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土，左翼视角的中国政治与社会观察者，关注劳工，性别，族群等议题
炎炎夏日，酷热难耐，极端高温天气下中国的社会氛围也愈发躁动，显现出某种经济与社会危机的征兆。
早在3、4月份，广州沙河服装批发市场和杭州四季青服装市场的商户相继发起关门罢工和聚集抗议的行动，要求市场运营方减租、延租和退租，因为受疫情影响，各地的封控措施导致物流中断，往年的旺季不再，春装销售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商户损失惨重；5月份，台资企业广达上海厂区连续爆发两次工人骚乱事件，起因是闭环复工使得工人长期被关在厂区内追赶产量，封控太久，有的想要返乡，有人对工资和加班费有争议，这些问题公司未能脱产解决，导致工人把矛头转向企业的台籍管理干部，一度冲进他们的宿舍闹事泄愤。
到了7月份，更大的危机爆发，近3000名村镇银行储户突破重重围堵，抵达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分行外维权，以及蔓延全国的300多个烂尾楼业主展开集体断贷行动。这是近年来罕见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它不但揭露了地方金融和房地产领域的监管腐败，而且也表明当民众的根本经济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时候，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他们有组织的反抗仍有机会冲破政府精心打造的刚性维稳体制来。在数字极权主义日甚一日的环境下，这一点对分析中国社会的矛盾冲突及其走向具有启发意义。
“整治”群体性事件的策略变化
明显的镇压行动的升级反映的是政府对群体性事件认知的根本变化，即从经济利益冲突转向意识形态斗争。
群体性事件是观察转型期中国社会的重要窗口，本世纪以来，各种形式的群体性事件一度此起彼伏，万州事件、瓮安事件、石首事件、新塘事件等都以暴烈的方式进入公众视野，凸显官民冲突的严重程度。由于这些问题在政治上的敏感性，国内学术界只有少数学者研究抗争政治的生发原因和动力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类型学分析，比如于建嵘将群体性事件划分为维权行为，泄愤事件和骚乱；也有学者针对具体的抗争个案提出依法抗争、以法抗争和以“气”抗争等概念。这些研究在理论上具有启发意义，但从另一面反映出一个尴尬的现实，即在社会转型期，无组织的抗争行动高发，但这些事件很少能转化成有组织的社会运动。
不同类型和性质的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各不相同，其治理机制需要对症下药。过去十年，轰轰烈烈的反腐和脱贫运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众的被剥夺感，减少了泄愤和骚乱事件的发生。但是，基于利益的反应性抗争依然存在，而且农民和工人的以法抗争、以理维权都是在既定的法律规则下诉求自身的权利，使其具有很大的正当性，因此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民上访和工人维权都是地方政府维稳的主要内容，采用的形式包括谈话说服、跟踪监视、人身控制等，根据事件的严重程度而分级实施。
由于这种地方化应急式的维稳策略目标在于压制社会矛盾的影响，如减少上访，避免舆情，并不能解决制造问题的结构性原因，结果就是无法在根本上消除群体性事件。因此在习近平时代，政府把矛头指向了支持协助农民工人集体抗争的维权律师、NGO和学生组织，通过大抓捕、电视认罪、判刑入狱等强硬手段阻绝不同社会主体的联结与互助。
明显的镇压行动的升级反映的是政府对群体性事件认知的根本变化，即从经济利益冲突转向意识形态斗争，主观上认定公民维权有境外势力的支持，有潜在的所谓颜色革命的威胁，因此每当群体性事件发生时，不管诉求为何，抗争者都容易被污名化，而且使用暴力手段也成为常态。
用泛国家安全的概念来应对民众的集体抗争或社会运动是一个用起来有效的工具，对任何社会问题，只要升级到维护国家安全的层面，政府在处理的时候不但可以回避真实的结构性的原因乃至背后的腐败，又可以恣意使用镇压手段而逃避追责。但这种处理方式也会引发难以预料的后果，抽象地说就是对社会问题的处理脱离了法治的轨道而变得政治化，让政府失去公信力；而在实践中，政府变得更加依靠强力来控制抗争者，导致矛盾激化。
群体性事件与国家安全
本质上是利益诉求的群体事件为何频繁被套上危害国家安全的帽子？
加拿大学者王惠玲的研究表明，为了规避政府的责任和降低成本，外包镇压已经成为地方政府惯用的方式来应对征地过程中农民的反抗。她提出了两种外包工具，即黑衣人（thug-for-hire）和群众动员（mobilizing the mass）。所谓黑衣人是指在抗争现场出现的身穿黑色保安服的不明身份人士，以每日言语骚扰、暴力骚扰、破坏公物、殴打甚至杀人的方式来逼迫钉子户；而群众动员有别于直接暴力，是诉诸于社会网络中的关系压力，利用基层党员的思想工作以及社区有影响力的人士，比如朝阳群众，来对钉子户施加精神压力。
7月10日数千名来自全国的村镇银行储户聚集在中国人民银行郑州支行外维权，打出的众多标语中有两条就是“反对权力任性，反对河南省政府联合黑社会暴力殴打储户”，“抵制河南警察暴力对待储户，反压迫，要求人权法治”，这是他们之前近一个月去河南银保监局维权时被拦截、被软禁的真实反映。
这次储户们维权现场同样被一群“白衣人”围住拳打脚踢，发生流血事件。这些人的身份成谜，但竟能在警方的默许下暴力拉扯，可见不一般，网上也有传言说他们是来自警校的学生，提前学习执行维稳任务。这个案例有力证明在经济社会危机愈发严重的时刻，暴力镇压已经成为各地处理社会矛盾冲突的主要手段，背后折射出政府有效治理工具的不足，这与学术界鼓吹的社会治理创新形成鲜明对照。
本质上是利益诉求的群体事件为何频繁被套上危害国家安全的帽子？从政府的广义解释来看，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核心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群体性事件顾名思义是有很多人参与，需要形成一定的组织领导结构进行指挥和统一行动，仅这一点而言就是极权政府无法容忍的。以劳工抗争为例，上世纪80年代席卷波兰的团结工会罢工运动是引发“苏东剧变”的重要推手，这对中国来说是深刻的教训，基于此，政府一直把农民工的集体行动和独立工会视为大敌。
过去几年各级政府采取各种手段根除劳工NGO生存的土壤，包括切断境内外资金资助，逼迁办公室和活动场地，抓捕审判活跃的劳工活动家等，导致一批在广东存在了二十多年，为农民工维权作出很大贡献的NGO被迫转型关闭。此外，即使宣称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毛左青年也因为声援佳士工人组建工会的运动而遭受严酷镇压，根本原因是在一个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中，农民工的工业公民权并没有实际的制度性保障，当他们抛弃官方的修正版马克思主义而用毛主义来武装头脑，并试图组建独立工会时，这必然被政府视为对政权安全构成挑战。
健康码与郑州储户维权
在常规监控和疫情防控的双重措施下，仍然有数千名储户出现在郑州维权，做到这一点着实让人惊讶，更让人佩服的是他们表现出来的组织性，行动很有策略。
阻绝群体性事件中的政治动员能力是政府治理的命门所在，而不断进化的数字监控技术提升了政府预判、介入、分化、瓦解群体性事件的能力。早在2003年，公安部门就启动“金盾工程”来搜集全国人口数据，随后各地又大规模实施“天网”、“雪亮工程”、“平安城市”等计划，让监控摄像头遍布每一条大街小巷，利用语音和人脸识别技术来掌握重点人群的动态。此外，公安部门强迫式要求个人安装“国家反诈中心APP”，以防境外诈骗的名义接管手机上的隐私数据，使得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在掌控之下。
过去几年，P2P暴雷引发的维权事件不在少数，对此政府内部也形成一套自动识别投资者，阻挡其上访的响应系统。前些年有一位朋友从广州去北京出差，在鸟巢国家体育场刷身份证时被拦下，因为系统显示其曾经投资暴雷的互联网金融，存在上访的风险，需要专门排查，等她回到广州后又接到居住地派出所的电话，调查她去北京的目的。尽管她已经自认投资失败，不再追究，但因为她的名字一直存在在金融难民的维稳名单上，正常的出行生活一直受到干扰。
这次河南村镇银行暴雷的维稳方式也如出一辙，全国各地的储户们都接到属地派出所的电话，要求他们不要串联，不要聚集上访，这是典型的对群体性事件的识别和预判，尽力掐断任何沟通、串联的意图和行动。
健康码的应用给政府提供了一个覆盖全民的治理工具，以疫情防控的名义，红黄码起到了电子镣铐的作用，令行禁止，有绝对的权力。面对如此诱惑，严重依赖监控治理的政府不可能不滥用这个机会，河南给各地的储户赋红码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只是汹涌的反对声音出乎他们的意料，因为现在每一个人的行动都受到健康码的约束，此例一开，人人自危。其实，中央政府也未必能抵挡健康码的权力诱惑，只不过疫情还没有结束，如果健康码的公信力被削弱，会给疫情防控带来压力。但这种建立在民众让渡隐私基础上的全方位监控体系会以其他的面目出现，比如广东省今年3月就在强制性推广粤居码，由居委会和辅警上门搜集所有常住和流动人口的信息，虽然不叫健康码，但功能类似，没有粤居码不给租房，对每一个人都做到精准监控，又不受防疫的限制。
在常规监控和疫情防控的双重措施下，仍然有数千名储户出现在郑州维权，做到这一点着实让人惊讶，更让人佩服的是他们表现出来的组织性，行动很有策略。比如他们制作的标语是精心设计的，包括“楼阳生有通天关系就可以办训诫中心、无访村、赋红码？”和“反对楼阳生掩耳盗铃的三零政策：零上访、零事故、零案件”。这两条标语是把维权的诉求对象限定为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并现场呼吁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调查河南。这个策略背后的逻辑在中国的上访维权运动中很常见，即办坏事的是地方政府，请求中央政府主持公道。
此外，“反对河南政府腐败、暴力，40万储户在河南破灭了中国梦”、“反对河南省政府的迫害，要人权、自由、平等、法治”这两条标语不但直接控诉河南政府镇压储户维权，而且用“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正当化他们的行动，这种隐晦的政治化表达目的同样是激起中央政府的介入。最特别的是储户们打出了英文标语，这在群体性事件中非常罕见，在现在的舆论审查环境下，求助外国媒体算是绝境下的选择，放手一搏。
尽管村镇银行储户遭到大批警察和穿黑白色便服的不明身份人士的共同镇压驱赶，甚至有的抗争者被打伤流血，但这次精心组织、突破重围的集体维权成功吸引了国内外舆论的支持和报道，现场图片和视频实时在不同的社交媒体传播，给政府带来巨大的压力，当天警方就通报逮捕了一个犯罪团伙，之后几天政府也宣布分批次垫付与提取存款的方案。由此可见，7月10日发生的储户第四次集体维权是一个转折点，让河南和中央政府认识到，强力镇压的边际效用在递减，一方面是涉及到的人数众多，遍布全国，各个阶层都有，维权的动员资源较多，另一方面存款是很多储户的身价性命，只能豁出去，维权的意志坚定。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让这起群体性事件在重重围困与控制之下发生。
经济下行与维权高峰
製造業外遷和土地財政難以爲繼，打開了中國經濟社會危機的潘多拉魔盒，農民工討薪、大學生失業、金融難民討債，預示着更多群體性事件的發生。
相比于十年前，现在政府对社会的监控技术和手段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对任何有组织的抗争行动的阻断和打击能力都大大增强。但是，即便如此，像储户维权这样的群体性事件仍然有机会发生，这说明社会控制技术的进步并不能掩盖社会危机的爆发。
尽管宣传部门费尽心思鼓吹一派盛世景象，但眼下的中国已然开启了一个下行周期，过去一度维持经济发展的两个支柱：人口红利和房地产都开始急剧转折，制造业外迁和土地财政难以为继，打开了中国经济社会危机的潘多拉魔盒，农民工讨薪、大学生失业、金融难民讨债，预示着更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中国劳工通讯的数据显示，过去6个月全国各地共记录到超过420例不同规模的抗争，其中讨薪罢工占大多数，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严格的清零措施导致企业订单急剧下降，经营困难，朝不保夕。
由于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这几年对中国的集体抗争和社会运动的研究明显停滞，但在现实生活中，社会矛盾和冲突无法避免。尽管政府手中有非常丰富的镇压工具包，但这是建立在地方财政充盈的基础上，无论是外包是镇压，还是维持人数高达400万的辅警队伍，都需要耗费不菲的成本。但是，受疫情防控的影响，中国地方财政状况恶化的速度加快，公务员和国企事业单位开始普遍降薪，支撑维稳力量扩张的财力基础也遇到瓶颈。或许在未来某个时刻，工资低、待遇差的辅警也会走上街头讨薪，毕竟防疫志愿者“大白”讨薪已经多次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抗争维权事件很快会迎来新一波高峰。
相比于无组织的泄愤和骚乱，有组织的抗争运动更有社会进步意义，就这一点而言，总结、传播成功的维权事件的经验既有学术价值又有实践关怀。因此，河南村镇银行储户维权是中国各地正在发生的各类抗争维权事件的代表，证明中国看似严密的极权主义监控体系背后仍然潜藏着无穷的改变的力量，而如何凝聚更多改变的力量推动国家往正确的方向前进，避免堕入历史的深渊，需要更多有识之士的思考与行动。
謝謝第十一個觀察者的本文評論。
@第十一个观察者 很喜欢你的文字，你的评论总是这么精彩~
在这里蹲小粉红
一日為奴，終生為奴！這些維權民眾為國外遞刀子，影響國家聲譽，應該一律抓起來以「叛國罪」處理，家人親屬都要「連坐法」，接受勞動改造！
能夠打敗中共的，只有經濟崩潰，軍隊無糧出。
文章最重要的论点似乎是维权抗争可以逃过各种监控和预防性的镇压手段而实现 用河南村镇银行维权作为例子 （其他都属于过去的文献回顾） 文章从结果反推储户们成功逃过监控进行了联络 我觉得这部分的分析是最重要 对未来的预测是最有意义的 却被文章忽略了
河南村镇银行得以组织起来维权有其特殊性 首先村镇银行虽然本来只应该为当地服务 但是违规操作导致损失者遍布全国 一个本来是地方性的议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组织 超越了地方自己的监控能力 所以组织没有被第一时间喊停；另外有一种论点认为郑州地方政府有意识行动缓慢 放任初步抗争以形成舆论压力 帮助引起中央干预来解决超越了市政府能力和责任范围的村镇银行问题；从这两个角度上看 村镇银行事件未必说明未来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突破国家管控的抗争
最后还有一些奇怪的地方 储户直接挂河南省委书记的名字其实是很不正常的 一般的抗争针对的责任目标一般是具体经手人和责任人 因为这样符合“依法抗争”的原则 可以获得更大的合法性 以及给解决问题的领导更大的压力 把矛头直接指向最高一级地方政府的头号领导等于要求国家直接介入 如果是这样 那应该去北京上访而不是郑州 这个操作不禁让人疑惑是否有政治斗争的因素掺杂其间
如果日子人的遭遇落到軍警身上，我很好奇他們會怎麼做。
「日子人」的问题是很令人忧心和悲哀，但是正因为民众如此好欺，所以有权有势者一定会一欺再欺。有生之年我或许能有幸经历一些「不得了」的事情。
明日香港
讀者留言比撰稿人寫的評論更精彩。
郑州，一个神奇的地方，去年大洪水淹了不少人，外国记者过去被骂。今年到处是烂尾楼，又发生维权
河南人就算吧啦,呢碩打完,個頭更愛國
很同意第十一號觀察者的意見
當看到歷史，大躍進饑荒死那麼多人，飯也吃不到的時候也沒有大範圍反抗 … 我確是十分悲觀
就算現在時代不同，人民擁有的已比較豐足，被觸動反抗的門檻降低，我也不相信人民會反抗至權力核心，因中國教育一直也只指向上一層問責，不會向問題最終核心尋根究柢 … 各家自掃門前雪，又有何情況能觸動每一個中國人的神經?
国中会考题目竟然能达到如此深度，还是开放式的题目，真的感叹台湾教育在促进学生独立思考上面的努力
感覺某樓的評論巧合地佐證了第十一個觀察者的論點，令我不由得聯想起柏拉圖的洞穴寓言。
山洞裡被鏈子固定的囚犯，只能看到洞穴的內壁，不能轉身。他們看不到背後的洞穴出口，也不知道有這麼一個出口，也不能看清自己和其他囚犯。在他們身後遠處是燃燒的篝火，囚犯看見火光照亮的牆壁，卻看不見光源。有人舉著用石頭和木頭做的人體和其他生物模型來回穿梭。看著牆上閃動的光影，囚犯無事可做，只能討論這些影子。他們相信影子就是真相，還從影子中鑽研出一整套學問，並試圖從它們的出場和動作中找出一系列的規律。
若一名囚犯被鬆綁，他可以轉身走出山洞。因為習慣黑暗，陽光令他痛苦。等適應了自然光線後，他發現影子的真相。他回到洞裡，告訴眾人真相，眾人卻無法理解並發怒。就算他將眾人釋放，試圖勸他們離開洞穴，眾人依然相信內壁的影子，並將他殺死。
這同時也是今年台灣國中國文會考題目之一。人的求知本來應是只知其一，惟恐不止其一，復求知其二者，而獨裁治理下最恐怖的是掌握教育並限制訊息來源，幾十年幾百年後，人會變成惡人言有其二也不足爲奇。
英文标语?去年发大水时不是排拆外媒吗？这会昨咋开始相信外媒了？
時任河南信陽地委副書記、行署專員的張樹藩後來撰文回憶說：「從信陽事件中可以看出，我們的廣大人民群眾真是太好了。當時信陽地區餓死那麼多人，並非沒有糧食，所屬大小糧庫都是滿滿的，但群眾寧可餓死，也沒有搶過一個糧庫。這證明與共產黨血肉相聯的人民是多麼聽話，多麼遵紀守法，多麼相信黨。而我們某些領導幹部，實在是愧對人民啊!」
@第十一個觀察者 日子人思維在道德窪地人眼中已經算是進步思維了🙄。最起碼他們沒有扛著民粹愛國大旗踩上那些維權人士一腳。
@madlex：我不是逆向民族主义者，我对民族性的批评一般来说都基于社会本身的环境。
我看到YouTube有些博主对储户的评价是“活该”“愚蠢”之类的，我对这种观点是极其反感的，因为嘲笑受害者来获取“我是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对推动社会进步来说毫无意义，因为这些观点首先来说就是把自己和那些抗议者分割开来了，自傲于“和他们不是一个阶层”。这种做法很愚蠢。
我写的文字，批评中国人的国民性，但我同样也是，原子化社会中的一部分，批评同时也是自我批评，我又怎么敢说那些事情发生在我头上时我就会做的比那些储户好？
写下文字的同时就是在记录我自己的软弱，但更重要的是看清楚什么东西让我们变得害怕，变得软弱，看清楚造成社会原子化的结构性问题，那些对不确定性恐惧和焦虑从何而来。
储户们对抗议行动如我所说，确实是利己和软弱的，但是他们不是圣人，即使是利己为核心来追求自己的权利，那有什么问题？世界上所有的抗议行动都是这么发生的。
我要批评的对象永远不是储户，他们已经尽全力做到他们能做的事情。这不是他们的错误，矛头应该指向监管不力的银监会，资金周转有问题的开发商，以及地方政府过度依靠土地财政最终导致系统性风险。
「這些人的身份成謎，但竟能在警方的默許下暴力拉扯，可見不一般，網上也有傳言說他們是來自警校的學生，提前學習執行維穩任務。」
從白衣人的髮型 陣形 和零碎的開盒資料來看，那群白衣人要麼是警校生，要麼就是內地的「特警」（內地的特警大多數性質更接近香港的PTU，但大概率不是武警，因為地方政府沒有調動武警的權利）。而近些年內地警方和武警的演訓也大量加強對維群人士的對抗，典型的例子是2019年反修例運動時，武警在深圳曾舉行大規模的演訓「威懾港獨勢力」，但演訓中假象的示威者拿的都是一些維權的口號。
不得不说lntell君的发言再次证实了我上一段发言的准确性😂，日子人思维，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倒也不是说这有什么不好，但是这样放弃自己的权利，放弃学会看透本质的能力，会让自己缺乏社会避险能力
大抵贊同第十一個觀察者的意見，不過有人出來好過全部回家睡覺。即使這些人是豬，抓豬殺豬都要人力物力。偉大的習近平手足不辭勞苦地製造各種矛盾，迫得共產黨不斷地投入資源，無需改變的力量推往正確方向，其本身的結果就是讓共產黨墮入歷史的深淵。共產黨跌落去，社會先可開始討論該往何處進步。
与其说专制政权，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个官僚作风严重的政权。对于我们大陆居民而言，大部分时间和政府是没有交集，生活也就平平淡淡的进行，和港台没什么不同，没有体验到所谓“专制”给我们的压力，不过但凡某些事和政府产生交集，这种浓烈的官僚主义作风就出来了，有时候补办身份证都要靠关系，本身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成立人情社会的延伸。中央政府一般提供一个宏观的框架，地方政府一般是具体的执行单位，而责任是逐层下放的，这就导致越到底层处理的方式便越不透明甚至越极端。像平息郑州楼市暴雷这件事，就能体现出这件事：如果郑州市能压住，那就是郑州市政府的领导有“能力”，到时候可能省领导就会看重你，然后让你逐步高升；如果压不住，中央斥责，责令整改，省政府悔过再传达中央精神，骂一顿市政府，然后市政府再逐级向下传达，裁撤几个基层官员，然后正式开始处理问题，这就是中央的权威。俗话说“政令不出中南海”，能传进去也不容易的，地方政府官员应该没有人傻到扔自己的乌纱帽吧？至于维权这种事吧，我感觉也是国内最近意识形态抓的太严了，维权本身就是合法行为，国家提供上访的渠道但是地方政府层层阻拦生怕影响自己的政绩，导致维权无门，所以才会发现维权活动一般都指向地方政府，因为中央政府可以改变很多，可是地方政府是可以切切实实切段你和中央政府联系的各种渠道的。中国中产数量越来越多，工农阶级还是大多数，可目前这套延续惯性的治理体制，既没有对中产阶级的利益进行保护，也没有对基层民众的权益兜底。
“相比于无组织的泄愤和骚乱，有组织的抗争运动更有社会进步意义”
我悲观的问：有什么社会进步意义？
中国人的底线是很底的，储户钱拿不出来这种事情换其他国家银行都可能被砸，政府可能被冲击，在中国，你只能看到储户们老实的进行静坐抗议。
我早说了，和其他有游行抗议自由的国家比起来，原子化的中国人，特别是原子化的基本盘暂时凝聚起来抗议的时候，唯一的理由就是利益，而且是最基础的、动物性的核心利益，最常见的三样是“钱，住宅，健康”，这三者都是最基础的生存权。而绝不可能是什么“民主，自由，人权”。
我不知道哪里听来一句话“中国人大抵是温驯的，只有逼的他们连一口饭都吃不上了，他们才会起来争取自己吃饭的权利”，而且他们争取自己吃饭的权利的时候也会很小心的把自己的抗议横幅限定于那些“政治正确”的目标，比如开发商，比如银行，比如高污染企业，极少涉及到政府。本质大家还是日子人思维，我抗议是因为日子过不下去了，能解决问题继续过日子是首当其冲的重要诉求，可不想因为寻衅滋事或者涉颠之类的罪名毁掉接下来的日子。当然，这也是无可奈何的，润又没办法润，那还是追求解决问题吧。
同样的，村镇银行爆雷，导致钱拿不出来就属于“会造成吃不上饭”的基础利益问题，当“五万元以下储户可以先提取”这种安抚政策一出来，抗议行动几乎立马瓦解，请问你们现在还能听到那边的大规模抗议吗？
我用一句不好听的话来说，很多时候中国的抗议行动类似刀砍在肉上产生的无意识的神经反射，那么一抽搐，然后就归于平静。
「群體性事件顧名思義是有很多人蔘與，」
有錯字
很有逻辑的分析，接下来只会有越来越多显见的抗争事件
你在写什么….我的天…这是文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