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党经营的美国关系，是一场怎样的仗？

编者按：台湾距离2020年总统大选不到九个月，对美国关系是各主要政党全力经营的区域。接续此前曾刊发国民党对美关系相关报导，本文综述民进党党、政平台对美关系的起伏现况。

“作为总统，我要告诉大家，台湾不会被吓倒。”4月16日上午，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与美国前众议院议长莱恩（Paul Ryan）、美国在台协会（AIT）处长郦英杰（Brent Christensen）共同在台北出席印太安全对话开幕典礼，致词时抨击中国以武力恫吓台湾。几个小时前，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公开表示，国务院批准5亿美元对台军售案，继续为目前在路克空军基地的F-16战机提供飞行员训练计划、维护、后勤支援；蔡英文说，美方军售“来得及时”。4月15日，美国在台协会在内湖新馆举办“友谊庆祝酒会”，受邀出席的蔡英文致词时抨击，“中国近来增加区域中的军事行动，对台海与区域稳定造成挑战。”她之后透过脸书强调，国土主权寸步不让，民主自由坚守不退。

这一段在原本讲稿里找不到的话，一般相信是回应是同一天由解放军“空警500”、“轰六Ｋ”连同一批“苏恺三十 ”及“歼十一”在台湾东部进行罕见的不同机种协同作战的“远海长训”。

解放军结束了“远海长训”后，晚间， 台北101大楼亮起了“台湾关系法40年”的灯光秀，它由中华民国外交部次长谢武樵、徐斯俭和美国庆贺团团长、联邦众院前议长莱恩、AIT理事主席主席莫健（James Moriarty）和郦英杰共同点亮。

美国政界、智库和民进党政府的关系推上高峰，除了看得见的仪式外，还包括对重大政治情势认知和解读上趋于一致。一个重要的例子发生在今年一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谈话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主任宋怡明（Michael Szonyi）率“两岸事务访问团”访问台湾，随行人员包括美国前东亚副助卿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费正清中心台湾研究小组召集人戈迪温（Steven M. Goldstein）等知名学者，访台期间拜会了位于台北的总统府、外交部等官方机构，也南下进行学术交流，并前往高雄拜访新任高雄市长韩国瑜。

与会人士向《端传媒》记者转述，一名美方团员在与台湾高层人士进行其中一场闭门会谈时，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从今以后，我们（美方）对‘九二共识’的看法，应该较接近蔡英文总统的诠释：‘九二共识’这四个字，它的意义包括‘一国两制’。”这名美方团员认为，习近平今年初提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之后，“九二共识”的原先意义似乎已经不重要了。

蔡英文自2016年就任以来，台湾与美国关系快速推进。除了政府外交系统以外，还得力于政党及政治团体平台。前者包括民进党党中央、民进党驻美办事处，后者则是由台美人组成的在美独立组织、老牌独派团体“台湾人公共事务会”（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FAPA）。

“华府第一线，还是要派自己的人”

今年二月中旬，卓荣泰接任党主席，罗文嘉出任民进党秘书长，新一届党务人事就定位。国际事务部主任林静仪接受《端传媒》访问时说，民进党长期经营对美关系，近年有了一些突破性的发展，除了川普政府对中国的立场改变，“我们（民进党）真的很认真在做台美关系。”

“我们（民进党）对于美国的lobby（游说）这件事情不是只有最近，其实已经很久了。”林静仪说在2014、15年，民进党尚在野，蔡英文回任民进党主席，邀请曾经在陈水扁政府任驻美代表的吴钊燮（现为外交部长）出任民进党秘书长并兼任民进党驻美代表，“吴钊燮担任秘书长的时候，其实就一直跟美国持续进行lobby——那是非常密切的。”

回顾2011年9月，蔡英文首度问鼎总统，以候选人身份访问华府，遭美方质疑维持两岸关系稳定的能力不佳，声望重挫。隔年总统大选，蔡英文败给马英九。2012年下半年，民进党计划恢复驻美国代表处，“2012年后来没选上，那时是国民党执政，（蔡英文）访美没有很成功，”一名当时参与复设民进党驻美代表处的党内人士强调，“很多事情其实第一时间（对美方）的说明很重要，那时候就意识到，有必要恢复代表处，人手要增加，让（民进党）在美国的政策说明更完整。”

“华府第一线，还是要派自己的人。问题是成立办公室要有钱，当时我们没钱啊！”这名人士回忆，2013年，时任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前往美国、加拿大募款，募得一笔经费，才恢复民进党的常设办事处，多聘两名员工，在华府租下小小的办公室。

当时接任民进党驻美代表处主任的彭光理（Michael Fonte），年少时曾是奉派到台湾农村服务的天主教传教士，在台湾目睹民主化、解严过程，也因传教需求，习得一口流利优雅的台语，是民进党对美的重要联系。

彭光理近日接受《端传媒》访问时指出，1995年起，在野的民进党开始计划在华盛顿的联系窗口，希望对华府即时传递民进党在台湾的动作、代表的价值、关心的议题。1996年，民进党在美成立驻美国代表处，直到2000年首度执政，时任总统陈水扁认为已有代表民进党政府的官方华府窗口，因此关闭了民进党驻美代表处。

“后来的几年，台美关系很紧张，”彭光理回忆，最大原因是陈水扁后来抛出入联公投，加上缺少第一线的窗口说明台北立场，造成美方压力与紧张，“DC这边很多人对此不高兴，也怕陈水扁此举影响中美关系。”

陈水扁于2000年执政后暂停了政党办事处的运作，事后被认为诸多问题都起于这里。一位党内人士举例，当时在野的国民党、亲民党于2003年间成立驻美代表处，隔年台湾爆发319枪击案（编者按：2004年3月19日下午，陈水扁和时任副总统吕秀莲争取连任时发生枪击事件，陈水扁与吕秀莲分别于腹部与膝盖受枪伤），国亲驻美代表处集结泛蓝在野势力，发动一份厚达20多页、名为“子弹门（Bulletgate )”宣传，雪片般飞向华府行政部门、国会、以及各大智库，这些让民进党“无法及时解释”的指控和信息，重伤扁政府与民进党在华府的形象。

“美国一定会问你，为什么民进党选得那么差？你叫他（美方）去问官方驻美代表处，他们也不便代民进党回答。”

“ 第一次执政，我们废掉（驻美办公室），2016年再次执政，我们就不要废掉它，要继续维持著。”前述不愿具名的民进党人士观察，过去民进党吃过对华府沟通不良的苦，“子弹门”等事件历历在目，虽然川普执政之后，美方把中国视为威胁，目前民进党政策较符合川普政府对中国的战略；但他同时强调，除了大环境对民进党较有利，在民进党执政之后，代表党的驻美代表处，还是发挥诸多功能。一名长期参与民进党国际事务的资深党工也强调：“党务归党务，政治归政治，执政以后，还是要有党对华府的窗口。”

最近的例子便是民进党去年九合一选举大败，“美国一定会问你，为什么民进党选得那么差？你叫他（美方）去问官方驻美代表处，他们也不便代民进党回答。”前述人士解释，驻美办事处能代表民进党，第一时间对美说明大败后的合理解释，提出未来要采取何种策略因应2020总统大选，“我们会告诉美方，败选是综合性原因，比如改革得罪很多人、公投题目设计对民进党不利、假新闻充斥等等，让美方比较完整了解，败选是很多原因累积，更不是只有‘两岸关系’这因素。”

2013年，彭光理接掌重新开张的民进党驻美代表处，现年高龄近80岁的他，带著两名办公室同事在华府奔走，频繁穿梭美国国会、政府单位、华府智库，针对台湾政界发生的重大事件，第一时间提供民进党的说法，解释决策背后的价值观与想法，以及未来的做法。

努力有了成果，2015年中，二度竞选总统的蔡英文再度访美，在民进党驻美代表处的协调与沟通下，不但扭转了上回访美的尴尬处境，还进入白宫和国务院，获高规格待遇。2016年，蔡英文当选中华民国总统。

“我不认为美方有所谓的‘偏好人选’，但会想要了解党内初选的民主程序是什么？”“更重要的，不是各政党提名谁？而是总统候选人的政策是什么？会不会影响台美关系？”

“让华盛顿知道民进党在想什么、让民进党知道华盛顿在想什么，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事。”谈到美中关系近期的转变，彭光理同样认为，川普政府与中国紧张升高，能为美台关系创造更有利空间。

今年是台湾选举年，他指出，民进党驻美办事处的工作重点是精确对美传达党内的重要信息、思考脉络和即将采取的做法，他举例，前行政院长赖清德近日挑战蔡英文，宣布参加党内初选、角逐下届总统候选人，美方虽对赖清德较不熟悉，但同样感到惊讶。

“我不认为美方有所谓的‘偏好人选’（指民进党总统候选人），但会想要了解党内初选的民主程序是什么？”彭光理观察，美方态度是：“更重要的，不是各政党提名谁？而是总统候选人的政策是什么？会不会影响台美关系？”

美、日、欧——必打的国际外交仗

林静仪指出，民进党驻美代表处接下来会负责举办智库座谈，或举办对美的相关连系、会谈。台湾部分，今年是选战年，重要动作之一是维持与包含美国在内的各国议员、友台团体的交流。此外，民进党主席卓荣泰或林静仪自己可能“再跑一趟美国”，促进与台侨的沟通。

“很多台侨对我们（民进党）很支持，但是我们国家有一个问题就是：不像日本有NHK，几乎你在所有国际媒体都看得到；在国外你要看到台湾相关新闻，就我所我知道的，好像只有中天。”林静仪解释：“台侨其实看的就是几个特定的节目，但这些特定节目没有真的、完全传达我们执政党的努力——无论是台美关系、台湾政府对国际地位的努力，或与台湾主权定位的相关的法规、政策。”

她忧心，台侨恐怕逐渐无法获得台湾正在发生的确切信息，因此，民进党的沟通作业就更重要。“事实上，很多美国台侨会协助我们，他们也是很重要人脉，不论科学界、医界或商界。”一般认为，台湾人公共事务会（FAPA）已经是很强大的在美台侨组织；对此林静仪说：“当然FAPA是一群，但我们不能只有FAPA这一群。”

“像我这三年跑了纽约CSW（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周边论坛），认识了一群是在纽约台侨第二代的年轻女生，她们谈到对台湾的认识、对台湾主权的想法，或是倡议的行动跟模式，都和过去我们的前辈不太一样。”她亦思考，对于这群海外的ABT（American Born Taiwanese，美国出生的台湾人），民进党应持续不断沟通、让他们了解台湾年轻人的想法，甚至，早在2016年，林静仪就和在美的一群年轻台裔女孩谈过如何展开合作。

合作什么呢？“一定要想办法去找关注台湾议题的社团。”她强调，台侨的ABT身份，比台湾人更有机会进到联合国的官方会议；当台侨以台湾人的骨干成立社团，甚至以美国人身份成为某些团体的领袖时，就有机会进到某些会议里，帮台湾发声。

谈到选战年的民进党国际事务布局，林静仪也说，不会把国际事务的重心完全放在美国，例如对日本、欧洲，都是必须打的国际外交仗。2018年，第71届世界卫生大会（WHA）揭幕时，林静仪以台湾NGO代表身份进入大会旁听，她佩上有台湾字样的胸章，遭中国代表抗议。当时她当面回呛对方：“你连这种东西都有意见啊？”

“你（中国）为什么不让台湾进去（国际组织）？”“台湾必须在国际正面敲门，而且一定要敲。”林静仪比喻，台湾敲门了几十年没成功，不一定要继续敲眼前的门，“你要从别的路走进去，要从别的窗户跟人家挥手，让别人把窗户打开、和我们变好朋友之后，我们的朋友可能愿意来帮我开前门。”那么，国际现实主义架构下，台湾凭什么让各国愿意交朋友？她指出，台湾一定要把自己放入全球重视的对话脉络，例如联合国近年注重的“全球永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在台湾刚开始被推动，这可能是台湾站上世界舞台、被国际认可贡献的机会。

FAPA——对美国会游说的老字号

回到本文开头提及今年是《台湾关系法》40年周年，这部法律在1979年立法时，连FAPA都还没有组成，遑论民进党。当时在美国的独派人士，例如“台美协会”董事长彭明敏、“全美台湾独立联盟”陈唐山、“台湾民主运动海外同盟”的郭雨新、宾州大学教授张旭成等台独运动人士，藉著出席听证会，游说关键议员等方式，大幅度翻转了原本行政部门的提案，为断交后的美台关系留下广大空间。

紧跟著FAPA于1982年成立，民进党籍前立委蔡同荣和前述的彭明敏、陈唐山等人都是创会要角，日后陆续在全美设立超过40个分会。它和早先各种台独团体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深度对接美国的政治体制，是一个专注在国会进行台湾议题游说的压力团体。

进行国会游说工作近30年、与FAPA关系密切的台湾人公共关系会 （FAPR，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Relations）执行长昆布劳（Coen Blaauw）接受《端传媒》访问时表示，在两岸于美国进行的“公关战”里，中国的“产品”在国会山庄显得窒碍难行，公关公司因难以推销这些“产品”而感到窘迫——尤其当国会议员反问起关于西藏、台湾、法轮功、天主教会等议题与中方立场，乃至触及近日的中美贸易战，都让中方游说人员、替中方奔走的公关公司难以应付。

“我从未听闻任何国会议员告诉我：‘我不支持你们的倡议’。”昆布劳指出，尽管FAPA的预算和人力资源非常有限（编者按：FAPA目前仅有正职员3人），却有非常好的“产品”：自由、民主、人权价值。他强调，前述价值是台湾价值，同时也是美国价值；FAPA向国会游说台湾相关法案时，内容与精神多与美国的民主精神相连，不意外地，容易获得国会青睐。

去年三月，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台湾旅行法》， 鼓励美台之间所有层级互访，台美资深、高阶官员互访限制形同解禁，被视为台美关系历史上大进展。《台湾旅行法》的催生，除了友台议员积极奔走，FAPA组织与游说社群更是背后默默的一群。昆布劳指出，《台湾旅行法》触及台湾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的企图，他们甚至建议美国国务院借此机会告诉中国，川普内阁能在此时访台。

他指出，2017至2018年间，FAPA亦呼吁美国政府，若中方阻止台湾加入WHA（世界卫生大会），美国卫生部长阿札尔（Alex Azar）就该赴台湾参访杰出的医疗系统与制度；若中方阻止台湾参与ICAO（国际民航组织）的会议，美国运输部长赵小兰（Elaine L. Chao）应赴台参访高铁系统；若中方阻止台湾参与INTERPOL（国际刑警组织），美方应派出当时的司法部长塞辛斯（Jeff Sessions）访问台湾。

倡议实务运作上，FAPA是这样耕耘国会关系的：“每年九月有国会倡议周，我们邀会员参加讲座或工作坊，周六、周日活动结束后，周一再去国会议员办公室拜访……。”刚加入FAPA将近一年的政策研究员、外交部长吴钊燮之子吴迪说，他最多一天拜访4名议员办公室，每场从15分钟到一小时不等，游说也有撇步：“见面聊天不超过一分钟，就要讲最重要的议题，我们会准备一页议题清单——因为美国人重视简洁写作、不要落落长——把所有议题列上去，根据议员和助理的兴趣，决定议题顺序，后面再附上补充资料。”

早在2004年，FAPA就提出《台湾旅行法》的概念，2007再次提出时众议院表决通过。2018年该法催生过程中，不只FAPA总部员工全员出动，还动员FAPA在美的46个分会以及广大会员，透过连署信、九月的国会倡议周争取国会支持。吴迪指出，当时，FAPA由总部收集联署信，根据邮递区号去汇整这些信件分别来自哪个议员选区，拿这些联署信去找国会议员，告诉议员们：“你们的选民有这些诉求。”

同时FAPA也和外交部驻美代表处共同推动促成《台湾旅行法》。“在参议院部分，驻美代表处使了很大的力。”吴迪表示，驻美代表处国会组在国会时间非常长，国会组几乎每天都在国会游说。至于FAPA和驻美代表处如何分工倡议工作？吴迪举例表示，《台湾旅行法》容易触动敏感神经，驻美代表处一般来说并不会主动推动。“一般是由FAPA提出，台北（外交部）觉得有兴趣的话，才会请驻美代表处一起推行。”若有其他议案是美国国会和驻美代表处共同讨论的成果，且被FAPA会员高度关注，FAPA总部也会在国会帮忙争取支持。

他举例，过去几年，FAPA持续推动台美建交法案，“民进党从政府角度可能不会想推，会有些危险，但我们（FAPA）可以考虑倡议废除一中政策，将‘台美建交’改成‘挑战一中原则’，利用这细微差异，凸显我们的诉求。”“美国不一定要说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但可以用特别语言，比如认知‘台湾政府代表民主政体’的客观事实。”

美国去年期中大选后，数名长期友台议员离开国会，例如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伊斯（Ed Royce）、荣誉主席罗斯蕾缇南（Ileana Ros-Letinen）退休，罗拉巴克（Dana Rohrabacher）及塞辛斯（Pete Sessions）落选，对于FAPA来说，如何争取更多议员的认同，又是一场硬仗。

“我学习到不要把任何国会的善意视为理所当然。”

长年投入倡议工作的昆布劳感叹：“我学习到不要把任何国会的善意视为理所当然。”他强调，FAPA永远在国会里寻找新朋友，也相信多数国会议员可望支持台湾，但挑战在于，如何让这些潜在的支持力量浮出台面？一边接触长期友台议员、近日勤跑参议院的吴迪也说，“丢了蛮多友台议员，真的要重新开始。”至于如何重新开始？FAPA做了准备：“他们（新科议员）可能完全不懂台湾，那可能需要提供一些有关的教育，”吴迪说。

美国总统川普于去年签署《台湾旅行法》，FAPA日前也宣布推动驻美代表处正名为“台湾代表处（Taiwan Representative Office）”。至于目前推动的进度如何？对此，昆布劳并未正面回应，却抱持乐观：“我们有很多手段试图实现它，但目前无法详述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