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你说今天晚上会开枪吗？”——天安门母亲寻觅三十年

监控人员上门，跟张先玲打个招呼，语气谦恭。“唉哟阿姨，我们又来上岗了。你有什么事，给我们打个电话。”

“又来违法了？”张先玲一句回过去。对方客气笑笑，“啊对对，我们违法违法。”

张先玲满头白发，身材瘦小，今年82岁，“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起人之一。过往多年，她出门有人开车护送，买菜有人跟著提东西，邻居都知道张先玲的经历，不过从来不说什么，只是戏称，这是“首长待遇”。受高度监控的季节由1月17日赵紫阳死忌开始，3月的两会、4月清明节、4月15日胡耀邦忌日...... 临近六四时，监控人员数目增至几十人，有的守住两条主要通道，有的紧盯她家门，有的在院子里拦截纷至沓来的记者。

可故事还是透过网络、透过海外记者，传到世界各地。用张先玲的话说，30年了，她“说了千万遍，全世界的人都听腻了”。她要说的也不复杂——儿子王楠死于1989年6月4日，头部中枪，她要明白死因，知道还有多少人和自己的儿子有相同遭遇。不过尽管在北京的屋子里说了千万遍，声音却传不到屋外去。

有整天“护送”她的年轻小伙子不知事情底蕴，以为自己真的来保护“首长”，防止生人接近。张先玲也不气馁，就在家里为这些小伙子印传单。

“给他们看过真相后，绝大多数人、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人都站在我这边，”她语气坚定，“这些都是我的宣传机会。”

他也许以为不会开枪了

北京初春的一个早上，刚刚敲门几下，张先玲就立马开门。她盯著我们，没有问一句话，急道“进来，快进来”。“香港来的？”大门关上之后，她才问。明白了来意，她先邀请记者在客厅准备拍摄工具，再径自步往房间，换下睡衣，穿上上镜的衣服。

年轻时，张先玲是原航天工业部的高级工程师，丈夫王范地是中国音乐学院教授、著名琵琶艺术家。1989年6月3日，面对紧张的局势，王家先后两次讨论局势。儿子王楠当时读高中，很喜欢摄影，不时跑去天安门广场记录学运。一个来串门子的朋友提醒大家要注意，担忧部队或许会开枪，张先玲不太同意。

朋友走了，王楠再问一次：“妈妈你说今天晚上会开枪吗？”

“四人帮的时候都没有开枪，现在都不可能开枪吧。”张先玲不太担心，但她还是提醒儿子千万不要出去。

“妈，你放心，我不出去。别忘了明天出太阳的话，替我把洗的衣服挂到阳台上去！”

这成了母子二人最后的对话。当晚，枪声、救护声响彻小城，王楠住在父母家对面的楼，张先玲远远看到儿子房间的灯还亮著，以为他还在家里。

第二天清晨6点，张先玲起来发现，灯还是亮的。她跑过去，发现儿子房间里留了一张纸条：“我去找同学，6月3日晚上。”

此后几天，家里一直没有王楠的任何消息。十天后，有电话打来说，找到像王楠的尸体。张先玲跑去医院，同行的学生不忍心她去看尸体，帮张先玲认领。

“就是王楠了。因为他的膊子开过一个刀，有一个疤痕。他穿的衣服鞋子，就是他。”王楠头戴头盔，有绷带包紥过的痕迹，一颗子弹射入他的左前额，从头盔后侧射出。医生对张先玲说，尸体是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第28中学挖回来。

“我很后悔我那句话，可能是我说不会开枪。他也许认为真的不会开枪了。”

过去的事情别再找我了

张先玲自此乌丝全白。最初，她难以入睡也无法食饭，甚至无力下床。“我一直很希望他还是活的。”

可一段时间之后，她想要知道答案：谁救过王楠？包了绷带，但为什么不送到医院呢？为什么尸体给埋了？她说，自己成了“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逢人就说惨况，坐公车，搭出租车，朋友聚会，任何场合她也不放过。

一个出租者司机告诉张先玲，他看见王楠在南长街南口想要拍照，戒严部队来了，他中弹倒下；群众想要抢救，有老太太跪地求情，但戒严部队不允许，“你们出来，我们就给你打死，他是暴徒”，其时王楠尚有体温。还有见证人也陆续确认这个情况，但没有人敢出来作证。

张先玲又找到一名医科生。1989年，他是北京医科院应届毕业生，6月3日当晚与同学自愿组织医疗队，为群众急救，发现王楠救不了之后，决定收起王楠身上的证件，并写下一份死亡证明书，包括身份、年龄、中弹部位和死亡时间，留在尸体上，后来他们被戒严部队赶走了。

可王楠怎么被埋在第28中学？张先玲继续查找，综合多方消息，拼凑出这样的经过：警察大清晨接到电话，要协助戒严部队打扫现场，把尸体都给埋了；隔了一阵子，尸体发臭，又被挖出来，估计因王楠当时在军训，身穿军服，被误认为军人，才被送到医院去了。最初，她猜测政府慌乱之下才去埋尸，后来又听说，因当年一颗外国卫星将要打开，避免长安街实况给拍下，就得埋掉死去的人。

“这是我连出来的真相。真相到底如何，就是靠当时的人说出来。”

1990年1月，那批曾在广场一带救人的医科生找到张先玲，登门拜访，并归还王楠的遗物，包括他的学生证和钥匙。照相机呢？医科生表示，他们发现王楠的时候就已经不见了。

张先玲记得，其中一名医科生后来还给她发贺年片，现在人还在北大医院工作，不过对于往事，已经不再提起。

“他就说：过去的事情别再找我了。”张先玲说，“他现在态度完全不同了，这也可以理解吧。”

骨灰盒上的小字条

王楠的骨灰存放在北京西郊的万安公墓骨灰堂。小小的骨灰盒上，摆放一张遗照，相片上，王楠戴著一副厚镜片眼镜，咧嘴笑得灿烂。

1990年，张先玲去扫墓，发现骨灰小盒子上留了一张纸条：“我们是同命运的人，在六四中我失去了丈夫，现在我们母子相依为命。我有许许多多的想不通，如愿意，请同我联络……”纸条上附有姓名、住址和所在单位的电话。

写字的人是尤维洁。6月4日凌晨，她的丈夫杨明湖听到外面有枪声，说要出去看看。在南池子东长安街的路口，杨明湖中弹了，膀胱被炸成几片，骨盘是粉碎式骨折，撑了两天后离世，遗下5岁的儿子。

王楠的骨灰盒就在杨明湖的后两排，尤维洁发现了这一位死于6月4日的年轻人，就萌生了认识对方家属的想法。

张先玲看著纸条的电话，拨给了尤维洁，邀请对方见面，后来又把字条给了更早就认识的另一位母亲丁子霖看。

丁子霖原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她的儿子蒋捷连生于1972年6月2日。1989年6月3日晚上约11点，蒋捷连在木樨地遇难，后背左侧中弹，穿胸而过，击中心脏，遇难时刚满17岁，仍是一名高中生。

看到纸条，丁子霖写了一封信，把整个家里的情况都告诉了尤维洁。一纸一信一个电话，依托著共同经历的悲剧和信任，三个家庭开始聚在一起。

寻访死难者的原则：说谎

六四之后，国内气氛一片肃穆高压。张先玲记得，时任国家总理李鹏回应事件，形容家属觉得事情不好看，故不让政府公布死难者名单。

张先玲听了心里不忿，第二天就去找住在附近的丁子霖，商量要找被枪杀的中学生。

丁子霖的丈夫蒋培坤，同样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任教，他建议查找范围不应该局限在中学生。

“要找就都找。找的目的是什么？证据吧。你不是说就死了一个人嘛，我们给你找出来，死了几个人？”

大家决意行动。丁子霖和蒋培坤成了主将，两人在大学任教，认识很多学生，找人方便，同时也会接触媒体，联系国际组织，述说惨案。

1994年首次正式出版名单，整理了52名死难者的信息，由香港杂志《九十年代》代为印刷，名为《“六四”死难者名册》，当中详列丁子霖的住址和电话，还标明与外界有联系。

不过，公开露面之后，丁子霖夫妇二人很快便遭到惩罚，丁子霖的教职被“暂停”，中央宣传部发出内部通知，禁止二人出版学术著作或在报章发文章，其名字也不准出现。

已经离开航天工业部的张先玲没有工作，开始承担了更多的寻访工作。直到今天，天安门母亲搜集了一份有逾202人的死难者名单，过程不容易。

“一个原则，就是说谎，你不说谎，你找不成啊。”张先玲这样总结她的调查心法。

掌握死难者姓名、居住地点等情报之后，张先玲挑一个不太惹人注目的晚上前往探访。有一回目的地是公安部宿舍，还有老奶奶在门外值班，张先玲就说：“我刚去了一个旅行团，团友认识住在里头的一个朋友，据知他生病了，就托我带了东西去他家慰问一下。”

一头银发的老人家很少惹人怀疑，十之八九能够蒙混过关。不过，如果手头上的资料不一定齐全准确，例如地址只是一个院子，未有点明单位，只知道死难者的姓氏，不得其名；张先玲曾到达现场后，才发现胡同不存在，院子给拆了，变成空地。

张先玲这时会使出同样的招数，但会在对话添加情节，以取得更多信息。“团友交给我点心，让我带给这个胡同、姓杨的，他还写了一封信，可是我搞丢了⋯⋯只记得胡同，号码、人名都记不住了。点心摆著，时间长会坏，你会知道吗？”

人家看她这么大岁数，也就相信了，张先玲再下一城，“听说他家的儿子去世了”。对方一听就回应：“怎么死的？”她就装傻，“那我不知道，不就病死，还能怎么死？”被问的不虞有诈，和盘托出。“那边有一个姓杨的，还未拆掉，他六四时被打死了。”

直到最后面对难属时，她才会拿出儿子王楠的照片。

曾经有一次，寻访小队得知难属姓名，但对方电话改了，地址也不对。张先玲主动出击，打去对方的工作单位。“我是某某的同学，他搬家了，能否给我地址？”结果只能取得当事人电话，她之后又打过去，讹称自己是某个机构的工作人员，说这家人的登记不清楚，要求拿个准确的地址。

“我是诈骗电话的鼻祖。”张先玲笑说。

不过，不是每一位难属都积极回应张先玲。许多难属道出了经历，成了天安门母亲的成员，也有的坚定回绝任何会面。

有难属曾经问张先玲，这样寻访，有什么意义？

“我在寻求证据，我在核对真相，总有一天有用。”这位母亲回答。

一伙人在一起

这几位母亲一边寻访，一边邀请难属加入群体。定下的机制是签名了就是成员，多年来，未曾有一人退出。成员当中，除了母亲，还有父亲，有遇难者的兄弟姐妹和孩子，还有因六四而致残者。

他们曾撰写起诉书控告李鹏，多年未获回应。2000年时，这一群人为自己取名为“天安门母亲”，最高峰时，成员人数达190人。

记者问道，当初没想过变成这样的组织吧？张先玲小心翼翼地强调说，“在国内是禁止搞组织的，组织会要取缔，所以我们也不是组织。只是群体，一伙人在一起。”

措辞谨慎，皆因这些年来，家属一直受压，至今也没法公开悼念亲人的离去，六四当天还得坐当局专车，才能去墓园拜祭；也曾经有难属说，把孩子的骨灰撒了在北海公园的湖里，以后家人每次去公园，便是去看孩子。

30年过去了，难属老的老，死的死。

现时，“天安门母亲”中，56人已先后离世，只剩下126名成员。早在2013年，丁子霖收到一个其他难属发来的短讯说：“我们都老了，应该想一想后面，六四的问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解决，后面是不是有人应该要继续做。”丁子霖找来了从第一批已经加入的尤维洁和几个难属接棒，组了个服务团队。

2014年，六四二十五周年，尤维洁由过往在幕后“普通的难属”，正式变成媒体常常联络的“发言人”，起初，她并不习惯，当时家门楼下总有人，走到哪，跟到哪，面对媒体，她也手足无措。

不过，时间逼著她不断往前走。2015年9月，蒋培坤因心脏病发离世，女儿在3个月后因癌症而跟著走，丁子霖在三个月内失去两名挚亲。现在，82岁的丁子霖近年卧病在床，已经难以接受传媒访问。

尤维洁的工作近年越来越重。“把我迫上去，要处理各样各样的事情。我无论如何也不能退，就迫著我走。”

六四二十五周年时，她曾去探访四散在中国各地的难属。六四三十周年前夕，她在Facebook上开通了帐号 “Weijie You”，先加一批媒体记者为朋友，随后上载多段由其自行制作的访问影片，邀请大家“共同分享来自于当年失去亲人的难属们讲述的痛苦”，相关片段同在天安门母亲的官方网站公布。

这些自述影片中，每名亲属只有短短几分钟，诉说家人离开的心情。其中大学生刘洪涛的妈妈齐国香是退休大学讲师，她一开始说话，便泣不成声。30年来，她和丈夫只能在屋内悼念儿子。

“我们也没有公开为你悼念过，请你原谅，因为你的骨灰没有地方放，把你放到床下了。爸爸妈妈死后也要和你会合，好好陪伴你。”那双握著蜡烛的手，一直在抖。

片段的末尾，齐国香说：“我们的国家会一天比一天好，孩子你放心吧。”

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怎么不来利用我们？

2019年6月2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在亚洲安全峰会上，回应传媒提问时罕有就六四事件表态，形容这是“一场政治风波、一场政治动乱”，当时中央及军队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平息动乱，才令国家保持稳定，是“正确策略”。

“说了30年，都是这一套。”张先玲冷笑，回应说：“一个国家只能用枪弹来打死老百姓，用国防军来杀死手无寸铁的平民，才能维持国家正常的运转，那这还是个国家吗？这不是个土匪群？”

尽管行程被紧盯，通讯遭监控，但张先玲相信，“天安门母亲”日复一日的工作亦然有效，至少她发现，身边至少监控者的态度也有改变。

她形容对方以前的态度特别狠：“为什么要出去？出去要跟我报告！”张先玲会骂回去：“我是罪犯吗？我被管制了吗？你们才是犯法的呢！”

吵了不知多少回，张先玲继续自己的生活，他们继续在家门外守著。

“你们脑袋进水了，半夜三更还在看。”对方回道，“不是我们脑袋进水，是我们上头的人脑袋进水。”张先玲也明白，“他们监控我们，也不是底下人愿意。说实在话，天气那么冷，在那儿坐著，谁愿意啊？”

近年，张先玲身边的人换上保安公司的年轻人，完全不知道他们奉命保护的人是谁。“领导说要我们保护你，不要让生人接近你⋯⋯你可能是首长吧。”

六四25周年之时，院子来了几十人，张先玲就在家里印了几十份材料，发给他们看。
“有些人不敢表示出来，但内心也站在我这边”；也有人要求张先玲答应不见记者，那就撤掉监控，她一口拒绝。

保安人员说：“他们利用你。”张先玲直白回应：“我喜欢被他们利用，他们利用我们，我们的话就传出去了。”她反问：“你们怎么不来利用我们？你可以用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来利用我们呢！”

凄凄惨惨，那我们怎么斗争？

30年来，张先玲的生活大多围绕著六四和不幸遇难的儿子，她早期主力寻访，近年才慢慢把担子交给稍为年轻的难属。

朋友劝她说，不要搞了，还是好好保重身体。张先玲认真地说，“你以为我每天都很悲惨？不是的。想到这事，当然不高兴，但我不是悲苦那种人。该高兴还是会高兴，该玩还是玩，该出去还是出去。”

这些年来，她去过欧美亚洲各地，也踏足过南非，名单只欠澳大利亚，最近还去了一趟潮州走过湘子桥，吃到肚子撑撑的回来。“不可能很苦，很苦我们怎能活下去啊？凄凄惨惨的，那我们怎么斗争啊？”

惟前年年底，老伴王范地离世，她的精神开始大不如前。家里客厅、睡房都有二人合照，桌子上的记事小本子由丈夫过去的药单改造而成，还有两台他用过的手机。王范地工作忙碌，但总是支持张先玲的工作。

面对丈夫的琵琶，张先玲只会听，不会弹。老伴生前留下了20多万字关于琵琶的书稿，这段日子她就待他的学生前来，一同看看稿子，打发日子。

其余的时间，张先玲过著自律的日子。她睡前看看书，早上七点多起床，先给家中王楠的遗像上一柱香，白天一个人做饭，搞卫生，洗衣服，有时会去附近饭堂点一个菜，吃一尾鱼，提醒自己保持饮食均衡；闲时还会用社交帐号找朋友聊天，那个帐号名字里头，藏著儿子王楠出生的年份。

早阵子，北京天气好，她就搭地铁，去逛逛颐和园。家里的大门上贴著一张纸条，上写“水、煤、窗”，提醒年过八十的自己出远门要注意。

张先玲强调说，难属们生活上还可以。她握着我们的手说，“这个事情不会忘记，精神上的痛苦，永远跑不了，是不是？相比如果没有（六四）这种事情，我们活得更好。”

尤维洁记得，20多年前，她和张先玲、丁子霖刚相识不久，三人就曾许下一个至今不知是否能实现的愿望：“如果六四的问题能够解决的话，我们相聚在天安门广场，为这些死去的人献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