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自由逃亡、神话破灭与未到终点的胜利

7月10日，在我所身处的法国（或者毋宁说是欧洲），发生了三桩值得一提的事情：刘晓波的遗孀刘霞在经历八年软禁之后，终于走出国门，乘机经芬兰抵达德国；法国著名电影导演吕克·贝松（Luc Besson），被多位女性业内人士指控性侵；法国足球队在世界杯半决赛中击败比利时，成功晋级决赛，法国街头陷入狂欢。

三桩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件，在我身上，在这个夜晚，却产生了一种切实的关联。虽然这种关联脱离开具体语境，可能并不容易把握。

一种自由，和它面对的未知

在我的朋友圈中，很多人同样关注刘霞的命运，甚至实时转播这场“胜利逃亡”的进展。当她在赫尔辛基转机时，多位朋友已经开始在微信转发她开怀大笑的照片。随后转发的还有另外一张：当她终于抵达德国时，被人拍下一张背影，而前景则是柏林机场的德英双语标志——“出口”（Ausgang/Exit）。

在转发这张意味深长的图片时，我写下两句话——“通向自由的出口，更多考验的入口”。

的确，抵达柏林，意味着刘霞长达十年的“抗战”终于告一段落。从这个Exit出去，意味着她将生活在更安全友善的环境中、接受更加周到的医疗服务、建立更加丰富的人际交往。以及更重要的：更少迫害、恐惧和孤独。

如果说在这场抗争的初期，刘晓波和刘霞“将牢底坐穿”的英雄主义气概还有极大鼓舞作用，“走”还是“不走”尚且构成一个问题的话；那么进入后半段，尤其是当刘晓波离世之后，几乎所有人都看到，鉴于刘霞的身体和精神状况，这种“坚守”已经不再有意义。真正的问题变成：即便要走，如何才有可能摆脱这个铁笼的桎梏？

我们丝毫不怀疑，无论此前曾经有过多少争论，对于遭受巨大哀痛、心力交瘁的刘霞来说，为自由而流亡是唯一可行的人道选项。但如今，这个自由的Exit也同时意味着更多考验和挑战。在一个没有言论审查、同时又具有足够新闻价值的环境中，刘霞将成为公众好奇心的最佳猎物、媒体聚光灯的理想目标。她作为遗孀、斗士和诗人，会被人反复赞美、歌颂，甚至推上神坛。如果那里有一张空椅子，而他的主人注定一去不复返，那么刘霞或许是唯一有资格坐上去的人。

通过这个自由的Exit之后，刘霞将成为公众好奇心的最佳猎物、媒体聚光灯的理想目标。她作为遗孀、斗士和诗人，会被人反复赞美、歌颂，甚至推上神坛。

但正是在这种逐渐走高的过程中，隐藏着一种“失重”的危险：在严酷的重压之下，刘晓波和刘霞成为反抗的旗帜；而一旦外界压力陡然消失，这种未知前景却也让人战栗。从早期的魏京生、柴玲，到后来的陈光诚、艾未未，无不是以“殉道者”的英雄形象通过那扇自由之门，却在压力解除之后，迅速卷入是非争议的漩涡中。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在失去刘晓波之后，我们几乎很难承受起刘霞作为“未亡人”的形象破灭。

说到底，也许这最终未必出于他们自己的错误（尽管每人都不无可议之处），而是我们的人性使然。在这条黑暗隧道中，我们太期待有一位英雄出现，点亮火把，在每一个岔路口都做出正确无误的指引，但也许这本身就是英雄所不能承受之重，而我们在迁怒过程中，又轻易地卸下自己的道德和理智负担。

在刘霞远行当天，《环球时报》著名的“单仁平”不失时机地发表社评，用一贯的阴阳怪气笔法，要求“西方舆论莫逼这位女士投身政治”，声称“西方的一些力量如果能‘放过’这位女士，而非一味消费她，逼她做所谓‘人权斗士’，也是一种该有的克制。”

在我看，姑且不妨将上头这番话视为来自对手充满恶意，但并未全无意义的提醒。只不过，这种提醒本来同样可以来自道义和理智健全的同道，而不是留下一片空白，任由骟人评说。

一段神话，和它破灭的往昔

同样在7月10日，在欧美国家如野火般奔突的#Metoo运动，再次引爆一枚重磅炸弹——法国著名电影导演吕克·贝松，被多名女性演员、助理等业内人士指控有性骚扰乃至性侵害行为。

这桩丑闻的份量，丝毫不逊于作为好莱坞#Metoo运动起始点的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事件。甚至可以说，这位美国影业大佬，终于有了从外表到行为再到江湖地位都旗鼓相当的法国同行。从1980年代以来，吕克·贝松献出《尼基塔》、《这个杀手不太冷》、《第五元素》、《圣女贞德》、《的士速递》、《飓风营救》、《露西》等一系列叫好又叫座的商业电影。尤其自2000年以来，他以“欧罗巴影业”工作室为基础，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打造出可以和好莱坞相媲美的法国商业片生态。

相比之下，2011年的《The Lady》是吕克贝松最凸显现实关怀的一部作品。这部昂山素季传记片虽然不乏西方式的浪漫化想像，情节剪裁也受到影评人的质疑，但仍算一部歌颂女性英雄气概的佳作。电影在昂山素季刚刚从软禁中获释的背景中上映，这位异议运动领袖的媒体形象达到顶峰。

如今人们却发现，在银幕上将The Lady塑造为近乎神明的大牌导演，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却是一个视女性为玩物，以主演机会或者戏份为无形压力，性骚扰、性暴力甚至强奸无所不为的大鳄。所谓“商业导演的人道情怀”，如今看上去无异于笑话。我们只能期待剧中饰演昂山素季的杨紫琼，在剧外能够免遭厄运。

神话破灭的不仅仅是吕克贝松，同时也有这位The Lady——昂山素季本人。

自由可以参差多态，对自由的压制却总是类似的。在软禁期间，昂山素季获得1991年度诺贝尔和平奖，但缅甸军政府拒绝放行，因此昂山素季成为继纳粹德国的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苏联的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和波兰的瓦文萨（Lech Wałęsa）之后，又一个无法领奖的和平奖得主，比刘晓波的类似遭遇还要早近20年。而在1995年获释之后不久，昂山素季得知丈夫身罹癌症，却因为担心一旦出国无法再回到缅甸。为了这个政治舞台，她牺牲了见丈夫最后一面的机会。个人与家庭的人伦悲剧，凸显出权力的冷酷无情，也正因如此，造就了昂山素季巨大的道义号召力。

当年大声疾呼“富有同情心和爱心的民主政治”的诺奖得主，变成了冷酷权力自身的一环。

然而，当缅甸终于迎来民主“变天”之际，外界却发现这位Lady的圣洁光环逐渐黯淡。由于法律上存在选举资格障碍，昂山素季仅担任部长和资政职务，但毫无疑问她是新政府中的绝对权威和主脑。而执掌权力次年，缅甸就发生罗兴亚人道危机。昂山素季被指袖手旁观，甚至在缅甸面临国际压力时为之辩护，声称绝大多数的罗兴亚人并没有被暴力影响，军方纪律严明且行事自制。这种辩词，和当初压迫自己的缅甸军政府的逻辑几乎别无二致。当年大声疾呼“富有同情心和爱心的民主政治”的诺奖得主，变成了冷酷权力自身的一环。

而这种角色转变和神话破灭，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反弹。英国和爱尔兰地方当局，已经撤销了曾经颁给昂山素季的“牛津自由奖”和“都柏林自由奖”。一些媒体也发出呼吁，要求诺贝尔奖委员会褫夺她的和平奖头衔；而在请愿网站change.org上，要求褫夺昂山素季和平奖的联署已经达到44万人。

一场胜利，和它尚未抵达的终点

7月10日晚，数万法国人走上巴黎街头，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因为在刚刚结束的世界杯半决赛中，法国队以1：0击败比利时，时隔20年后再次杀入决赛。

听着窗外震耳欲聋的汽车喇叭，看着电视屏幕上欢腾的人群，友人笑称：“好像他们已经赢得了世界冠军似的”。

这句平淡无奇的感慨，正说出了其中耐人寻味之处。球员和球迷当然有理由快乐，每一场胜利都值得欢庆，但放在世界杯这场漫长战役中，他们在忘情的同时，却并不知道最终的结局是喜是悲——就7月10日这一晚来说，他们甚至还不知道自己的决赛对手是谁。这种快乐是瞬时性的，植根于人的本能当中，并不需要预见未来，而且极端健忘。

这种快乐是瞬时性的，植根于人的本能当中，并不需要预见未来，而且极端健忘。

木然呆望着对手庆祝胜利、甚至潸然泪下的比利时球迷，或许已经忘了，就在短短四天之前，当他们力克夺冠热门巴西的时候，也曾经历过同样的狂喜。那时并没有一个先知告诉他们，四天后你们就将坐上“俄罗斯山脉”（Montagnes russes，过山车的法文名称），从天堂直坠地狱。

另一方面，这场在俄罗斯举行的世界杯，也再度让人回想起那句遥远的Panem et Circenses（面包与马戏）。对于古罗马的统治者来说，如果能够保证“面包和马戏”（泛指从街头杂耍到血腥角斗等一切娱乐活动）的充分供给，那么统治就有了基本保障。而在将近两千年之后，这种统治术并未有根本改变——因为人性未曾改变。

莫斯科体育场中淘汰西班牙的万众欢腾，或许可以让普京长出一口气；而巴黎街头的忘情欢呼，对马克龙也不是坏事——虽然可能要安排警察来处理一下烧车的小问题。而俄罗斯人因为遭受制裁导致的经济停滞与政治僵化，以及法国人面对经济再度失速的巨大风险前景，在这些瞬时快乐面前，似乎都不值一提。

而对中国来说，虽然没有资格进入世界杯这个大马戏场，但同样不缺乏“面包和马戏”——无比迅捷的网络点餐和网购、快手、抖音、《创造101》、《厉害了我的国》……完全可以让人遗忘原来还有中国足球队这回事，也遗忘了在所有的“面包和马戏”之下，还有过一对夫妇曾经遭受过十年的软禁、羁押和分离，而其中的未亡人，终于通过了那个自由的出口。

所有人都有权享受自己的胜利，但所有人的胜利，都还没有抵达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