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在我所身處的法國（或者毋寧說是歐洲），發生了三樁值得一提的事情：劉曉波的遺孀劉霞在經歷八年軟禁之後，終於走出國門，乘機經芬蘭抵達德國；法國著名電影導演呂克·貝松（Luc Besson，洛·比桑，盧·貝松），被多位女性業內人士指控性侵；法國足球隊在世界盃半決賽中擊敗比利時，成功晉級決賽，法國街頭陷入狂歡。
三樁看上去風馬牛不相及的事件，在我身上，在這個夜晚，卻產生了一種切實的關聯。雖然這種關聯脱離開具體語境，可能並不容易把握。
一種自由，和它面對的未知
在我的朋友圈中，很多人同樣關注劉霞的命運，甚至實時轉播這場「勝利逃亡」的進展。當她在赫爾辛基轉機時，多位朋友已經開始在微信轉發她開懷大笑的照片。隨後轉發的還有另外一張：當她終於抵達德國時，被人拍下一張背影，而前景則是柏林機場的德英雙語標誌——「出口」（Ausgang/Exit）。
在轉發這張意味深長的圖片時，我寫下兩句話——「通向自由的出口，更多考驗的入口」。
的確，抵達柏林，意味着劉霞長達十年的「抗戰」終於告一段落。從這個Exit出去，意味着她將生活在更安全友善的環境中、接受更加周到的醫療服務、建立更加豐富的人際交往。以及更重要的：更少迫害、恐懼和孤獨。
如果說在這場抗爭的初期，劉曉波和劉霞「將牢底坐穿」的英雄主義氣概還有極大鼓舞作用，「走」還是「不走」尚且構成一個問題的話；那麼進入後半段，尤其是當劉曉波離世之後，幾乎所有人都看到，鑑於劉霞的身體和精神狀況，這種「堅守」已經不再有意義。真正的問題變成：即便要走，如何才有可能擺脱這個鐵籠的桎梏？
我們絲毫不懷疑，無論此前曾經有過多少爭論，對於遭受巨大哀痛、心力交瘁的劉霞來說，為自由而流亡是唯一可行的人道選項。但如今，這個自由的Exit也同時意味着更多考驗和挑戰。在一個沒有言論審查、同時又具有足夠新聞價值的環境中，劉霞將成為公眾好奇心的最佳獵物、媒體聚光燈的理想目標。她作為遺孀、鬥士和詩人，會被人反覆讚美、歌頌，甚至推上神壇。如果那裏有一張空椅子，而他的主人注定一去不復返，那麼劉霞或許是唯一有資格坐上去的人。
通过這個自由的Exit之后，劉霞將成為公眾好奇心的最佳獵物、媒體聚光燈的理想目標。她作為遺孀、鬥士和詩人，會被人反覆讚美、歌頌，甚至推上神壇。
但正是在這種逐漸走高的過程中，隱藏着一種「失重」的危險：在嚴酷的重壓之下，劉曉波和劉霞成為反抗的旗幟；而一旦外界壓力陡然消失，這種未知前景卻也讓人戰慄。從早期的魏京生、柴玲，到後來的陳光誠、艾未未，無不是以「殉道者」的英雄形象通過那扇自由之門，卻在壓力解除之後，迅速捲入是非爭議的漩渦中。如果說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在失去劉曉波之後，我們幾乎很難承受起劉霞作為「未亡人」的形象破滅。
說到底，也許這最終未必出於他們自己的錯誤（儘管每人都不無可議之處），而是我們的人性使然。在這條黑暗隧道中，我們太期待有一位英雄出現，點亮火把，在每一個岔路口都做出正確無誤的指引，但也許這本身就是英雄所不能承受之重，而我們在遷怒過程中，又輕易地卸下自己的道德和理智負擔。
在劉霞遠行當天，《環球時報》著名的「單仁平」不失時機地發表社評，用一貫的陰陽怪氣筆法，要求「西方輿論莫逼這位女士投身政治」，聲稱「西方的一些力量如果能『放過』這位女士，而非一味消費她，逼她做所謂『人權鬥士』，也是一種該有的克制。」
在我看，姑且不妨將上頭這番話視為來自對手充滿惡意，但並未全無意義的提醒。只不過，這種提醒本來同樣可以來自道義和理智健全的同道，而不是留下一片空白，任由騸人評說。
一段神話，和它破滅的往昔
同樣在7月10日，在歐美國家如野火般奔突的#Metoo運動，再次引爆一枚重磅炸彈——法國著名電影導演呂克貝松，被多名女性演員、助理等業內人士指控有性騷擾乃至性侵害行為。
這樁醜聞的份量，絲毫不遜於作為好萊塢#Metoo運動起始點的哈維·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事件。甚至可以說，這位美國影業大佬，終於有了從外表到行為再到江湖地位都旗鼓相當的法國同行。從1980年代以來，呂克·貝松獻出《尼基塔》、《這個殺手不太冷》、《第五元素》、《聖女貞德》、《的士速遞》、《颶風營救》、《露西》等一系列叫好又叫座的商業電影。尤其自2000年以來，他以「歐羅巴影業」工作室為基礎，幾乎憑藉一己之力，打造出可以和好萊塢相媲美的法國商業片生態。
相比之下，2011年的《The Lady》是呂克·貝松最凸顯現實關懷的一部作品。這部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翁山蘇姬）傳記片雖然不乏西方式的浪漫化想像，情節剪裁也受到影評人的質疑，但仍算一部歌頌女性英雄氣概的佳作。電影在昂山素季剛剛從軟禁中獲釋的背景中上映，這位異議運動領袖的媒體形象達到頂峰。
如今人們卻發現，在銀幕上將The Lady塑造為近乎神明的大牌導演，在漫長的職業生涯中卻是一個視女性為玩物，以主演機會或者戲份為無形壓力，性騷擾、性暴力甚至強姦無所不為的大鱷。所謂「商業導演的人道情懷」，如今看上去無異於笑話。我們只能期待劇中飾演昂山素季的楊紫瓊，在劇外能夠免遭厄運。
神話破滅的不僅僅是呂克·貝松，同時也有這位The Lady——昂山素季本人。
自由可以參差多態，對自由的壓制卻總是類似的。在軟禁期間，昂山素季獲得1991年度諾貝爾和平獎，但緬甸軍政府拒絕放行，因此昂山素季成為繼納粹德國的奧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蘇聯的薩哈羅夫（Andrei Sakharov，沙哈諾夫、沙卡洛夫）和波蘭的瓦文薩（Lech Wałęsa，華里沙、華勒沙）之後，又一個無法領獎的和平獎得主，比劉曉波的類似遭遇還要早近20年。而在1995年獲釋之後不久，昂山素季得知丈夫身罹癌症，卻因為擔心一旦出國無法再回到緬甸。為了這個政治舞台，她犧牲了見丈夫最後一面的機會。個人與家庭的人倫悲劇，凸顯出權力的冷酷無情，也正因如此，造就了昂山素季巨大的道義號召力。
當年大聲疾呼「富有同情心和愛心的民主政治」的諾獎得主，變成了冷酷權力自身的一環。
然而，當緬甸終於迎來民主「變天」之際，外界卻發現這位Lady的聖潔光環逐漸黯淡。由於法律上存在選舉資格障礙，昂山素季僅擔任部長和資政職務，但毫無疑問她是新政府中的絕對權威和主腦。而執掌權力次年，緬甸就發生羅興亞人道危機。昂山素季被指袖手旁觀，甚至在緬甸面臨國際壓力時為之辯護，聲稱絕大多數的羅興亞人並沒有被暴力影響，軍方紀律嚴明且行事自制。這種辯詞，和當初壓迫自己的緬甸軍政府的邏輯幾乎別無二致。當年大聲疾呼「富有同情心和愛心的民主政治」的諾獎得主，變成了冷酷權力自身的一環。
而這種角色轉變和神話破滅，也引發了國際社會的反彈。英國和愛爾蘭地方當局，已經撤銷了曾經頒給昂山素季的「牛津自由獎」和「都柏林自由獎」。一些媒體也發出呼籲，要求諾貝爾獎委員會褫奪她的和平獎頭銜；而在請願網站change.org上，要求褫奪昂山素季和平獎的聯署已經達到44萬人。
一場勝利，和它尚未抵達的終點
7月10日晚，數萬法國人走上巴黎街頭，不是為了革命，而是因為在剛剛結束的世界盃半決賽中，法國隊以1：0擊敗比利時，時隔20年後再次殺入決賽。
聽着窗外震耳欲聾的汽車喇叭，看着電視屏幕上歡騰的人群，友人笑稱：「好像他們已經贏得了世界冠軍似的」。
這句平淡無奇的感慨，正說出了其中耐人尋味之處。球員和球迷當然有理由快樂，每一場勝利都值得歡慶，但放在世界盃這場漫長戰役中，他們在忘情的同時，卻並不知道最終的結局是喜是悲——就7月10日這一晚來說，他們甚至還不知道自己的決賽對手是誰。這種快樂是瞬時性的，植根於人的本能當中，並不需要預見未來，而且極端健忘。
這種快樂是瞬時性的，植根於人的本能當中，並不需要預見未來，而且極端健忘。
木然呆望着對手慶祝勝利、甚至潸然淚下的比利時球迷，或許已經忘了，就在短短四天之前，當他們力克奪冠熱門巴西的時候，也曾經歷過同樣的狂喜。那時並沒有一個先知告訴他們，四天後你們就將坐上「俄羅斯山脈」（Montagnes russes，過山車或雲霄飛車的法文名稱），從天堂直墜地獄。
另一方面，這場在俄羅斯舉行的世界盃，也再度讓人回想起那句遙遠的Panem et Circenses（麪包與馬戲）。對於古羅馬的統治者來說，如果能夠保證「麪包和馬戲」（泛指從街頭雜耍到血腥角鬥等一切娛樂活動）的充分供給，那麼統治就有了基本保障。而在將近兩千年之後，這種統治術並未有根本改變——因為人性未曾改變。
莫斯科體育場中淘汰西班牙的萬眾歡騰，或許可以讓普京長出一口氣；而巴黎街頭的忘情歡呼，對馬克龍也不是壞事——雖然可能要安排警察來處理一下燒車的小問題。而俄羅斯人因為遭受制裁導致的經濟停滯與政治僵化，以及法國人面對經濟再度失速的巨大風險前景，在這些瞬時快樂面前，似乎都不值一提。
而對中國來說，雖然沒有資格進入世界盃這個大馬戲場，但同樣不缺乏「麪包和馬戲」——無比迅捷的網絡點餐和網購、快手、抖音、《創造101》、《厲害了我的國》......完全可以讓人遺忘原來還有中國足球隊這回事，也遺忘了在所有的「麪包和馬戲」之下，還有過一對夫婦曾經遭受過十年的軟禁、羈押和分離，而其中的未亡人，終於通過了那個自由的出口。
所有人都有權享受自己的勝利，但所有人的勝利，都還沒有抵達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