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另一方面，六四在中國境外被喚起的方式是既膚淺又建制化的。膚淺表現在它往往是為了服務其他的中國議題：媒體審查，人權侵害，中國威脅，民族主義等等，其中尤其常見的就是用於解釋中國的互聯網審查。在這類文章中，六四僅僅是一種維基百科式的腳註，來說明各種精妙的審查機制。這也導致大多數普通人對六四的印象，反反覆覆也就只有那張坦克人的照片而已。六四話語的建制化，則表現在它與民主國家政治精英之間的聯繫，要大大強於它和民間社會，包括社會組織、高等院校、抗議團體等之間的關係。

這樣一種主流和邊緣並存的兩重性，看似矛盾實則一脈相承。它的主流為虛，邊緣是實，主流只是邊緣的一種扭曲映射而已。諸多圍繞六四的討論，並不真正在乎歷史的淡忘與記憶的流亡，而只是為了構建一種後冷戰時期的「民主例外論」，最終也只是為了美國等國的國內政治或外交政策服務。也就是說，針對六四的討論和紀念，越來越只剩下工具價值。只有它能夠和主流建制派議程結合的時候，它才會被人搬上台面。

建制派議程旗下當然包括不同的意識形態分支。在保守主義一側，它是孤立主義（Isolationism）、文明衝突（Clash of Civilization）甚至白人至上（White Supremacy），堅信只有特定的基督教民主（Christian Democarcy）可以讓社會免於獨裁的困境；在中間派和精神燈塔主義看來，它是「貧窮的文化」（Culture of Poverty）的又一例證：中國社會本質上懦弱奴性，叢林法則，缺乏民主文化的教養——是這樣一群精神貧困的人民造就了獨裁的政府；進步派眼中的中國相對更為積極，但這種關注也大多帶着福音主義的色彩，相信民主的力量終究會感化到政治落後地區，福澤全世界。

不管六四與哪種建制主義結盟，這種合流帶來的都是系統性的種族主義（Systemic Racism）、對自下而上抗爭本身的忽視，和對中國行動者的實質性孤立。

這成了橫亙在中國所有反體制人士，特別是流亡行動者和移民面前的最大悖論。在瀰漫着「歷史終結論」（The End of History）的政治氣氛下，反中被等同於親歐美，紀念六四等同於承認歐美政府的合法性，並沒有一條反對所有建制力量的道路。因此，他們也往往選擇把西方政府和政黨，而非與前者競爭博弈的公民社會看成天然的盟友；對自己所在國的其他社運和社會問題，他們鮮少關心，更不用說介入。異議者的身份，反而限制了他們參與本地的政治——自由主義移民融合的邏輯簡單粗暴：政治移民應當對接受他們的民主社會感到感激，任何對後者的批判都是忘恩負義。

與境外建制精英的結盟也許是無可奈何，或是出於策略性的考量。但這卻使以六四為代表的人權議題始終困囿於一個極端狹小的論述語境裏，遠離自由主義社會的主流議題。民主運動是中國極權主義的罪證，幫助新移民尋求政治庇護的材料，卻鮮少成為其他國家、領域行動者汲取靈感的源泉。它是一個逐步內卷（Involution）的場域，國際移民的擴張和數字媒體的普及，反而讓其在眾聲喧譁中更加邊緣。

紀念與抗爭主體的消失

如果說從學術層面，這種對斷裂的認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鎮壓與其後改革間動力循環的弔詭，它卻也不經意間將六四作為當代史上重要社會運動的價值給一併抹去了。

除了建制話語的圍剿，對六四的紀念本身，也在加速使其成為一段死掉的歷史，既沒法和中國當前的思潮與運動形成呼應，更沒法與其他地區的社運產生任何積極的聯繫。

社會運動之所以重要，除了自身改變社會的可能，更重要的是其生產出的經驗，可以給後來的運動以啟發。事實上，現代社會運動的誕生，也恰恰在於遊行、罷工等模式化抗議形式的出現，擴展了運動所能波及的範圍和影響的人群。抗議經驗一旦成為體系，就可以更快地形成可資借鑑的理論和實踐綱領。八九年的運動自身也是學習、積累、創新的產物，是孔浩烽所說的「中國特色的抗議」：它與文革和紅衞兵一代有着藕斷絲連的聯繫，它的結社、佔領、搭台、請願、絕食等劇碼是傳統與現代風格的混搭。它充斥着自我矛盾的口號，階級政治的張力，跨越國境的網絡——這些本都可以成為後來的運動研習和反思的素材。

但六四並未發揮這樣的正面作用。恰恰相反，它象徵着當代歷史的斷裂，一個被履帶碾碎的幻夢。如果說從學術層面，這種對斷裂的認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鎮壓與其後改革間動力循環的弔詭，它卻也不經意間將六四作為當代史上重要社會運動的價值給一併抹去了。正是因為它是一場失敗的，以血腥收場的民主運動，它的抗爭過程與經驗被理直氣壯地省略。值得討論的問題似乎只剩下國家的暴虐與遇難者的正義。連高層的權鬥，都看上去比群眾抗爭中的智慧更能吸引觀眾的注意。

圍繞六四的種種紀念，複製着這種去動員（demobilization）的邏輯。支聯會主導的燭光紀念，儘管每年都在試圖吸收新元素，其骨子裏的保守色彩是一成不變的。過去幾年，香港社會對支聯會的批評不在少數，但多是從本土意識形態出發嘲諷其大中華主義，鮮有從左翼視角出發反對其議程的聲音。事實上，燭光紀念中體現的良心和團結，與歐美建制精英的精神勝利法是一脈相承的。它所宣傳的是中國極權主義的無孔不入，和少數被臉譜化的異議者；它所包含的出於本能的恐共情緒，要遠遠大過對社會運動價值的認同感；它弱化歷史的抗爭色彩，將「中國」和「中國人」他者化，來反襯出香港社會的民主、香港人的堅持，特別是支聯會三十年如一日在推動民主中國上的莫大作用。這其中當然不乏真誠的情緒，香港在六四中扮演的作用確實值得一書。但只要燭光紀念繼續弱化普通人在社會變遷中所能扮演的角色，它就只會是記憶維繫、運動學習的絆腳石。

最終，記憶的政治進入一種惡性循環，越是強調人民不會忘記，真正的抗爭主體就愈發消失在歷史的盡頭。對於六四的紀念，構成了一道阻斷之後運動間學習和反思的屏障。它將80年代的政治參與看作一道罕見的光亮。這道亮光不是為了照亮之後的歷史，而是反襯之後三十年的黑暗與平庸，和大多數中國人的順從、恐懼和冷漠。去年的中國 #MeToo 發生後，有分析家驚訝地表示這是六四以後最令人振奮的社會運動。這與其說是評論者對中國行動者的激賞，不如說是無知帶來的傲慢。他們不能放下中國人被洗腦的預設，看不到後續行動者對一九八九的超越，更別說理解六四以後中國抗爭政治的複雜圖景。

六四，乃至整個中國社會運動歷史複雜性的遺失，可謂是中國官方和民主社會的「共謀」。如果說中方負責掩蓋歷史，民主社會則負責簡化歷史，他們的通力合作保證了這個話題永遠都只能和一小撮人聯繫起來。

六四與進步社運的斷裂

中國用戶越是不在乎政治抗爭的媒體呈現形式，六四就越是遠離當今與階級、種族、性別交織着的社會運動。

限制六四想像的當然不只是建制精英和紀念儀式，更是與普通人日常生活關係更緊密的各種商業和媒體力量。4月，萊卡相機委託巴西代理公司製作了短片廣告The Hunt，講述了外國攝影師在威權和戰亂國家的遭遇。視頻中的三個故事，無一例外都泛濫着男權主義和白人救世主的情結：來自文明世界的白人男性，拯救着第三世界被有色人種暴政所蹂躪的弱者。在主線天安門清場中，唯一的焦點是中國軍人的野蠻，學生、工人和市民的抗爭徹底缺席，核心的群眾運動被當作了模糊的背景版。不了解背景的觀眾，大概要以為當年現場只有歐美記者在記錄，是他們與各類邪惡政權的搏鬥，才保證了記憶的延續和歷史的真相。

這樣的敘事，套用在任何與歐美社會密切相關的運動上，一定會遭到集體抵制。即使刨除其中的種族主義色彩，將政治抗爭商業化的做法也常能引發社運團體的不滿：2017年，百事因為在廣告中浪漫化Black Lives Matter，洗白警察暴力而引發爭議，最後被迫撤回視頻。今年初，吉列的超級碗廣告以 #MeToo 為主題批判主流的男性氣質，引發保守派抵制的同時，也被進步派批評是消費嚴肅的社會運動。

相比百事和吉列的自由派小清新氣質，萊卡廣告不僅粗暴地商業化了流血抗爭，而且幾乎每一秒內容都準確踩中了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的「雷區」。這樣的廣告居然出現在2019年，也正是因為六四並不被歐美社會的媒體精英認為是當代進步運動的一部分。恰恰相反，它和那些發生在中東的民主抗爭、拉美的土地抗議、非洲的族群衝突等，一併被歸為「原始的叛亂」。這些運動所爭取的民主、土地、食物、免於恐懼的自由⋯⋯被認為是西方社會早已經擁有的。後者國土上發生的種族、女權、環保、勞工、移民的運動，才是更加「高等文明進步」的後物質主義鬥爭，才適用於更高的道德標準。在廣告策劃者看來，那些連選票都沒見過的抗議者們，大概沒有資格進行更具批判性的討論。

可惜的是，中國大陸社交媒體上用戶對萊卡的反應，只有辱華和反華兩個極端，缺乏任何對資本、種族和性別的反思。儘管這些討論不能代表大陸的公共輿論，卻能反映出關注六四這部分網民群體的平均價值觀。他們眼中的民主單薄而偽善，已經和當前的時代產生了嚴重的裂痕。

從直接的後果來說，中國用戶越是不在乎政治抗爭的媒體呈現形式，六四就越是遠離當今與階級、種族、性別交織着的社會運動。歐美的商業和媒體力量，就越是可以肆無忌憚地複製建制精英的冷戰話語，把六四等政治抗爭的草根內核徹底掏空。就這樣，網民們得以與商業力量聯手，把六四議題逼進更邊緣的境地。

時代精神與八九歷史的反向重建

對民主運動有限的格局進行批判、解構、重塑，是將其與現實抗爭勾連的最有效方式。只有這樣反向的記憶方式，八九才能繼續存活在行動者如今更艱難、也更廣泛的日常鬥爭中。

如果說八九歷史與主流進步社運間的隔離是從來有之，那麼在主流左右式微，激進左右崛起的當下，這種隔離又被進一步拉大了。當1989年的Tear down this wall 變成了2016年的 Build the wall，當自由民主國家在危機前自顧不暇，對政治精英來說，那些國境線外歷史的「利用價值」就開始大幅貶值。而對崛起的民粹左右翼來說，它們的當務之急是本國的建制派，更不需要將別人的痛苦納入進來。

激進右翼支持文化衝突和種族隔離，反對政治正確，其意識形態決定了他們不僅不會關心中國的社運和民主化，甚至會嚮往當局的全面法西斯化；但理應國際主義的激進左翼對中國的遠離，則來源於1989的衝擊。歷史學者Max Elbaum在去年再版的書籍《革命在即》中，分析過從文革到八九六四等一系列事件對美國激進左翼的毀滅性打擊：六四鎮壓之後，左翼不再能夠只把蘇聯失敗的社會主義實驗看作一個例外，而是必須面對這條道路整體上無法走通的可能性。從90年代冷戰廢墟中走出來的新一代人，要麼徹底脱離了左派成為保守主義者，要麼擁抱模糊的「民主社會主義」概念，極少數堅持下來的人，也變得更加本土主義，鮮有關心國境線外的歷史沉浮。

從此，中國在左翼社會運動場域中成了一個尷尬的存在。激進左翼往往避免觸碰中國民主運動的話題：為中國政權背書當然道德上不正義，但批評中國又會被添油加醋成支持資本主義民主。於是，保持沉默成了一種妥協的結果，人權議題繼續被建制精英所壟斷。相比關心中國，在巴勒斯坦、委內瑞拉、巴西等問題上發聲站隊，才是歐美左翼定義自身的最常用方式。

相似的尷尬也存在於學術圈。正如駱斯航的總結，1989年的天鵝絨革命導致了學術界自由主義霸權的確立，馬克思主義被整合進了建制學術體制，成為諸多政治理論流派中的一員。不願意直面失敗的左派學者們，也往往回避討論中國社會主義的問題，更別說嚴肅地評價六四。一直以來，從激進左翼視角出發分析中國八九的學者寥寥無幾；少數的另類觀點，也流於大而化之的浮皮潦草。比如女權運動家、學者Silvia Federici早在上世紀末就評價到，六四是中國反市場改革、反資本主義鬥爭的偉大開端，而不單是一場民主運動，她更是希望將六四案例融合進她目前對共有概念（Commons）所做的理論思考裏。這種樂觀主義當然挑戰了主流論述，但也只是學術左翼為了反對而反對的一廂情願。Craig Calhoun就曾經批評以湯普森（Edward P. Thompso）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誇大了勞工階級的激進性，認為他們筆下萌芽的階級意識，僅僅是起於草根的保守思潮對工業化的本能反應。普通人並非天生的變革先鋒，反而更容易成為民粹右翼的後備軍。

把歷史的解釋框架一百八十度對調，並不是打破單調論述的最好方式。如果說建制派、主流媒體和自由派知識分子將一場社會各階層捲入，波及全國各大城市的大規模社會運動，縮減成一場單純的精英學生爭取民主運動，那目前零星的左翼觀點也同樣在反對前者的過程中，將話語窄化到了單維的層面，不僅沒有提供更多的分析深度，而且也缺乏對大規模群眾運動局限性的反思。

六四之所以能被自由主義話語所完全劫持，本就說明了它自由主義的底色。在20世紀的革命浪潮中，1989的系列革命（東歐劇變）潮畢竟不同於1968（全球反抗運動）和1979（70年代非洲獨立運動和伊斯蘭革命），不管後人如何將激進性的成分賦予它，它都不可能超出那個時代所能具備的歷史想像，它充其量最大程度地利用了已有的群眾自發性。借用社會學家Asef Bayat的說法，當前的世界只剩下有「運動（Movement）」，卻沒有「改變（Change）」的革命。社會運動喪失了激進的想像作為臟器，唯餘激進的形式作為骨架。當年的六四面臨着相似的歷史困境，時代打碎了其激進的嘗試。因此，它的價值不在於已經提供了什麼，而在於暴露出那些尚未實現，卻對當前運動至關重要的構想與目標。對民主運動有限的格局進行批判、解構、重塑，是將其與現實抗爭勾連的最有效方式。只有這樣反向的記憶方式，八九才能繼續存活在行動者如今更艱難、也更廣泛的日常鬥爭中。

新的聯盟和想像

未來的革命，大概會完全超越當前的策略構想和理論預言，以目前的行動者所意想不到的方式展開。

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面對右翼民粹的反撲，歐美本土政治的失序，六四將處在一個越發尷尬與邊緣的地位。在中國境內，它依然是每年一度的互聯網維護日、鍵盤抵抗日、公共知識分子抒情日。在國際舞台上，它是標準化的媒體和外交辭令，一種必須履行的國際人權上的「政治正確」，但也如同谷歌的每日Doddle般稍縱即逝。這成了一種循環往復的共謀：所有人都認為這個國家短期內即使有什麼改變，也只是往更糟糕的方向發展。大家心照不宣地重複着這個越發雞肋的紀念儀式，把心底的那份絕望努力掩藏起來。

三十年了又如何？到了第三十一年，關注又會漸漸褪去，等待下一個逢五和逢十。當年的抗議者和獨裁者會老去，情感維繫着的憤怒終究是老人們的抱團取暖。這是已經發生在墨西哥特拉特洛爾科屠殺上的遺忘過程，儘管有着學者和詩人的記錄，儘管有着民主轉型後更開放的政治氣氛，圍繞屠殺的大眾記憶也早已支離破碎。這個世界每天都在發生着大大小小的災難，日曆上擠滿了對平民的屠殺紀念日，用良知、道義、普世價值來申明紀念的意義，並譴責普通人的沉默和反對，越發成為無力的辯詞。「失憶共和國」當然來源於對真相的恐懼，但它絕不僅僅是恐懼。「失憶」可以是一種對更有批判性論述的呼喚。

把遺忘歸結於普通人的不作為，是行動者所能做的最壞的決定。大眾是聯合的對象，精英的「好意」才需要被謹慎對待。今年伊斯蘭革命四十週年紀念日當天，特朗普發推譴責伊朗政權制造了「四十年的腐敗、鎮壓、恐怖和失敗」，並未經授權使用了2017年末伊朗攝影師Yalda Moayeri拍攝的著名照片：德黑蘭大學抗議現場一名舉起拳頭的女性。Moayeri隨後憤怒地表示，這張照片是獻給伊朗人民的，而特朗普盜用了她的作品為自己的政治議程服務。她樂於見到這張照片成為自由的象徵，但絕不希望它是美國外交政策的籌碼。Moayeri的表態代表着新一代威權國家的行動者需要學習的不卑不亢：在利用建制力量的同時，堅決拒絕自己被反向利用。為了打破記憶和動員的瓶頸，新一代人需要有獨立於建制力量，重新搭建運動聯盟的勇氣。

當然，這種瓶頸指向的也可能是一種積極的斷裂。未來的革命，大概會完全超越當前的策略構想和理論預言，以目前的行動者所意想不到的方式展開。它既可能繼承，也可能完全拋棄掉1989的遺產。但不管怎樣，如果這真的是一場基於「改變」的革命，它一定會打破國界和運動之間的隔閡。而必然會被另一個未來甩下的我們可以做的，是移除那些維護着隔閡的既得利益，不論他們習慣戴着威權還是民主的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