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六四·三十年 評論

被圍困的六四論述,需重新對接後冷戰的時代光譜

在三十週年的今天,當脱韁的世界把後冷戰的自由主義共識遠遠甩下,我們需要新的力量和批判,新的盟友和想像。


2006年6月4日,香港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舉行六四燭光集會。 攝:Robert 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
2006年6月4日,香港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舉行六四燭光集會。 攝:Robert 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

Netflix脱口秀節目《愛國者有話說》(Patriot Act)今年初的一集中,攝製組詢問兩個在美的中國年輕人,歷史書上是否有「六四天安門」事件。顯然這是一個「難題」,他們略作遲疑,搖頭表示書上沒提過。主持人哈桑(Hasan Minhaj)一臉「難以置信」地評論到,這就像你問美國高中生歷史書上是否有911,他們困惑地回答說:「911?是JayZ發布專輯《The Blueprint》的日子嗎?」

這短短的一幕,代表了三十年來六四在民主社會主導性的媒介鏡像。它往往不獨立出現,而是作為當前社會問題的參照系而存在。運氣好的時候,六四尚且被看成一場人道主義災難,運氣不好時,它就只是個用來嘲諷中國的笑料。當然,並非只有六四遭到了這般待遇。從拉美諸國的反政府抗議到中東的革命,將威權國家的群眾抗爭與革命他者化,作為己國民主的反面對照,構成了歐美社會常用的精神勝利法之一。

在1989後的前二十年,這種冷戰思維主導下的精神勝利法尚可被威權國家的行動者策略性地利用,來為資源匱乏的民主運動提供些許活動空間。然而,過去十年全球政治的極化、文化代際的更替,已經讓支撐海外八九六四論述的這套二元話語失去了大量群眾基礎。紀念方式的固步自封,加上媒體和商業力量的推動,也使六四在全球的群眾運動抗爭版圖上顯得越發孤立、無關緊要。在三十週年的今天,當脱韁的世界把後冷戰的自由主義共識遠遠甩下,我們需要新的力量和批判,新的盟友和想像,把被圍困的六四論述和時代光譜重新對接起來。

1989年6月5日,王維林在北京長安街上阻擋中國人民解放軍坦克車隊前進。
1989年6月5日,王維林在北京長安街上阻擋中國人民解放軍坦克車隊前進。圖:Bettmann/Getty Images

六四話語的主流與邊緣悖論

針對六四的討論和紀念,越來越只剩下工具價值。只有它能夠和主流建制派議程結合的時候,它才會被人搬上台面。

三十年來,境外的八九六四記憶,呈現出一種詭異的兩重性。一方面,「坦克人」(Tank Man)的形象在民主社會早已深入人心。它出現在大學講堂、紀錄片和歷史博物館裏,閃現在街頭文化衫、網絡meme和宣傳片中。一個出生成長在歐美社會的普通人,即便對當年事件的來龍去脈知之甚少,也不太可能從未見過坦克人的影像。中國以外的社會,幫助保存了大量關於廣場的記憶,提供了討論六四的寶貴空間,也慷慨接納了八九一代的流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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