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隧道。戴耀廷這樣形容佔領之後的6個多月裏，自己的狀態。
「我是要走出這個黑暗隧道，才能說出自己曾經在裏面。」他說，「周圍是一個黑暗環境時，你說不出自己在哪裏，當你走到差不多，看見遠處的光，直到走了出來，才能把自己經歷了什麼講出來。」
沒有人會否認，這場深刻改寫了香港歷史的佔領運動，推動它的第一根手指，來自書生戴耀廷。
香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60年代生人，戴耀廷性格溫吞，一直安於研究憲政、教書著述，在外圍參與溫和民主運動。沒想到他在2013年頭寫的一篇報紙專欄，把自己推到了「改寫歷史」的位置。
戴耀廷在專欄裏說，在爭取真普選的「最後時刻」，要有「包括意見領袖在內」的「一萬人以上」，「違法」、「非暴力」、「長期」地「佔領中環要道」，「癱瘓香港的政經中心，迫使北京政府改變立場」；行動者如果被捕，不抗辯，甘願坐牢，是為「公民抗命」、「以法達義」。
「公民抗命」的大膽提法引起的輿論風暴，遠遠超過了戴耀廷的預期。他有點懵，在兩個星期後的又一篇專欄中為自己提出這個計劃而「致歉」，又坦言自己是學者，不懂搞運動，希望有「具公信力和組織力的領袖帶領這個運動」，而不是自己。
但走上門來的記者，問題步步緊逼：怎麼「佔領」？誰來領導？戴耀廷被逼出了這樣的答案：理想的領袖應該德高望重，可以縮小民主派內部的分歧，又不要太有明星光環，以免參加者激情多於理性，「比如朱耀明牧師、陳健民教授都是理想人選。」
佔中三子，包括戴耀廷本人在內，就此在全無準備的狀態下，被推上歷史舞台。
在此後的很多次訪問中，戴耀廷都坦承，這不是一個自己喜歡的角色。一個月前接受端傳媒採訪雨傘週年專題時，他更精確指出，對自己在佔領中的角色，「在928前有部分喜歡，部分不喜歡；但在928後就一定不喜歡。」
「我這種人怎麼能做摩西呢？」
戴耀廷「不喜歡」的角色，簡單來說，就是當一個群眾運動的領袖。
和平佔中到尾段的時候，黃浩銘整天逼我去做摩西，我說我這種人怎麼能做摩西呢？
「和平佔中到尾段的時候，黃浩銘整天逼我去做摩西，我說我這種人怎麼能做摩西呢？」在港大梁銶琚樓15樓的咖啡廳，戴耀廷面向落地玻璃窗外，維港海景與中聯辦大樓，回憶起去年的佔領日子。那時他一度被賦予像13世紀帶領希伯來人逃出古埃及的民族領袖摩西的重責。
「佔中」原本按部就班。在劇本裏，戴耀廷主要搞「商討日」，佔領一旦啟動，場地總指揮則轉作陳健民。
他們排練過多次：「我們已經分好區，每個區有區長，有20個糾察跟着陳健民，完全是一個under control（受控制）的處境。然後我們set好咪（安裝麥克風），所有人都聽到我們的聲音。那就是我們能夠控制的範圍。而且也是預計佔領周六日兩天而已。」按照這個計劃，戴耀廷說，他們準備的人手最多可以從遮打道覆蓋到匯豐銀行。
「我們只能去那麼多地方，我們的糾察隊只能走那麼遠，開會的時候我們說，如果人多怎麼辦？但他們說不會的，不用擔心那麼多。」
「佔中」劇本醞釀了一年半時間，一直到計劃啟動的一週之前，情勢突然逆轉。
2014年9月26日深夜，學生衝入公民廣場，數千市民前往聲援， 警察出動胡椒噴霧 —— 風雲突變，實質上的「佔領」已經在立法會外開始了。而依照劇本的「佔中」立時尷尬起來。 儘管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後來趕到衝突現場，並宣布「提前佔中」，但民意已經悄悄轉向了。
「當我們宣布啟動之後，現場的即時反彈讓我們很詫異。我們知道整個局面已經不是我們想像中那樣了。」戴耀廷回憶。他說到9月28日早上，現場的人不多，「我們反而覺得很輕鬆……我就覺得快點搞定它，正好只有千幾人，那我們預着（準備好）有人留下被捕，有人離開，沒關係的。」
他坦率地說，自己從頭到尾對做運動領袖這件事，都沒有足夠的心理準備，迫於形勢宣佈提前啟動佔中，立刻覺得陷入被動。「有一段時間很興奮，（9月28日）下午非常多人回來，人群衝出馬路……但之後出了催淚彈，就知道問題很複雜了……」
9月28日晚上警方施放87顆催淚彈，把運動推向了一個沒有人預料到的方向：雨傘運動正式拉開帷幕，持續了整整79天。
回憶起那一晚，戴耀廷只覺得緊張，「很快叫大家走，但在那個時刻又走不了」。「到後面幾天，不斷有橡膠子彈的傳聞，我們，尤其是朱牧師很緊張。」他坦承，六四事件對他們這一代人影響太大，所以「大家平安回家」變成他們對運動的首要考慮點。
怎樣的leadership（領導）才能夠令人覺得運動能讓人們平安回家呢？學生運動。
「怎樣的leadership（領導）才能夠令人覺得運動能讓人們平安回家呢？」戴耀廷自問自答：「學生運動。」在此情況下，他覺得，三子也是主動放棄了leadership：「相比一班政治上比較複雜的人，像我們三子去做領袖，學生運動，中央有較大機會不用更高度武力處理問題。」
他承認，無論是提前佔中後遭遇的民意反彈，還是學生運動代替佔中運動的策略考量，又或是單純因為他們身體不好，扛不住這麼漫長的一場運動，再加上潛意識裏本來就不想做領袖 —— 總之，當運動的命名由「佔中」轉向「雨傘」開始，戴耀廷就無法、也不必做「摩西」了。
「我可以想像如果是施明德在場，他就一定做摩西。但很不幸一個書生來做這種事是做不到的。」戴耀廷說。
「你要買我支豉油，就要搭埋我支蠔油」
不喜歡做摩西，那回到最初，搞佔中，還搞這麼大，是要做什麼？
在過去兩年與戴耀廷的數次訪問中，最讓戴耀廷談起來兩眼放光、神采奕奕的話題，總是「商討」。而在佔領運動結束一年後的今天，他反覆講起的最遺憾之事，則是「廣場公投」。
這兩者本質上是一回事：不求一個明確結果，而是一套民主程序。
戴耀廷說，他最想做的事，就是「建立一個能夠整合所有群眾的大台，不是指令式的，而是一個所有人共同決策的平台」，至於這個「大台」所能爭取到的成敗，他在意，但不強求。
「民主一定要透過一個本身民主的民主運動來爭取。」他說，「香港民主運動要建立更強的民主精神。」
戴耀廷有滿肚子的理論想要實驗。美國學者Bruce Ackerman和James Fishkin提出的「商討日」（Deliberation Day）機制，被他用在了佔中籌備的階段。
兩位美國學者所針對的問題是，在不少現行的民主體制中，公民對於重要的公共議題通常缺乏全面瞭解，只憑借對政客的大致印象投票，以致選舉很容易被媒體宣傳左右。他們引入民主協商的環節，設計一整套嚴格的商討方法，令參與者在獲得均衡全面資訊的基礎上討論議題，從而形成經過深思熟慮的民意，並將這種改善後的民主形式稱爲deliberative democracy（商討式民主）。
戴耀廷把這套方法搬來香港。他用火爆的話題（「佔中」）吸引支持者，希望引導大家進入對即將到來的政改議題的深入討論：要什麼樣的普選？如果沒有普選，要不要佔中？要怎樣佔中？什麼樣的方案才令你不需要佔中？
在漫長的佔領中環籌備期，他硬是搞出了3次商討日（D-Day）和一次全民投票。商討日都嚴格按照審議民主的商討規則去進行；全民投票則應用了香港大學民意研究中心的電子投票工具。
我經常說『你要買我支豉油，就要搭埋我支蠔油買，一個package（一套）』，佔領中環必須要搭配商討日和全民投票，否則就都沒有了。
「其實由佔中開始大部分人都不是很buy（認同）我，不過是硬撐的。因為基本上從佔中開始就被我壟斷了話語權。我經常說『你要買我支豉油，就要搭埋我支蠔油買，一個package（一套）』，佔領中環必須要搭配商討日和全民投票，否則就都沒有了。」他自嘲地笑笑：「如果給他們重頭選，應該會說不要搞，說賣豉油就豉油，佔領中環就佔領中環，搞什麼商討日、全民投票呢。」
現在回頭想來，戴耀廷覺得不足的地方，不是懷疑D-Day的效果，而是覺得搞得還不夠。他覺得理念可以再推到極致，在D-Day123之前，增加D-Day 0。
「零就是沒有任何東西，由下而上，由無開始討論。」他覺得這樣大家便不會被「佔領中環」四個字箍住，「譬如可以講民間投票、民間特首、憲章運動等；甚至大家討論覺得不用做，那就不需要做。這就是D-Day 0 的過程。」
「在民主運動裏面不夠民主，往往是因為大家面對不了結局。」
戴耀廷回憶，當年搞商討日，團隊裏也有希望可以在前期踢走「公民提名」方案，「因為大家面對不了公民提名方案可能會贏的局面（中央不會接受），不想面對風險，這和中共不想民主派在候選中贏出是一樣的，心態是很近似的。」他說那一關，他們守住了，「最後的結局是我們都不喜歡的結局，連一個温和方案都無法得出」，但他們接受，因為這是民主的過程決定。
未盡的理想：廣場公投
而廣場公投，則把這種「民主」考驗推到更極端的狀況。
在佔領運動期間，學生與三子的終極分裂，源於廣場公投。在運動後期，學生代表與政府官員的對話沒有結果，運動陷入僵局。戴耀廷提出要搞廣場投票，由所有運動參與者決定這場運動的去留。但遭到包括陳健民在內的幾乎所有參與團體的反對。廣場投票不了了之，三子自行退場。
反對的聲音不外乎兩種：想要退場的人，認為在廣場上搞投票，多半會得出「繼續佔領」的結論，因為不想佔領的人早已經用腳投了票；而廣場沒有邊界，不想退場的人，覺得假如那些運動的反對者、不堅定的支持者回來投票，就會搞垮整個運動，因此也拒絕投票。
儘管沒有成功，一年後回頭想來，戴耀廷還是覺得這是他最想做的事。
「廣場投票的本質是會扭轉廣場政治的特性。廣場政治的特性就是『留的人留，走的人走』，所以永遠留在這裏的人是不想走的，這永遠無法扭轉廣場政治的問題。但一個運動不應該被廣場綁死，因為運動的支持者是包括來過但走了的，包括那些不睡在這裏但每天都不放心要來看看的人，他們去留的決定就跟留在帳篷的人不一樣。廣場投票，是讓所有支持者一起去決定事情走向，最後各人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但在道德上共同背負決定。」戴耀廷這樣闡述自己的理念。
說群眾的人，其實真的有多信任群眾呢？你是信任你自己的群眾，還是信任所有的群眾？
「說群眾的人，其實真的有多信任群眾呢？你是信任你自己的群眾，還是信任所有的群眾？真的信任群眾，就拿出來（投票），大家要繼續就繼續，要離開就離開，這才是真正信任群眾。」
在一場運動裏，他希望人們通過「商討」凝聚理性，通過投票民主表決，甚至到了最激進的「廣場」，他也希望引入商討和投票的機制，共議進退，令廣場政治溫和化，避免導向衝突和悲劇。這些，每一個聽到的人都忍不住要問他，會不會太理想化了？
「我明白這種政治理想在香港能夠實現是困難的。」他有些自嘲地笑笑，並承認在世界也沒有先例，但有時又樂觀地覺得，「如果有先見之明，提前兩年準備好，一個完整的廣場公投計畫放進去，現場的問題就可以解決得到！」
「但這是很挑戰人性吧？」記者忍不住問。
「是，爭取民主的人也不敢去面對投票的風險。」戴耀廷誠懇地回答。
「Deliberate Democracy面對的最大批評就是，人是做不到的，要求太高了。但我覺得應該對人性有多點信心。這個模式可能到尾都實踐不完，但做得了多少就做多少，能make it better（讓世界好一點），比現在世界少點不公義。」
「可能，我就是一個發夢、理想的人， 所以我帶着一個理念向前衝。」他又呵呵一笑。
黑暗小屋
戴耀廷沒有等到雨傘運動清場。他和陳健民、朱耀明10月就告別廣場，12月3日前往警局自首，希望履行公民抗命的責任，按照計劃，完成自己的使命。
黑暗，自那時如期而至。「整個黑暗隧道就是接不接受失敗這件事，我一路在掙扎，承認失敗，面對失敗，但還是不知道怎麼走下去。」
2015年3月，戴耀廷在英國劍橋大學訪問，雨水不斷，在陰冷的房間裏，戴耀廷說自己每天「躲在房間，像自閉一樣寫東西」。寫的還是論文，幾萬字的英文論文，交代佔領中環的前前後後，展望香港民主運動的未來。
「寫這類文章鬱結感特別強烈，要一直想到以後30年。這過程裏也忍不住會不斷質疑自己，當初為什麼搞這麼多事出來？未來怎麼辦呢？」
有時候以為自己走出來了，你似乎見到亮光的地方，但是要走到那個地方還是很遙遠。正如民主運動，現在大家都不知道怎麼做才好。
直到9月，與端傳媒訪問時，戴耀廷仍說：「有時候以為自己走出來了，你似乎見到亮光的地方，但是要走到那個地方還是很遙遠。正如民主運動，現在大家都不知道怎麼做才好。」
他說他不會再回到那個讓自己痛苦的“Leader”角色，而更願意做一個 “BridgeMaker”。
「我們現在有很多個島，我們需要駁橋，我不是唯一一個造橋者，也不應是唯一一個造橋者。島和島相連需要很多橋，大家一齊去做，回應一個decentralized（權力分散） 了的民主運動。再沒有單一的大台，大家由下而上地，去facilitate（促成）整件事。 商討最重要的概念就是facilitation……」
所有的談話，戴耀廷都會以審議民主的核心理念貫穿始終。講起商討，facilitate，傍晚的咖啡廳裏，他眼中又閃着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