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切除”后，20万拾荒者去哪了？

攥着辛苦一天赚来的几元钱，70岁的周守义意识到：自己在北京的拾荒生涯到头了。

二十多年前，周家六口人从安徽阜阳来到北京，加入“拾荒大军”。这座城市曾聚集20万左右的拾荒者，他们活跃在200多个废品回收市场，回收出北京市三成的生活垃圾进入再利用市场，每年帮政府节省数亿元垃圾处理费。

过去几年，北京逐一定点清除废品回收市场，拾荒者们被迫不断向外环搬迁。2017年，周家从南五环北迁近百公里，落脚北六环外的一个村庄。本以为远离市区便相安无事，没想到，2017年11月北京大兴区的一场大火，不仅夺走了19条生命，还引燃了全市范围内驱逐“低端人口”的行动。退无可退的周家人，再一次收到了搬迁的命令。

这场大规模的驱逐行动将一些拾荒者逼退到河北燕郊的回收市场。一些人转行从事其他底层劳动，还有一些则永远离开了北京，回到老家。据美国南加州大学环境史硕士陈立雯统计，截至2017年底，留在北京的拾荒者不会超过10万，春节后可能进一步降低。这些留下来苦苦支撑的拾荒者，经历了什么、又面临着怎样的明天？

他们出门去拾荒，回来发现房子被夷平

大火后没几天，周家租住的村庄就张贴告示，责令在此地群居的外来人口三日内搬离。村里还通知道：不许做饭，不许使用电热毯、烧水壶、小太阳或任何取暖用的通电设备。

这令本已寒冷的冬天更加难熬。2013年起，为了治理空气污染，北京开始限制燃煤使用，大力推广天然气和电力。但天然气供不应求，五、六环附近的大量村庄只能使用电力做饭和取暖。且不论电暖气耗费的电量令不少家庭难以承担，在村民自建的简陋房间内，即便打开电暖设备，仍旧寒冷彻骨。周家人在家里也要裹着大棉袄，睡觉盖两床被子都嫌冷。

房东传达命令的时候有点不好意思，他对周家说，也知道不让做饭不让取暖挺难生存的，“但这是上面说的，都易燃。你们赶快走吧，否则罚我的钱。”

北京五环外住着全市一半的人口。如果把北京的中心定位在天安门，二环距天安门平均只有3.5公里，五环有15.5公里，六环最远，平均25公里。周家定居的北六环外相对偏僻，但周守义仍有不少来自河南固始的竞争对手，这些拾荒者也是一步一步被迫迁至此。

平时周守义和河南邻居或许会相互抬价抢生意，但“驱逐”开始后，大家都顾不上生意，彼此交换找房信息。北六环外的小村庄，已经十分靠近河北，依旧“一房难寻”。走投无路，许多在京拾荒二十年的人只得在寒冬中告别北京。

周家早已没有老家可回。1995年的一场意外大火烧毁了他们的全部家当，周家来到北京拾荒。没想到2017年北京的一场大火，再次令他们无家可归。

向内一环，北五环拾荒者的日子也不好过。年近五十的袁大姐收到通知，她的窝棚将在几日内被夷为平地。

袁大姐来自河北，在京拾荒二十多年，前后搬家近十次。他们在北京的第一个落脚处是北三环的安贞桥，之后随着城市发展被撵到北四环的鸟巢附近。在那里，袁大姐曾度过一段忙碌的时光。2008年，为迎接奥运而兴建、翻新的各类建筑产生了大量建筑垃圾，袁大姐每天干到晚上12点。那时北四环附近还存在大量的废品回收站，被个人承包经营。

没过几年，鸟巢附近集中清理废品回收站。拾荒人员继续北迁，袁大姐一家搬到了北五环外的大型居住社区北苑。在迟迟未开工的绿化规划区的土丘旁，一家人用捡到的板材搭了窝棚。入口窄小而隐蔽，从大马路上很难察觉。但从高层俯瞰，可清晰看到一条堆放整齐的废品带，主要是纸类、金属和塑料 。

这个小小的垃圾回收点覆盖北苑地区的三个小区，一天就能回收七八百公斤的纸皮，两天回收易拉罐二十多公斤。社区回收后，袁大姐再把废品运到废品回收市场做精细分类，仅塑料就可以分成二十多类。

拆迁那天，来了一百多个联合执法人员，开着推土机把袁大姐和其他拾荒者的家推平。“他们才不管拆了以后我住哪儿，让我回老家才好呢。”袁大姐称废品的地秤也被城管没收了，她哭着求城管把秤还给她，城管说：“没办法呀，上面要撵外地人，我也没有办法让你们留在这里。”

在北苑地区的另一处废品回收处，一户河南人家覆盖附近五六个小区的回收工作，一天能回收1.5吨的纸皮。

这户人家来京拾荒二十年。大兴大火后的一天早上，察觉异状的他们出门前问房东，住处会不会被拆？房东保证说：“你们去做生意吧，肯定不会拆！”

当晚，他们辛苦一天回到家时，发现家园已成废墟。就在他们走后，一队联防人员趁着租户外出工作，把附近一百多户房子全砸了。这家人住的地方原本是个仓库，50厘米厚的墙体倒将下来，把屋内的冰箱彩电砸得稀烂。奋斗二十年的家，转眼成空，无处伸冤。

这个冬天，北京拾荒链条被彻底打散了

北京切除拾荒者和废品回收市场并不始自大兴这场大火。2012年起，遍布京北的大型废品回收市场被逐一清除：东小口、东三旗、厢白旗、青龙河……这些名字一个接一个变成北京拾荒人的记忆。

过去几十年，中国一直没能建立完善的废品回收体系，但中国的废品回收率仍远高于一些发达国家，靠的是全国三至五百万拾荒人员。其中，有15-30万人在北京回收废品。他们大致可分为13个帮派，最大的是四川帮和河南帮。这些“帮派”划区而治，分散在北京四环外的82个“营盘”，每个营盘有2000多户人。算下来，每一位废品回收者平均服务近100位北京居民。

北京日产垃圾2.3万吨左右，正是这群“低端人口”的日夜操劳，使得北京生活垃圾中近三成的可回收物免于进入填埋场或焚烧厂。这条废品回收链条曾经高效且有序。一个个废品回收站承上启下，千人劳作其中，上游从社区直接回收废品，靠人力精细分类后卖到下游再生企业。

2003年前，拾荒者们默默承受着动辄被收容遣送的折磨，他们在大马路上骑着三轮，就可能会被收容。收容制度废除后，他们以为可以光明正大地捡垃圾了，却被一环环向外驱赶。

自2009年起，陈立雯长期调研北京的废品回收行业，回国后积极推进垃圾分类。她访谈的于1980年代末或1990年初到北京的废品回收者，普遍有10多次搬家经历。有时刚刚交了租金就得搬走，而每次搬家都意味着辛苦钱打了水漂。据陈立雯统计，2012年后北京每拆迁一个废品回收市场，就有20%的拾荒者永远离开废品回收这个行业。

北京北五环外，占地500亩的东小口曾经是华北地区最有名也是最重要的废品村，收集的废品占到全北京市废品产量的四分之一，精细分类后流向河北、山东或南方地区。东小口地处北京中轴线上，联络各区。全盛时期，这里车水马龙，聚集了几万名来自河南固始的回收人员，一个摊位的月租就要5000块。

陈立雯介绍，美国一些学者认为，东小口的废品回收行情就能反映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走势。2012年开始，被视作“疏解整治硬骨头”的东小口开始遭遇拆迁，陈立雯在回收站被拆除之前，拍摄了《废品回收马师傅》，记录他们夫妻如何起早贪黑回收废品，落下一身的病痛。

春节是“外地人走后北京会怎样”的天然实验。每年春节后，马师傅一家都要连轴转上一个礼拜，才能把周边家庭累积的废品收完。

但2012年后，下游回收市场破坏严重，收来的废品不知销往何处；另一方面，废品价格急跌。马师傅只好退出这个行当。不少拾荒者的后代转行去做了网约车司机。但2017年3月的“京人京车”新政（即从事网约车的司机必须具有北京户籍，车辆必须是北京市牌照），彻底断了这些年轻人的就业念想。

2017年冬天，持续露出疲态的北京拾荒链条被彻底打散了。陈立雯无法想象，驱赶了二十多万的京城拾荒者，北京垃圾分类中的可回收物要怎么做。据她了解，在2017年，北京垃圾的非正常增长已达3%，几乎全都来自废品。

废品市场的快速拆迁恰恰伴随着城市废品的快速增长，北京愈加依赖垃圾焚烧。从2005年至2014年，北京的生活垃圾的焚烧量从7.4万吨增至156.1万吨。

陈立雯介绍，2008年，北京只有高安屯一个垃圾焚烧厂，日焚烧量1800吨左右。十年后的今天，北京正在运行的垃圾焚烧厂就有五个。据2017年3月发布的《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评估报告》，2018年北京共有11座焚烧厂投入运营，年焚烧量达597万吨。如此规模的垃圾焚烧将产生大量二噁英，每年致癌的人数约为3779人。11座焚烧厂生活垃圾管理全过程的社会成本将超过373亿每年，预计占2018北京市GDP的1.33%。

被驱逐后，袁大姐接到物业电话，暗示她回来收废品

家园被夷平的河南一家人，不得不在河北落脚，每天早上开着装纸品的小卡车，耗时近两小时来到北苑，下午再把废品卖到燕郊。饱受惊吓的一家人对任何人的靠近和攀谈充满警惕。“不要采访我们了，我们的生活已经够艰难的了，都被北京人骗了。”他们拒绝透露废品的去处，“再被拆了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袁大姐如今住在原居所往北几公里的黄港桥附近。平时300元的一间房，大火后涨到800元，依旧一房难求。“我们在北京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犯过错误。辛苦受累都不怕，只要能挣到钱就行。”袁大姐用粗糙的手背擦着脸庞说。她每天蹬着三轮把收到的废品运到往北七八公里处的南七家废品处理中心。

过去，南七家因为路况差、价格低，在废品回收业内根本排不上号。但现在这里是北六环内仅存的一处废品回收市场，陆续有骑着小三轮的拾荒者从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外的地方过来。

寻不到住所的周守义夫妇搬来和两个女儿冰玉和冰清合住。虽然规定不让做饭和取暖，但房东开恩，允许他们一家居住，也没有禁止他们做饭和取暖。

冰玉和冰清打工的餐馆也受到影响。餐馆老板另一处店面的外地服务人员全走光了，两姐妹所在的店面尚能勉强维持。但快递费疯涨加大了他们的成本。以前他们给客人寄发票，市内十元，现在涨到了15元。附近的水果摊、包子铺、煎饼摊都关门了。如今，姐妹俩已经找不到吃得起的饭馆了。

姐妹俩唯一欣慰的是——父母再也不去收垃圾了。

周守义年轻时在施工中失去了左腿。过去他总是不听劝，戴上义肢，蹬着三轮，四处收废品。有时一天也见不着人，两姐妹总担心父亲出事，跟他吵也没用。

如今倒也不用劝了。家附近的回收点都被拆了，周守义即便捡了废品来，也不知道卖去哪里。偶尔有销路，一天就挣两三块钱，还不够买个大包子。

两姐妹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月薪3000元出头，支付家庭开支日感吃力。她们打算春节后找份工资高点的工作，但在附近饭馆纷纷关闭的情况下，到哪儿找到更赚钱的工作呢？

微信朋友圈关于疏解北京人口的消息让冰清更加着急。这类文章中的一篇叫做：《注意：又一大批人要搬出北京！撸起袖子加油搬！》。其中写道：“搬出它一个青山绿水的生态之城。”文中甚至定义了北京不欢迎的“四无人员”：无专业、无特长、无能力、无稳定收入。

“一看到说每天要撵多少人，我就知道自己也属于那一拨里的。” 冰清说。谁也不敢保证，她们眼下租住的房子，过两天不会贴出“三天内搬家”的告示。

看着北六环一带日渐“丰满”的垃圾桶，周太太无比惋惜。过去十几年，每个垃圾桶都会被各拨拾荒人轮番“扫荡”。中国的矿泉水瓶子回收率曾高达99%。拾荒者被驱逐后，垃圾桶里的瓶子马上多了起来。

与周太太一样，陈立雯也喜欢观察垃圾桶。她们的共同发现是：收废品的人越来越少，可回收的废品越来越多，其中不乏高质量的可回收物，比如塑料。以前，老一辈的人习惯分离出纸皮、塑料等废品卖给拾荒者，但年轻一代普遍欠缺垃圾分类的习惯。拾荒者离开后，人们更懒得从垃圾源头中分离出可回收物了。

但垃圾自己会说话。袁大姐休息的短短几天，小区内的垃圾就成了灾。双十一刚过没多久，每个楼道都滞留着大量快递包装盒。袁大姐听说，由于垃圾显著增加，物业要多花五万运输费。重拳清理回收废品的“低端人口”后，北京北四环外望京地区的环卫工人也明确表示，各个小区内的垃圾比以往更多，他们的负担加重了。

住户投诉垃圾增多，物业没办法，又打电话暗示袁大姐回来收废品，只不过要保持低调，收完赶紧走。

袁大姐终于把秤要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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