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土，左翼视角的中国政治与社会观察者，关注劳工，性别，族群等议题
炎炎夏日，酷热难耐，极端高温天气下中国的社会氛围也愈发躁动，显现出某种经济与社会危机的征兆。
早在3、4月份，广州沙河服装批发市场和杭州四季青服装市场的商户相继发起关门罢工和聚集抗议的行动，要求市场运营方减租、延租和退租，因为受疫情影响，各地的封控措施导致物流中断，往年的旺季不再，春装销售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商户损失惨重；5月份，台资企业广达上海厂区连续爆发两次工人骚乱事件，起因是闭环复工使得工人长期被关在厂区内追赶产量，封控太久，有的想要返乡，有人对工资和加班费有争议，这些问题公司未能脱产解决，导致工人把矛头转向企业的台籍管理干部，一度冲进他们的宿舍闹事泄愤。
到了7月份，更大的危机爆发，近3000名村镇银行储户突破重重围堵，抵达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分行外维权，以及蔓延全国的300多个烂尾楼业主展开集体断贷行动。这是近年来罕见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它不但揭露了地方金融和房地产领域的监管腐败，而且也表明当民众的根本经济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时候，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他们有组织的反抗仍有机会冲破政府精心打造的刚性维稳体制来。在数字极权主义日甚一日的环境下，这一点对分析中国社会的矛盾冲突及其走向具有启发意义。
“整治”群体性事件的策略变化
明显的镇压行动的升级反映的是政府对群体性事件认知的根本变化，即从经济利益冲突转向意识形态斗争。
群体性事件是观察转型期中国社会的重要窗口，本世纪以来，各种形式的群体性事件一度此起彼伏，万州事件、瓮安事件、石首事件、新塘事件等都以暴烈的方式进入公众视野，凸显官民冲突的严重程度。由于这些问题在政治上的敏感性，国内学术界只有少数学者研究抗争政治的生发原因和动力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类型学分析，比如于建嵘将群体性事件划分为维权行为，泄愤事件和骚乱；也有学者针对具体的抗争个案提出依法抗争、以法抗争和以“气”抗争等概念。这些研究在理论上具有启发意义，但从另一面反映出一个尴尬的现实，即在社会转型期，无组织的抗争行动高发，但这些事件很少能转化成有组织的社会运动。
不同类型和性质的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各不相同，其治理机制需要对症下药。过去十年，轰轰烈烈的反腐和脱贫运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众的被剥夺感，减少了泄愤和骚乱事件的发生。但是，基于利益的反应性抗争依然存在，而且农民和工人的以法抗争、以理维权都是在既定的法律规则下诉求自身的权利，使其具有很大的正当性，因此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民上访和工人维权都是地方政府维稳的主要内容，采用的形式包括谈话说服、跟踪监视、人身控制等，根据事件的严重程度而分级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