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切除」後，20萬拾荒者去哪了？

攥着辛苦一天賺來的幾元錢，70歲的周守義意識到：自己在北京的拾荒生涯到頭了。

二十多年前，周家六口人從安徽阜陽來到北京，加入「拾荒大軍」。這座城市曾聚集20萬左右的拾荒者，他們活躍在200多個廢品回收市場，回收出北京市三成的生活垃圾進入再利用市場，每年幫政府節省數億元垃圾處理費。

過去幾年，北京逐一定點清除廢品回收市場，拾荒者們被迫不斷向外環搬遷。2017年，周家從南五環北遷近百公里，落腳北六環外的一個村莊。本以為遠離市區便相安無事，沒想到，2017年11月北京大興區的一場大火，不僅奪走了19條生命，還引燃了全市範圍內驅逐「低端人口」的行動。退無可退的周家人，再一次收到了搬遷的命令。

這場大規模的驅逐行動將一些拾荒者逼退到河北燕郊的回收市場。一些人轉行從事其他底層勞動，還有一些則永遠離開了北京，回到老家。據美國南加州大學環境史碩士陳立雯統計，截至2017年底，留在北京的拾荒者不會超過10萬，春節後可能進一步降低。這些留下來苦苦支撐的拾荒者，經歷了什麼、又面臨着怎樣的明天？

他們出門去拾荒，回來發現房子被夷平

大火後沒幾天，周家租住的村莊就張貼告示，責令在此地群居的外來人口三日內搬離。村裏還通知道：不許做飯，不許使用電熱毯、燒水壺、小太陽或任何取暖用的通電設備。

這令本已寒冷的冬天更加難熬。2013年起，為了治理空氣污染，北京開始限制燃煤使用，大力推廣天然氣和電力。但天然氣供不應求，五、六環附近的大量村莊只能使用電力做飯和取暖。且不論電暖氣耗費的電量令不少家庭難以承擔，在村民自建的簡陋房間內，即便打開電暖設備，仍舊寒冷徹骨。周家人在家裏也要裹着大棉襖，睡覺蓋兩床被子都嫌冷。

房東傳達命令的時候有點不好意思，他對周家說，也知道不讓做飯不讓取暖挺難生存的，「但這是上面說的，都易燃。你們趕快走吧，否則罰我的錢。」

北京五環外住着全市一半的人口。如果把北京的中心定位在天安門，二環距天安門平均只有3.5公里，五環有15.5公里，六環最遠，平均25公里。周家定居的北六環外相對偏僻，但周守義仍有不少來自河南固始的競爭對手，這些拾荒者也是一步一步被迫遷至此。

平時周守義和河南鄰居或許會相互抬價搶生意，但「驅逐」開始後，大家都顧不上生意，彼此交換找房信息。北六環外的小村莊，已經十分靠近河北，依舊「一房難尋」。走投無路，許多在京拾荒二十年的人只得在寒冬中告別北京。

周家早已沒有老家可回。1995年的一場意外大火燒燬了他們的全部家當，周家來到北京拾荒。沒想到2017年北京的一場大火，再次令他們無家可歸。

向內一環，北五環拾荒者的日子也不好過。年近五十的袁大姐收到通知，她的窩棚將在幾日內被夷為平地。

袁大姐來自河北，在京拾荒二十多年，前後搬家近十次。他們在北京的第一個落腳處是北三環的安貞橋，之後隨着城市發展被攆到北四環的鳥巢附近。在那裏，袁大姐曾度過一段忙碌的時光。2008年，為迎接奧運而興建、翻新的各類建築產生了大量建築垃圾，袁大姐每天干到晚上12點。那時北四環附近還存在大量的廢品回收站，被個人承包經營。

沒過幾年，鳥巢附近集中清理廢品回收站。拾荒人員繼續北遷，袁大姐一家搬到了北五環外的大型居住社區北苑。在遲遲未開工的綠化規劃區的土丘旁，一家人用撿到的板材搭了窩棚。入口窄小而隱蔽，從大馬路上很難察覺。但從高層俯瞰，可清晰看到一條堆放整齊的廢品帶，主要是紙類、金屬和塑料 。

這個小小的垃圾回收點覆蓋北苑地區的三個小區，一天就能回收七八百公斤的紙皮，兩天回收易拉罐二十多公斤。社區回收後，袁大姐再把廢品運到廢品回收市場做精細分類，僅塑料就可以分成二十多類。

拆遷那天，來了一百多個聯合執法人員，開着推土機把袁大姐和其他拾荒者的家推平。「他們才不管拆了以後我住哪兒，讓我回老家才好呢。」袁大姐稱廢品的地秤也被城管沒收了，她哭着求城管把秤還給她，城管說：「沒辦法呀，上面要攆外地人，我也沒有辦法讓你們留在這裏。」

在北苑地區的另一處廢品回收處，一戶河南人家覆蓋附近五六個小區的回收工作，一天能回收1.5噸的紙皮。

這戶人家來京拾荒二十年。大興大火後的一天早上，察覺異狀的他們出門前問房東，住處會不會被拆？房東保證說：「你們去做生意吧，肯定不會拆！」

當晚，他們辛苦一天回到家時，發現家園已成廢墟。就在他們走後，一隊聯防人員趁着租戶外出工作，把附近一百多戶房子全砸了。這家人住的地方原本是個倉庫，50釐米厚的牆體倒將下來，把屋內的冰箱彩電砸得稀爛。奮鬥二十年的家，轉眼成空，無處伸冤。

這個冬天，北京拾荒鏈條被徹底打散了

北京切除拾荒者和廢品回收市場並不始自大興這場大火。2012年起，遍布京北的大型廢品回收市場被逐一清除：東小口、東三旗、廂白旗、青龍河……這些名字一個接一個變成北京拾荒人的記憶。

過去幾十年，中國一直沒能建立完善的廢品回收體系，但中國的廢品回收率仍遠高於一些發達國家，靠的是全國三至五百萬拾荒人員。其中，有15-30萬人在北京回收廢品。他們大致可分為13個幫派，最大的是四川幫和河南幫。這些「幫派」劃區而治，分散在北京四環外的82個「營盤」，每個營盤有2000多戶人。算下來，每一位廢品回收者平均服務近100位北京居民。

北京日產垃圾2.3萬噸左右，正是這群「低端人口」的日夜操勞，使得北京生活垃圾中近三成的可回收物免於進入填埋場或焚燒廠。這條廢品回收鏈條曾經高效且有序。一個個廢品回收站承上啟下，千人勞作其中，上游從社區直接回收廢品，靠人力精細分類後賣到下游再生企業。

2003年前，拾荒者們默默承受着動輒被收容遣送的折磨，他們在大馬路上騎着三輪，就可能會被收容。收容制度廢除後，他們以為可以光明正大地撿垃圾了，卻被一環環向外驅趕。

自2009年起，陳立雯長期調研北京的廢品回收行業，回國後積極推進垃圾分類。她訪談的於1980年代末或1990年初到北京的廢品回收者，普遍有10多次搬家經歷。有時剛剛交了租金就得搬走，而每次搬家都意味着辛苦錢打了水漂。據陳立雯統計，2012年後北京每拆遷一個廢品回收市場，就有20%的拾荒者永遠離開廢品回收這個行業。

北京北五環外，佔地500畝的東小口曾經是華北地區最有名也是最重要的廢品村，收集的廢品佔到全北京市廢品產量的四分之一，精細分類後流向河北、山東或南方地區。東小口地處北京中軸線上，聯絡各區。全盛時期，這裏車水馬龍，聚集了幾萬名來自河南固始的回收人員，一個攤位的月租就要5000塊。

陳立雯介紹，美國一些學者認為，東小口的廢品回收行情就能反映中國乃至世界的經濟走勢。2012年開始，被視作「疏解整治硬骨頭」的東小口開始遭遇拆遷，陳立雯在回收站被拆除之前，拍攝了《廢品回收馬師傅》，記錄他們夫妻如何起早貪黑回收廢品，落下一身的病痛。

春節是「外地人走後北京會怎樣」的天然實驗。每年春節後，馬師傅一家都要連軸轉上一個禮拜，才能把周邊家庭累積的廢品收完。

但2012年後，下游回收市場破壞嚴重，收來的廢品不知銷往何處；另一方面，廢品價格急跌。馬師傅只好退出這個行當。不少拾荒者的後代轉行去做了網約車司機。但2017年3月的「京人京車」新政（即從事網約車的司機必須具有北京戶籍，車輛必須是北京市牌照），徹底斷了這些年輕人的就業念想。

2017年冬天，持續露出疲態的北京拾荒鏈條被徹底打散了。陳立雯無法想像，驅趕了二十多萬的京城拾荒者，北京垃圾分類中的可回收物要怎麼做。據她了解，在2017年，北京垃圾的非正常增長已達3%，幾乎全都來自廢品。

廢品市場的快速拆遷恰恰伴隨着城市廢品的快速增長，北京愈加依賴垃圾焚燒。從2005年至2014年，北京的生活垃圾的焚燒量從7.4萬噸增至156.1萬噸。

陳立雯介紹，2008年，北京只有高安屯一個垃圾焚燒廠，日焚燒量1800噸左右。十年後的今天，北京正在運行的垃圾焚燒廠就有五個。據2017年3月發布的《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燒社會成本評估報告》，2018年北京共有11座焚燒廠投入運營，年焚燒量達597萬噸。如此規模的垃圾焚燒將產生大量二噁英，每年致癌的人數約為3779人。11座焚燒廠生活垃圾管理全過程的社會成本將超過373億每年，預計佔2018北京市GDP的1.33%。

被驅逐後，袁大姐接到物業電話，暗示她回來收廢品

家園被夷平的河南一家人，不得不在河北落腳，每天早上開着裝紙品的小卡車，耗時近兩小時來到北苑，下午再把廢品賣到燕郊。飽受驚嚇的一家人對任何人的靠近和攀談充滿警惕。「不要採訪我們了，我們的生活已經夠艱難的了，都被北京人騙了。」他們拒絕透露廢品的去處，「再被拆了我們就不知道怎麼辦了。」

袁大姐如今住在原居所往北幾公里的黃港橋附近。平時300元的一間房，大火後漲到800元，依舊一房難求。「我們在北京這麼多年，從來沒有犯過錯誤。辛苦受累都不怕，只要能掙到錢就行。」袁大姐用粗糙的手背擦着臉龐說。她每天蹬着三輪把收到的廢品運到往北七八公里處的南七家廢品處理中心。

過去，南七家因為路況差、價格低，在廢品回收業內根本排不上號。但現在這裏是北六環內僅存的一處廢品回收市場，陸續有騎着小三輪的拾荒者從幾公里甚至十幾公里外的地方過來。

尋不到住所的周守義夫婦搬來和兩個女兒冰玉和冰清合住。雖然規定不讓做飯和取暖，但房東開恩，允許他們一家居住，也沒有禁止他們做飯和取暖。

冰玉和冰清打工的餐館也受到影響。餐館老闆另一處店面的外地服務人員全走光了，兩姐妹所在的店面尚能勉強維持。但快遞費瘋漲加大了他們的成本。以前他們給客人寄發票，市內十元，現在漲到了15元。附近的水果攤、包子鋪、煎餅攤都關門了。如今，姐妹倆已經找不到吃得起的飯館了。

姐妹倆唯一欣慰的是——父母再也不去收垃圾了。

周守義年輕時在施工中失去了左腿。過去他總是不聽勸，戴上義肢，蹬着三輪，四處收廢品。有時一天也見不着人，兩姐妹總擔心父親出事，跟他吵也沒用。

如今倒也不用勸了。家附近的回收點都被拆了，周守義即便撿了廢品來，也不知道賣去哪裏。偶爾有銷路，一天就掙兩三塊錢，還不夠買個大包子。

兩姐妹一天工作十多個小時，月薪3000元出頭，支付家庭開支日感吃力。她們打算春節後找份工資高點的工作，但在附近飯館紛紛關閉的情況下，到哪兒找到更賺錢的工作呢？

微信朋友圈關於疏解北京人口的消息讓冰清更加着急。這類文章中的一篇叫做：《注意：又一大批人要搬出北京！擼起袖子加油搬！》。其中寫道：「搬出它一個青山綠水的生態之城。」文中甚至定義了北京不歡迎的「四無人員」：無專業、無特長、無能力、無穩定收入。

「一看到說每天要攆多少人，我就知道自己也屬於那一撥裏的。」 冰清說。誰也不敢保證，她們眼下租住的房子，過兩天不會貼出「三天內搬家」的告示。

看着北六環一帶日漸「豐滿」的垃圾桶，周太太無比惋惜。過去十幾年，每個垃圾桶都會被各撥拾荒人輪番「掃蕩」。中國的礦泉水瓶子回收率曾高達99%。拾荒者被驅逐後，垃圾桶裏的瓶子馬上多了起來。

與周太太一樣，陳立雯也喜歡觀察垃圾桶。她們的共同發現是：收廢品的人越來越少，可回收的廢品越來越多，其中不乏高質量的可回收物，比如塑料。以前，老一輩的人習慣分離出紙皮、塑料等廢品賣給拾荒者，但年輕一代普遍欠缺垃圾分類的習慣。拾荒者離開後，人們更懶得從垃圾源頭中分離出可回收物了。

但垃圾自己會說話。袁大姐休息的短短几天，小區內的垃圾就成了災。雙十一剛過沒多久，每個樓道都滯留着大量快遞包裝盒。袁大姐聽說，由於垃圾顯著增加，物業要多花五萬運輸費。重拳清理回收廢品的「低端人口」後，北京北四環外望京地區的環衞工人也明確表示，各個小區內的垃圾比以往更多，他們的負擔加重了。

住戶投訴垃圾增多，物業沒辦法，又打電話暗示袁大姐回來收廢品，只不過要保持低調，收完趕緊走。

袁大姐終於把秤要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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