子彈不長眼,早往樓裏飛去,「具體傷沒傷人?我不知道......。」撤出廣場後,他的部隊駐紮在朝陽區一所小學內,任務是「抓暴徒」。有一位街頭擺攤賣冷飲的老太太,罵軍人是法西斯,而被冤作「暴徒」,抓進了派出所。

李曉明這一輩子都不會得到答案:老太太後來被怎麼了?當時身邊的士兵開槍,是否造成民眾死傷?但他在6月5日就可以確定,戒嚴部隊造成了慘重的傷亡。他看見廣場地板、人民英雄紀念碑台階上有裝甲車履帶輾壓的痕跡,一地的狼藉。他和一名排長一起翻找垃圾,撈出了一件上面有彈孔的褲子和沾血的棉襖。

「打掃衛生的戰士親口告訴我,看見垃圾下面好幾灘血。」褲子、棉襖、血,成了腦中揮之不去的屠殺鐵證——李曉明2002年首度在紐約公開作證,到2019年到台北公開作證,一定提及這段證據。在台北,他在百人面前談及那件褲子,兩度哽咽。

但這段證詞同樣遭到反覆質疑。對於證物的真實性,網路到現實生活中,曾有人拋出:「難道當時有人中彈之後,還把衣服褲子脫掉、然後自己跑走?」李曉明如是回應質疑:「那我就不知道了。有各種可能性。至少,我相信我看到的。」

此外,在台北的研討會上,李曉明說的另外一段證言,當場受到挑戰。他說,到了6月3日下午開始發放子彈,但沒有具體下命令開槍。後來,部隊有了明確命令,「距市民100公尺以外可對天鳴槍警告、30公尺以外可對地開槍警告、30公尺以內遭遇奪槍等危險時,可以開槍自衛。」

這段證言也激怒了一部分人士。一名老人在台北的研討會上,情緒激動地挑戰李曉明:「開槍、坦克壓人都是事實,在這種情況下,用少數士兵槍口抬高一吋(的說法,)或把正義和非正義之間的界線模糊掉,這是對得起方政(編者按:1989年6月4日凌晨,方政沿西長安街撤出天安門廣場,自述為救某學妹,遭坦克碾斷雙腿,至今流亡海外)那兩條腿嗎?對得起那麼多死了兒女的母親、父親嗎?」「有人說這個政權的領導人犯錯,那是犯錯嗎?還是反人類罪行?」

2019年5月22日,方政(左)與李曉明(右)於台北一起出席有關六四事件的講座。

2019年5月22日,方政(左)與李曉明(右)於台北一起出席有關六四事件的講座。攝:陳焯煇/端傳媒

如何證明自己「30年前沒有殺人」?

鎮壓的痕跡很快被政府抹平,李曉明在1989年7月回到瀋陽駐地,隔年調到另一個部隊,1993年轉業,在瀋陽市電業局調度所擔任工程師。為何選擇轉業?「我一直想出國留學,好多高中同學都考上好的大學,大學畢業都出國留學,出國留學也是一個趨勢吧,當時中國還是比較落後,很多人都想追求更好的生活。」他盤算著自己未來,「在部隊的話,是不能出國的。所以我必須轉業到地方工作。」2000年,他自費留學到澳洲墨爾本,就讀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RMIT),攻讀兩年制電子工程碩士學位。

2001年,他的妻兒到了墨爾本陪讀,2002年,他首度前往紐約作證,第一次說出自己目睹的六四真相,「太太申請到陪讀簽證,我就放心。如果我不先把他們接出來,政府會有懲罰措施吧,例如不讓我孩子和太太來到澳洲......。」

同一年,他向澳洲政府申請難民簽證,歷經數次面試,移民官審查民簽證時,依法定程序問了很多問題,包含個人簡歷、在澳洲就學的學業成績、在中國的服役軍區、六四目睹的情況,還有最關鍵的:「他(移民官)問我:『六四時,你殺不殺人?開不開槍?』」

一個人要如何證明自己「在30年前沒有殺過人」?軍職成了李曉明半生的原罪。即使他反覆重述自己的證言、對外強調自己未開一槍、未殺一人,仍不時會在公開場合被問到這個問題,以及更多他始料未及的問題。比如在台北,接受了將近30場的中文、英文媒體訪問,公共場合也常有人問他尖銳問題。也比如在2002年,初次作證時曾有媒體寫錯他任戒嚴部隊時的軍銜,導致他被質疑經歷造假,他看過那些評論,「很多人把我的生日、軍階都寫錯了,我就看了幾篇,混淆是非吧,都是胡攪蠻纏。我懶得和他們爭辯、我沒有太大感覺、我覺得浪費時間。」

李曉明公開談論自己的六四證言時,常帶著幾項關鍵文件和照片:當年所有參與執行戒嚴的解放軍都收到的「首都衛士」紀念冊、紀念章以及紀念手錶。他在今年把這些文件和物品捐給墨爾本博物館。只是,此舉遭網友說他別有居心、檢視他「亮出證物」的舉動與真偽;甚至在網路論壇上質疑李曉明離開中國時刻意攜帶紀念章冊,是「很早就計畫把六四這事情去國外說出來」。

「對啊,他說得很對。2000年留學時我就帶著(紀念章冊與手錶)了。不然我為什麼要帶出來?我就是為了說出這個事情。」他坦率回應,離開中國時就打算有天要向國際說出這個事實,「但你得有證據說你參加過(六四戒嚴部隊),否則你有什麼證據說明你參加過?」他拿出1989年6月5日在天安門廣場上拍的照片,那是116師高炮團一營所有軍官的合照,「大家都穿著戰士服裝,這張照片我2000出國就帶出來了。」他又說,其實早在1989年的6月5日,他就有「將來出國說出這件事」的想法,才申請留學。

但留學計畫一開始不是因為一直想出國唸書、追求更好的生活嗎?他想了一會兒,答:「從我個人來說,一個動機是像其他高中同學追求更好生活。但從另外一個特殊情況,六四成為我想出國的一個很重要原因吧,就是為了從軍人角度,講出一個六四的真相吧。」

李曉明。

李曉明。攝:陳焯煇/端傳媒

歷史的選擇:是加害者,是證人,亦是受害者

拿到難民簽證後,李曉明第一次回中國是2005年,「拿到澳大利亞護照我才敢回去看父母。如果我在2002到2005年持中國護照回中國,一定會被關進監獄的。」

移民澳洲之後,2005年起,他陸續以澳洲公民身份為國探親。第一次回國,他老感覺有人跟蹤監視。他的雙親完全不知道他已在紐約發表證言;即使在親人之間,六四仍然是禁忌,李曉明從來不提。近年,他陸續把雙親接到澳洲居住,才在輕輕和父母帶過這件事。

李曉明在2003年拿到電子工程學位,在澳洲卻找不到電子工程工作。20年來,他打了許多份工,「長期、短期、外貿公司、保安器材公司都做過,我什麼都幹。」他在倉庫處理中國進口澳洲的的帽子、手套、圍巾、襪子,他也待過保安器材行,負責販賣和在倉庫整理監控儀器、攝像頭、電子門鎖、各式開關。

算算,人生做過最久的兩分工作,分別是在保安器材行,與少時任職解放軍的「資歷」。前者,在倉庫裏日復一日的重複勞動,後者,帶給他恥辱一生。

他多次表示:「雖我沒開槍、沒殺人,但作為當時戒嚴部隊的20萬戒嚴部隊的一員,當時我在部隊服役,我覺得也是一種恥辱,有一種內疚情感。軍人......,在六四中扮演很可恥的角色吧。」

在台北的幾場座談會上,曾經是戒嚴部隊的身份,數度讓他尷尬。首度和當年被坦克碾斷雙腿的民運人士方政會面時,兩人就坐在講對方身邊。方政第一次坐在戒嚴部隊軍官身邊,「我(方政)今天跟他(李曉明)坐在一起,其實也是第一次,也感覺怪怪的,怎麼突然……這個……我其實沒有太多心理準備,但好在他的部隊執行的命令跟我沒有太大關係,如果有關係的話,我不知道我會什麼反應,我很難說。」

方政又替李曉明緩頰:「他的部隊執行的命令好像真的跟我沒有關係,他說他5號才進來(天安門廣場),我想我已經倒在醫院了。張健(另一名六四民運人士)前不久也去世了,我們真的不能等太久。」語畢,李曉明主動伸出手,兩人一握。

此行來台,六四親歷者們有許多同進同出的時刻,李曉明和方政被媒體定義為「槍口的兩端」,常共同出席會議、採訪。李曉明說:「我有時候幫忙他(方政)推推輪椅、幫他上廁所。」一場研討會的樓梯很窄,他眼睜睜看著方政自己徒手爬上台階,「上樓梯,樓梯窄,我扶著他,怕他掉下來。我們都會在後面看著。」

但對於「槍口兩端」這樣的定性、甚至有人認為他是加害者的一員,李曉明仍然有話想說。「我覺得這好像是一種歷史的選擇吧。我們沒有辦法選擇。就像方政說的,一開始覺得怪怪的,但是通過我們交流吧,如果我有開槍過殺人,他絕對不會再和我握手、接觸的。我沒有開槍,他覺得很欣慰,覺得我能站出來說真相。」

「雖然他是受害者,但不能說我是加害者吧,應該是...應該是...不能叫做加害者,應該要叫我證人。」他思考了一下:「說我是加害者,我不同意,這是用詞上的不恰當。除了證人,更恰當的是,作為一個受害者,一個參加戒嚴部隊的軍人吧。如果叫我加害者,那方政的腿可能和我有關,暗示我可能開槍。這是用詞不太洽當。」

「從某種意義上我是學生。我既是學生,又是軍人。」為什麼有這樣的身份重疊?李曉明稱,當時雖然已經從軍,1989的前兩年,他不過是個學生,如果那時還在念大學,也可能走上街頭、遭到鎮壓。

李曉明年過半百,他談起自己不時易怒、長期受失眠所苦,「受害者不只是在身體上,還有一種是心理的傷害。在澳洲,很多人跟我說要看心理醫生啊!」他說,兩三年前,在家人鼓勵之下,整整看了兩週心理醫生,說出自己年少時的見聞。

然後呢?他又輕描淡寫起來:「醫生說你自己把事情說一說,發洩出來,完了給我提供一些建議。聽聽音樂,其他方式治療吧。」

對六四的記憶和情緒,發洩得出來嗎?要花多久時間才能發洩完?面對追問,李曉明不願多說。訪談尾聲,他不言不語,盯著總統府網站的六四親歷者合照。小小屏幕照亮老花眼鏡,他仍埋頭刷著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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