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你說今天晚上會開槍嗎？」——天安門母親尋覓三十年

監控人員上門，跟張先玲打個招呼，語氣謙恭。「唉喲阿姨，我們又來上崗了。你有什麼事，給我們打個電話。」

「又來違法了？」張先玲一句回過去。對方客氣笑笑，「啊對對，我們違法違法。」

張先玲滿頭白髮，身材瘦小，今年82歲，「天安門母親」群體發起人之一。過往多年，她出門有人開車護送，買菜有人跟著提東西，鄰居都知道張先玲的經歷，不過從來不說什麼，只是戲稱，這是「首長待遇」。受高度監控的季節由1月17日趙紫陽死忌開始，3月的兩會、4月清明節、4月15日胡耀邦忌日...... 臨近六四時，監控人員數目增至幾十人，有的守住兩條主要通道，有的緊盯她家門，有的在院子裏攔截紛至沓來的記者。

可故事還是透過網絡、透過海外記者，傳到世界各地。用張先玲的話說，30年了，她「說了千萬遍，全世界的人都聽膩了」。她要說的也不複雜——兒子王楠死於1989年6月4日，頭部中槍，她要明白死因，知道還有多少人和自己的兒子有相同遭遇。不過儘管在北京的屋子裏說了千萬遍，聲音卻傳不到屋外去。

有整天「護送」她的年輕小伙子不知事情底蘊，以為自己真的來保護「首長」，防止生人接近。張先玲也不氣餒，就在家裡為這些小伙子印傳單。

「給他們看過真相後，絕大多數人、可以說是百分之百的人都站在我這邊，」她語氣堅定，「這些都是我的宣傳機會。」

他也許以為不會開槍了

北京初春的一個早上，剛剛敲門幾下，張先玲就立馬開門。她盯著我們，沒有問一句話，急道「進來，快進來」。「香港來的？」大門關上之後，她才問。明白了來意，她先邀請記者在客廳準備拍攝工具，再徑自步往房間，換下睡衣，穿上上鏡的衣服。

年輕時，張先玲是原航天工業部的高級工程師，丈夫王範地是中國音樂學院教授、著名琵琶藝術家。1989年6月3日，面對緊張的局勢，王家先後兩次討論局勢。兒子王楠當時讀高中，很喜歡攝影，不時跑去天安門廣場記錄學運。一個來串門子的朋友提醒大家要注意，擔憂部隊或許會開槍，張先玲不太同意。

朋友走了，王楠再問一次：「媽媽你說今天晚上會開槍嗎？」

「四人幫的時候都沒有開槍，現在都不可能開槍吧。」張先玲不太擔心，但她還是提醒兒子千萬不要出去。

「媽，你放心，我不出去。別忘了明天出太陽的話，替我把洗的衣服掛到陽臺上去！」

這成了母子二人最後的對話。當晚，槍聲、救護聲響徹小城，王楠住在父母家對面的樓，張先玲遠遠看到兒子房間的燈還亮著，以為他還在家裡。

第二天清晨6點，張先玲起來發現，燈還是亮的。她跑過去，發現兒子房間裡留了一張紙條：「我去找同學，6月3日晚上。」

此後幾天，家裏一直沒有王楠的任何消息。十天後，有電話打來說，找到像王楠的屍體。張先玲跑去醫院，同行的學生不忍心她去看屍體，幫張先玲認領。

「就是王楠了。因為他的膊子開過一個刀，有一個疤痕。他穿的衣服鞋子，就是他。」王楠頭戴頭盔，有繃帶包紥過的痕跡，一顆子彈射入他的左前額，從頭盔後側射出。醫生對張先玲說，屍體是從天安門廣場西側的第28中學挖回來。

「我很後悔我那句話，可能是我說不會開槍。他也許認為真的不會開槍了。」

過去的事情別再找我了

張先玲自此烏絲全白。最初，她難以入睡也無法食飯，甚至無力下床。「我一直很希望他還是活的。」

可一段時間之後，她想要知道答案：誰救過王楠？包了繃帶，但為什麼不送到醫院呢？為什麼屍體給埋了？她說，自己成了「魯迅筆下的祥林嫂」，逢人就說慘況，坐公車，搭計程車，朋友聚會，任何場合她也不放過。

一個出租者司機告訴張先玲，他看見王楠在南長街南口想要拍照，戒嚴部隊來了，他中彈倒下；群眾想要搶救，有老太太跪地求情，但戒嚴部隊不允許，「你們出來，我們就給你打死，他是暴徒」，其時王楠尚有體溫。還有見證人也陸續確認這個情況，但沒有人敢出來作證。

張先玲又找到一名醫科生。1989年，他是北京醫科院應屆畢業生，6月3日當晚與同學自願組織醫療隊，為群眾急救，發現王楠救不了之後，決定收起王楠身上的證件，並寫下一份死亡證明書，包括身份、年齡、中彈部位和死亡時間，留在屍體上，後來他們被戒嚴部隊趕走了。

可王楠怎麼被埋在第28中學？張先玲繼續查找，綜合多方消息，拼湊出這樣的經過：警察大清晨接到電話，要協助戒嚴部隊打掃現場，把屍體都給埋了；隔了一陣子，屍體發臭，又被挖出來，估計因王楠當時在軍訓，身穿軍服，被誤認為軍人，才被送到醫院去了。最初，她猜測政府慌亂之下才去埋屍，後來又聽說，因當年一顆外國衛星將要打開，避免長安街實況給拍下，就得埋掉死去的人。

「這是我連出來的真相。真相到底如何，就是靠當時的人說出來。」

1990年1月，那批曾在廣場一帶救人的醫科生找到張先玲，登門拜訪，並歸還王楠的遺物，包括他的學生證和鑰匙。照相機呢？醫科生表示，他們發現王楠的時候就已經不見了。

張先玲記得，其中一名醫科生後來還給她發賀年片，現在人還在北大醫院工作，不過對於往事，已經不再提起。

「他就說：過去的事情別再找我了。」張先玲說，「他現在態度完全不同了，這也可以理解吧。」

骨灰盒上的小字條

王楠的骨灰存放在北京西郊的萬安公墓骨灰堂。小小的骨灰盒上，擺放一張遺照，相片上，王楠戴著一副厚鏡片眼鏡，咧嘴笑得燦爛。

1990年，張先玲去掃墓，發現骨灰小盒子上留了一張紙條：「我們是同命運的人，在六四中我失去了丈夫，現在我們母子相依為命。我有許許多多的想不通，如願意，請同我聯絡……」紙條上附有姓名、住址和所在單位的電話。

寫字的人是尤維潔。6月4日凌晨，她的丈夫楊明湖聽到外面有槍聲，說要出去看看。在南池子東長安街的路口，楊明湖中彈了，膀胱被炸成幾片，骨盤是粉碎式骨折，撐了兩天後離世，遺下5歲的兒子。

王楠的骨灰盒就在楊明湖的後兩排，尤維潔發現了這一位死於6月4日的年輕人，就萌生了認識對方家屬的想法。

張先玲看著紙條的電話，撥給了尤維潔，邀請對方見面，後來又把字條給了更早就認識的另一位母親丁子霖看。

丁子霖原是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她的兒子蔣捷連生於1972年6月2日。1989年6月3日晚上約11點，蔣捷連在木樨地遇難，後背左側中彈，穿胸而過，擊中心臟，遇難時剛滿17歲，仍是一名高中生。

看到紙條，丁子霖寫了一封信，把整個家裡的情況都告訴了尤維潔。一紙一信一個電話，依託著共同經歷的悲劇和信任，三個家庭開始聚在一起。

尋訪死難者的原則：說謊

六四之後，國內氣氛一片肅穆高壓。張先玲記得，時任國家總理李鵬回應事件，形容家屬覺得事情不好看，故不讓政府公佈死難者名單。

張先玲聽了心裡不忿，第二天就去找住在附近的丁子霖，商量要找被槍殺的中學生。

丁子霖的丈夫蔣培坤，同樣在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任教，他建議查找範圍不應該侷限在中學生。

「要找就都找。找的目的是什麼？證據吧。你不是說就死了一個人嘛，我們給你找出來，死了幾個人？」

大家決意行動。丁子霖和蔣培坤成了主將，兩人在大學任教，認識很多學生，找人方便，同時也會接觸媒體，聯繫國際組織，述說慘案。

1994年首次正式出版名單，整理了52名死難者的信息，由香港雜誌《九十年代》代為印刷，名為《「六四」死難者名冊》，當中詳列丁子霖的住址和電話，還標明與外界有聯繫。

不過，公開露面之後，丁子霖夫婦二人很快便遭到懲罰，丁子霖的教職被「暫停」，中央宣傳部發出内部通知，禁止二人出版學術著作或在報章發文章，其名字也不准出現。

已經離開航天工業部的張先玲沒有工作，開始承擔了更多的尋訪工作。直到今天，天安門母親蒐集了一份有逾202人的死難者名單，過程不容易。

「一個原則，就是說謊，你不說謊，你找不成啊。」張先玲這樣總結她的調查心法。

掌握死難者姓名、居住地點等情報之後，張先玲挑一個不太惹人注目的晚上前往探訪。有一回目的地是公安部宿舍，還有老奶奶在門外值班，張先玲就說：「我剛去了一個旅行團，團友認識住在裡頭的一個朋友，據知他生病了，就託我帶了東西去他家慰問一下。」

一頭銀髮的老人家很少惹人懷疑，十之八九能夠蒙混過關。不過，如果手頭上的資料不一定齊全準確，例如地址只是一個院子，未有點明單位，只知道死難者的姓氏，不得其名；張先玲曾到達現場後，才發現胡同不存在，院子給拆了，變成空地。

張先玲這時會使出同樣的招數，但會在對話添加情節，以取得更多訊息。「團友交給我點心，讓我帶給這個胡同、姓楊的，他還寫了一封信，可是我搞丟了⋯⋯只記得胡同，號碼、人名都記不住了。點心擺著，時間長會壞，你會知道嗎？」

人家看她這麼大歲數，也就相信了，張先玲再下一城，「聽說他家的兒子去世了」。對方一聽就回應：「怎麼死的？」她就裝傻，「那我不知道，不就病死，還能怎麼死？」被問的不虞有詐，和盤託出。「那邊有一個姓楊的，還未拆掉，他六四時被打死了。」

直到最後面對難屬時，她才會拿出兒子王楠的照片。

曾經有一次，尋訪小隊得知難屬姓名，但對方電話改了，地址也不對。張先玲主動出擊，打去對方的工作單位。「我是某某的同學，他搬家了，能否給我地址？」結果只能取得當事人電話，她之後又打過去，訛稱自己是某個機構的工作人員，說這家人的登記不清楚，要求拿個準確的地址。

「我是詐騙電話的鼻祖。」張先玲笑說。

不過，不是每一位難屬都積極回應張先玲。許多難屬道出了經歷，成了天安門母親的成員，也有的堅定回絕任何會面。

有難屬曾經問張先玲，這樣尋訪，有什麼意義？

「我在尋求證據，我在核對真相，總有一天有用。」這位母親回答。

一伙人在一起

這幾位母親一邊尋訪，一邊邀請難屬加入群體。定下的機制是簽名了就是成員，多年來，未曾有一人退出。成員當中，除了母親，還有父親，有遇難者的兄弟姐妹和孩子，還有因六四而致殘者。

他們曾撰寫起訴書控告李鵬，多年未獲回應。2000年時，這一群人為自己取名為「天安門母親」，最高峰時，成員人數達190人。

記者問道，當初沒想過變成這樣的組織吧？張先玲小心翼翼地強調說，「在國內是禁止搞組織的，組織會要取締，所以我們也不是組織。只是群體，一伙人在一起。」

措辭謹慎，皆因這些年來，家屬一直受壓，至今也沒法公開悼念親人的離去，六四當天還得坐當局專車，才能去墓園拜祭；也曾經有難屬說，把孩子的骨灰撒了在北海公園的湖裡，以後家人每次去公園，便是去看孩子。

30年過去了，難屬老的老，死的死。

現時，「天安門母親」中，56人已先後離世，只剩下126名成員。早在2013年，丁子霖收到一個其他難屬發來的短訊說：「我們都老了，應該想一想後面，六四的問題，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解決，後面是不是有人應該要繼續做。」丁子霖找來了從第一批已經加入的尤維潔和幾個難屬接棒，組了個服務團隊。

2014年，六四二十五周年，尤維潔由過往在幕後「普通的難屬」，正式變成媒體常常聯絡的「發言人」，起初，她並不習慣，當時家門樓下總有人，走到哪，跟到哪，面對媒體，她也手足無措。

不過，時間逼著她不斷往前走。2015年9月，蔣培坤因心臟病發離世，女兒在3個月後因癌症而跟著走，丁子霖在三個月內失去兩名摯親。現在，82歲的丁子霖近年卧病在床，已經難以接受傳媒訪問。

尤維潔的工作近年越來越重。「把我迫上去，要處理各樣各樣的事情。我無論如何也不能退，就迫著我走。」

六四二十五週年時，她曾去探訪四散在中國各地的難屬。六四三十週年前夕，她在Facebook上開通了帳號 “Weijie You”，先加一批媒體記者為朋友，隨後上載多段由其自行製作的訪問影片，邀請大家「共同分享来自於當年失去親人的難属們講述的痛苦」，相關片段同在天安門母親的官方網站公佈。

這些自述影片中，每名親屬只有短短幾分鐘，訴說家人離開的心情。其中大學生劉洪濤的媽媽齊國香是退休大學講師，她一開始說話，便泣不成聲。30年來，她和丈夫只能在屋內悼念兒子。

「我們也沒有公開為你悼念過，請你原諒，因為你的骨灰沒有地方放，把你放到床下了。爸爸媽媽死後也要和你會合，好好陪伴你。」那雙握著蠟燭的手，一直在抖。

片段的末尾，齊國香說：「我們的國家會一天比一天好，孩子你放心吧。」

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怎麼不來利用我們？

2019年6月2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魏鳳和在亞洲安全峰會上，回應傳媒提問時罕有就六四事件表態，形容這是「一場政治風波、一場政治動亂」，當時中央及軍隊採取果斷措施，制止平息動亂，才令國家保持穩定，是「正確策略」。

「說了30年，都是這一套。」張先玲冷笑，回應說：「一個國家只能用槍彈來打死老百姓，用國防軍來殺死手無寸鐵的平民，才能維持國家正常的運轉，那這還是個國家嗎？這不是個土匪群？」

儘管行程被緊盯，通訊遭監控，但張先玲相信，「天安門母親」日復一日的工作亦然有效，至少她發現，身邊至少監控者的態度也有改變。

她形容對方以前的態度特別狠：「為什麼要出去？出去要跟我報告！」張先玲會罵回去：「我是罪犯嗎？我被管制了嗎？你們才是犯法的呢！」

吵了不知多少回，張先玲繼續自己的生活，他們繼續在家門外守著。

「你們腦袋進水了，半夜三更還在看。」對方回道，「不是我們腦袋進水，是我們上頭的人腦袋進水。」張先玲也明白，「他們監控我們，也不是底下人願意。說實在話，天氣那麼冷，在那兒坐著，誰願意啊？」

近年，張先玲身邊的人換上保安公司的年輕人，完全不知道他們奉命保護的人是誰。「領導說要我們保護你，不要讓生人接近你⋯⋯你可能是首長吧。」

六四25周年之時，院子來了幾十人，張先玲就在家裡印了幾十份材料，發給他們看。
「有些人不敢表示出來，但內心也站在我這邊」；也有人要求張先玲答應不見記者，那就撤掉監控，她一口拒絕。

保安人員說：「他們利用你。」張先玲直白回應：「我喜歡被他們利用，他們利用我們，我們的話就傳出去了。」她反問：「你們怎麼不來利用我們？你可以用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來利用我們呢！」

淒淒慘慘，那我們怎麼鬥爭？

30年來，張先玲的生活大多圍繞著六四和不幸遇難的兒子，她早期主力尋訪，近年才慢慢把擔子交給稍為年輕的難屬。

朋友勸她說，不要搞了，還是好好保重身體。張先玲認真地說，「你以為我每天都很悲慘？不是的。想到這事，當然不高興，但我不是悲苦那種人。該高興還是會高興，該玩還是玩，該出去還是出去。」

這些年來，她去過歐美亞洲各地，也踏足過南非，名單只欠澳大利亞，最近還去了一趟潮州走過湘子橋，吃到肚子撐撐的回來。「不可能很苦，很苦我們怎能活下去啊？淒淒慘慘的，那我們怎麼鬥爭啊？」

惟前年年底，老伴王範地離世，她的精神開始大不如前。家裡客廳、睡房都有二人合照，桌子上的記事小本子由丈夫過去的藥單改造而成，還有兩台他用過的手機。王範地工作忙碌，但總是支持張先玲的工作。

面對丈夫的琵琶，張先玲只會聽，不會彈。老伴生前留下了20多萬字關於琵琶的書稿，這段日子她就待他的學生前來，一同看看稿子，打發日子。

其餘的時間，張先玲過著自律的日子。她睡前看看書，早上七點多起床，先給家中王楠的遺像上一柱香，白天一個人做飯，搞衛生，洗衣服，有時會去附近飯堂點一個菜，吃一尾魚，提醒自己保持飲食均衡；閒時還會用社交帳號找朋友聊天，那個帳號名字裡頭，藏著兒子王楠出生的年份。

早陣子，北京天氣好，她就搭地鐵，去逛逛頤和園。家裏的大門上貼著一張紙條，上寫「水、煤、窗」，提醒年過八十的自己出遠門要注意。

張先玲強調說，難屬們生活上還可以。她握着我們的手說，「這個事情不會忘記，精神上的痛苦，永遠跑不了，是不是？相比如果沒有（六四）這種事情，我們活得更好。」

尤維潔記得，20多年前，她和張先玲、丁子霖剛相識不久，三人就曾許下一個至今不知是否能實現的願望：「如果六四的問題能夠解決的話，我們相聚在天安門廣場，為這些死去的人獻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