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与少年：占中开审，终章未至

【编者按】香港警方落案起诉9名参与2014年占领（雨伞运动）的人士，包括“占中三子”戴耀廷、陈健民、朱耀明，学联前成员钟耀华及张秀贤，立法会议员陈淑庄、邵家臻，社民连黄浩铭，以及民主党李永达，案件今日开审。

“占中九子”里面，陈健民幽默、戴耀廷富冲劲，昔日学生领袖张秀贤心怀愧疚，换了轨道。“占中”运动结束四年，香港风云剧变。当初占领区内，退场与否的争拗曾如此激烈，如今他们各持不同心境，迎接同一场审讯。

国家敌人

“我现在是‘国家敌人’了。”陈健民半开玩笑地说。

熟悉陈健民的人都不会否认，他性格幽默、思维敏捷，与学生打成一片，演讲极富感染力。为即将到来的“占中九子”案做准备，他向任职25年的中文大学请辞，说不希望让自己未知的未来影响别人。于是他的好友、中大政治系教授周保松邀他做讲座，当是“最后一课”。原本只能坐350人的场地，首日便有400人报名；换了600人演讲厅，翌日报名人数又飙升至700。

就在告别演讲、审讯前一个星期，陈健民如常给硕士生上课。两小时的课堂，陈健民声音洪亮，讲到兴起还会涨红了脸，台下则笑声不断。课间休息和课后，上台找他签名合影的学生络绎不绝。这门课的学生近九成来自中国大陆，同学们成长的那片土地，如今是陈健民无法踏足的地方。网络也如是，若你在大陆最大的社交媒体之一“微博”上搜索“陈健民”三个字，网页会说，按照相关法规，搜索结果不予显示。

因2014年参与发动占中，被称为“占中三子”之一的陈健民，将在今日走上法庭应讯，面临最高七年监禁的刑罚。可见的牢狱面前，他对所有的媒体都展现出乐观与生机勃勃：他语言生动“啜核”，将早已深思熟虑的想法和经历，一再道来；他年近60仍身姿矫健，能在大学运动场上跑完一圈又一圈，再继续完成访问。

陈健民习惯为最坏情况做打算。为安顿家人，他多了回家，捉著爸爸的手，要做一个“乖孩子”；为预先适应坐监，他两年来没开过冷气，即便遇上30多度的酷暑。他练习睡地板，练习马拉松，他说这不仅是锻炼身体，更是为身边人打气。

“争取民主就要付出代价。这没什么大不了。”他清淡带过两年来的努力。

准确说来，是近20年的努力。

被大陆官媒赠名“占中三丑”、自称“国家敌人”的陈健民，从1996年到2013年为止，花17年时间在中国公民社会的建设上，因为他相信公民社会是民主化的条件之一。当年获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的陈健民，被民主化研究的执牛耳者、导师Juan Linz所触动，在香港九七回归前的移民潮里，逆流回港到中大教书。他经常在四点钟下课后，赶往罗湖，跳上“和谐号”第五卡车厢，穿梭一国两制之间，到广东寻找民间NGO。

一开始他发现没多少NGO，都是行业协会，或者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慢慢他开始做培训工作，希望把NGO的理念带过去。他很快又发现这样是不够的，因为NGO还需要资源。他就去帮忙组织基金会，争取基金会拨款。然后又发现NGO的工作需要更多人了解和支持，他就开始到处演讲、办杂志。最后他发现这一切需要更好的政策环境，就又开始想如何和政府互动合作。

“我一直视为人生志业的，是在中国大陆的工作，而非香港。我的终极关怀是中国的民主化。”

陈健民在香港舆论圈子常被批为“大中华胶”（大中华主义者，“胶”为香港潮语，意为傻、天真），而他对此给出的解释，是他早已放弃民族主义情感，成为“世界公民”。直到现在，在给本科生上“公民社会”课，讲到汶川地震时，作为最早进入灾区之一的专家团队成员，一向言谈生猛的陈健民仍会在课堂上哭出来，把台下的学生吓一跳。

“你看见苦难也会流泪。越来越触动我的是人的同理心，而不是所谓民族主义。”

陈健民在大陆的一切工作，到2013年戛然而止。当时戴耀廷在报纸提出“占领中环”计划，“点名”陈健民、朱耀明作为发起人。朱耀明从报纸上读到自己被“点名”后，赶紧打电话告诉陈健民，陈当时懵了一下：“我还在巴黎……”

当时的陈健民正处于最沮丧时刻，因为“找不到出路”。虽然重心都放在大陆，但作为香港学术界少有的行动派，香港的民主化时刻表也一直在陈健民的议程里。经历2010年与民主党一同走入中联办谈判，多番与北京的私下沟通后，陈健民已彻底对北京失望，感觉民主化陷入死局：“不会再有对话、谈判发生。我预见年轻、激进的力量会越发愤怒。”

戴耀廷这一出先斩后奏，陈健民形容为“疯狂的想法”。他在数日前的“最后一课”中，忍不住伸手直指前排的戴笑道：“谁知这个傻佬——这个戴耀廷写了篇这样的东西！”

“那一刻像宗教的呼召般，让我看到有可能、有希望。”陈健民慨叹，四年后回首，觉得“很奇怪”。

“这是一个很大的抉择。中国是我人生的志业，那一刻要放下，其实很困难。但竟然好像，说放下就放下了。觉得好像——香港是我的家。我是否能在关键时刻袖手旁观？”他问自己。

“那是种说不出来的、不是理性的东西。那种突然在心底里敲打了你的感觉，那种‘你自己家也没顾好’的感觉。”

“我做了最坏的打算，就是放弃中国所有的工作。我做了这个决定。结果也果然如此。”

“我真的不能再回大陆了。”

孤独推销员

“要我回想的话……当然是先问过他们才‘点名’会比较好。”作出这番思索时，戴耀廷正驾车穿越隧道。

“其实没有其他选择。当时的泛民主派，激进和温和两边处于分裂状态。如果‘占中’不能由政党带领，就要想方法把两派拉在一起——所以一定要在政党以外，有身分、有地位、和各方关系密切，只有两个人，就是陈健民和朱耀明。反而我不是一个必然选择。”

就在两天后，陈健民的告别演讲上，仿佛重新思考过一样，戴耀廷又重提这个问题：“有人问我对‘点名’朱牧及陈健民占中，有否歉疚？到现在为止，我仍相信香港没有其他人可带领这场运动。我不感到歉疚，因为没其他选择。”

戴耀廷曾在占中一周年时接受端传媒访问，形容自己像刚穿越了“黑暗隧道”。走过四年，经历2016年补选民主派的胜利、2017年DQ事件、公民广场案青年抗争者入狱等，他说自己明白，要克服短期的情绪波动。“把事情放远一些去看，这是我第四年学到的东西。”

这也许得益于他层出不穷的新想法。他形容，自己是一个孤独的推销员，在行动上从未停歇。“有一个新意念，我就写文章介绍它，然后拿它去跟不同的人聊，希望他们buy我，赞成的人就一齐帮忙去实现。”从提出“占中”到实现的十几个月，到2016年“雷动”计划，到2017年“风云”计划，他在“推销”中体会输赢是短暂的，也让自己焕发出乐观的生机。

“在无力感里上上落落，但仍感觉有所可为的时间比较多。我愿意天真地去做，去试。机会很小我也愿意。”

戴耀廷及陈健民从一开始就表明，占中是为了不需要占中：希望透过占中，从一个可能发生的群众运动产生压力，迫使中央政府重回普选谈判桌上。当数以万计的市民被催泪弹激怒而跑到街头参与运动时，戴耀廷认为，占领运动要制造的社会张力已经达到。四年来他不断对媒体复述那令他触动落泪的一幕：9月29日凌晨，催泪弹散后，他在金钟街头看见满街席地而睡的市民，顿时痛哭起来。“他们全都浑身脏兮兮的，可在我眼中却如此美丽。”

戴、陈都说，从“831”（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香港政改的决定，规定特首的提名委员会人数按现时选委会四大界别同等比例，维持1200人组成，提名门槛为提委会过半数，特首候选人数目为2-3人且必须爱国爱港）开始，便知占中不会带来什么政改变化。多年深入大陆社会的陈健民甚至从听到计划的一开始，就认定成功的机率只有5%。

陈健民常说戴耀廷是一个天真、有冲劲的“火车头”，而他自己则是谨慎的“理想主义者”。这一次为5%放下前半生志业，他说这是“all-in”，“我不能站在中间”。他回忆，在三子第一次记者招待会时，朱牧有著温柔的笑容，戴耀廷脸上带著希望，只有自己紧绷著脸，“好像死了人似的”。“我在想往后会发生的事情，我们会面对什么，我的工作、家人，我们整个运动会怎样被打击。”

回头看，陈健民苦笑：“5%都计多了。习近平连宪法也可以改，邓小平都要从棺材里出来了。大局来的。”

最终，最令他们痛心的，是与学生领袖在退场上的分歧，以及学生与他们的渐行渐远。

“最无力的，是我们要走（退场），却走不了。”戴耀廷说，“我们很努力，用了很多办法想结束占领，令运动的能量可以转化下去。”他们认为一场运动不会当下改变到“831”决定，更担心参与者的安危，因此不认同学生的“升级”行动，而希望能在群众能量最大的时候，安全退场，把积蓄的能量保存、转化。

到后期，学生已不想与三子对话。“我只能看著他们跌进这个处境，却无法帮忙。除了老师，我也在以一个爸爸的心态去对待。我也觉得自己很烦。”当时的学生领袖之一的周永康每天都会收到来自陈健民的短信，都是一些外界对运动的看法。“希望他们谨慎点，在适当时候离开。”陈健民说，“他会觉得很烦吧？像个爸爸一样。他都不回复我的。”

“很无可奈何。他们要面对的，可能是一个挫折很深的运动结局。”

天真学生领袖

“占中给我的伤痛，是一辈子的。”即将被审讯的“占中九子”里，曾经的学生领袖之一张秀贤如此说道。

2014年8月31日，人大“831”决议公布，20岁的张秀贤气愤得不能自已。“我那时做学界的普选方案做了一年，虽料到公民提名没有可能，怎知到头来你给我一个可能比民建联还保守的方案。那时全香港的人就像现在听到‘明日大屿’计划一样。不对，那时候的民情还是和现在差很远，你不能想象大家心里那道气有多强。”

翌日，在中文大学的礼堂里，张秀贤作为学生会主席，上台演讲。走上台的每一步，他内心都在忐忑。“压力我没有说出来。演讲前一天，一些同乡会的人来敲我家门，对我家人说，叫我小心点。”

“但我还是完成了演讲。你如果不做一些事，之后的历史会如何说？”

他在演讲中宣布将启动罢课：“也许很多老练的人会说我们只有理想，不求实际，但假若学生也变得世故，又有谁可以单纯的为著理想，努力为社会带来改变？”

2012年，16岁中学生黄之锋带领“学民思潮”反对开设德育及国民教育科，成功号召香港市民，最终令政府搁置计划。当时18岁的张秀贤亦是“学民思潮”核心成员，这一场运动的胜利，令他对未来充满信心。“那时自然觉得争取普选也会成功，”张秀贤告诉端传媒，“现在回想，我们都低估了那个难度。”

在短短几分钟里，他反复数次用“天真”一词形容自己。“我那时是天真的，觉得有机会赢，事实上不是。可能天真的代价就是这样。你曾有理想，现在就会感觉无力。”

“我不是说今天我没有理想，但今天我和理想之间的距离，比2014年远了很多。我始终有那个理想，但占中的挫败让我觉得，是否要转一条路走了。”

张秀贤如今24岁，刚从中大毕业一年。2016年，他参选特首选委会高等教育界但被判提名无效；2017年底，他意欲参选新界东补选，却在民主派初选中落败。人们好奇他是否选择了从政的道路，尽管他多次公开对媒体表示无意从政。

当年，他是学生会会长，又是占中的大台咪手，不少媒体镜头都能追逐到他在公众面前演讲的身影，削瘦的少年冷静而笃定。

如今他不再活跃在社运和政治圈子，成了一名小生意人，将台湾的产品进口到香港。“做生意最重要想：有没有钱赚。没有人做的领域，那我就做。”他最近还炒股，赚了一点点钱。

“我尝试过参选，输了；某程度而言我又时日无多（指开审临近），（从政）这些事情不是两三天投入进去就可以做到的。”张秀贤说淡出不代表在民主路上缺席，只是不再以组织者身份参与其中。“我从08年开始搞社运，搞了十年了，都不应该再是我了吧？很多人都比我优秀。”

占中过后，他感觉自己被吊在半空，脚尖刚刚碰到地面。“你不知道官司会缠绕你多久。不止是做生意，对我之后想继续读书，都有影响。你不知道那条路会去到多远，不知道那个历程还要走多久。”

对未来的不稳定感，使张秀贤倍感无力。“之后的路可以怎样，其实选择不多，尤其在官司之后。”他谈起自己的转向，“现在做生意挺好，做生意不等于没有理想。我每天都有官司在身，理想可以改变多少呢？”

“起码这一刻，我觉得照顾好自己比较重要。起码我不会成为别人的负累。从事政治不止一条路。”

他曾写过一封给香港的信：“我和大家一样，人生一向很平凡。”那是2017年底，他正宣布要参选新界东补选的时候。后来在三个候选人的民主派初选里，他以第三名落败。

老师与学生

占中三子与学生的分裂，始于广场公投。当学生代表与政府对话无果而终，戴耀廷提出以公投方式决定运动去留，却遭到几乎所有参与团体的反对：想退场与不想退场的人，都怕公投结果不如己意。三子于是退场。戴耀廷曾向媒体发问：“说群众的人，其实有多信任群众呢？”

“我看著那群学生领袖，如何升到很高，很兴奋；跌下来，很沮丧。他们把所有东西都放在自己肩膀。”陈健民回忆著年轻人如何从精神抖擞，到后来的满脸暗疮，满口脏话；到最后，沉默了，什么也不说，只告诉三子，行动要升级。

“形势绑住了他们。”行动升级那晚，陈健民目睹一个年轻人站在很高的地方，对警察说：再过来，他就跳下去。“当时我整个呆了。会不会就这样跳下去死了？如果有人死了会怎样？”

四年过去，三子与学生当初的分歧，痕迹犹在。“如果三子退场，学生是否更加要留下？因为下面还有很多群众不想走。如果三子、学生都走了，他们怎么办？”张秀贤说，“我们当时对运动做的判断，是基于我们退不了场。群众不是军队，不是你叫来就来，叫走就走。当时有多少人觉得有机会可以争取到胜利？我们叫他们走，他们肯不肯走？”

“处理清场问题，很痛苦。”张秀贤停顿良久，“那时我一直问自己，究竟我是否真的有牺牲的准备？参与的人们又有多少心理准备？不是六四那种老人家问题，而是作为学生会会长，对别人要负责。”

张秀贤已经是学生里想法与陈健民稍微贴近的：“我那时和他（陈）看法差不多，升级未必有什么好结果。”张认为，无论是升级还是退场，都不是谁错了，而是手法的问题：“应该由所有人去决定，如此，最终结果将由所有人负责，而不是其中一班人。”

占中后，香港政治环境风云剧变。陈健民说，自己预计到勇武化、本土化和犬儒化三个趋势，但怎也没料到，“香港倒退得如此之快，毫无底线。”

他最记得2017年DQ事件，时任中联办主任张晓明称：“港独分离势力受到沉重打击。”陈健民问：“长毛、姚松炎说过港独吗？这是对权力的无限滥用。想想陈文敏事件，看看我们怎样把外国记者赶走。铜锣湾书店事件，我们不只沉默，还能和大陆合作。你不可想象我们能跌成这样。”

既为老师，陈健民受到的最大冲击，还是来自学生的变化。25年教书生涯，占中前，在社运上最积极的学生都喜欢修读他的课程。学生要组阁竞选学生会学生报，会把陈健民叫到范克廉楼地库，谈谈“老鬼”的意见——陈健民当年在中大念书，也做过学生会干事，为反对“四改三”（1977年，政府发表《高中及专上教育绿皮书》， 建议中大学制由四年改为三年）奋声疾呼。

“占中之后，不再有本土派学生联系你，不会听你任何意见，只会攻击你——你阻住地球转。”陈健民声音有点沙哑，“最关注社会的人，突然跟你完全疏离。我以前最想就是教这班学生，但现在他们最不想听你说话。”

对于本土派青年，张秀贤满是无处安放的愧疚。他数次说自己“对不起一班人”，对不起那群“很有理想”、在占中时被认为是“搞乱事情”的人。参选新东补选亦是他的一种“赎罪券”。从占中大台被拆开始，他留意起这群人；及至2016年初“旺角骚乱”，他认为，这是“我们的共业”。

“一边是政府打压他们，另一边是民主派脱节无法处理他们感受。我是金钟大台咪手，骨子里我觉得对不起一群人啊，而这群人今日变得对政治失去信心，我认为自己很大责任。”他语速越来越慢。

“卢建民被判7年，名不见经传的判三四年。如果当初我们可以和这群人和解，是否会去到今日的地步？为什么他们要走暴力的路？他们是真的对传统党派和运动失望。我们有没有方法去给他们希望？”

“我把自己能力看得太高，最后做不到，令自己遍体鳞伤。”

逆风者

对张秀贤，占领运动的创伤如今犹在。每年9月28日，他都不敢到金钟参加纪念。“审讯某程度上是一个解脱，是在负责任，我可以去背负运动失败的责任了。这是必然的代价。”他最近在看企业历史、金融市场的书，若有机会，还想到海外进修。

陈健民与戴耀廷都希望往乐观的方面走。“运动可能令年轻人很沮丧，他们仍在消化、咀嚼。但我觉得，这场雨伞运动最终属于年轻人，给他们很深的烙印，这好过他们只是跟著一班中年人参加几天的示威。不感受如此深的挫折，他们未必有如此深刻的反思。”

戴耀廷早已驶出隧道；陈健民日复一日锻炼跑步。“前线的话，占中是我最后一击了。”陈健民说，“但这个故事还没结束。审讯也是整场运动的一部分。”目前已知的是，九子或会集体不认罪。

“我们一直倾向认罪，也曾一齐去自首。15年初拘捕我们说‘未经批准集结’，我们都说会认罪。但到了正式起诉，突然改为‘公众妨扰’，这是有问题的。”作为法律学者，戴耀廷认为，公众妨扰是一个“口袋罪”，通常是控方觉得被告没犯法，但也要控告。他认为需透过抗辩，防范该罪成为案例，影响未来的运动。

“单车手面对逆风可以怎样？”陈健民突然问，“大风吹来，第一件事，垂下头，不要吃风；第二件事，调低档，让单车稳定。虽然慢了，要用多些力气，但至少不左摇右摆。现在我们就在逆风之中，你只能埋头苦干。”

在陈健民的最后一课，他说明年1月1日就提早退休。戴耀廷站起来：“我立此存照，看死他一定不会退休！”陈健民大笑起来。曾经的学生、现教协理事田方泽代表旧生送上一幅字：“桃李满门，公义长存”。事后，田方泽笑说，他本想写“荼毒青年，公义长存”：“荼毒青年，是苏格拉底的罪名。”

（实习记者刘家睿、黄绮婧、洪诗韵及冯楚怡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