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香港人昔日关心的不全是毛泽东思想，而是逃港的偷渡客与移民。或者，许多人都忘记了那个年代有根基的经济发展是如何形成，若非新中国管治一败涂地害苦百姓，香港也没可能迎来一批又一批博学的、富有的；饥饿的、无家的移民。当年的文学作品，有关怀弱势的，也有思考中国的。正因为毛泽东，因为文革，香港保存最优良的“文化中国”，同时成为反省文革的重要基地……（彥一）
题记：中国大陆每有政治事件，香港都成为大陆人暂居或移居的地方。若以毛泽东掌权到“自我检讨”退居二线的60年代为基础，一群偷渡来港的大陆人，受当时香港传媒殷切关注，以《明报》及《星岛日报》居多。
据《大逃港》（陈秉安，2013）描述，他一共花了22年去完成这部书，其中“有关群众外逃的历史档案还是作为国家机密，不对群众公开的”，可见整理近代史第一手资料有现实政治的困难；随后逃来香港的人，资料就更难找到。今天，记者尽管寻访世界各地的文革亲历者，记录第一身经历，若无国家文件佐证年份与细节，以及更具体的统计，个人记忆在大历史中，要受更长远的时间考验、佐证，困难重重。
唯独作家其时所书所录、今天视为文学的作品，既可保存个人记忆，又可经作家实践艺术手法，留住当下，启蒙后世。香港文学甚少被港英政府禁制，至今保存下来的作品，都属公开资料，大部分都可在公共图书馆寻得，亦有在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成为香港人在香港检视中国重大事件的一些线索。
民间不乏立志研究各年代的作家，关梦南是其中一人，有搜集60年代各路作家在文学杂志及书籍的发表状况，亦有为20年代到千禧年的新诗资料汇编。来到关梦南在界限街附近的“工作室”已是下午时份，他向我和摄记递来两包柠檬茶：“来，拿着，饮茶。”
在餐桌上移开了些报纸杂志：“关于文革，其实可以找……”他说了几个名字，他们后来曾编过关于香港记忆的书，也有写过自己的经历。可是，要寻找文革时期6、70年代“香港的中国”，还是需要《六十年代青年小说作者群像（1960-1969）》及《香港文学新诗资料汇编（1922-2000）》两种书的编者。从二书编者角度看文革时期的香港文学状况，中国在香港作家笔下的形象；文革前后，南来作家与土生土长的香港作家分别写了什么；香港为什么没有发展出“伤痕文学”；谈谈青少年在香港中文教育下的创作概况。
有稿费的作品才流行
在谈香港作品之前，关梦南先提到阿城写文革：“他写到主角在火车吃完饭，在木桌上一拍，夹在木桌缝隙的几粒饭跳了出来。他就捡起来吃。这就是（文学）。”他的意思是，作家写贫穷，不会写一个人有多悲惨，而是从言行细节掀开线索，要你联想。于是，中国大陆的“伤痕文学”就只把事件搬进“小说”里：“我们只能视之为‘粗糙的报道文学’，像刘宾雁那种。他的书，我在香港买的，起初读着，觉得还可以的；再读，就觉得打动人心的，始终还是（文革）事件本身，而不是作品本身的文学手法。”\
高质素的作品涌到杂志，亦与文革初期有著名“左报”的文艺园地一度停顿有关。而1950至1970年代，香港坊众普遍接触到的，是武侠、科幻和爱情小说。包括当时盛极一时的“三毫子小说”──惊险、侦探、浪漫、奇情兼而有之的流行小说。
关梦南认为“伤痕文学”是“从政治失误来看世界有多荒谬”，要做得圆熟，需要优秀的艺术手法与文化底子。偏偏，文化大革命就把文艺定调为政治宣传，文艺是作为宣扬毛泽东思想的工具：“人人都在想怎样建设国家，文艺的都不写了。而香港读到的多是单一脸谱化、口号的文字。几乎没一人有艺术表达能力！”
其时，香港确能在“左报”读到，好些在新中国建政前已移居香港的、活跃的作者，有高度的文化基础，可是一落笔写文革，较有规模的都在政论读到，而不是文学创作。关梦南分析，“左报”对香港文学思潮的影响向来不大，不管是土生土长，还是新移民，当年文青投稿都以新兴的文学杂志为主，就是写他们心目中的中国，都不会直接地表达出来。高质素的作品涌到杂志，亦与文革初期有著名“左报”的文艺园地一度停顿有关。而1950至1970年代，香港坊众普遍接触到的，是武侠、科幻和爱情小说（金庸、亦舒、倪匡等作家都自这年代起家），香港作家能获稿费的，都以这些题材为主，包括当时盛极一时的“三毫子小说”──惊险、侦探、浪漫、奇情兼而有之的流行小说。
关梦南，原名关木衡，文学工作者、诗人、专栏作家。历任报刊文艺版编辑，现为驻校作家、报刊特约作家、《香港中学生文艺月刊》编辑。编著有《零点诗选》、《看海的日子》(诗集)等。作品《关梦南诗集》获第七届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
六七暴动，在蔡炎培、刘以鬯笔下
回顾中国外交部在1967年5月15日──即文革“五一六通知”后，发表声明指“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决心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其风炽烈，广州遂举行了群众大会。这些群众大会“支持香港同胞的反迫害斗争”，加之《人民日报》社论号召“进一步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勇猛地向着英帝国主义展开斗争”，有专研香港史的学者早在上世纪末已著书明示或暗示“六七暴动”与文革有关，及后有更多资料公开并广泛讨论，确定不少暴力袭击、炸弹袭击都由当年的“左派”策动。而与香港民生有莫大关连的“文革”，正是这场香港史上最严重的暴动。
1967年8月，蔡炎培（笔名栾复）在《当代文艺》（徐速主编）发表〈锁钥〉，从遗失门匙，写六七暴动，从知识分子与艺术家角度，表达当年在港英政府管治下的生活如何压抑，象征寻得门匙解锁的盼望，暗示着主角对民族情怀、文化中国的期许。从上海移居香港的刘以鬯，在1968年发表短篇小说《动乱》，用十四种“物件”的视觉，写出街头暴动的众生相。尽管事件有人受伤，有人流血，但叙述者都以“物件”角度看着，它们有石头，有催泪弹，有街灯，有小刀，有尸体……都以“没有生命的东西”来写一场政治运动如何干扰生命，有生命的人（关好窗户的市民）又如何看待街头暴动。刘以鬯是上海移民，长年在港定居，写到这宗中国影响香港的、本土最严重的暴动，只从香港出发，与新中国几近无关。
我是一只邮筒，警察队还没有开到，就有人将一根燃烧中的木条塞入我的嘴内。我一向将信当做食粮，吃下燃烧的木条后，胃部出了毛病。
六七暴动后，有“左报”被港英政府勒令停刊，截断文革文宣；就连有左派作家有份参与的、非左派文艺杂志，都自动休刊。其时民情对一切与左派有关的东西都厌恶可憎（这股情绪影响至今），仍在贩售的报章杂志销量甚低，加上政府强硬举措，文革消息再难透过大众媒体传播，讯息流通的程度，已及至封锁。关梦南记得当年市况，民间尚有人热议毛泽东思想，香港也有样板戏上演，不过都不是香港社会主流。
文学水平才是标准，无关政治立场
在一股独特的“香港的忧郁”里，会读到“文化中国”这个图腾。讲的大都不是建政后的中国，而是取材自传统中国具象征意义的物象，在民族的情感上有所表达。
今天读到的、流传逾半世纪的香港文学，似乎并没有受文革影响，六七暴动里的爱国分子不得民心，是其中因由；港英政府在文化讯息传递方面的严密部署、报章副刊或杂志编辑以文学水平高下而非为政治立场判别来把关，堵塞了文革思潮，是更大的原因。
在不同年代成长的香港作家，都有自己对香港社会的判断，从早年侣伦、舒巷城等作家，到李怡、罗孚、戴天等，在一股独特的“香港的忧郁”里，会读到“文化中国”这个图腾。讲的大都不是建政后的中国，而是取材自传统中国具象征意义的物象，在民族的情感上有所表达。
直到香港写实主义大行其道，在文学创作方面大器晚成的刘以鬯，以及早在二战时期移居香港的文艺青年蔡炎培，已与50年代香港上一批移民的情绪大为不同，取材迥异。至于文革，关梦南认为除了六七暴动题材的小说，很难找到哪些作品既与文革有关，而又写得特别深刻的作品。“当时是深刻的，深刻在反思、影响，是政治上的。不过，6、70年代普遍香港人其实不大关心政治，不是与政治拉得很近。”不过，到了70至90年代，政论杂志《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末改称《九十年代》），一群知识分子从保钩运动到香港主权即将移交，引起了对文革的省思，这都是文学以外的事情了。
伤痕文学没有影响香港，反而五四时期的作品，仍在影响着香港。
提到曾在《七十年代》发表小说和政论的颜纯钩，关梦南十分雀跃：“这个例子非常特殊！八十年代一篇〈天谴〉引起关注。”他熟知颜纯钩的文艺成长，不过，他认为颜纯钩成名后写的多篇小说，已与文革没有直接关系，他的作品探讨得更多的，是移民身份等题材。至于其他有志文学创作的作家写的，“是可以在一些作品的段落读到，不过（受文革影响的）并不明显。伤痕文学没有影响香港，反而五四时期的作品，仍在影响着香港”。
在关梦南眼中，这批课本里的“五四”文章，不是写得最精致的一批。朱自清父亲“越轨”买了几个橘子，感动哭泣要哭两三次才够，真能感动香港学生吗？为什么取材于远离香港生活、文字不够精致的作品？至于古代文人，怎么个个都当不了官才写作，人人都看似暮气沉沉？
时至今日，近半世纪的香港文学佳作，才在十多年前开始逐一编进课程，而且因为改革后的单元教学、能力导向政策，考核学生语文理解及各种能力，毋须连结篇章与时代背景，至使中文教学碎片化。
未受文革文学影响，值得庆幸
这种“超时空”中文教学，在文史“分家”的大背景下，中文教学在港英时代至今，到底有没有其他目的，不难联想；中港文化多年隔阂，则造就了今天香港文学各具个性的面貌，与其他华文地区不一样的思维，以及受外语影响的中文书写。关梦南长年观察7、80年代香港作品，曾在8、90年代主编香港报章文艺版，董启章、罗贵祥、韩丽珠等作家在成长阶段，都曾在他主理的《星岛日报‧文艺气象》发表过，都受过香港传统的中文教育，并从这个牢笼逃出来，成为今日的香港文学作家，在各个华文地区发表作品，言说不一样的香港：董启章《地图集》、韩丽珠《输水管森林》、罗贵祥《欲望肚脐眼》等，都是与近半世纪新中国政局隔阂而自成一格的作品，他们以作品确立一个可容想像的“香港”，亦是庆幸没有受文革文学影响的一批香港文学作品。
报道文学可说是因文革而兴起。曾上山下乡的大陆作家，可直接写出自己的经历；更深入的研究，例如翻查文件资料、田野考察等，题材与深度历经半世纪，有别于当权者纪事立说的角度，从个人、家族、氏族到民族。这都需要长年努力，成果大都以十年计，在文革发动短短50年间，没有第一身经历的境外作家，能回应多少，可以想像。关梦南认为，有关民族思考的小说创作，香港并不算多；倒有大量谈到中国的新诗作品，戴天、昆南、蔡炎培等诗人，佳作多与民族相关，关梦南翻着厚厚的戴天诗集《骨的呻吟》，翻到哪首，就说哪首哪个意象所指。
关梦南写的〈伤口〉，本是讲述他一家仍在广州生活时，家人因受伤而到医院医治的经过，竟多次被人问到，作品写的是不是文化大革命；他说出写作缘起，对方还是将信将疑。他认为新诗写作时间比小说短得多，抒发的感情又容易引人联想，发表空间可达政论杂志如《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发表途径多，成果比小说更容易察看。至于当今青年的写作状况，关梦南长年在学校执教文艺写作班，有中小学的，也有公开招生的，观察有兴趣写作的学生，多少受中文课程五四遗风影响：时有流星，容易流泪；写的都是个人生活，时事历史不多谈。就是他任各文学奖评审时，读到的稿件，是香港有志文学创作的文艺青年作品，写历史的，寥寥无几，何况文革。至于来自中国大陆的投稿作品，或是新移民学生，语感不同，一读便知，所写题材多是家乡，亦鲜有文革题材。
为什么他们不写历史题材？
正因港英以至今天政府对文革的警惕，才有影响香港一代又一代的教育政策，香港文学创作没有历史题材的土壤，其来有自；有的都是早年“文化中国”的想像与书写。未来作家乎不能在课程内获得可创作的题材，呼应当年港英对“左派”的遏止，在政治语境中，目的是完全达到了。正因如此，文学在政治环境中的移情作用，未见有所发挥；有的都是仰看图腾或描述本土的作品，少了“香港作家笔下的文革”这个途径，香港人认识文革时，不易流于“伤痕文学”的那种情绪化。在实践文学创作同时，思考民族与其意义，而非单一政治事件始末与个中荒诞。
访谈尾声，我和摄记移开了两包还未开封的柠檬茶，忙着安排拍摄的事。关梦南应摄影师所说，看着远方。那个方向，似乎是界限街以南的香港岛：“南来作家与学者都很低调的，许多人都住在九龙唐楼。”他又说了几个名字，真名是谁，笔名是什么，几年写过哪个作品。我在想像，如果他在文革期间追随毛泽东思想上山下乡，至今坚信不疑，今天我们可读到的资料，会是什么。
后记：彦一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知道了香港文学没有流传文革文学，不管出于港英治下的锐意为之，还是种种被策动或纯粹意外，甚而因为香港社会有“对政治事件漠不关心”的基因，都可说是香港人的幸运：在这么的一场政治浩劫里，左派曾试图用文艺作为手段影响香港，中途被迫离场，未竟全功。香港人昔日关心的不全是毛泽东思想，而是逃港的偷渡客与移民。或者，许多人都忘记了那个年代有根基的经济发展是如何形成，若非新中国管治一败涂地害苦百姓，香港也没可能迎来一批又一批博学的、富有的；饥饿的、无家的移民。当年的文学作品，有关怀弱势的，也有思考中国的。正因为毛泽东，因为文革，香港保存最优良的“文化中国”，同时成为反省文革的重要基地。文学创作方面，香港似没有直接呼应文革时期的各个现象，却因社会经年接济饥民与逃难者，香港有了今天经常提到的“狮子山精神”，毋须文学作品呼召情感，社会自然有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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