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后，香港还能守住六四记忆吗？—— 专访李立峰

一个人所听所看的都是一缕缕生命丝线，如果他小心翼翼地把它们从令人困惑的记忆线棒中抽出，那任何能人都能把它们编织成最贴合心意的各种信仰衣装。（The things a man has heard and seen are threads of life, and if he pull them carefully from the confused distaff of memory, any who will can weave them into whatever garments of belief please them best.）—— The Celtic Twilight, William Butler Yeats

记忆是私密的，不过，个人的记忆也能被抽丝纺线，与他人的记忆缝合，编织成一幅宽博纷陈的记忆繁景。记忆属于个人，也能被集体拥有。然而，这袭记忆的宽袍如何被编织、渗染和裁剪，却是一趟曲折的斗争过程。六四的记忆，就是一场斗争。

在香港，二十多年来的6月4日晚上，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荧荧不灭；悼念、回忆和反思六四，是这个距天安门千百公里的小岛的年度大事。时值30周年，一波波纪念与回顾早在3月披纷延展，鲜活沉甸的亲身见证，甚或是历经年月淬砺的锐利评价，蒸得满城尽是六四的舆情气氛。然而，在一河之隔的中国大陆，官民对六四依然讳莫如深，网上删帖封杀，网下抓捕扣查，务求把记忆从人民的脑中漂去。

“从学术角度，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并非必然，需要解释它如何生成，为何能延续。”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立峰对端传媒说。过去10年，他与陈韬文合作研究六四 —— 30年来香港人念念不忘的集体记忆，分析它的生成、延续，以及面对的挑战。在〈香港不能忘记六四之谜〉一文中，二人把集体记忆定义为“一个社会过程，在这过程中不同的社群按自己的经验、利益、价值观等出发而进行斗争、商议及互动，试图影响社会对过去的记忆”。历史事件能否再现于公共视界，进而被铭记为社会整体的记忆遗产，与不同时代的政经形势息息相关，因著各方持份者的拉锯互动而被形塑。

在学界讨论中，现存的集体记忆个案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受官方承认并占主导地位的记忆，得到官民共识，例如是世界大战；另一类则是不被官方认可的反记忆（counter-memory），属于少数群体，如美国印第安人或巴勒斯坦人的历史。李立峰认为，六四事件有别于这两类，具有特殊性。

“六四的特殊性是，国家不想你记得，在大陆人们也普遍失忆，但香港仍有空间去记忆，而且在社会属于主流，国家没办法禁止。”六四在中国受到强力审查，但在香港社会却依然占有主导地位，即使是建制派或亲中媒体亦难以否定其真确性，只能含糊其词避免直接回应。

追根究蒂，六四记忆何以历经30年而不逝？

以2008年至2018年的10年研究为基础，李立峰总结了六四集体记忆在香港的生成、延续和挑战的6个过程：第一是记忆形成和价值化，第二至第四个过程有关记忆的延续，包括记忆动员、代际传递、记忆制度化；第五至第六个过程则呈现了记忆受到的挑战及其回应：记忆修复记忆的巴尔干化。

李立峰表示，过去30年，在这6个过程中，香港的传媒、社会组织和民族国家不断角力，而自由开放的社会为记忆的生成和延续提供了众多有利条例，不过著眼当下，他观察到，众多的有利条件正在慢慢变弱。

“现在，六四记忆要应付的，是过去的有利条件的消褪。”李立峰说。

记忆的生成：爱国、香港独特性和普世价值

六四本身是一个具有深刻的集体烙印（collective imprinting）的历史事件。集体烙印是指大众受激烈或密集的冲击而造成的深刻印象，这种印象包括影像的存在和深刻的情感。集体烙印愈深，受影响的人數也愈多，而认知和感情的记忆更刻骨（陈韬文、李立峰，2010）。然而，在90至95间，烛光晚会参与人数却骤跌，令人奇怪香港人的热情何以快速消退。李立峰认为，这种忽然冷漠应该根据当时的政治环境去理解，“大家有种面对现实政治环境的需要和心态，面对不可逆转的改变，香港社会的整体倾向是解决如何面对回归的问题，而非继续呐喊六四口号。”

烛光晚会是一个象征，代表了整片中国领土上相对的自由，大家可以点烛光，可以批评中国政府而不需要避忌。

然而到了97年，大限迫于眉睫，社会竟出现了回溯自身的需要，使民情锋回路转，“回归前夕，大家都在整理‘香港是甚么’的问题，香港到底有何独特之处？那一刻，纪念六四的意义便提升了，其中最显著的，就是烛光晚会，它是一个象征，代表了整片中国领土上相对的自由，大家可以点烛光，可以批评中国政府而不需要避忌。”

当时，香港人一方面恐惧香港会消失，失去其独特性；另一方面亦害怕在中共专制下能否继续纪念六四，“在媒界的体现就是把六四价值化（valorize）”，在这两种恐惧下，传媒开始把六四以一种道德勇气的报导框架呈现，例如报导司徒华和义工如何大无畏地救助逃亡学生的事迹，“那一两年把六四事件升华到一件不只是纯粹发生在几年前的事，而是象征了一种道德勇气、香港的价值观，以及香港跟大陆的相异之处。”这种价值升华，令六四更加达到了一种道德高度，对其形成极为重要。

在近年香港对悼念六四事件的批评中，六四事件所包含的“爱国”价值备受争议，但李立峰认为，一直以来六四所包含的价值不只有爱国，却是结合了三种价值：爱国、香港独特性和普世价值，“这个运动能吸引这么多香港人的参与，不会纯粹是一个情意结。”

事实上，在本土思潮尚未出现的30年前，爱国并没有在香港受到很大质疑；然而，爱国亦不能在当时的香港牵起很大热潮。李立峰提到保钓运动，在香港只有少数人关注，因为运动单纯建基于民族主义，充其量是领土争议，既不本土也不含普世价值，“六四可以牵连广大，一定要有齐三个元素，如果纯粹是爱国主义，只会有少数人参加。”

记忆的延续：“不只纪念六四本身，也纪念香港人对六四的纪念”

记忆的延续有赖于记忆动员、代际传递和制度化三个过程。记忆动员由传媒和不同组织发动，其中较重要的是动员周期（Mobilization Cycle），大约由每年的4月中开始，传媒报导、作家撰文、组织推广、网上分享，把六四的信息和记忆渗播到大众。除了周期性的舆情传播，恒常的代际传递更显紧密有效，情感传达力更强。根据李立峰的研究，不少人透过在学校和家庭的口耳相传认识六四，亲眼目睹老师和父母在谈论六四时潸然泪下，烙下了他们对六四的第一印象。

然而，不论是记忆动员或是代际传递均依赖个人的主动行动，要更持久稳定地保存记忆便需要制度化，例如建馆立碑，甚或把六四加入教材当中，都能巩固六四记忆；然而，在欠缺官方认可下，制度化极为艰难，是故六四纪念馆屡被阻挠滋扰，教科书对六四闪烁其辞甚或只字不提。

李立峰的研究显示，传媒的角色对延续六四记忆极为重要。在96/97至13/14间，纪念六四在香港表面形成了一种社会共识 [注一]，“社会上媒体所呈现出来的是，纪念六四是不可挑战的。如果你面对的议题是社会已有共识的，不太需要客观中立。报导和纪念六四是一种default (预设)，上级给不给压力是另一回事。我访问的传媒工作者也表示六四是default要做的，不报导的话要有理由。”六四对社会的集体烙印极为深刻，社会对其理解早有共识，而公民社会对六四事件多元的自发讨论和行动，例如支联会的纪念活动，文艺界透过剧场、文学或艺术形式传递六四记忆等，亦与传媒对六四的恒常报导互为引动，令六四记忆保持热度，推陈出新并扩大影响。

30年来，针对六四的论述和主题随著时代迁移一直改变：“不同年份和年代都会有新的主题或议题被提出。”李立峰提到，始自2000年，年轻人大多没有亲身经历六四事件，为免记忆断层，支联会等组织开始提出“薪火相传”的主题，以把记忆传递给下一代。这变化在媒体亦有相应的呈现，例如是父母抱著孩子点燃烛光的照片。到了09年，六四踏入二十周年，一些评论人开始把香港形容为“中国的良心”，“当时间愈长，会有很吊诡的影响。时间愈久，正常会淡忘，但另一方面愈觉得事件珍贵。坚持了廿年，愈长愈值得骄傲。廿周年有个很特独的论述出现，就是不只纪念六四本身，也纪念香港人对六四的纪念。”价值化的过程再次出现，把晚会的意涵从纪念提升到长久的坚持。

然而，到底记忆动员有多大的实际影响？根据晚会现场调查，较多人都是预早或最后一两天才决定参加，表示自己受到动员周期影响的人数并不多，“但这样不代表与媒体的动员完全无关，因为人们何时决定参与是一回事，但决定的背后有种社会过程，尤其依赖媒体的提醒。当一个社会完全没人提起，大家不理会，人们很容易忘记，因此记忆动员很重要。你说你关心六四，但不可能一年360日都记住何时是六四，生活会让你忘怀。”记忆动员具有提醒功能，而从宏观社会舆情连接到个人行动的传递过程往往需要时间。

记忆的挑战：年轻人真的不关心六四吗？

记忆不一定能世代相传，过程中会遇到不同思潮和社会环境的冲击和分化，需要被不断修正延展。记忆修复的过程意指在面对挑战时，集体记忆透过修补论述，尝试吸纳和包容不同的人。另一方面，集体记忆在网络和社交媒体的影响下亦出现巴尔干化，记忆的过程亦被改变。在社交平台这个半公共半私人的空间上，大众可选择寄居在自己的回音谷里围炉取暖，毫无事实基础的极端言论也被分享甚至鼓励，令记忆开始有分化的可能。

2013/14年，本土论述开始进入六四事件的讨论，挑战这个具有20多年历史的集体回忆，但李立峰认为，由于当时本土派尚未出现年轻一代的代言人，因此其冲突并不太大，而真正有力的挑战出现在雨伞运动之后：本土组织质疑纪念六四将把香港与中国捆绑，而中港理应各不相干；学联分崩离析，大学学生会先后宣布不参与六四晚会。李解释，伞运对年轻人是一个重要成长经历（formative experience），年轻人对世界的认知一般欠缺历史厚度，而伞运这场浩荡壮阔的大型运动很大程度地形塑了他们对世界的看法。由于伞运没带来任何实际成果，使年轻人非常沮丧，因此社运朝向激进化，在行动模式（勇武、以武制暴）和意识形态（中港区隔、自决、港独等）上呈现，而新的本土派代言人（青年新政和本土民主前线等组织）亦相继冒起，在区隔中港的前题下，拥有“爱国”元素的六四事件因而被本土青年否定。

“如果眼前的年轻人个个都受本土思潮影响，你一定要回应。因此，当本土派开始挑战六四时，大家都要做调整，令本土对支联会、对集会的挑战更大。”除了社会运动的激进化和本土青年代表的横空而出外，不同政治派别间的对立情绪，也激化了针对六四的冲突。

然而，从客观数据而言，年轻人真的不再关注六四吗？根据李立峰的晚会现场调查，伞运后的年轻人参与比例的确比2013年低，但其实低不过04年的水平。他解释，年轻人的参加比例其实一直不高，最高是在2009至2012年间，2014年后开始下跌，但并没有跌穿04年水平，及至2018年比例仍属正常，因此不能断言年轻人对六四漠不关心。

“最核心的本土派，他们实际的影响力有多大呢？对整个年轻世代而言，不只是说网民，影响力未必是我们想像中这么大，只是他们的声音较响。”李立峰透过量化研究，将本土派划分为三个圆圈：最核心的圈是自诩本土派的组织和人物，如本土派的意见领袖和政治组织；第二个较阔的圈包含了在民意调查中会自认为本土派的人，约有5%-7% [注二]；第三个最阔的圈包括了不承认本土派身份，却具有本土意识或同样排斥中国的人。

本土派的核心圈主导了舆论，形塑了人们对本土派的认知，但这个核心能否代表另外两个圈的人？“我们的印象很受那个核心影响，但在民众运动中我们会看得更广，如果我们不只看核心，不只关注那班意见领袖参不参加六四，而是年轻人参不参加，便至少要知道那5%-7%的人的参加意欲。”

根据钟晓烽和邓键一的调查[注二]，泛民与本土派年轻人参与六四的百分比相若，本土派青年并不一定不支持“主流”社运，“在某些问题上，支持本土或泛民的学生分别不一定那么大，自认本土派也不一定不去六四。当你把本土派的定义扩阔了，就会很不同。”另一边厢，即使是最核心的本土派对六四亦有反思，调整对六四的论述路径。2014年后，作家李怡和练乙铮均提出要寻找本土和传统泛民的共同基础，“当有人在推动寻找共识，那大家便可能要修正一下自己的想法和做法，这边不要整天喊“大中华”，那边不要全盘否定六四。”

李立峰提到，一些本土派的核心人物如梁天琦均意识到六四作为占据社会主导地立的集体回忆，蕴含了巨大的政治能量，本土派应想方法连结这种政治能量以争取六四参与者对本土运动的支持。可惜的是，激进社会运动的理性化过程（rationalization）未及实践，便即被强力打压，令可能出现的修正过程难产。

在记忆的挑战和分化过程中，泛民、本土派、广义非建制派，甚或是亲中建制派众声喧哗地谈论六四，纵然论调不一，但六四亦没有消弭。

“记忆有个累积的过程”

上述六种记忆过程，离不开一个宏大背景——“以往的社会条件，包括社会整体上还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以及不同机构的主事者本身对事件的关注，都令这些途径能生成以至有效运作。”自六四至今的30年里，香港虽无民主但仍保有一定空间，拥有言论、集会、出版、结社自由；而经历六四的个人对六四的深厚情意结，亦使他们孜孜不倦地坚持守护和传递记忆，“但这些条件正慢慢弱化，从一个悲观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确有预计，维持这些过程的条件开始愈来愈弱，包括香港本身的自由度，传递记忆的中介人，以及大陆自己内部的转变。”

在学校里，亲身经历六四的老师开始减少，没有切身经历的老师在讲述事件的时候未必有同等的情感投入；香港的传媒自由排名由2013年的58下跌至2018年的70，主流媒体被亲中资本占据，空间日益收窄；中国内地在近年经济增长及民族复兴的气氛下，对了解六四比以往冷漠，李立峰提到，十多年前的内地生比较关心六四，即便害怕但仍会参加六四晚会，但现在的内地青年在信息更封闭的环境成长，不但更难接触六四，也令他们少了一种对学习西方的向往。这些宏观社会条件的变化，均不利记忆的延续。

即便环境不利，但李立峰也提出，六四本身的意义和公民社会的行动仍可支撑记忆的维持。第一，时间的累积能为六四记忆增加重量，30年的坚持更添累世深意。其次，若记忆的修正能够完成，便能解决香港人对六四的内部分岐，对年轻人参不参加六四晚会更能泰然处之，如能解决内部矛盾，亦有利延续记忆。

时代更迭，政局波谲云诡，专制步步进逼，审查更精致高端，也是历史予集体记忆和个人的一场考验，“究竟一种记忆，多大程度上能够因为社会或权力转变而消亡？”李立峰正色问道。

现在六四记忆要应付的，是过去的有利条件的消褪。

在学界，研究集体回忆的流派当中，有两派较为突出，亦各具争议性，一派认为权力阶层主导集体回忆的形成和延续，当权者掌有书写历史的权力；另一派则强调回忆有其韧性，不易被权力既得者改写抹杀，因为它始终受事实和过去的记忆路径所限制，尤其是长时间存在的集体回忆，权力不易摇动。

“集体记忆的道德力量，本身有一定的韧力，随年月的增加，大家继续坚持，甚至会更有重量。”李立峰表示，“但的确，现在六四记忆要应付的，是过去的有利条件的消褪。”

六四30年，今年的动员周期早在3月出现，一波波以八九六四题材出发的专题百花齐放，除了固定的见证者、幸存者和家属的访谈外，也引申到89年对国际政局变革的影响、六四如何连系五四思潮，甚或当下中国左翼青年的觉醒等，最触目的是由30位目击六四始末的记者共同参与制作的“我是记者－六四30”，把30年前的天安门再次拼凑在今人眼前。

李立峰解释，个人回忆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人对历史事件的讲述丰富了集体记忆，“集体记忆是过去的公共再现（public representation），有时挺沉闷的，个人的故事能令整件事有血有肉。”第二，个人回忆令集体回忆具有真实性。无论是在北京或香港经历六四，其实都是一种六四见证，见证的力量极为重要，它令事件更加真实，从而令其重要性更受社会认受。

集体记忆，不只依靠环境条件，更有赖无数个人不懈不怠的编织，“大家不停把自己的故事加入，令到个档案库更实在更丰富，拥有更多可用的回忆素材，随每年的纪念增加。记忆有个累积的过程，无论是道德重量，以至实际上相关的材料，这些都有助记忆的传承。”

六四记忆，可被删除吗？

李立峰认为，六四在香港一直具有指标性的意义：回归后，能否继续在维园燃起烛光，标示了香港还享有多少自由，还剩多少独特性。若中共的政治压力进一步波及六四，大众便能从而评估香港的自由度，所余多少。“这就关系到一个更大的问题：中国政府在香港，以至在全世界所做的事，是否能完全不受拘束？政治立场上能为所欲为，毋须顾忌国际社会的意见？例如最基本的，它能否抹杀六四，说它不存在？或者说镇压是对的？我觉得任何一个政权都难以如此肆无忌惮，它必定会受制于某些力量的拉扯。我不觉得我们需要想像一种很极端的状态。”

一个社会，有些回忆可能在一段时间被严重打压，但很难令它完全消失。

“但我们的自由和空间将会愈来愈少。”

“这就关乎于人类如何看待历史。”李立峰答道。

“记忆的特点是，不要觉得一件大事发生就一定有人记住，也不要觉得一件事消失了一百年就一定不会有人再提起。放眼世界不同的案例，有些事在百多年后会被重新提起，但这往往跟政治权力挂钩。一个社会，有些回忆可能在一段时间被严重打压，但很难令它完全消失。”

八年前，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副教授傅景华展开“微博视野”（Weiboscope）计划，在2012至2018年间每年的6月初，追踪逾10万个微博帐号，共收集了逾千条因与六四相关而被删除的贴文或图片。这些被删的图文，证明了在高压审查下，仍有人坚持纪念，就如早前在抖音流传的短片：在北京军事博物馆里，有人手挽两个胶袋，站在坦克前，“即使是多微弱也好，还是存在的，有人传递、有人纪念。长远而言，我不觉得六四会消亡，它没办法被删除，因为它的记录还在，也因此限制了人们的论述。我不觉得历史的记忆这样容易被洗去，即使数码极权多么厉害，也很难想像一个政权可以完全洗走一个记忆。”李立峰说，一贯泰然。

“既然如此，就像《一代宗师》那句，‘凭一口气，点一盏灯，有灯就有人’。继续记住，等待记忆出土的时机。”

[注一] 港大民意调查有关“平反六四”的问题中，自97年以来接近一半受访者表示支持。

[注二] 数据基于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辖下的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分别于2016至2017年间进行的“香港民意与政治发展”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