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调查：被强制绝育的淳子的一生

编者按：全球生育率在显著下降——2018年底，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发布报告指出。这一趋势并不令人意外。香港、台湾生育率已是全球倒数，中国大陆则徘徊在“低生育率陷阱”旁。从计划生育到全面开放二胎、再到今日“全面放开生育”的呼声渐高，生育权长期笼罩在政策阴影下。在中国大陆之外，生育亦受到经济、社会、文化、家庭等因素影响。端传媒希望将一束光照在孕育生命的个体身上，讲述他们被时代和政策所裹挟的生育故事。系列将不定期更新，也欢迎你分享自己的故事。今天是第一篇，讲述在二战结束后的日本，一位叫淳子的女性如何失去了生育权。

本文系端传媒与日本专注于调查报导的独立新闻NGO Waseda Chronicle 的合作。我们将 Waseda Chronicle 的系列调查报导，整编为一篇文章，翻译并刊出，以带给端读者不一样的视野来了解不同时空下的生育故事。

1963年，56年前的饭冢淳子是16岁，在日本宫城县县治，也是今日日本东北地方最大的城市仙台市内一家育有三个孩子的家庭做佣人，她从贫穷的乡下老家来这里已经两年了，女主人对她相当苛刻。女主人带着孩子穿着时髦的洋装去参加神社的新年参拜，孩子们在神社附近的小店买东西的时候，穿粗布裤子的她只被允许站著看，“因为你是下人！”，女主人总是让她别忘了她的身份。

可是那一天，女主人让她跟着出门，她穿上仅有的一条碎花连衣裙和一双红色胶鞋。一路无语，女主人带她来到“诊疗所”，三年未见的父亲也在，父亲也并没有话。她疑惑自己既没有咳嗽也没有发烧，为什么被带来医院…… 等她在医院的病床上醒过来时，女主人已不知去了何处，父亲依然没有说话，带她回了乡下老家。

在那之后的好几个夜晚，她都被莫名其妙的腹痛惊醒。她确信这种强烈的疼痛就来自那次莫名其妙的诊疗。偶然，她偷听到父母悄声对话：“淳子做了再也生不出孩子的手术……”，这才知道在自己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1948年，日本战败后的第三年，《优生保护法》成立。该法制定实施的目的是“防止不良子孙的出生”（同法第1条），方法就是进行人工的绝育手术，当时被美化成“优生手术”。在二战战败的日本，政治家以“日本民族的再兴”为目标，提案并实施该法律。实施对象为患有“精神分裂症”、“精神薄弱”、“躁郁症”、“癫痫”、“血友病”等被认为具有遗传性的疾病和残疾的人士。而实际上在国家的动员之下，手术的对象甚至扩大到了原本并没有疾病和残疾的人。

男性的绝育手术为切断连接精巢和精囊的输精管，女性则用线扎住输卵管，使卵子不能通过。手术不需要经过本人同意，只要经过都道府县（编者注：均为日本的一级行政区）设置的优生保护审查会的决议即可实施。医师发现患有遗传性疾病的患者时，有义务向审查会进行申请（同法第4条）。此外，1949年10月24日发布的厚生省（编者注：厚生省，设置于1938年的日本中央省厅，统管健康、医疗、生育、社会保障等，后于2001年和劳动省统合为现在的厚生劳动省）公众卫生局的通知中提及“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允许使用限制人身自由、实施麻醉以及欺骗等手段。”

1996年，该法律被废除，新的《母体保护法》实施之后，绝育手术不再合法。可是，在那之前的50年间，被迫接受绝育手术的人，男女合计超过1万6500人，其中就有像饭冢淳子这样，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绝育的人。

56年过去，现在淳子已经年过七十，独自一人住在老旧的公营住宅区，过着清寒的生活。2年前因为乳腺癌做化疗，头发几近掉光，她感叹自己的生命恐怕所剩不多。至今，她依然对16岁时不知情下被实施了绝育手术的往事无法释怀，“我就想知道为什么我要遭受如此对待？不知道原因的话我死不瞑目。”她吃力地搬出一个纸箱，里面都是这些年她独自收集调查的资料——被请求公开的行政资料、相关消息的剪报、行政交涉记录、传真和信件…… 在她不断奔走寻求真相的过程中，她发现自己被绝育的命运，早在年少时已有征兆，只是自己一直不知情。

做绝育手术，他们没有问过我的意见

饭冢淳子出生在日本东北宫城县一个贫困村落中的一个贫困家庭里，领着生活保护（译者注：最低生活保障金），父亲体弱多病，大多数时候是依靠母亲一个人种田和去集市上叫卖从山上采来的蕨菜勉强度日。她是长女，底下还有三个弟弟和三个妹妹。由于家庭贫困，母亲甚至试图背着年幼的孩子跳河自杀。因为要帮母亲分担家庭重担，她经常请假缺课，以致于落下很多功课，“一旦缺课，学业就跟不上了。”淳子中学的班主任老师后来在1996年证实：淳子落下很多功课成绩很差，但是并没有智力发育迟缓的问题。

可是，1960年的一天，她被告知要被送到“小松岛学园”——一所专门收容“精神薄弱儿”的学校。（译者注：精神薄弱儿指智力障碍儿童，现在日本称之为智能障碍者，“精神薄弱”乃当时所使用的词汇，现在被认为有歧视意味。为了重现当时的时代氛围，在此使用原始词汇。）

55岁时，淳子终于查阅到当时宮城县石卷福祉事务所的职员所留下关于她的调查记录。

1959年9月15日，地区民生委员来咨询关于淳子的情况。民生委员在咨询中说“淳子和婶婶两个人偷别人田里的西瓜和红薯”，“从淳子所在中学的校长那里了解到，淳子很粗鲁，班里同学都不理她，教职员工无能为力”，“淳子她爸说了，她妈妈对她教育不好，所以给周围人添了麻烦，家里要是正常教育不会那样”。

“全是瞎话！”淳子异常愤怒。她不仅没有偷过任何东西，在班上也没有被孤立。“自家地里就有的是西瓜和红薯，在学校明明有四个感情很好的朋友”淳子愤怒并且疑惑，当时的民生委员就住在她家旁边，不会不知道她的真实情况，为何要编造如此谎言？民生委员如今已经离世，她的亲人向记者提起，当年很多人因为太穷而来找民生委员商量对策，其中就有淳子的父亲。“她是那种看到有困难的人就要尽力帮忙的人，是位值得尊敬的老太太。”民生委员的亲人回忆道。

淳子并没有关于这位留下记录的福祉事务所职员的记忆，她看到调查记录里仅有一行这位职员在家访时对她的描述：“比她妈妈看着干净点儿，体型偏瘦但看着挺健康”。记录上并没有和淳子的对话，“他们并没有问过我的意见。”

两个月后，一份“有关儿童的临时保护”文件被递交到宫城县中央儿童相谈所——“由于左记儿童出于家庭指导困难状态，请尽快斟酌决定”。这里的左记儿童指的正是饭冢淳子。五个月后，1960年4月，淳子离开父母，被送进了仙台市内的小松岛学园。那是小松岛学园开始接收“精神薄弱儿”的第一年，淳子是该学园第一批学员之一。

1957年2月12日，宫城县内的200名教育福祉工作者来仙台市参加了精神薄弱儿福祉协会的设立总会。协会会长由东北电力社长内崎赟五郎担任，副会长则是肢体不自由儿协会会长岩本正树、地域妇人团体联络协议会会长薄田清、宫城县教职员组合委员长佐藤惣治担任。参与福祉协会建设的顾问来自政府、商业、教育、媒体等社会各界。

代表该协会创立意图的《宫城县精神薄弱儿福祉协会设立宗旨书——让智能迟缓的孩子幸福的构想》，明确记载着该协会的工作有“贯彻优生手术，力图不再增加遗传性精神薄弱儿”，并将优生手术作为“为了民族再建而进行的宫城县百年大计”的大事业。为了这一“大事业”，该福祉协会用县民的捐款建设并运营一所新的“精神薄弱儿”收容设施——也就是后来淳子入学的这所小松岛学园。

小松岛学园是寄宿制的收容设施，进了这里的孩子们除了上课，饮食起居都在一起。女生宿舍四人一间，淳子曾经和年龄、家乡各不相同的3、4个姑娘住在一楼的一间。淳子不喜欢这里，女教官骂得特别凶的时候，她曾给父亲写信说想回家乡，父亲拒绝了她的请求：“回来得花钱，不许回来。”

明明智力正常却被送进学园的孩子不只淳子一个。当时在此任教，现年已经94岁的教师庄司宪夫在接受采访时坦言：“小松岛学园的孩子们中，比起智力障碍，更多的是家庭贫困而不能好好上学导致学业跟不上的孩子。”

当时学园招生时，很明显地将贫困纳入考察的指标之一。多年后，在淳子愤怒地责问之下，父亲写信提及“民生委员说因为咱们家领生活保护，妈妈没法教育好孩子，不如拜托给仙台管住宿的儿童设施。肯定是她促成了这件事。”

淳子在小松岛学园待了一年，完成了义务教育，迎接毕业。当时的她并不知道这座学园是以“贯彻优生手术”为方针的收容设施，也没有注意到很多同学已经接受了绝育手术。后来她来到仙台一家做房地产的家庭中做女佣，被女主人骂着“弱智”，没日没夜的工作，不能随便外出，甚至多吃一碗饭都会被骂“再吃就变痴呆”。

不过，显然毕业工作并不能摆脱被“贯彻优生手术”的命运。毕业后，淳子工作的家庭一直接到从仙台市北社会福祉事务所寄来通知书，当然这些都是她很久之后才知道的。1963年1月11日，女主人带着她去了宫城县精神薄弱者更生相谈所，接受智力检查，检查结果为“精神薄弱，轻度愚钝，内在（遗传）因素造成。需要接受优生手术。”淳子的父亲作为监护人签字盖章，不过她父亲表示“因为说是很紧急的事情，匆忙之间就让我盖章了。说是根据优生保护法弄的。”

在政府大力推行下，1.6万人被迫接受绝育手术

饭冢淳子一步一步跌入“被强制绝育”的深渊中，这过程里，政府不仅知情，还以行政手段发起宣传动员活动，一环扣一环，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手术人数最多的是北海道，为2593人。1956年，为了纪念手术人数破千，北海道发行了纪念刊物《强制优生手术突破一千件的回顾》。北海道的卫生部自豪地表示：“道内的强制绝育手术已经突破一千例，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此成果维护了《优生保护法》的颜面，在民族卫生的立场上具有重大意义。”

北海道卫生部将该刊物分赠给其他各县展示他们的成果。随杂志附的信上写到：“强制优生手术的审查件数，在医生、审查委员以及其他相关人士的协助下年年增长，数量已经突破千例……”

在这本刊物上，北海道还明确了今后的努力方向——接受手术的85%是精神分裂症，而北海道内有“14万以上精神薄弱和精神病”，这些人群的手术例较少，应向相关人士呼吁增加手术件数，寻求积极配合。

北海道如此卖力推行，并不是自治体的孤立行为。这种积极的背后，存在著国家实施优生保护法的强烈意图。纪念杂志上如是写道——“政府积极推行该政策乃是民族卫生政策实施的巨大进步。”

厚生省向各都道府县下达指示，要求积极地提高法律实施成绩，也就是增加手术的数量。1957年4月27日，厚生省公众卫生局精神卫生课长大桥六郎，给各个都道府县的卫生主管部门发信呼吁——“虽说优生手术的实施数量逐渐增加，但是还是没有达到计划的数量。各府县的实施数量参差不齐，这并不代表手术对象不存在，而是代表通过启蒙活动和贵部门的努力，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厚生省的指令如此这般传达到全国各个自治体负责人。这就让很多自治体非常在意其他自治体成绩，与自身进行比较。比如京都府的厚生省卫生局精神卫生课长的书信中就发现一张都道府县绝育手术实施数量表，上面所有比京都多的地区都标记了红勾。

京都府在厚生省呼吁之前，就有试图提高手术数量的迹象。

1955年1月25日，卫生部长给京都各医院院长的文件“有关精神残疾者的优生手术实施方面”中，就感叹强制绝育手术的申请数量太少，并极其关注其他县的成绩——“申请太少而且精神障碍者年年增加，这极其令人担忧。…… 作为参考，大阪府各医院本年度进行了二百例以上的优生手术，兵库县也实施了相当数量的手术。推测精神病住院的患者中有十分之一都需要做优生手术。”

除了医院，残障儿童收容机构也收到了相关请求。同年3月7日的文件“有关精神薄弱者的优生手术实施方面”就是发给各个机构的园长或宿舍长的。“贵所收容的精神薄弱儿童中，想必有符合《优生保护法》所规定的遗传性精神薄弱条件的人，请注意做好优生手术相关事宜，手术费用将从政府预算中支出。”

优生手术的推行如同撒下一张大网，将可能成为手术对象的人一网打尽。

除了鼓励各都道府县增加数量，那些成绩不佳的地区也会被厚生省认为在工作上有所疏漏，不够积极。1964年7月22日，广岛县卫生部长致信广岛市长和各县立保健所长，指出：“优生手术的申请数量少于其他县，可见对相关机构的宣传不够充分。”三重县1977年6月17日召开的县优生保护审查会上，针对1975年度和1976年度没有强制绝育手术申请一事进行反省和讨论，“指导方法是不是有问题？东北那边的申请就很多。”

这项手术被作为当时日本国家重要的福祉政策，得到各都道府县的广泛响应和积极推行。根据厚生省发行的《优生保护统计报告》，到1996年该法律被废除为止，全日本共计有1万6518人被迫接受绝育手术，其中女性超过1万人。1950~1960年代的数量占总实施人数的90%，1955年人数最多，达1362人。实施手术的年龄层集中在10~40岁，在饭冢淳子生活的宫城县，20岁以下的被害者为2390人，其中七成为女性。且于1963年和1974年分别对一名9岁的女童实施了绝育手术。

政府拒绝赔偿，称绝育手术“经过严格手续”

在拥有手术决定权的优生保护审查会，进行审查过程中也不是没有争议。

山口县1969年12月10日召开的审查会上对14例强制绝育手术进行审查时，有人指出了人权上的问题：“是不是太过轻视人道上和人权上的问题了？我担心将来可能会被告上法庭。”“生育是个人权利，是个人自由，我觉得因为傻所以就禁止生孩子这个理由很奇怪。由审查会来决定做不做绝育手术，我觉得很奇怪。”“不生下不幸的孩子，不制造不幸的母亲，这要是矫枉过正就成了纳粹，可使不得。”…… 由于该会议的会议记录被人为涂抹黑墨掩盖了姓名和身份，这些发言者的姓名无从知晓。

即使有这样的声音，最后审查的结果依旧是对执行“无异议”，那些被递交申请的人将被送去做绝育手术。

在鸟取县1978年11月29日的审查会上，针对一位患有精神疾病的女性，县负责人反复强调判断重点在于“为了预防疾病，手术在公益上是否必要”。审查会委员之一的鸟取县地方检察院次席检察官首藤问道：“所谓公益上，傻瓜生了孩子给人带来困扰算是公益问题的一部分吗？”面对他的提问，无人做出回答。话题转向患者的精神疾病是否遗传，以及她是否具有抚养孩子的能力。

“自己生了孩子也没法自己养吧。她自己都已经这样了，孩子将来会过得很悲惨。”
“她自己可能也不知道孩子是谁的，将来搞不清父亲是谁。”
“孩子最不幸啊。”

“傻瓜生了孩子给人带来困扰算是公益问题的一部分吗？”这样的异见很快被“生下孩子也没法养所以孩子很可怜”的议题掩盖。结果是满场一致对该手术的实施“无异议”。

除了这种正式的审查会，为了提高效率，很多手术仅仅经过审查委员之间的文件传阅就决定了。福冈县1981年在没有召开审查会的情况下，经过文件的传阅决定了6例绝育手术。这6个人最小的19岁，最大的39岁，其余的都是20几岁的青年，现在依然在日本的某处生活着。

1998年联合国对日本政府提出针对强制绝育受害者进行赔偿的劝告，日本政府却摆出拒绝的态度，其理由是强制绝育手术的决定“经过了严格的手续”。

饭冢淳子的父亲于20年前去世。“爸爸年轻的时候浑身是病，也是没有多余的精力管我吧……”她曾经憎恨父亲一步步送自己上了绝育的手术枱，可是现在她已经不再恨他。

不过，她永远忘不了她穿着碎花连衣裙默默地跟在女主人身后，走过一座木桥和一片杂树林，走到了毁掉她人生的“诊疗所”，在那里，自己的亲生父亲一言不发地将自己送进手术室。

淳子接受手术的这家诊疗所原本是家小有规模的医院，1957年以前曾经是panpangirl（译者注：パンパンガール，二战后特别是占领期，在日本为美军驻军提供性服务的性工作者）进行性病治疗的诊所，经常有穿着艳丽的年轻姑娘坐着汽车去那里就诊，周围的居民对这家医院颇为忌讳。美军占领期结束后，随着美军的撤离，panpangirl也散去了。医院规模缩小成一家诊疗所，开始承担“不再增加不幸的下一代”的优生手术任务，这家诊所的名字也换做“宫城县中央优生保护相谈所附属诊疗所”。

这家诊所作为优生手术的专门诊所，不接受其他门诊，1963年共实施强制绝育手术114件，乃全日本第一，也是在这一年，淳子在这里接受了绝育手术。日本第一的“宝座”一直保持了10年。

一直以来，手术由院长长濑秀雄亲自主持。除了绝育手术，长濑院长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妇产科医生，接生过不少新生儿。1992年，晚年的长濑医生还曾作为公共卫生功劳者，受到了宫城县卫生协会的表彰。

1996年，《优生保护法》被废除，淳子在电话里对长濑医生说： “如果可能的话，请把我的半生还给我。”长濑医生并不记得淳子。“我如果想起来，再给你回电话。”医生回答道。一直到医生离开人世，淳子并没有接到他的回电。

（饭冢淳子为当事人为自己取的化名，是一位善待过当事人的教师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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