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函：建构文化创伤——从南京大屠杀与“文革”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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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大陆的历史教科书里，南京大屠杀和“文革”是两个单独的事件，前者是抗争时期的惨案，后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走的“弯路”，但在我阅读了《记忆的纹理》和《中外学者谈文革》这两本书后，从记忆的建构方面，发现了两者之间存在着独特的勾连。

《记忆的纹理》这本书主要是以文化创伤理论为核心去探讨中国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创伤记忆如何被建构的过程。在书的第三章，作者在分析《人民日报》自1949年至2012年的南京大屠杀纪念报导时，划分了三个时期，其中的“文革”时期“《人民日报》上没有出现一篇以《南京大屠杀》为主题的纪念文章，甚至在抽样的检索环节……也未发现”，作者认为“文革”是“南京大屠杀纪念话语在《人民日报》上彻底淹没的十年”。可以说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南京大屠杀被中国政府遗忘了，一方面是因为中日关系的逐步发展，另一方面是因为毛操纵文革期间需要的是“革命”叙事和“阶级斗争”叙事，要让阶级创伤占据官方话语的核心位置，因此他不需要唤起抗争创伤让民族苦难影响阶级斗争。但1980年代中期之后，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因为爱国主义运动的需要被“再发现”，而随着2014年中国政府将每年的12月13日设立为国家公祭日，南京大屠杀在国家法团主义体制下，受国家意志的影响，成功地被建构为以“耻化叙事”为核心的国家/集体记忆，官方在纪念南京大屠杀时多忽略作为个体的受害者或者让受害者为宏大的中华民族崛起的叙事背书，使得南京大屠杀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宣扬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工具。

相比南京大屠杀多年受到的关注，中共对待惨烈大屠杀的“文革”的态度则完全不同。习近平在公开纪念南京大屠杀的讲话中用“惨绝人寰”、“灭绝人性”、“骇人听闻”、“反人类”、“十分黑暗”等一系列成语来形容南京大屠杀，但官方对文革的表述却似是而非避重就轻，说毛是“错误估计”政治形势，是为了“维护党的纯洁性”“揭露阴暗面”，用“毛泽东的威望达到高峰”“错误难以受到限制”来为毛开脱，用“野心分子”、“反革命集团”来形容林彪以及四人帮，让他们去揹负文革的罪责，最后还说“文革”中，党和人民是和错误斗争过的，所以限制了“文革”造成的破坏，国民经济也在发展，今年甚至通过删减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章节来美化和淡化文革；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军人受到了法庭的审判，但是作为幕后黑手发动“文革”利用学生满足政治私利的毛泽东，却能让“四人帮”给自己做替罪羊，即使死后他的遗体还完好地躺在纪念堂里被人们瞻仰；南京大屠杀因为有党国高层领导的积极介入成为了国家记忆甚至被宣扬为全世界的惨痛记忆，而“文革”却沦为中国历史课本上枯燥的知识点，成为逐渐消逝的边缘记忆。

在中共官方一直将“文革”视作研究禁区的情况下，仍旧有很多海内外学者在研究文革。《中外学者谈文革》中就展现了众多学者对文革多方面的研究，呈现出文革极其阴暗、丑恶、疯狂的面相。

例如毛泽东不准公安部发布“不准打死人”的文件，纵容红卫兵于1966年8月在北京杀了1700多人，将10万人驱逐出北京，这些红卫兵想尽办法侮辱知识分子，毒打老师致死，甚至在打死人后还对尸体吐痰。而在农村中“人民公社间展开杀人比赛”，从刚出生的男婴到八十岁的老人都不放过，大兴县某生产大队的主席“用铡刀铡死了16人”，大兴县所有公社“共杀害325人，22户被杀绝”，根据目击者的回忆，在一个叫马村的村子里，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设置关押男女老少的四个监狱，“另设一个刑场，随捉随入，随提随审，随杀随埋”，除此之外广西还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吃人和性暴力的残忍现象，看到这些惨无人道的杀人方式，我想这些被毛的煽动激发出兽性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和当年屠城的日本军人没有分别。在这样疯狂的运动中，很多人不堪忍受纷纷自杀。据官方发布的数据称，“文革”中共有“172万人非正常死亡；13万政治犯被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伤残700多万”，其造成的惨痛后果远超过南京大屠杀。

在此，我借用《记忆纹理》一书使用的文化创伤理论，尝试具体分析“文革”记忆为什么没有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创伤。

文化创伤理论的建构者亚历山大认为“事件本身不会导致集体创伤，创伤是社会中介过程的产物”，“文化创伤不是一个事物，而是一个文化过程”，具体来说，只有当我们认为文革是中国人的集体意识中要铭记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并且文革的发生无可挽回地改变了我们未来的身份性质时，“文革”才能成为我们的文化创伤。而在文化创伤被建构的过程中，“承携者群体”、“制度场域”是非常重要的决定因素，前者的“权力、资源、叙事能力及话语契机影响着相应的创伤叙事的地位，也决定了哪些‘声音’能够进入公众视野、被大众传媒传播”，而后者则为不同的政治群体针对文化创伤化的话语争斗提供了空间，因此关于一个事件的记忆是否能转化为文化创伤，一方面会受“承携者群体的权力和资源以及制度场域的结构”的影响，另一方面“受众的权力、资源和人口特征”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那么“文革”中的承携者群体包括毛泽东这类中共政治人物、运动参与者（红卫兵、“造反派”、“保守派”），幸存者，新闻记者等。显然，政治人物在中国拥有了最大的权力和最多的资源，毛泽东作为“文革”的发起者当然不会承认自己的阴谋，历任的中共领导人为了保证统治合法性也不会揭穿真相，曾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一些人写了文革回忆录，参与运动的红卫兵们有人为自己辩解有人进行了深刻反思，亲历文革的一些知识分子也撰写了回忆录，当年作为摄影记者的李振盛保留了珍贵的万张底片出版了《红色新闻兵》，但这些宝贵的文本材料因为中共对绝大多数媒体的控制和严格审查而无法在大陆出版，进入不了主要的言论场域就很难跟中共官方进行阐释文革的议题争夺，而且最为庞大的幸存者群体还生活在被迫害的阴影之下，他们不敢站出来，因为“身份罪”仍旧存在，“他们仍然是被政府夸大的、改造好了的罪人，而不是理直气壮的浩劫受害者”，当他们纷纷老去离世时，文化创伤的建构就缺少了核心的受害者主体，因此中国大陆关于“文革”历史叙述处在严重的失衡中，中共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文革”只能停留在历史事件和某些人的记忆层面，无法上升到文化创伤层面。

虽然我们无力改变“文革”记忆逐渐式微的现实，但我们每个人能做的就是接触和保存关于文革的记忆，12月13日国家公祭日，我们可以在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同时，也缅怀那些在文革中无辜被害的人，警惕文革的疯狂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