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我怕他们毫无预感，在温暖中大难临头

【编者按】这位一九八零年代末出生的读者，学生时代模糊的“六四”认知在做记者后，成为一次次惊险、不安、堵塞的经验：与国家机器周旋，见证各种“六四”亲历者的现状......面对正在被各种力量消解的“六四”记忆，她害怕遗忘。

高二那年的一天下课，我把语文老师堵在讲台上，问他“六四”是什么。这个老师瘦削斯文、带着眼镜，会在课上放电视剧版的《红楼梦》；学生尝试经典高考作文以外的写法，他会毫不吝惜地打高分。这个老师眼神略带躲闪地说：“‘六四’啊，就是学潮啊，学生运动啊。”什么是学潮？他没有回答下去。

高三那年的一天下课，我和几个同学又把历史老师堵在了讲台上。这是个和气微胖的老师是年级历史组的组长，中共党员。他面带暧昧笑容，反问说你问这个干什么？我说在别处看到，不太懂，他说我告诉你呀，我当年就在北京上学，要是真发生了什么事，我现在能在这里教书吗？

可是老师，我根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呀。

彼时大学，网上论政还不普遍，青年网友喜欢发些擦边球，和审查斗智斗勇，也以此认识政治倾向相似的网友，一旦被封杀就破口骂娘。上海的阿明，偷偷摸摸自印了几件T恤，是王维林提着塑料袋站在坦克龙前那一场景的乐高积木模拟图，寄了一件给我。

其他问了这个问题的同龄人，可能倒霉得多。阿盐就读于一所师范大学，某一年“六四”，他自己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带著蜡烛在学校操场点燃，不一会儿就被人带走，找上门的除了校领导，还有数名便衣。

从此，国保每年都会找他回访，笑嘻嘻地问他的近况和思想觉悟。他陷入抑郁等一系列情绪疾病之中。毕业后，他一次又一次面试，每走到最后一步，政审再也过不去，永远无法去正规的学校教书，只能辗转就职于各种城中村学校。

有一次他与国保喝茶完之后，写了一篇文章，详细讲述他当晚如同吃了虫子一样恶心得无法入睡，半夜从被窝焦虑地爬起来，想自残，想跳楼，最终找了最健康的发泄方式：他拿著棍子劈烂了一颗西瓜。果肉横飞，他知道国家机器将追随自己一生，他将度过无数个这样的夜晚。

他知道国家机器将追随自己一生，他将度过无数个这样的夜晚。

我来香港读书，Facebook添加了一批社运人士。2011年我第一次与杨匡出来吃饭，1967年生于广州的他，嘻嘻哈哈地跟我说，他当年“六四”之后，因为保护录像带出境和协助民运人士出国而被捕入狱，关了15个月。

我们此后在网上不时聊天，直到我第二年在新闻上看到“启丰二号船长”的名字。 我说你怎么突然跑去保钓登岛去了！ 他嘻嘻哈哈。又过了一年，我和他在北京见面，他依然意气风发，以游戏打怪升级的思路，大谈如何与内地维稳机器周旋，用一个“玩”字形容。

见面次日，他和刘沙沙跑到被软禁的刘晓波太太刘霞家楼下大喊大叫，送上妇女节祝福，当时成为一桩大新闻。后来他因偷越国境在深圳被捕，出狱后与刘沙沙结婚，两个人申请难民，辗转从东南亚偷渡，前往加拿大。刚刚在加拿大安顿不久，他就查出了鼻咽癌，接受化疗。

2012年，维园的集会结束后，我跟著几个前辈去吃夜宵。彼时内地一个微博大V，因为对某著名企业揭黑，被追击到飞越国境线。席间，他手里拿著一朵白色的编织花朵，说是场内一个香港女学生给他的，他想带回去，又怕在关口被扣下，因此想留给在港的人。

坐在他旁边的一个内地毒舌乐评人，指着他对我说，“你知道吧，他当年就在现场绝食，开枪的时候他刚好晕倒被送进医院了。 ”我仔细想想，应该算是捡回一条命，逃过一劫。大V眨着他的大眼睛，笑笑不说话。想来与他结伴绝食的人大多凶多吉少。

那之后不久，我帮香港的媒体做新闻。2013年我在北京访问茅于轼的讲座，因为毛左的捣乱，讲座取消，反而在场认识了几名从各地赶来的听众。中年成功企业家钱先生，当年是北京某高校学生。

我和他走在他的校园里，他指著空荡荡的道路、树木和景观植物，说这里！就是当年贴满大字报的地方！他和他的同学一样，在宿舍床位的枕头下留下一封短短的遗书，每天兴冲冲地赶往集会现场。

他是带纸笔去的，因为每天都有人在演说、交流，他说他在这里听到了孟德斯鸠、卢梭，以及好多政治哲学的概念。说起这些，他眼睛放光。屠城当晚，他和两个男同学在乱葬岗一般的大街上走了好几里地，才到达安全的地方，在有些路口甚至就有子弹擦身而过。

“我们就蹲著那边，子弹从我们屁股后面飞过去了！嘿嘿！”说的时候，他丝毫不恐惧，反而有些兴奋，重新焕发出年轻时代的光芒。 他所在的高校死了一、两个人，他灰头土脸逃回家乡，20多年来至今，他每年“六四”，都坚持断食24小时。

他说自己坚持践行，小处从我做起，做一个高尚的人，从不乱丢垃圾到善待员工，严格教育自己的孩子，以把改变延续下去。他满心希望，认为新上台的中共领导会在任内一定提出平反，说起这些他眼睛放光。彼时是2013年。

2013年，某大型音乐节负责人高层在境外讲座。听了讲座的朋友复述，负责人提到了他八九期间在街头的故事。由于不是第一手消息，我记不太清楚，他似乎是将学运与音乐节做了某种类比。

去年“六四”，零点刚过，他在朋友圈发了裴多菲的一首诗：“姑娘，假如我什么都不做，我就没有资格将你获得；爱情需要爱情来交换，我爱你呀，恰似你热爱祖国！”

同样在2013年，6月3日下午，我从北京木樨地地铁站的人行道上经过。那里停着警车和穿制服的警察，还有一排身穿老土便装，耳后有一根电话线的男子，他们蹲在路边抽烟，东张西望，流里流气。

一名年轻警察将我拦下，说小姐我认识你。

一名年轻警察将我拦下，说小姐我认识你。我说我不认识你呀。他说他在之前一个采访活动见过我，我是香港记者。

说话间七八名便衣和警服将我围住，一名女警手持DV机拍我，她身后一名微胖男子手持单反相机拍我。拍完我的人，就要查我的证件，拍我的身份证和记者证。

我当时心态，犹如一个对付教导主任的坏学生，拿出相机与他们对拍，每一张都拍到了制服警察，他们没有一个躲镜头，而便衣人员，尤其拿单反的，则全部在我相机拿起的一刻躲远，消失在制服警察的背后，树的背后和模糊的背景中。经过的路人频频侧目，没人敢驻足。

纠缠数分钟，一名穿得稍微整齐干净点的便衣头目，凶神恶煞地对我说，你现在马上离开，我笑嘻嘻反问，为什么要离开，我现在不正在路上走吗，你们把我围住我怎么离开？

他声音抬高八度，说你现在为什么会在这里我们心知肚明！你必须马上离开！我说心知肚明什么？我不明白呀。（可是老师，我根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呀。）

他说，你不明白我们换个地方慢慢说明白！

好呀好呀，我马上离开，回到住处我就把这段经历写下来发回香港，成了“六四”当天的头版头条。写稿期间，两名自称是出入境管理局的年轻男人不停给我打电话，说想要晚上跟我聊聊天，得知我在北京采访，互相了解照顾，支持一下我的工作。

我写完稿件去跟他们聊了2个多小时，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东拉西扯，问我公司情况，我跟他们说我就写写文艺报导，他们就说他们挺熟宋庄。我回到住处，家中的朋友说，我出门后，门口一直有脚步声走动和试探，直到洗衣机轰鸣的声音被打开。

2014年雨伞运动前，那两个男人还来了香港，想要来找我。其中一个给我发了条whatsapp：“美女你好，我是XXX！还记得我吗？”这些人太不敬业了！连我名字都喊不出来，想约我见面的男生那么多，谁记得你是谁啊。谁年轻的时候不是跩上天，连国家机器都不放在眼里呢，他们也曾像我一样跩上天，没有想到自己根本没有未来吧。

谁年轻的时候不是跩上天，连国家机器都不放在眼里呢，他们也曾像我一样跩上天，没有想到自己根本没有未来吧。

2014年，我参加一个境外文艺活动，一位大陆导演为我们演讲。他潇洒风流，作品票房极高、获得不少国际奖项。分析完作品，在观众的追问下，他说起自己在学运时还是大学生，和一名负责照顾伤员的姑娘如何在北京街头相遇、相爱的故事，讲述的时候，语气中略带一丝醉意的回味，血色浪漫，在场的学生们啧啧惊叹。这是我听过的六四故事中，唯一一个不那么惨烈的。

2014年4月，胡耀邦逝世25周年，我前往江西共青城的胡耀邦陵园。胡耀邦三儿子胡德华几乎算是家族中应对媒体的代言人，作为前总书记的后裔，他出入被地方官员和助手簇拥，回答问题时也带著那个地位的人特有的成熟狡黠。

胡耀邦忌日前一天，在酒店舒适的会议室中，摄像机镜头前，胡德华被问到“六四”，先铺垫了一个“当时在国外不清楚情况”的大前提，然后又表态说当局应当给学生一个历史评价，给死去的人一个说法。

次日的祭祀活动，鲜花堆满了陵墓，在与一大批官员、企业家的献花、鞠躬、致辞、合影、采访的流程之后，他和几名助手坐在纪念馆对面的凳子上休息。我跟他说起今天祭拜其父的人数之众，他突然一改娴熟腔调，一字一顿地说：

“一切有良知的人都会记住他。”

我离开共青城前，在酒店门口和他道别，克制地向他表达了青年一代依然有人在记住他的父亲。他又恢复了那种娴熟自如，亲切地向我道谢告别。后来想想，跟他说过类似的话的人应该很多。

在访问胡德华的前一天，我装成游客到陵园踩点，与装成游客的有线电视记者林建诚不期而遇。我们忍着笑，装作不认识对方，结果还是在陵墓前碰面。导游说，你们是不是同一个地方来的，口音怎么那么像。我们在她面前假装认识了一下，后来一起走出陵园，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林建诚是在香港传媒界跑中国线非常资深的记者，那年他得知因八九民运入狱22年的李旺阳刑满出狱，于是与他联系访问，谈论当年。那个访问6月2日播出，采访中李旺阳双目失明，但思路清晰，口气坚定：“六四必须平反！砍头也不回头！”

6月6日，李旺阳就被发现吊死在医院，警方说是自杀。行内都知道，这是诚哥心中的痛。他与李旺阳的妹妹双双在电话中痛哭，接受同行访问也常常失控，说自己无法控制情绪，“如果不满意采访，可以杀了我啊！”

事情发生后，他不愿意休长假，更不愿意换工作。 完成了采访之后，他在酒店请我吃了一顿牛排大餐，说起当年“六四”发生之后，他辞职了，只身从澳门到北京，穿得落魄不堪，像个流浪汉一样，在北京度过了一段时间。他说，他就是想站在那儿，生活一下，感受一下事情发生时是什么样子。

6月3日晚上，微信红包发不出带64和89组合的任何数额红包，连另一个时代的人物“刘和珍”都成了敏感词，好几个微信群都在聊这件事情。各种声音在朋友圈开始出现，有人质问这种擦边球式的全民纪念是不是“一场莫名其妙的狂欢”，有人认为不应该煽动别人献出生命。

可是怎么样算煽动呢，我在那个满是北京青年精英的同龄人微信群组中问，假如群内诸位早生几年，20几岁，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又会是怎样的光景呢？“那估计这个群就团灭了，”他们说。

然后，有人发了汪海鸣的一首诗《年轻人，你可别哭啊》，我受到触动，转发到一个记者和知识分子为主的群内，一个前辈媒体人哭得不能自已。我对那群同龄朋友说，隔壁有位媒体人看那首诗看哭了，其中一个回答，那媒体人的G点也太低了吧。

后来大家聊到夜深，两个群的人都相继睡去，那个哭了的媒体人说，他今晚要守夜。“替死去的同学守夜”。

我不知道动用国家机器去令人遗忘一个事件的力量可以有多强大，但我看到的是，在这种看似所有人都知道，所有人都在打擦边球的热闹下，有太多人在质疑这是不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狂欢”了，会对纪念者提出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是遗忘的一种表现。

没有比人更珍贵的事物，也没有比失去人更为惨重的损失了。因此我们这一代人，即使再怎么样疼痛，都不应把脚从那条河流中抽出来。而不陷入刻奇的唯一方式，就是贴身去感受“人”的故事。

所以我才希望能够紧紧攥住每一个人的故事，每一个满不在乎，意气风发的青年人的故事，他们的笑容灿烂就像如今的你我一样，他们毫无预感，在祖国的温暖怀抱中他们大难临头。

吾生也晚，幸运地错开了那不存在的一天。而我被他们拯救了。同时我也被家乡放逐了。因此，一半的我永远苟活于那并不存在的一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