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 記者手記

記者手記:誰真的在乎校園裏發生的那些事?

看著教育局、專家對欺凌的意見時,我感覺像看到了兩個世界似的。真實的世界如此龐雜,而「指導」卻像一本名著被簡化後、再縮窄成為一句「中心思想」一般。


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外貌。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外貌。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編者按】端傳媒早前刊出《香港董之英中學校園欺凌案:「異世界」生存實錄 》,記者通過採訪欺凌影片的吹哨人、同學、舊生和教職人員,呈現各人對欺凌的不同看法,以及校園內的真實面貌。本文為記者手記。

寫完董之英欺凌事件的報導後,一直覺得有很多話放在心裏,整理不清。

1.

令我非常訝異的,是每日身處董之英中學的人、與遠離學校環境的普通人,對「欺凌」極大的理解落差。

在外界對那段欺凌影片義憤填膺之時,在董之英工作過的教職員詩雨卻很平靜。她說,不能用「社會正常標準」去衡量董之英的情況,因為這種介乎過火與不過火之間、欺凌界線模糊的「瘋鬧」情況,每天都在學校上演。

在她的描述裏,董之英的學生好像一群精力異常的孩子,動不動就打你一下,搶你一下,扭作一團……女生莉莉與欺凌影片裏的學生們同班,她也確認了這個情況。在莉莉看來,這群「霸凌者」不過是一群傻子,成日瘋癲,講很賤的話,互相打鬧,玩到興起,就「升級」成影片裏的樣子了。

有男性友人告訴我,在男校裏,更是如此:happy corner、脫褲子……這種程度的瘋鬧就是男校的文化。

詩雨和莉莉,都同意學校對這影片的描述:「過分嬉戲」。據莉莉說,甚至這影片裏被凳子困住、被脫褲子的男生,也同意這個定性,他覺得當時的確是在玩鬧。

這種「文化」也許難以合理化欺凌,學校僅以一句「過分嬉戲」就完事更令人無法接受。而是,當我在報紙上讀到一些熱血填腔的評論時,我感覺評論者的確對上述語境毫不知情,或者至少沒在意。這樣的文章好像每一句話都正確,但實際完全抽離,讀之就像讀到教育專家說「教師一定要幫助欺凌者解決情緒問題」一樣,空洞之極。

2.

感覺受傷的學生,與發起玩鬧的學生之間的認知落差,讓我沒法忘懷。

認為受到這種「打鬧文化」傷害的葉杰鴻同學(欺凌影片曝光者),是用「監獄」、「想自殺」這樣的字眼,來描述他的感受。而被他曝光的同學,甚至完全不懂他為何「背信棄義」,覺得以前大家都玩得挺好的。

我知道,坊間流傳很多對葉同學的質疑。而我沒法忘記的是,他當時帶著他的好朋友,一個瘦弱、說話結巴的男生,前來受訪。一開始他們緊張得不肯正面看著我講話,這使我也對他們產生了懷疑。多番安撫後,在詳細的詢問過程中,那個瘦弱男孩突然也加入了對話。他們倆都分別說了類似的話:「這個世界就是這樣的。」

我希望知道,有沒有老師、校長、教育局專家,在這些影片流出後,真正關心過他們的世界,問過他們:為什麼?你們遇到了什麼事?

3.

教育局的指引、提綱、資源包,每每讓人啼笑皆非。用香港流行語來講,好「膠」,好「柒」。

詩雨說,在董之英,介入「欺凌」的方法,沒法和「好學校」一樣。記小過、叫家長、寫道歉信,對學生毫無用處,他們家長根本不會理,「分分鐘佢出面案底仲厚過你記小過」。

案底厚是誇張之詞了。只是,面對這樣一群原生家庭懶理、「讀不成書」、可能有社會經驗的學生,我想知道,教育局給出的「戲劇表演」方法,怎樣可以教育他們不要欺負別人、互相尊重?我甚至可以想象在課堂裏,教師如果照本宣科講「什麼是欺凌」、「不要欺凌」,底下不要說是董之英學生,就算所謂「好學校」學生,也覺得你好「柒」。

詩雨給出個更生動的例子:一次,低年級學生來欺負她,和她相熟的高年級學生就過來把他們嚇退。然後這高年級學生告訴她,自己之前欺凌過這其中一個低年級學生:把他褲子脫掉,抓住雙腳倒吊在垃圾桶上。

詩雨問:「這種情景下,我可以怎樣?當場罵他、報警拉他?他是為了保護我,才跟我講了這些話。」

所有的老師、學生,每天都在面對各種微妙的、尷尬的、無法言說的的處境:「到底是不是欺凌?」「我該說什麼,怎麼辦?」其實學校外的我們,也同樣每日在面對各種「是不是傷害了我」的處境。我們在學校沒能說出口的話,今日在辦公室也同樣沒說出口。

然後教育局、學校「指引」告訴我們:處理情緒,不要欺凌;勇敢開口,拒絕欺凌。

4.

採訪過程中,忍不住和同事講:讀書不成就轉學過來,或者想做職業足球員因此不唸書,或者家長懶理……總之,我們社會把學校分成三六九等,理所當然把最好資源集中在「好學校」,把沒人理的唸不好書的孩子圈在資源不好環境不好的「差學校」,然後教育局實行「校本管理」政策,就說責任在學校自己身上。

這些成年人在期望「差學校」什麼呢?難道老師們就忽然懂得處理了、孩子們就忽然懂得互相尊重了?

5.

詩雨是誠摯地相信著,「蝦蝦霸霸」的學生們,本性都是善良的。她沒法忘記這些「壞孩子」會在她捧著一堆功課時衝過來幫她,在她佈置壁報時留下來陪她,在她受欺負時對別人說:「詩雨係我睇嘅!」

她沒法忘記他們中有人主動希望學好英語,請她補習;沒法忘記他們曾經的嬉笑打鬧。她沒法忘記他們,一如他們在畢業後沒有忘記她一樣。

她說,曾有學生決定不讀書了,在學校的最後一天,竟給所有老師買了「散水餅」。這是香港職場才有的文化。她說她就想,這個學生到底要經歷過什麼,才會在不唸書的最後一天,給老師買散水餅?

在《寬鬆世代又怎樣》裏,小學實習老師佐倉悅子在發現疑似欺凌的情況時,非常激動,第一時間使用加害者和受害者的概念,希望解決事情。

山路一豐就對佐倉悅子說:「孩子們更加直接地表達了她們對你的喜愛,沒有什麼可以勝過她們的喜愛,當然也不能辜負她們的喜愛……所以我希望妳也能喜歡上孩子們,不要用加害者和受害者的眼光看待她們。也許對你我來說,這不過是一個月的實習;但對孩子們來說,這也許是能左右她們一生的一個月。」

對於那些被欺負了卻不斷對老師說自己沒事的孩子,那些知道或不知道自己傷害了其他人的孩子,一個老師如何在日常教學環境裏介入,這真的需要十分靈活、巧妙的手法和語言吧。老師一輩子會遇到成百上千的孩子,而孩子們一生可能就遇到這麼幾十位老師,在他們未成年的這段時光裏,這十二年的讀書日月,也許左右了他們的一生。

看著教育局、專家意見時,我感覺像看到了兩個世界似的。真實的世界如此龐雜,而「指導」卻像一本名著被簡化後、再縮窄成為一句「中心思想」一般。

他們真的在乎嗎?

學校、教育局忙著回應傳媒時,根本連葉同學都沒聯繫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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