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後，香港還能守住六四記憶嗎？—— 專訪李立峯

一個人所聽所看的都是一縷縷生命絲線，如果他小心翼翼地把它們從令人困惑的記憶線棒中抽出，那任何能人都能把它們編織成最貼合心意的各種信仰衣裝。（The things a man has heard and seen are threads of life, and if he pull them carefully from the confused distaff of memory, any who will can weave them into whatever garments of belief please them best.）—— The Celtic Twilight, William Butler Yeats

記憶是私密的，不過，個人的記憶也能被抽絲紡線，與他人的記憶縫合，編織成一幅寬博紛陳的記憶繁景。記憶屬於個人，也能被集體擁有。然而，這襲記憶的寬袍如何被編織、滲染和裁剪，卻是一趟曲折的鬥爭過程。六四的記憶，就是一場鬥爭。

在香港，二十多年來的6月4日晚上，維多利亞公園的燭光熒熒不滅；悼念、回憶和反思六四，是這個距天安門千百公里的小島的年度大事。時值30周年，一波波紀念與回顧早在3月披紛延展，鮮活沉甸的親身見證，甚或是歷經年月淬礪的銳利評價，蒸得滿城盡是六四的輿情氣氛。然而，在一河之隔的中國大陸，官民對六四依然諱莫如深，網上刪帖封殺，網下抓捕扣查，務求把記憶從人民的腦中漂去。

「從學術角度，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並非必然，需要解釋它如何生成，為何能延續。」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對端傳媒說。過去10年，他與陳韜文合作研究六四 —— 30年來香港人念念不忘的集體記憶，分析它的生成、延續，以及面對的挑戰。在〈香港不能忘記六四之謎〉一文中，二人把集體記憶定義為「一個社會過程，在這過程中不同的社群按自己的經驗、利益、價值觀等出發而進行鬥爭、商議及互動，試圖影響社會對過去的記憶」。歷史事件能否再現於公共視界，進而被銘記為社會整體的記憶遺產，與不同時代的政經形勢息息相關，因著各方持份者的拉鋸互動而被形塑。

在學界討論中，現存的集體記憶個案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受官方承認並佔主導地位的記憶，得到官民共識，例如是世界大戰；另一類則是不被官方認可的反記憶（counter-memory），屬於少數群體，如美國印第安人或巴勒斯坦人的歷史。李立峯認為，六四事件有別於這兩類，具有特殊性。

「六四的特殊性是，國家不想你記得，在大陸人們也普遍失憶，但香港仍有空間去記憶，而且在社會屬於主流，國家沒辦法禁止。」六四在中國受到強力審查，但在香港社會卻依然佔有主導地位，即使是建制派或親中媒體亦難以否定其真確性，只能含糊其詞避免直接回應。

追根究蒂，六四記憶何以歷經30年而不逝？

以2008年至2018年的10年研究為基礎，李立峯總結了六四集體記憶在香港的生成、延續和挑戰的6個過程：第一是記憶形成和價值化，第二至第四個過程有關記憶的延續，包括記憶動員、代際傳遞、記憶制度化；第五至第六個過程則呈現了記憶受到的挑戰及其回應：記憶修復記憶的巴爾幹化。

李立峯表示，過去30年，在這6個過程中，香港的傳媒、社會組織和民族國家不斷角力，而自由開放的社會為記憶的生成和延續提供了眾多有利條例，不過著眼當下，他觀察到，眾多的有利條件正在慢慢變弱。

「現在，六四記憶要應付的，是過去的有利條件的消褪。」李立峯說。

記憶的生成：愛國、香港獨特性和普世價值

六四本身是一個具有深刻的集體烙印（collective imprinting）的歷史事件。集體烙印是指大眾受激烈或密集的衝擊而造成的深刻印象，這種印象包括影像的存在和深刻的情感。集體烙印愈深，受影響的人數也愈多，而認知和感情的記憶更刻骨（陳韜文、李立峯，2010）。然而，在90至95間，燭光晚會參與人數卻驟跌，令人奇怪香港人的熱情何以快速消退。李立峯認為，這種忽然冷漠應該根據當時的政治環境去理解，「大家有種面對現實政治環境的需要和心態，面對不可逆轉的改變，香港社會的整體傾向是解決如何面對回歸的問題，而非繼續吶喊六四口號。」

燭光晚會是一個象徵，代表了整片中國領土上相對的自由，大家可以點燭光，可以批評中國政府而不需要避忌。

然而到了97年，大限迫於眉睫，社會竟出現了回溯自身的需要，使民情鋒迴路轉，「回歸前夕，大家都在整理『香港是甚麼』的問題，香港到底有何獨特之處？那一刻，紀念六四的意義便提升了，其中最顯著的，就是燭光晚會，它是一個象徵，代表了整片中國領土上相對的自由，大家可以點燭光，可以批評中國政府而不需要避忌。」

當時，香港人一方面恐懼香港會消失，失去其獨特性；另一方面亦害怕在中共專制下能否繼續紀念六四，「在媒界的體現就是把六四價值化（valorize）」，在這兩種恐懼下，傳媒開始把六四以一種道德勇氣的報導框架呈現，例如報導司徒華和義工如何大無畏地救助逃亡學生的事跡，「那一兩年把六四事件昇華到一件不只是純粹發生在幾年前的事，而是象徵了一種道德勇氣、香港的價值觀，以及香港跟大陸的相異之處。」這種價值昇華，令六四更加達到了一種道德高度，對其形成極為重要。

在近年香港對悼念六四事件的批評中，六四事件所包含的「愛國」價值備受爭議，但李立峯認為，一直以來六四所包含的價值不只有愛國，卻是結合了三種價值：愛國、香港獨特性和普世價值，「這個運動能吸引這麼多香港人的參與，不會純粹是一個情意結。」

事實上，在本土思潮尚未出現的30年前，愛國並沒有在香港受到很大質疑；然而，愛國亦不能在當時的香港牽起很大熱潮。李立峯提到保釣運動，在香港只有少數人關注，因為運動單純建基於民族主義，充其量是領土爭議，既不本土也不含普世價值，「六四可以牽連廣大，一定要有齊三個元素，如果純粹是愛國主義，只會有少數人參加。」

記憶的延續：「不只紀念六四本身，也紀念香港人對六四的紀念」

記憶的延續有賴於記憶動員、代際傳遞和制度化三個過程。記憶動員由傳媒和不同組織發動，其中較重要的是動員週期（Mobilization Cycle），大約由每年的4月中開始，傳媒報導、作家撰文、組織推廣、網上分享，把六四的訊息和記憶滲播到大眾。除了週期性的輿情傳播，恆常的代際傳遞更顯緊密有效，情感傳達力更強。根據李立峯的研究，不少人透過在學校和家庭的口耳相傳認識六四，親眼目睹老師和父母在談論六四時潸然淚下，烙下了他們對六四的第一印象。

然而，不論是記憶動員或是代際傳遞均依賴個人的主動行動，要更持久穩定地保存記憶便需要制度化，例如建館立碑，甚或把六四加入教材當中，都能鞏固六四記憶；然而，在欠缺官方認可下，制度化極為艱難，是故六四紀念館屢被阻撓滋擾，教科書對六四閃爍其辭甚或隻字不提。

李立峯的研究顯示，傳媒的角色對延續六四記憶極為重要。在96/97至13/14間，紀念六四在香港表面形成了一種社會共識 [註一]，「社會上媒體所呈現出來的是，紀念六四是不可挑戰的。如果你面對的議題是社會已有共識的，不太需要客觀中立。報導和紀念六四是一種default (預設)，上級給不給壓力是另一回事。我訪問的傳媒工作者也表示六四是default要做的，不報導的話要有理由。」六四對社會的集體烙印極為深刻，社會對其理解早有共識，而公民社會對六四事件多元的自發討論和行動，例如支聯會的紀念活動，文藝界透過劇場、文學或藝術形式傳遞六四記憶等，亦與傳媒對六四的恆常報導互為引動，令六四記憶保持熱度，推陳出新並擴大影響。

30年來，針對六四的論述和主題隨著時代遷移一直改變：「不同年份和年代都會有新的主題或議題被提出。」李立峯提到，始自2000年，年輕人大多沒有親身經歷六四事件，為免記憶斷層，支聯會等組織開始提出「薪火相傳」的主題，以把記憶傳遞給下一代。這變化在媒體亦有相應的呈現，例如是父母抱著孩子點燃燭光的照片。到了09年，六四踏入二十周年，一些評論人開始把香港形容為「中國的良心」，「當時間愈長，會有很吊詭的影響。時間愈久，正常會淡忘，但另一方面愈覺得事件珍貴。堅持了廿年，愈長愈值得驕傲。廿周年有個很特獨的論述出現，就是不只紀念六四本身，也紀念香港人對六四的紀念。」價值化的過程再次出現，把晚會的意涵從紀念提升到長久的堅持。

然而，到底記憶動員有多大的實際影響？根據晚會現場調查，較多人都是預早或最後一兩天才決定參加，表示自己受到動員周期影響的人數並不多，「但這樣不代表與媒體的動員完全無關，因為人們何時決定參與是一回事，但決定的背後有種社會過程，尤其依賴媒體的提醒。當一個社會完全沒人提起，大家不理會，人們很容易忘記，因此記憶動員很重要。你說你關心六四，但不可能一年360日都記住何時是六四，生活會讓你忘懷。」記憶動員具有提醒功能，而從宏觀社會輿情連接到個人行動的傳遞過程往往需要時間。

記憶的挑戰：年輕人真的不關心六四嗎？

記憶不一定能世代相傳，過程中會遇到不同思潮和社會環境的衝擊和分化，需要被不斷修正延展。記憶修復的過程意指在面對挑戰時，集體記憶透過修補論述，嘗試吸納和包容不同的人。另一方面，集體記憶在網絡和社交媒體的影響下亦出現巴爾幹化，記憶的過程亦被改變。在社交平台這個半公共半私人的空間上，大眾可選擇寄居在自己的回音谷裡圍爐取暖，毫無事實基礎的極端言論也被分享甚至鼓勵，令記憶開始有分化的可能。

2013/14年，本土論述開始進入六四事件的討論，挑戰這個具有20多年歷史的集體回憶，但李立峯認為，由於當時本土派尚未出現年輕一代的代言人，因此其衝突並不太大，而真正有力的挑戰出現在雨傘運動之後：本土組織質疑紀念六四將把香港與中國綑綁，而中港理應各不相干；學聯分崩離析，大學學生會先後宣佈不參與六四晚會。李解釋，傘運對年輕人是一個重要成長經歷（formative experience），年輕人對世界的認知一般欠缺歷史厚度，而傘運這場浩蕩壯闊的大型運動很大程度地形塑了他們對世界的看法。由於傘運沒帶來任何實際成果，使年輕人非常沮喪，因此社運朝向激進化，在行動模式（勇武、以武制暴）和意識形態（中港區隔、自決、港獨等）上呈現，而新的本土派代言人（青年新政和本土民主前線等組織）亦相繼冒起，在區隔中港的前題下，擁有「愛國」元素的六四事件因而被本土青年否定。

「如果眼前的年輕人個個都受本土思潮影響，你一定要回應。因此，當本土派開始挑戰六四時，大家都要做調整，令本土對支聯會、對集會的挑戰更大。」除了社會運動的激進化和本土青年代表的橫空而出外，不同政治派別間的對立情緒，也激化了針對六四的衝突。

然而，從客觀數據而言，年輕人真的不再關注六四嗎？根據李立峯的晚會現場調查，傘運後的年輕人參與比例的確比2013年低，但其實低不過04年的水平。他解釋，年輕人的參加比例其實一直不高，最高是在2009至2012年間，2014年後開始下跌，但並沒有跌穿04年水平，及至2018年比例仍屬正常，因此不能斷言年輕人對六四漠不關心。

「最核心的本土派，他們實際的影響力有多大呢？對整個年輕世代而言，不只是說網民，影響力未必是我們想像中這麼大，只是他們的聲音較響。」李立峯透過量化研究，將本土派劃分為三個圓圈：最核心的圈是自詡本土派的組織和人物，如本土派的意見領袖和政治組織；第二個較闊的圈包含了在民意調查中會自認為本土派的人，約有5%-7% [註二]；第三個最闊的圈包括了不承認本土派身份，卻具有本土意識或同樣排斥中國的人。

本土派的核心圈主導了輿論，形塑了人們對本土派的認知，但這個核心能否代表另外兩個圈的人？「我們的印象很受那個核心影響，但在民眾運動中我們會看得更廣，如果我們不只看核心，不只關注那班意見領袖參不參加六四，而是年輕人參不參加，便至少要知道那5%-7%的人的參加意慾。」

根據鍾曉烽和鄧鍵一的調查[註二]，泛民與本土派年輕人參與六四的百分比相若，本土派青年並不一定不支持「主流」社運，「在某些問題上，支持本土或泛民的學生分別不一定那麼大，自認本土派也不一定不去六四。當你把本土派的定義擴闊了，就會很不同。」另一邊廂，即使是最核心的本土派對六四亦有反思，調整對六四的論述路徑。2014年後，作家李怡和練乙錚均提出要尋找本土和傳統泛民的共同基礎，「當有人在推動尋找共識，那大家便可能要修正一下自己的想法和做法，這邊不要整天喊「大中華」，那邊不要全盤否定六四。」

李立峯提到，一些本土派的核心人物如梁天琦均意識到六四作為佔據社會主導地立的集體回憶，蘊含了巨大的政治能量，本土派應想方法連結這種政治能量以爭取六四參與者對本土運動的支持。可惜的是，激進社會運動的理性化過程（rationalization）未及實踐，便即被強力打壓，令可能出現的修正過程難產。

在記憶的挑戰和分化過程中，泛民、本土派、廣義非建制派，甚或是親中建制派眾聲喧嘩地談論六四，縱然論調不一，但六四亦沒有消弭。

「記憶有個累積的過程」

上述六種記憶過程，離不開一個宏大背景——「以往的社會條件，包括社會整體上還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以及不同機構的主事者本身對事件的關注，都令這些途徑能生成以至有效運作。」自六四至今的30年裡，香港雖無民主但仍保有一定空間，擁有言論、集會、出版、結社自由；而經歷六四的個人對六四的深厚情意結，亦使他們孜孜不倦地堅持守護和傳遞記憶，「但這些條件正慢慢弱化，從一個悲觀的角度來看，我們的確有預計，維持這些過程的條件開始愈來愈弱，包括香港本身的自由度，傳遞記憶的中介人，以及大陸自己內部的轉變。」

在學校裡，親身經歷六四的老師開始減少，沒有切身經歷的老師在講述事件的時候未必有同等的情感投入；香港的傳媒自由排名由2013年的58下跌至2018年的70，主流媒體被親中資本佔據，空間日益收窄；中國內地在近年經濟增長及民族復興的氣氛下，對了解六四比以往冷漠，李立峯提到，十多年前的內地生比較關心六四，即便害怕但仍會參加六四晚會，但現在的內地青年在資訊更封閉的環境成長，不但更難接觸六四，也令他們少了一種對學習西方的嚮往。這些宏觀社會條件的變化，均不利記憶的延續。

即便環境不利，但李立峯也提出，六四本身的意義和公民社會的行動仍可支撐記憶的維持。第一，時間的累積能為六四記憶增加重量，30年的堅持更添累世深意。其次，若記憶的修正能夠完成，便能解決香港人對六四的內部分岐，對年輕人參不參加六四晚會更能泰然處之，如能解決內部矛盾，亦有利延續記憶。

時代更迭，政局波譎雲詭，專制步步進逼，審查更精緻高端，也是歷史予集體記憶和個人的一場考驗，「究竟一種記憶，多大程度上能夠因為社會或權力轉變而消亡？」李立峯正色問道。

現在六四記憶要應付的，是過去的有利條件的消褪。

在學界，研究集體回憶的流派當中，有兩派較為突出，亦各具爭議性，一派認為權力階層主導集體回憶的形成和延續，當權者掌有書寫歷史的權力；另一派則強調回憶有其韌性，不易被權力既得者改寫抹殺，因為它始終受事實和過去的記憶路徑所限制，尤其是長時間存在的集體回憶，權力不易搖動。

「集體記憶的道德力量，本身有一定的韌力，隨年月的增加，大家繼續堅持，甚至會更有重量。」李立峯表示，「但的確，現在六四記憶要應付的，是過去的有利條件的消褪。」

六四30年，今年的動員週期早在3月出現，一波波以八九六四題材出發的專題百花齊放，除了固定的見證者、倖存者和家屬的訪談外，也引申到89年對國際政局變革的影響、六四如何連繫五四思潮，甚或當下中國左翼青年的覺醒等，最觸目的是由30位目擊六四始末的記者共同參與製作的「我是記者－六四30」，把30年前的天安門再次拼湊在今人眼前。

李立峯解釋，個人回憶有兩個作用，第一，個人對歷史事件的講述豐富了集體記憶，「集體記憶是過去的公共再現（public representation），有時挺沉悶的，個人的故事能令整件事有血有肉。」第二，個人回憶令集體回憶具有真實性。無論是在北京或香港經歷六四，其實都是一種六四見證，見證的力量極為重要，它令事件更加真實，從而令其重要性更受社會認受。

集體記憶，不只依靠環境條件，更有賴無數個人不懈不怠的編織，「大家不停把自己的故事加入，令到個檔案庫更實在更豐富，擁有更多可用的回憶素材，隨每年的紀念增加。記憶有個累積的過程，無論是道德重量，以至實際上相關的材料，這些都有助記憶的傳承。」

六四記憶，可被刪除嗎？

李立峯認為，六四在香港一直具有指標性的意義：回歸後，能否繼續在維園燃起燭光，標示了香港還享有多少自由，還剩多少獨特性。若中共的政治壓力進一步波及六四，大眾便能從而評估香港的自由度，所餘多少。「這就關係到一個更大的問題：中國政府在香港，以至在全世界所做的事，是否能完全不受拘束？政治立場上能為所欲為，毋須顧忌國際社會的意見？例如最基本的，它能否抹殺六四，說它不存在？或者說鎮壓是對的？我覺得任何一個政權都難以如此肆無忌憚，它必定會受制於某些力量的拉扯。我不覺得我們需要想像一種很極端的狀態。」

一個社會，有些回憶可能在一段時間被嚴重打壓，但很難令它完全消失。

「但我們的自由和空間將會愈來愈少。」

「這就關乎於人類如何看待歷史。」李立峯答道。

「記憶的特點是，不要覺得一件大事發生就一定有人記住，也不要覺得一件事消失了一百年就一定不會有人再提起。放眼世界不同的案例，有些事在百多年後會被重新提起，但這往往跟政治權力掛鉤。一個社會，有些回憶可能在一段時間被嚴重打壓，但很難令它完全消失。」

八年前，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副教授傅景華展開「微博視野」（Weiboscope）計劃，在2012至2018年間每年的6月初，追蹤逾10萬個微博帳號，共收集了逾千條因與六四相關而被刪除的貼文或圖片。這些被刪的圖文，證明了在高壓審查下，仍有人堅持紀念，就如早前在抖音流傳的短片：在北京軍事博物館裡，有人手挽兩個膠袋，站在坦克前，「即使是多微弱也好，還是存在的，有人傳遞、有人紀念。長遠而言，我不覺得六四會消亡，它沒辦法被刪除，因為它的記錄還在，也因此限制了人們的論述。我不覺得歷史的記憶這樣容易被洗去，即使數碼極權多麼厲害，也很難想像一個政權可以完全洗走一個記憶。」李立峯說，一貫泰然。

「既然如此，就像《一代宗師》那句，『憑一口氣，點一盞燈，有燈就有人』。繼續記住，等待記憶出土的時機。」

[註一] 港大民意調查有關「平反六四」的問題中，自97年以來接近一半受訪者表示支持。

[註二] 數據基於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轄下的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分別於2016至2017年間進行的「香港民意與政治發展」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