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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大陸的歷史教科書裏，南京大屠殺和「文革」是兩個單獨的事件，前者是抗爭時期的慘案，後者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走的「彎路」，但在我閲讀了《記憶的紋理》和《中外學者談文革》這兩本書後，從記憶的建構方面，發現了兩者之間存在着獨特的勾連。

《記憶的紋理》這本書主要是以文化創傷理論為核心去探討中國人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創傷記憶如何被建構的過程。在書的第三章，作者在分析《人民日報》自1949年至2012年的南京大屠殺紀念報導時，劃分了三個時期，其中的「文革」時期「《人民日報》上沒有出現一篇以《南京大屠殺》為主題的紀念文章，甚至在抽樣的檢索環節……也未發現」，作者認為「文革」是「南京大屠殺紀念話語在《人民日報》上徹底淹沒的十年」。可以說從50年代到70年代末，南京大屠殺被中國政府遺忘了，一方面是因為中日關係的逐步發展，另一方面是因為毛操縱文革期間需要的是「革命」敘事和「階級鬥爭」敘事，要讓階級創傷佔據官方話語的核心位置，因此他不需要喚起抗爭創傷讓民族苦難影響階級鬥爭。但1980年代中期之後，南京大屠殺的記憶因為愛國主義運動的需要被「再發現」，而隨着2014年中國政府將每年的12月13日設立為國家公祭日，南京大屠殺在國家法團主義體制下，受國家意志的影響，成功地被建構為以「恥化敘事」為核心的國家/集體記憶，官方在紀念南京大屠殺時多忽略作為個體的受害者或者讓受害者為宏大的中華民族崛起的敘事背書，使得南京大屠殺一定程度上成為了宣揚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