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香港人昔日關心的不全是毛澤東思想，而是逃港的偷渡客與移民。或者，許多人都忘記了那個年代有根基的經濟發展是如何形成，若非新中國管治一敗塗地害苦百姓，香港也沒可能迎來一批又一批博學的、富有的；飢餓的、無家的移民。當年的文學作品，有關懷弱勢的，也有思考中國的。正因為毛澤東，因為文革，香港保存最優良的「文化中國」，同時成為反省文革的重要基地……（彥一）
題記：中國大陸每有政治事件，香港都成為大陸人暫居或移居的地方。若以毛澤東掌權到「自我檢討」退居二線的60年代為基礎，一群偷渡來港的大陸人，受當時香港傳媒殷切關注，以《明報》及《星島日報》居多。
據《大逃港》（陳秉安，2013）描述，他一共花了22年去完成這部書，其中「有關群眾外逃的歷史檔案還是作為國家機密，不對群眾公開的」，可見整理近代史第一手資料有現實政治的困難；隨後逃來香港的人，資料就更難找到。今天，記者儘管尋訪世界各地的文革親歷者，記錄第一身經歷，若無國家文件佐證年份與細節，以及更具體的統計，個人記憶在大歷史中，要受更長遠的時間考驗、佐證，困難重重。
唯獨作家其時所書所錄、今天視為文學的作品，既可保存個人記憶，又可經作家實踐藝術手法，留住當下，啟蒙後世。香港文學甚少被港英政府禁制，至今保存下來的作品，都屬公開資料，大部分都可在公共圖書館尋得，亦有在大學圖書館收藏的，成為香港人在香港檢視中國重大事件的一些線索。
民間不乏立志研究各年代的作家，關夢南是其中一人，有蒐集60年代各路作家在文學雜誌及書籍的發表狀況，亦有為20年代到千禧年的新詩資料彙編。來到關夢南在界限街附近的「工作室」已是下午時份，他向我和攝記遞來兩包檸檬茶：「來，拿着，飲茶。」
在餐桌上移開了些報紙雜誌：「關於文革，其實可以找……」他說了幾個名字，他們後來曾編過關於香港記憶的書，也有寫過自己的經歷。可是，要尋找文革時期6、70年代「香港的中國」，還是需要《六十年代青年小說作者群像（1960-1969）》及《香港文學新詩資料彙編（1922-2000）》兩種書的編者。從二書編者角度看文革時期的香港文學狀況，中國在香港作家筆下的形象；文革前後，南來作家與土生土長的香港作家分別寫了甚麼；香港為甚麼沒有發展出「傷痕文學」；談談青少年在香港中文教育下的創作概況。
有稿費的作品才流行
在談香港作品之前，關夢南先提到阿城寫文革：「他寫到主角在火車吃完飯，在木桌上一拍，夾在木桌縫隙的幾粒飯跳了出來。他就撿起來吃。這就是（文學）。」他的意思是，作家寫貧窮，不會寫一個人有多悲慘，而是從言行細節掀開線索，要你聯想。於是，中國大陸的「傷痕文學」就只把事件搬進「小說」裏：「我們只能視之為『粗糙的報道文學』，像劉賓雁那種。他的書，我在香港買的，起初讀着，覺得還可以的；再讀，就覺得打動人心的，始終還是（文革）事件本身，而不是作品本身的文學手法。」
高質素的作品湧到雜誌，亦與文革初期有著名「左報」的文藝園地一度停頓有關。而50至70年代，香港坊眾普遍接觸到的，是武俠、科幻和愛情小說。包括當時盛極一時的「三毫子小說」──驚險、偵探、浪漫、奇情兼而有之的流行小說。
關夢南認為「傷痕文學」是「從政治失誤來看世界有多荒謬」，要做得圓熟，需要優秀的藝術手法與文化底子。偏偏，文化大革命就把文藝定調為政治宣傳，文藝是作為宣揚毛澤東思想的工具：「人人都在想怎樣建設國家，文藝的都不寫了。而香港讀到的多是單一臉譜化、口號的文字。幾乎沒一人有藝術表達能力！」
其時，香港確能在「左報」讀到，好些在新中國建政前已移居香港的、活躍的作者，有高度的文化基礎，可是一落筆寫文革，較有規模的都在政論讀到，而不是文學創作。關夢南分析，「左報」對香港文學思潮的影響向來不大，不管是土生土長，還是新移民，當年文青投稿都以新興的文學雜誌為主，就是寫他們心目中的中國，都不會直接地表達出來。高質素的作品湧到雜誌，亦與文革初期有著名「左報」的文藝園地一度停頓有關。而50至70年代，香港坊眾普遍接觸到的，是武俠、科幻和愛情小說（金庸、亦舒、倪匡等作家都自這年代起家），香港作家能獲稿費的，都以這些題材為主，包括當時盛極一時的「三毫子小說」──驚險、偵探、浪漫、奇情兼而有之的流行小說。
關夢南，原名關木衡，文學工作者、詩人、專欄作家。歷任報刊文藝版編輯，現為駐校作家、報刊特約作家、《香港中學生文藝月刊》編輯。編著有《零點詩選》、《看海的日子》(詩集)等。作品《關夢南詩集》獲第七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
六七暴動，在蔡炎培、劉以鬯筆下
回顧中國外交部在1967年5月15日──即文革「五一六通知」後，發表聲明指「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決心把這場鬥爭進行到底」，其風熾烈，廣州遂舉行了群眾大會。這些群眾大會「支持香港同胞的反迫害鬥爭」，加之《人民日報》社論號召「進一步動員起來，組織起來，勇猛地向着英帝國主義展開鬥爭」，有專研香港史的學者早在上世紀末已著書明示或暗示「六七暴動」與文革有關，及後有更多資料公開並廣泛討論，確定不少暴力襲擊、炸彈襲擊都由當年的「左派」策動。而與香港民生有莫大關連的「文革」，正是這場香港史上最嚴重的暴動。
1967年8月，蔡炎培（筆名欒復）在《當代文藝》（徐速主編）發表〈鎖鑰〉，從遺失門匙，寫六七暴動，從知識份子與藝術家角度，表達當年在港英政府管治下的生活如何壓抑，象徵尋得門匙解鎖的盼望，暗示着主角對民族情懷、文化中國的期許。從上海移居香港的劉以鬯，在1968年發表短篇小說《動亂》，用十四種「物件」的視覺，寫出街頭暴動的眾生相。儘管事件有人受傷，有人流血，但敘述者都以「物件」角度看着，它們有石頭，有催淚彈，有街燈，有小刀，有屍體……都以「沒有生命的東西」來寫一場政治運動如何干擾生命，有生命的人（關好窗戶的市民）又如何看待街頭暴動。劉以鬯是上海移民，長年在港定居，寫到這宗中國影響香港的、本土最嚴重的暴動，只從香港出發，與新中國幾近無關。
我是一隻郵筒，警察隊還沒有開到，就有人將一根燃燒中的木條塞入我的嘴內。我一向將信當做食糧，吃下燃燒的木條後，胃部出了毛病。
六七暴動後，有「左報」被港英政府勒令停刊，截斷文革文宣；就連有左派作家有份參與的、非左派文藝雜誌，都自動休刊。其時民情對一切與左派有關的東西都厭惡可憎（這股情緒影響至今），仍在販售的報章雜誌銷量甚低，加上政府強硬舉措，文革消息再難透過大眾媒體傳播，訊息流通的程度，已及至封鎖。關夢南記得當年市況，民間尚有人熱議毛澤東思想，香港也有樣板戲上演，不過都不是香港社會主流。
文學水平才是標準，無關政治立場
在一股獨特的「香港的憂鬱」裏，會讀到以「文化中國」這個圖騰。講的大都不是建政後的中國，而是取材自傳統中國具象徵意義的物象，在民族的情感上有所表達。
今天讀到的、流傳逾半世紀的香港文學，似乎並沒有受文革影響，六七暴動裏的愛國份子不得民心，是其中因由；港英政府在文化訊息傳遞方面的嚴密部署、報章副刊或雜誌編輯以文學水平高下而非為政治立場判別來把關，堵塞了文革思潮，是更大的原因。
在不同年代成長的香港作家，都有自己對香港社會的判斷，從早年侶倫、舒巷城等作家，到李怡、羅孚、戴天等，在一股獨特的「香港的憂鬱」裏，會讀到以「文化中國」這個圖騰。講的大都不是建政後的中國，而是取材自傳統中國具象徵意義的物象，在民族的情感上有所表達。
直到香港寫實主義大行其道，在文學創作方面大器晚成的劉以鬯，以及早在二戰時期移居香港的文藝青年蔡炎培，已與50年代香港上一批移民的情緒大為不同，取材迥異。至於文革，關夢南認為除了六七暴動題材的小說，很難找到哪些作品既與文革有關，而又寫得特別深刻的作品。「當時是深刻的，深刻在反思、影響，是政治上的。不過，6、70年代普遍香港人其實不大關心政治，不是與政治拉得很近。」不過，到了70至90年代，政論雜誌《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末改稱《九十年代》），一群知識份子從保鈎運動到香港主權即將移交，引起了對文革的省思，這都是文學以外的事情了。
傷痕文學沒有影響香港，反而五四時期的作品，仍在影響着香港。
提到曾在《七十年代》發表小說和政論的顏純鈎，關夢南十分雀躍：「這個例子非常特殊！80年代一篇〈天譴〉引起關注。」他熟知顏純鈎的文藝成長，不過，他認為顏純鈎成名後寫的多篇小說，已與文革沒有直接關係，他的作品探討得更多的，是移民身份等題材。至於其他有志文學創作的作家寫的，「是可以在一些作品的段落讀到，不過（受文革影響的）並不明顯。傷痕文學沒有影響香港，反而五四時期的作品，仍在影響着香港」。
在關夢南眼中，這批課本裏的「五四」文章，不是寫得最精緻的一批。朱自清父親「越軌」買了幾個橘子，感動哭泣要哭兩三次才夠，真能感動香港學生嗎？為甚麼取材於遠離香港生活、文字不夠精緻的作品？至於古代文人，怎麼個個都當不了官才寫作，人人都看似暮氣沉沉？
時至今日，近半世紀的香港文學佳作，才在十多年前開始逐一編進課程，而且因為改革後的單元教學、能力導向政策，考核學生語文理解及各種能力，毋須連結篇章與時代背景，至使中文教學碎片化。
未受文革文學影響，值得慶幸
這種「超時空」中文教學，在文史「分家」的大背景下，中文教學在港英時代至今，到底有沒有其他目的，不難聯想；中港文化多年隔閡，則造就了今天香港文學各具個性的面貌，與其他華文地區不一樣的思維，以及受外語影響的中文書寫。關夢南長年觀察7、80年代香港作品，曾在8、90年代主編香港報章文藝版，董啟章、羅貴祥、韓麗珠、等作家在成長階段，都曾在他主理的《星島日報‧文藝氣象》發表過，都受過香港傳統的中文教育，並從這個牢籠逃出來，成為今日的香港文學作家，在各個華文地區發表作品，言說不一樣的香港：董啟章《地圖集》、韓麗珠《輸水管森林》、羅貴祥《欲望肚臍眼》等，都是與近半世紀新中國政局隔閡而自成一格的作品，他們以作品確立一個可容想像的「香港」，亦是慶幸沒有受文革文學影響的一批香港文學作品。
報道文學可說是因文革而興起。曾上山下鄉的大陸作家，可直接寫出自己的經歷；更深入的研究，例如翻查文件資料、田野考察等，題材與深度歷經半世紀，有別於當權者紀事立說的角度，從個人、家族、氏族到民族。這都需要長年努力，成果大都以十年計，在文革發動短短五十年間，沒有第一身經歷的境外作家，能回應多少，可以想像。關夢南認為，有關民族思考的小說創作，香港並不算多；倒有大量談到中國的新詩作品，戴天、崑南、蔡炎培等詩人，佳作多與民族相關，關夢南翻着厚厚的戴天詩集《骨的呻吟》，翻到哪首，就說哪首哪個意象所指。
關夢南寫的〈傷口〉，本是講述他一家仍在廣州生活時，家人因受傷而到醫院醫治的經過，竟多次被人問到，作品寫的是不是文化大革命；他說出寫作緣起，對方還是將信將疑。他認為新詩寫作時間比小說短得多，抒發的感情又容易引人聯想，發表空間可達政論雜誌如《七十年代》／《九十年代》，發表途徑多，成果比小說更容易察看。至於當今青年的寫作狀況，關夢南長年在學校執教文藝寫作班，有中小學的，也有公開招生的，觀察有興趣寫作的學生，多少受中文課程五四遺風影響：時有流星，容易流淚；寫的都是個人生活，時事歷史不多談。就是他任各文學獎評審時，讀到的稿件，是香港有志文學創作的文藝青年作品，寫歷史的，寥寥無幾，何況文革。至於來自中國大陸的投稿作品，或是新移民學生，語感不同，一讀便知，所寫題材多是家鄉，亦鮮有文革題材。
為甚麼他們不寫歷史題材？
正因港英以至今天政府對文革的警惕，才有影響香港一代又一代的教育政策，香港文學創作沒有歷史題材的土壤，其來有自；有的都是早年「文化中國」的想像與書寫。未來作家乎不能在課程內獲得可創作的題材，呼應當年港英對「左派」的遏止，在政治語境中，目的是完全達到了。正因如此，文學在政治環境中的移情作用，未見有所發揮；有的都是仰看圖騰或描述本土的作品，少了「香港作家筆下的文革」這個途徑，香港人認識文革時，不易流於「傷痕文學」的那種情緒化。在實踐文學創作同時，思考民族與其意義，而非單一政治事件始末與箇中荒誕。
訪談尾聲，我和攝記移開了兩包還未開封的檸檬茶，忙着安排拍攝的事。關夢南應攝影師所說，看着遠方。那個方向，似乎是界限街以南的香港島：「南來作家與學者都很低調的，許多人都住在九龍唐樓。」他又說了幾個名字，真名是誰，筆名是甚麼，幾年寫過哪個作品。我在想像，如果他在文革期間追隨毛澤東思想上山下鄉，至今堅信不疑，今天我們可讀到的資料，會是甚麼。
後記：彥一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知道了香港文學沒有流傳文革文學，不管出於港英治下的銳意為之，還是種種被策動或純粹意外，甚而因為香港社會有「對政治事件漠不關心」的基因，都可說是香港人的幸運：在這麼的一場政治浩劫裏，左派曾試圖用文藝作為手段影響香港，中途被迫離場，未竟全功。香港人昔日關心的不全是毛澤東思想，而是逃港的偷渡客與移民。或者，許多人都忘記了那個年代有根基的經濟發展是如何形成，若非新中國管治一敗塗地害苦百姓，香港也沒可能迎來一批又一批博學的、富有的；飢餓的、無家的移民。當年的文學作品，有關懷弱勢的，也有思考中國的。正因為毛澤東，因為文革，香港保存最優良的「文化中國」，同時成為反省文革的重要基地。文學創作方面，香港似沒有直接呼應文革時期的各個現象，卻因社會經年接濟飢民與逃難者，香港有了今天經常提到的「獅子山精神」，毋須文學作品呼召情感，社會自然有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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