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與少年：佔中開審，終章未至

【編者按】香港警方落案起訴9名參與2014年佔領（雨傘運動）的人士，包括「佔中三子」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學聯前成員鍾耀華及張秀賢，立法會議員陳淑莊、邵家臻，社民連黃浩銘，以及民主黨李永達，案件今日開審。

「佔中九子」裏面，陳健民幽默、戴耀廷富衝勁，昔日學生領袖張秀賢心懷愧疚，換了軌道。「佔中」運動結束四年，香港風雲劇變。當初佔領區內，退場與否的爭拗曾如此激烈，如今他們各持不同心境，迎接同一場審訊。

國家敵人

「我現在是『國家敵人』了。」陳健民半開玩笑地說。

熟悉陳健民的人都不會否認，他性格幽默、思維敏捷，與學生打成一片，演講極富感染力。為即將到來的「佔中九子」案做準備，他向任職25年的中文大學請辭，說不希望讓自己未知的未來影響別人。於是他的好友、中大政治系教授周保松邀他做講座，當是「最後一課」。原本只能坐350人的場地，首日便有400人報名；換了600人演講廳，翌日報名人數又飆升至700。

就在告別演講、審訊前一個星期，陳健民如常給碩士生上課。兩小時的課堂，陳健民聲音洪亮，講到興起還會漲紅了臉，台下則笑聲不斷。課間休息和課後，上台找他簽名合影的學生絡繹不絕。這門課的學生近九成來自中國大陸，同學們成長的那片土地，如今是陳健民無法踏足的地方。網絡也如是，若你在大陸最大的社交媒體之一「微博」上搜索「陳健民」三個字，網頁會說，按照相關法規，搜索結果不予顯示。

因2014年參與發動佔中，被稱為「佔中三子」之一的陳健民，將在今日走上法庭應訊，面臨最高七年監禁的刑罰。可見的牢獄面前，他對所有的媒體都展現出樂觀與生機勃勃：他語言生動「啜核」，將早已深思熟慮的想法和經歷，一再道來；他年近60仍身姿矯健，能在大學運動場上跑完一圈又一圈，再繼續完成訪問。

陳健民習慣為最壞情況做打算。為安頓家人，他多了回家，捉著爸爸的手，要做一個「乖孩子」；為預先適應坐監，他兩年來沒開過冷氣，即便遇上30多度的酷暑。他練習睡地板，練習馬拉松，他說這不僅是鍛煉身體，更是為身邊人打氣。

「爭取民主就要付出代價。這沒什麼大不了。」他清淡帶過兩年來的努力。

準確說來，是近20年的努力。

被大陸官媒贈名「佔中三醜」、自稱「國家敵人」的陳健民，從1996年到2013年為止，花17年時間在中國公民社會的建設上，因為他相信公民社會是民主化的條件之一。當年獲得耶魯大學博士學位的陳健民，被民主化研究的執牛耳者、導師Juan Linz所觸動，在香港九七回歸前的移民潮裏，逆流回港到中大教書。他經常在四點鐘下課後，趕往羅湖，跳上「和諧號」第五卡車廂，穿梭一國兩制之間，到廣東尋找民間NGO。

一開始他發現沒多少NGO，都是行業協會，或者政府組織的「非政府組織」。慢慢他開始做培訓工作，希望把NGO的理念帶過去。他很快又發現這樣是不夠的，因為NGO還需要資源。他就去幫忙組織基金會，爭取基金會撥款。然後又發現NGO的工作需要更多人了解和支持，他就開始到處演講、辦雜誌。最後他發現這一切需要更好的政策環境，就又開始想如何和政府互動合作。

「我一直視為人生志業的，是在中國大陸的工作，而非香港。我的終極關懷是中國的民主化。」

陳健民在香港輿論圈子常被批為「大中華膠」（大中華主義者，「膠」為香港潮語，意為傻、天真），而他對此給出的解釋，是他早已放棄民族主義情感，成為「世界公民」。直到現在，在給本科生上「公民社會」課，講到汶川地震時，作為最早進入災區之一的專家團隊成員，一向言談生猛的陳健民仍會在課堂上哭出來，把台下的學生嚇一跳。

「你看見苦難也會流淚。越來越觸動我的是人的同理心，而不是所謂民族主義。」

陳健民在大陸的一切工作，到2013年戛然而止。當時戴耀廷在報紙提出「佔領中環」計劃，「點名」陳健民、朱耀明作為發起人。朱耀明從報紙上讀到自己被「點名」後，趕緊打電話告訴陳健民，陳當時懵了一下：「我還在巴黎……」

當時的陳健民正處於最沮喪時刻，因為「找不到出路」。雖然重心都放在大陸，但作為香港學術界少有的行動派，香港的民主化時刻表也一直在陳健民的議程裏。經歷2010年與民主黨一同走入中聯辦談判，多番與北京的私下溝通後，陳健民已徹底對北京失望，感覺民主化陷入死局：「不會再有對話、談判發生。我預見年輕、激進的力量會越發憤怒。」

戴耀廷這一齣先斬後奏，陳健民形容為「瘋狂的想法」。他在數日前的「最後一課」中，忍不住伸手直指前排的戴笑道：「誰知這個傻佬——這個戴耀廷寫了篇這樣的東西！」

「那一刻像宗教的呼召般，讓我看到有可能、有希望。」陳健民慨歎，四年後回首，覺得「很奇怪」。

「這是一個很大的抉擇。中國是我人生的志業，那一刻要放下，其實很困難。但竟然好像，說放下就放下了。覺得好像——香港是我的家。我是否能在關鍵時刻袖手旁觀？」他問自己。

「那是種說不出來的、不是理性的東西。那種突然在心底裏敲打了你的感覺，那種『你自己家也沒顧好』的感覺。」

「我做了最壞的打算，就是放棄中國所有的工作。我做了這個決定。結果也果然如此。」

「我真的不能再回大陸了。」

孤獨推銷員

「要我回想的話……當然是先問過他們才『點名』會比較好。」作出這番思索時，戴耀廷正駕車穿越隧道。

「其實沒有其他選擇。當時的泛民主派，激進和溫和兩邊處於分裂狀態。如果『佔中』不能由政黨帶領，就要想方法把兩派拉在一起——所以一定要在政黨以外，有身分、有地位、和各方關係密切，只有兩個人，就是陳健民和朱耀明。反而我不是一個必然選擇。」

就在兩天後，陳健民的告別演講上，仿佛重新思考過一樣，戴耀廷又重提這個問題：「有人問我對『點名』朱牧及陳健民佔中，有否歉疚？到現在為止，我仍相信香港沒有其他人可帶領這場運動。我不感到歉疚，因為沒其他選擇。」

戴耀廷曾在佔中一週年時接受端傳媒訪問，形容自己像剛穿越了「黑暗隧道」。走過四年，經歷2016年補選民主派的勝利、2017年DQ事件、公民廣場案青年抗爭者入獄等，他說自己明白，要克服短期的情緒波動。「把事情放遠一些去看，這是我第四年學到的東西。」

這也許得益於他層出不窮的新想法。他形容，自己是一個孤獨的推銷員，在行動上從未停歇。「有一個新意念，我就寫文章介紹它，然後拿它去跟不同的人聊，希望他們buy我，贊成的人就一齊幫忙去實現。」從提出「佔中」到實現的十幾個月，到2016年「雷動」計劃，到2017年「風雲」計劃，他在「推銷」中體會輸贏是短暫的，也讓自己煥發出樂觀的生機。

「在無力感裏上上落落，但仍感覺有所可為的時間比較多。我願意天真地去做，去試。機會很小我也願意。」

戴耀廷及陳健民從一開始就表明，佔中是為了不需要佔中：希望透過佔中，從一個可能發生的群眾運動產生壓力，迫使中央政府重回普選談判桌上。當數以萬計的市民被催淚彈激怒而跑到街頭參與運動時，戴耀廷認為，佔領運動要製造的社會張力已經達到。四年來他不斷對媒體複述那令他觸動落淚的一幕：9月29日凌晨，催淚彈散後，他在金鐘街頭看見滿街席地而睡的市民，頓時痛哭起來。「他們全都渾身髒兮兮的，可在我眼中卻如此美麗。」

戴、陳都說，從「831」（2014年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於香港政改的決定，規定特首的提名委員會人數按現時選委會四大界別同等比例，維持1200人組成，提名門檻為提委會過半數，特首候選人數目為2-3人且必須愛國愛港）開始，便知佔中不會帶來什麼政改變化。多年深入大陸社會的陳健民甚至從聽到計劃的一開始，就認定成功的機率只有5%。

陳健民常說戴耀廷是一個天真、有衝勁的「火車頭」，而他自己則是謹慎的「理想主義者」。這一次為5%放下前半生志業，他說這是「all-in」，「我不能站在中間」。他回憶，在三子第一次記者招待會時，朱牧有著溫柔的笑容，戴耀廷臉上帶著希望，只有自己緊繃著臉，「好像死了人似的」。「我在想往後會發生的事情，我們會面對什麼，我的工作、家人，我們整個運動會怎樣被打擊。」

回頭看，陳健民苦笑：「5%都計多了。習近平連憲法也可以改，鄧小平都要從棺材裏出來了。大局來的。」

最終，最令他們痛心的，是與學生領袖在退場上的分歧，以及學生與他們的漸行漸遠。

「最無力的，是我們要走（退場），卻走不了。」戴耀廷說，「我們很努力，用了很多辦法想結束佔領，令運動的能量可以轉化下去。」他們認為一場運動不會當下改變到「831」決定，更擔心參與者的安危，因此不認同學生的「升級」行動，而希望能在群眾能量最大的時候，安全退場，把積蓄的能量保存、轉化。

到後期，學生已不想與三子對話。「我只能看著他們跌進這個處境，卻無法幫忙。除了老師，我也在以一個爸爸的心態去對待。我也覺得自己很煩。」當時的學生領袖之一的周永康每天都會收到來自陳健民的短信，都是一些外界對運動的看法。「希望他們謹慎點，在適當時候離開。」陳健民說，「他會覺得很煩吧？像個爸爸一樣。他都不回覆我的。」

「很無可奈何。他們要面對的，可能是一個挫折很深的運動結局。」

天真學生領袖

「佔中給我的傷痛，是一輩子的。」即將被審訊的「佔中九子」裏，曾經的學生領袖之一張秀賢如此說道。

2014年8月31日，人大「831」決議公布，20歲的張秀賢氣憤得不能自已。「我那時做學界的普選方案做了一年，雖料到公民提名沒有可能，怎知到頭來你給我一個可能比民建聯還保守的方案。那時全香港的人就像現在聽到『明日大嶼』計劃一樣。不對，那時候的民情還是和現在差很遠，你不能想像大家心裏那道氣有多強。」

翌日，在中文大學的禮堂裏，張秀賢作為學生會主席，上台演講。走上台的每一步，他內心都在忐忑。「壓力我沒有說出來。演講前一天，一些同鄉會的人來敲我家門，對我家人說，叫我小心點。」

「但我還是完成了演講。你如果不做一些事，之後的歷史會如何說？」

他在演講中宣布將啟動罷課：「也許很多老練的人會說我們只有理想，不求實際，但假若學生也變得世故，又有誰可以單純的為著理想，努力為社會帶來改變？」

2012年，16歲中學生黃之鋒帶領「學民思潮」反對開設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成功號召香港市民，最終令政府擱置計劃。當時18歲的張秀賢亦是「學民思潮」核心成員，這一場運動的勝利，令他對未來充滿信心。「那時自然覺得爭取普選也會成功，」張秀賢告訴端傳媒，「現在回想，我們都低估了那個難度。」

在短短幾分鐘裏，他反複數次用「天真」一詞形容自己。「我那時是天真的，覺得有機會贏，事實上不是。可能天真的代價就是這樣。你曾有理想，現在就會感覺無力。」

「我不是說今天我沒有理想，但今天我和理想之間的距離，比2014年遠了很多。我始終有那個理想，但佔中的挫敗讓我覺得，是否要轉一條路走了。」

張秀賢如今24歲，剛從中大畢業一年。2016年，他參選特首選委會高等教育界但被判提名無效；2017年底，他意欲參選新界東補選，卻在民主派初選中落敗。人們好奇他是否選擇了從政的道路，儘管他多次公開對媒體表示無意從政。

當年，他是學生會會長，又是佔中的大台咪手，不少媒體鏡頭都能追逐到他在公眾面前演講的身影，削瘦的少年冷靜而篤定。

如今他不再活躍在社運和政治圈子，成了一名小生意人，將台灣的產品進口到香港。「做生意最重要想：有沒有錢賺。沒有人做的領域，那我就做。」他最近還炒股，賺了一點點錢。

「我嘗試過參選，輸了；某程度而言我又時日無多（指開審臨近），（從政）這些事情不是兩三天投入進去就可以做到的。」張秀賢說淡出不代表在民主路上缺席，只是不再以組織者身份參與其中。「我從08年開始搞社運，搞了十年了，都不應該再是我了吧？很多人都比我優秀。」

佔中過後，他感覺自己被吊在半空，腳尖剛剛碰到地面。「你不知道官司會纏繞你多久。不止是做生意，對我之後想繼續讀書，都有影響。你不知道那條路會去到多遠，不知道那個歷程還要走多久。」

對未來的不穩定感，使張秀賢倍感無力。「之後的路可以怎樣，其實選擇不多，尤其在官司之後。」他談起自己的轉向，「現在做生意挺好，做生意不等於沒有理想。我每天都有官司在身，理想可以改變多少呢？」

「起碼這一刻，我覺得照顧好自己比較重要。起碼我不會成為別人的負累。從事政治不止一條路。」

他曾寫過一封給香港的信：「我和大家一樣，人生一向很平凡。」那是2017年底，他正宣布要參選新界東補選的時候。後來在三個候選人的民主派初選裏，他以第三名落敗。

老師與學生

佔中三子與學生的分裂，始於廣場公投。當學生代表與政府對話無果而終，戴耀廷提出以公投方式決定運動去留，卻遭到幾乎所有參與團體的反對：想退場與不想退場的人，都怕公投結果不如己意。三子於是退場。戴耀廷曾向媒體發問：「說群眾的人，其實有多信任群眾呢？」

「我看著那群學生領袖，如何升到很高，很興奮；跌下來，很沮喪。他們把所有東西都放在自己肩膀。」陳健民回憶著年輕人如何從精神抖擻，到後來的滿臉暗瘡，滿口髒話；到最後，沉默了，什麼也不說，只告訴三子，行動要升級。

「形勢綁住了他們。」行動升級那晚，陳健民目睹一個年輕人站在很高的地方，對警察說：再過來，他就跳下去。「當時我整個呆了。會不會就這樣跳下去死了？如果有人死了會怎樣？」

四年過去，三子與學生當初的分歧，痕跡猶在。「如果三子退場，學生是否更加要留下？因為下面還有很多群眾不想走。如果三子、學生都走了，他們怎麼辦？」張秀賢說，「我們當時對運動做的判斷，是基於我們退不了場。群眾不是軍隊，不是你叫來就來，叫走就走。當時有多少人覺得有機會可以爭取到勝利？我們叫他們走，他們肯不肯走？」

「處理清場問題，很痛苦。」張秀賢停頓良久，「那時我一直問自己，究竟我是否真的有犧牲的準備？參與的人們又有多少心理準備？不是六四那種老人家問題，而是作為學生會會長，對別人要負責。」

張秀賢已經是學生裏想法與陳健民稍微貼近的：「我那時和他（陳）看法差不多，升級未必有什麼好結果。」張認為，無論是升級還是退場，都不是誰錯了，而是手法的問題：「應該由所有人去決定，如此，最終結果將由所有人負責，而不是其中一班人。」

佔中後，香港政治環境風雲劇變。陳健民說，自己預計到勇武化、本土化和犬儒化三個趨勢，但怎也沒料到，「香港倒退得如此之快，毫無底線。」

他最記得2017年DQ事件，時任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稱：「港獨分離勢力受到沉重打擊。」陳健民問：「長毛、姚松炎說過港獨嗎？這是對權力的無限濫用。想想陳文敏事件，看看我們怎樣把外國記者趕走。銅鑼灣書店事件，我們不只沉默，還能和大陸合作。你不可想像我們能跌成這樣。」

既為老師，陳健民受到的最大衝擊，還是來自學生的變化。25年教書生涯，佔中前，在社運上最積極的學生都喜歡修讀他的課程。學生要組閣競選學生會學生報，會把陳健民叫到范克廉樓地庫，談談「老鬼」的意見——陳健民當年在中大唸書，也做過學生會幹事，為反對「四改三」（1977年，政府發表《高中及專上教育綠皮書》， 建議中大學制由四年改為三年）奮聲疾呼。

「佔中之後，不再有本土派學生聯繫你，不會聽你任何意見，只會攻擊你——你阻住地球轉。」陳健民聲音有點沙啞，「最關注社會的人，突然跟你完全疏離。我以前最想就是教這班學生，但現在他們最不想聽你說話。」

對於本土派青年，張秀賢滿是無處安放的愧疚。他數次說自己「對不起一班人」，對不起那群「很有理想」、在佔中時被認為是「搞亂事情」的人。參選新東補選亦是他的一種「贖罪券」。從佔中大台被拆開始，他留意起這群人；及至2016年初「旺角騷亂」，他認為，這是「我們的共業」。

「一邊是政府打壓他們，另一邊是民主派脫節無法處理他們感受。我是金鐘大台咪手，骨子裏我覺得對不起一群人啊，而這群人今日變得對政治失去信心，我認為自己很大責任。」他語速越來越慢。

「盧建民被判7年，名不見經傳的判三四年。如果當初我們可以和這群人和解，是否會去到今日的地步？為什麼他們要走暴力的路？他們是真的對傳統黨派和運動失望。我們有沒有方法去給他們希望？」

「我把自己能力看得太高，最後做不到，令自己遍體鱗傷。」

逆風者

對張秀賢，佔領運動的創傷如今猶在。每年9月28日，他都不敢到金鐘參加紀念。「審訊某程度上是一個解脫，是在負責任，我可以去背負運動失敗的責任了。這是必然的代價。」他最近在看企業歷史、金融市場的書，若有機會，還想到海外進修。

陳健民與戴耀廷都希望往樂觀的方面走。「運動可能令年輕人很沮喪，他們仍在消化、咀嚼。但我覺得，這場雨傘運動最終屬於年輕人，給他們很深的烙印，這好過他們只是跟著一班中年人參加幾天的示威。不感受如此深的挫折，他們未必有如此深刻的反思。」

戴耀廷早已駛出隧道；陳健民日復一日鍛煉跑步。「前線的話，佔中是我最後一擊了。」陳健民說，「但這個故事還沒結束。審訊也是整場運動的一部分。」目前已知的是，九子或會集體不認罪。

「我們一直傾向認罪，也曾一齊去自首。15年初拘捕我們說『未經批准集結』，我們都說會認罪。但到了正式起訴，突然改為『公眾妨擾』，這是有問題的。」作為法律學者，戴耀廷認為，公眾妨擾是一個「口袋罪」，通常是控方覺得被告沒犯法，但也要控告。他認為需透過抗辯，防範該罪成為案例，影響未來的運動。

「單車手面對逆風可以怎樣？」陳健民突然問，「大風吹來，第一件事，垂下頭，不要吃風；第二件事，調低檔，讓單車穩定。雖然慢了，要用多些力氣，但至少不左搖右擺。現在我們就在逆風之中，你只能埋頭苦幹。」

在陳健民的最後一課，他說明年1月1日就提早退休。戴耀廷站起來：「我立此存照，看死他一定不會退休！」陳健民大笑起來。曾經的學生、現教協理事田方澤代表舊生送上一幅字：「桃李滿門，公義長存」。事後，田方澤笑說，他本想寫「荼毒青年，公義長存」：「荼毒青年，是蘇格拉底的罪名。」

（實習記者劉家睿、黃綺婧、洪詩韵及馮楚怡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