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土，左翼視角的中國政治與社會觀察者，關注勞工，性別，族群等議題
炎炎夏日，酷熱難耐，極端高溫天氣下中國的社會氛圍也愈發躁動，顯現出某種經濟與社會危機的徵兆。
早在3、4月份，廣州沙河服裝批發市場和杭州四季青服裝市場的商戶相繼發起關門罷工和聚集抗議的行動，要求市場運營方減租、延租和退租，因爲受疫情影響，各地的封控措施導致物流中斷，往年的旺季不再，春裝銷售減少三分之一以上，商戶損失慘重；5月份，台資企業廣達上海廠區連續爆發兩次工人騷亂事件，起因是閉環復工使得工人長期被關在廠區內追趕產量，封控太久，有的想要返鄉，有人對工資和加班費有爭議，這些問題公司未能脫產解決，導致工人把矛頭轉向企業的台籍管理幹部，一度衝進他們的宿舍鬧事泄憤。
到了7月份，更大的危機爆發，近3000名村鎮銀行儲戶突破重重圍堵，抵達中國人民銀行鄭州分行外維權，以及蔓延全國的300多個爛尾樓業主展開集體斷貸行動。這是近年來罕見的大規模群體性事件，它不但揭露了地方金融和房地產領域的監管腐敗，而且也表明當民衆的根本經濟利益受到嚴重損害的時候，爲了維護自身的利益，他們有組織的反抗仍有機會衝破政府精心打造的剛性維穩體制來。在數字極權主義日甚一日的環境下，這一點對分析中國社會的矛盾衝突及其走向具有啓發意義。
##「整治」群體性事件的策略變化
>明顯的鎮壓行動的升級反映的是政府對群體性事件認知的根本變化，即從經濟利益衝突轉向意識形態鬥爭。
群體性事件是觀察轉型期中國社會的重要窗口，本世紀以來，各種形式的群體性事件一度此起彼伏，[萬州事件](https://zh.wikipedia.org/zh-hk/%E4%B8%87%E5%B7%9E%E4%BA%8B%E4%BB%B6)、[甕安事件](https://zh.wikipedia.org/zh-hk/%E7%93%AE%E5%AE%89%E9%AA%9A%E4%B9%B1)、[石首事件](https://zh.wikipedia.org/zh-hk/%E7%9F%B3%E9%A6%96%E4%BA%8B%E4%BB%B6)、[新塘事件](https://zh.m.wikipedia.org/zh-hk/%E5%BB%A3%E5%B7%9E%E6%96%B0%E5%A1%98%E4%BA%8B%E4%BB%B6)等都以暴烈的方式進入公衆視野，凸顯官民衝突的嚴重程度。由於這些問題在政治上的敏感性，國內學術界只有少數學者研究抗爭政治的生發原因和動力機制，並在此基礎上進行類型學分析，比如于建嶸將群體性事件劃分爲維權行爲，泄憤事件和騷亂；也有學者針對具體的抗爭個案提出依法抗爭、以法抗爭和以「氣」抗爭等概念。這些研究在理論上具有啓發意義，但從另一面反映出一個尷尬的現實，即在社會轉型期，無組織的抗爭行動高發，但這些事件很少能轉化成有組織的社會運動。
不同類型和性質的群體性事件的成因各不相同，其治理機制需要對症下藥。過去十年，轟轟烈烈的反腐和脫貧運動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民衆的被剝奪感，減少了泄憤和騷亂事件的發生。但是，基於利益的反應性抗爭依然存在，而且農民和工人的以法抗爭、以理維權都是在既定的法律規則下訴求自身的權利，使其具有很大的正當性，因此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農民上訪和工人維權都是地方政府維穩的主要內容，採用的形式包括談話說服、跟蹤監視、人身控制等，根據事件的嚴重程度而分級實施。
由於這種地方化應急式的維穩策略目標在於壓制社會矛盾的影響，如減少上訪，避免輿情，並不能解決製造問題的結構性原因，結果就是無法在根本上消除群體性事件。因此在習近平時代，政府把矛頭指向了支持協助農民工人集體抗爭的維權律師、NGO和學生組織，通過大抓捕、電視認罪、判刑入獄等強硬手段阻絕不同社會主體的聯結與互助。
明顯的鎮壓行動的升級反映的是政府對群體性事件認知的根本變化，即從經濟利益衝突轉向意識形態鬥爭，主觀上認定公民維權有境外勢力的支持，有潛在的所謂顏色革命的威脅，因此每當群體性事件發生時，不管訴求爲何，抗爭者都容易被污名化，而且使用暴力手段也成爲常態。
用泛國家安全的概念來應對民衆的集體抗爭或社會運動是一個用起來有效的工具，對任何社會問題，只要升級到維護國家安全的層面，政府在處理的時候不但可以迴避真實的結構性的原因乃至背後的腐敗，又可以恣意使用鎮壓手段而逃避追責。但這種處理方式也會引發難以預料的後果，抽象地說就是對社會問題的處理脫離了法治的軌道而變得政治化，讓政府失去公信力；而在實踐中，政府變得更加依靠強力來控制抗爭者，導致矛盾激化。
##群體性事件與國家安全
>本質上是利益訴求的群體事件爲何頻繁被套上危害國家安全的帽子？
加拿大學者王惠玲的研究表明，爲了規避政府的責任和降低成本，外包鎮壓已經成爲地方政府慣用的方式來應對徵地過程中農民的反抗。她提出了兩種外包工具，即黑衣人（thug-for-hire）和群衆動員（mobilizing the mass）。所謂黑衣人是指在抗爭現場出現的身穿黑色保安服的不明身份人士，以每日言語騷擾、暴力騷擾、破壞公物、毆打甚至殺人的方式來逼迫釘子戶；而群衆動員有別於直接暴力，是訴諸於社會網絡中的關係壓力，利用基層黨員的思想工作以及社區有影響力的人士，比如朝陽群衆，來對釘子戶施加精神壓力。
7月10日數千名來自全國的村鎮銀行儲戶聚集在中國人民銀行鄭州支行外維權，打出的衆多標語中有兩條就是「反對權力任性，反對河南省政府聯合黑社會暴力毆打儲戶」，「抵制河南警察暴力對待儲戶，反壓迫，要求人權法治」，這是他們之前近一個月去河南銀保監局維權時被攔截、被軟禁的真實反映。
這次儲戶們維權現場同樣被一群「白衣人」圍住拳打腳踢，發生流血事件。這些人的身份成謎，但竟能在警方的默許下暴力拉扯，可見不一般，網上也有傳言說他們是來自警校的學生，提前學習執行維穩任務。這個案例有力證明在經濟社會危機愈發嚴重的時刻，暴力鎮壓已經成爲各地處理社會矛盾衝突的主要手段，背後折射出政府有效治理工具的不足，這與學術界鼓吹的社會治理創新形成鮮明對照。
本質上是利益訴求的群體事件爲何頻繁被套上危害國家安全的帽子？從政府的廣義解釋來看，政治安全是國家安全的根本，核心是政權安全和制度安全。群體性事件顧名思義是有很多人參與，需要形成一定的組織領導結構進行指揮和統一行動，僅這一點而言就是極權政府無法容忍的。以勞工抗爭爲例，上世紀80年代席捲波蘭的團結工會罷工運動是引發「蘇東劇變」的重要推手，這對中國來說是深刻的教訓，基於此，政府一直把農民工的集體行動和獨立工會視爲大敵。
過去幾年各級政府採取各種手段根除勞工NGO生存的土壤，包括切斷境內外資金資助，逼遷辦公室和活動場地，抓捕審判活躍的勞工活動家等，導致一批在廣東存在了二十多年，爲農民工維權作出很大貢獻的NGO被迫轉型關閉。此外，即使宣稱堅持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毛左青年也因爲聲援佳士工人組建工會的運動而遭受嚴酷鎮壓，根本原因是在一個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中，農民工的工業公民權並沒有實際的制度性保障，當他們拋棄官方的修正版馬克思主義而用毛主義來武裝頭腦，並試圖組建獨立工會時，這必然被政府視爲對政權安全構成挑戰。
##健康碼與鄭州儲戶維權
>在常規監控和疫情防控的雙重措施下，仍然有數千名儲戶出現在鄭州維權，做到這一點着實讓人驚訝，更讓人佩服的是他們表現出來的組織性，行動很有策略。
阻絕群體性事件中的政治動員能力是政府治理的命門所在，而不斷進化的數字監控技術提升了政府預判、介入、分化、瓦解群體性事件的能力。早在2003年，公安部門就啓動[「金盾工程」](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714-opinion-china-repress-coopt-digital-surveillance/)來蒐集全國人口數據，隨後各地又大規模實施「天網」、「雪亮工程」、「平安城市」等計劃，讓監控攝像頭遍布每一條大街小巷，利用語音和人臉識別技術來掌握重點人群的動態。此外，公安部門強迫式要求個人安裝「國家反詐中心APP」，以防境外詐騙的名義接管手機上的隱私數據，使得個人的一舉一動都在掌控之下。
過去幾年，P2P暴雷引發的維權事件不在少數，對此政府內部也形成一套自動識別投資者，阻擋其上訪的響應系統。前些年有一位朋友從廣州去北京出差，在鳥巢國家體育場刷身份證時被攔下，因爲系統顯示其曾經投資暴雷的互聯網金融，存在上訪的風險，需要專門排查，等她回到廣州後又接到居住地派出所的電話，調查她去北京的目的。儘管她已經自認投資失敗，不再追究，但因爲她的名字一直存在在金融難民的維穩名單上，正常的出行生活一直受到干擾。
這次河南村鎮銀行暴雷的維穩方式也如出一轍，全國各地的儲戶們都接到屬地派出所的電話，要求他們不要串聯，不要聚集上訪，這是典型的對群體性事件的識別和預判，盡力掐斷任何溝通、串聯的意圖和行動。
健康碼的應用給政府提供了一個覆蓋全民的治理工具，以疫情防控的名義，紅黃碼起到了電子鐐銬的作用，令行禁止，有絕對的權力。面對如此誘惑，嚴重依賴監控治理的政府不可能不濫用這個機會，河南給各地的儲戶賦紅碼是一個很自然的事情，只是洶涌的反對聲音出乎他們的意料，因爲現在每一個人的行動都受到健康碼的約束，此例一開，人人自危。其實，中央政府也未必能抵擋健康碼的權力誘惑，只不過疫情還沒有結束，如果健康碼的公信力被削弱，會給疫情防控帶來壓力。但這種建立在民衆讓渡隱私基礎上的全方位監控體系會以其他的面目出現，比如廣東省今年3月就在強制性推廣粵居碼，由居委會和輔警上門蒐集所有常住和流動人口的信息，雖然不叫健康碼，但功能類似，沒有粵居碼不給租房，對每一個人都做到精準監控，又不受防疫的限制。
在常規監控和疫情防控的雙重措施下，仍然有數千名儲戶出現在鄭州維權，做到這一點着實讓人驚訝，更讓人佩服的是他們表現出來的組織性，行動很有策略。比如他們製作的標語是精心設計的，包括「樓陽生有通天關係就可以辦訓誡中心、無訪村、賦紅碼？」和「反對樓陽生掩耳盜鈴的三零政策：零上訪、零事故、零案件」。這兩條標語是把維權的訴求對象限定爲河南省委書記樓陽生，並現場呼籲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調查河南。這個策略背後的邏輯在中國的上訪維權運動中很常見，即辦壞事的是地方政府，請求中央政府主持公道。
此外，「反對河南政府腐敗、暴力，40萬儲戶在河南破滅了中國夢」、「反對河南省政府的迫害，要人權、自由、平等、法治」這兩條標語不但直接控訴河南政府鎮壓儲戶維權，而且用「中國夢」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來正當化他們的行動，這種隱晦的政治化表達目的同樣是激起中央政府的介入。最特別的是儲戶們打出了英文標語，這在群體性事件中非常罕見，在現在的輿論審查環境下，求助外國媒體算是絕境下的選擇，放手一搏。
儘管村鎮銀行儲戶遭到大批警察和穿黑白色便服的不明身份人士的共同鎮壓驅趕，甚至有的抗爭者被打傷流血，但這次精心組織、突破重圍的集體維權成功吸引了國內外輿論的支持和報道，現場圖片和視頻實時在不同的社交媒體傳播，給政府帶來巨大的壓力，當天警方就通報逮捕了一個犯罪團夥，之後幾天政府也宣布分批次墊付與提取存款的方案。由此可見，7月10日發生的儲戶第四次集體維權是一個轉折點，讓河南和中央政府認識到，強力鎮壓的邊際效用在遞減，一方面是涉及到的人數衆多，遍布全國，各個階層都有，維權的動員資源較多，另一方面存款是很多儲戶的身價性命，只能豁出去，維權的意志堅定。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讓這起群體性事件在重重圍困與控制之下發生。
##經濟下行與維權高峰
>製造業外遷和土地財政難以爲繼，打開了中國經濟社會危機的潘多拉魔盒，農民工討薪、大學生失業、金融難民討債，預示着更多群體性事件的發生。
相比於十年前，現在政府對社會的監控技術和手段都有了長足的進步，對任何有組織的抗爭行動的阻斷和打擊能力都大大增強。但是，即便如此，像儲戶維權這樣的群體性事件仍然有機會發生，這說明社會控制技術的進步並不能掩蓋社會危機的爆發。
儘管宣傳部門費盡心思鼓吹一派盛世景象，但眼下的中國已然開啓了一個下行週期，過去一度維持經濟發展的兩個支柱：人口紅利和房地產都開始急劇轉折，製造業外遷和土地財政難以爲繼，打開了中國經濟社會危機的潘多拉魔盒，農民工討薪、大學生失業、金融難民討債，預示着更多群體性事件的發生。中國勞工通訊的數據顯示，過去6個月全國各地共記錄到超過420例不同規模的抗爭，其中討薪罷工佔大多數，這也從側面反映出嚴格的清零措施導致企業訂單急劇下降，經營困難，朝不保夕。
由於高度的政治敏感性，這幾年對中國的集體抗爭和社會運動的研究明顯停滯，但在現實生活中，社會矛盾和衝突無法避免。儘管政府手中有非常豐富的鎮壓工具包，但這是建立在地方財政充盈的基礎上，無論是外包是鎮壓，還是維持人數高達400萬的輔警隊伍，都需要耗費不菲的成本。但是，受疫情防控的影響，中國地方財政狀況惡化的速度加快，公務員和國企事業單位開始普遍降薪，支撐維穩力量擴張的財力基礎也遇到瓶頸。或許在未來某個時刻，工資低、待遇差的輔警也會走上街頭討薪，畢竟防疫志願者「大白」討薪已經多次發生。在這種情況下，有理由相信中國的抗爭維權事件很快會迎來新一波高峰。
相比於無組織的泄憤和騷亂，有組織的抗爭運動更有社會進步意義，就這一點而言，總結、傳播成功的維權事件的經驗既有學術價值又有實踐關懷。因此，河南村鎮銀行儲戶維權是中國各地正在發生的各類抗爭維權事件的代表，證明中國看似嚴密的極權主義監控體系背後仍然潛藏着無窮的改變的力量，而如何凝聚更多改變的力量推動國家往正確的方向前進，避免墮入歷史的深淵，需要更多有識之士的思考與行動。
謝謝第十一個觀察者的本文評論。
@第十一个观察者 很喜欢你的文字，你的评论总是这么精彩~
在这里蹲小粉红
一日為奴，終生為奴！這些維權民眾為國外遞刀子，影響國家聲譽，應該一律抓起來以「叛國罪」處理，家人親屬都要「連坐法」，接受勞動改造！
能夠打敗中共的，只有經濟崩潰，軍隊無糧出。
文章最重要的论点似乎是维权抗争可以逃过各种监控和预防性的镇压手段而实现 用河南村镇银行维权作为例子 （其他都属于过去的文献回顾） 文章从结果反推储户们成功逃过监控进行了联络 我觉得这部分的分析是最重要 对未来的预测是最有意义的 却被文章忽略了
河南村镇银行得以组织起来维权有其特殊性 首先村镇银行虽然本来只应该为当地服务 但是违规操作导致损失者遍布全国 一个本来是地方性的议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组织 超越了地方自己的监控能力 所以组织没有被第一时间喊停；另外有一种论点认为郑州地方政府有意识行动缓慢 放任初步抗争以形成舆论压力 帮助引起中央干预来解决超越了市政府能力和责任范围的村镇银行问题；从这两个角度上看 村镇银行事件未必说明未来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突破国家管控的抗争
最后还有一些奇怪的地方 储户直接挂河南省委书记的名字其实是很不正常的 一般的抗争针对的责任目标一般是具体经手人和责任人 因为这样符合“依法抗争”的原则 可以获得更大的合法性 以及给解决问题的领导更大的压力 把矛头直接指向最高一级地方政府的头号领导等于要求国家直接介入 如果是这样 那应该去北京上访而不是郑州 这个操作不禁让人疑惑是否有政治斗争的因素掺杂其间
如果日子人的遭遇落到軍警身上，我很好奇他們會怎麼做。
「日子人」的问题是很令人忧心和悲哀，但是正因为民众如此好欺，所以有权有势者一定会一欺再欺。有生之年我或许能有幸经历一些「不得了」的事情。
明日香港
讀者留言比撰稿人寫的評論更精彩。
郑州，一个神奇的地方，去年大洪水淹了不少人，外国记者过去被骂。今年到处是烂尾楼，又发生维权
河南人就算吧啦,呢碩打完,個頭更愛國
很同意第十一號觀察者的意見
當看到歷史，大躍進饑荒死那麼多人，飯也吃不到的時候也沒有大範圍反抗 … 我確是十分悲觀
就算現在時代不同，人民擁有的已比較豐足，被觸動反抗的門檻降低，我也不相信人民會反抗至權力核心，因中國教育一直也只指向上一層問責，不會向問題最終核心尋根究柢 … 各家自掃門前雪，又有何情況能觸動每一個中國人的神經?
国中会考题目竟然能达到如此深度，还是开放式的题目，真的感叹台湾教育在促进学生独立思考上面的努力
感覺某樓的評論巧合地佐證了第十一個觀察者的論點，令我不由得聯想起柏拉圖的洞穴寓言。
山洞裡被鏈子固定的囚犯，只能看到洞穴的內壁，不能轉身。他們看不到背後的洞穴出口，也不知道有這麼一個出口，也不能看清自己和其他囚犯。在他們身後遠處是燃燒的篝火，囚犯看見火光照亮的牆壁，卻看不見光源。有人舉著用石頭和木頭做的人體和其他生物模型來回穿梭。看著牆上閃動的光影，囚犯無事可做，只能討論這些影子。他們相信影子就是真相，還從影子中鑽研出一整套學問，並試圖從它們的出場和動作中找出一系列的規律。
若一名囚犯被鬆綁，他可以轉身走出山洞。因為習慣黑暗，陽光令他痛苦。等適應了自然光線後，他發現影子的真相。他回到洞裡，告訴眾人真相，眾人卻無法理解並發怒。就算他將眾人釋放，試圖勸他們離開洞穴，眾人依然相信內壁的影子，並將他殺死。
這同時也是今年台灣國中國文會考題目之一。人的求知本來應是只知其一，惟恐不止其一，復求知其二者，而獨裁治理下最恐怖的是掌握教育並限制訊息來源，幾十年幾百年後，人會變成惡人言有其二也不足爲奇。
英文标语?去年发大水时不是排拆外媒吗？这会昨咋开始相信外媒了？
時任河南信陽地委副書記、行署專員的張樹藩後來撰文回憶說：「從信陽事件中可以看出，我們的廣大人民群眾真是太好了。當時信陽地區餓死那麼多人，並非沒有糧食，所屬大小糧庫都是滿滿的，但群眾寧可餓死，也沒有搶過一個糧庫。這證明與共產黨血肉相聯的人民是多麼聽話，多麼遵紀守法，多麼相信黨。而我們某些領導幹部，實在是愧對人民啊!」
@第十一個觀察者 日子人思維在道德窪地人眼中已經算是進步思維了🙄。最起碼他們沒有扛著民粹愛國大旗踩上那些維權人士一腳。
@madlex：我不是逆向民族主义者，我对民族性的批评一般来说都基于社会本身的环境。
我看到YouTube有些博主对储户的评价是“活该”“愚蠢”之类的，我对这种观点是极其反感的，因为嘲笑受害者来获取“我是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对推动社会进步来说毫无意义，因为这些观点首先来说就是把自己和那些抗议者分割开来了，自傲于“和他们不是一个阶层”。这种做法很愚蠢。
我写的文字，批评中国人的国民性，但我同样也是，原子化社会中的一部分，批评同时也是自我批评，我又怎么敢说那些事情发生在我头上时我就会做的比那些储户好？
写下文字的同时就是在记录我自己的软弱，但更重要的是看清楚什么东西让我们变得害怕，变得软弱，看清楚造成社会原子化的结构性问题，那些对不确定性恐惧和焦虑从何而来。
储户们对抗议行动如我所说，确实是利己和软弱的，但是他们不是圣人，即使是利己为核心来追求自己的权利，那有什么问题？世界上所有的抗议行动都是这么发生的。
我要批评的对象永远不是储户，他们已经尽全力做到他们能做的事情。这不是他们的错误，矛头应该指向监管不力的银监会，资金周转有问题的开发商，以及地方政府过度依靠土地财政最终导致系统性风险。
「這些人的身份成謎，但竟能在警方的默許下暴力拉扯，可見不一般，網上也有傳言說他們是來自警校的學生，提前學習執行維穩任務。」
從白衣人的髮型 陣形 和零碎的開盒資料來看，那群白衣人要麼是警校生，要麼就是內地的「特警」（內地的特警大多數性質更接近香港的PTU，但大概率不是武警，因為地方政府沒有調動武警的權利）。而近些年內地警方和武警的演訓也大量加強對維群人士的對抗，典型的例子是2019年反修例運動時，武警在深圳曾舉行大規模的演訓「威懾港獨勢力」，但演訓中假象的示威者拿的都是一些維權的口號。
不得不说lntell君的发言再次证实了我上一段发言的准确性😂，日子人思维，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倒也不是说这有什么不好，但是这样放弃自己的权利，放弃学会看透本质的能力，会让自己缺乏社会避险能力
大抵贊同第十一個觀察者的意見，不過有人出來好過全部回家睡覺。即使這些人是豬，抓豬殺豬都要人力物力。偉大的習近平手足不辭勞苦地製造各種矛盾，迫得共產黨不斷地投入資源，無需改變的力量推往正確方向，其本身的結果就是讓共產黨墮入歷史的深淵。共產黨跌落去，社會先可開始討論該往何處進步。
与其说专制政权，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个官僚作风严重的政权。对于我们大陆居民而言，大部分时间和政府是没有交集，生活也就平平淡淡的进行，和港台没什么不同，没有体验到所谓“专制”给我们的压力，不过但凡某些事和政府产生交集，这种浓烈的官僚主义作风就出来了，有时候补办身份证都要靠关系，本身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成立人情社会的延伸。中央政府一般提供一个宏观的框架，地方政府一般是具体的执行单位，而责任是逐层下放的，这就导致越到底层处理的方式便越不透明甚至越极端。像平息郑州楼市暴雷这件事，就能体现出这件事：如果郑州市能压住，那就是郑州市政府的领导有“能力”，到时候可能省领导就会看重你，然后让你逐步高升；如果压不住，中央斥责，责令整改，省政府悔过再传达中央精神，骂一顿市政府，然后市政府再逐级向下传达，裁撤几个基层官员，然后正式开始处理问题，这就是中央的权威。俗话说“政令不出中南海”，能传进去也不容易的，地方政府官员应该没有人傻到扔自己的乌纱帽吧？至于维权这种事吧，我感觉也是国内最近意识形态抓的太严了，维权本身就是合法行为，国家提供上访的渠道但是地方政府层层阻拦生怕影响自己的政绩，导致维权无门，所以才会发现维权活动一般都指向地方政府，因为中央政府可以改变很多，可是地方政府是可以切切实实切段你和中央政府联系的各种渠道的。中国中产数量越来越多，工农阶级还是大多数，可目前这套延续惯性的治理体制，既没有对中产阶级的利益进行保护，也没有对基层民众的权益兜底。
“相比于无组织的泄愤和骚乱，有组织的抗争运动更有社会进步意义”
我悲观的问：有什么社会进步意义？
中国人的底线是很底的，储户钱拿不出来这种事情换其他国家银行都可能被砸，政府可能被冲击，在中国，你只能看到储户们老实的进行静坐抗议。
我早说了，和其他有游行抗议自由的国家比起来，原子化的中国人，特别是原子化的基本盘暂时凝聚起来抗议的时候，唯一的理由就是利益，而且是最基础的、动物性的核心利益，最常见的三样是“钱，住宅，健康”，这三者都是最基础的生存权。而绝不可能是什么“民主，自由，人权”。
我不知道哪里听来一句话“中国人大抵是温驯的，只有逼的他们连一口饭都吃不上了，他们才会起来争取自己吃饭的权利”，而且他们争取自己吃饭的权利的时候也会很小心的把自己的抗议横幅限定于那些“政治正确”的目标，比如开发商，比如银行，比如高污染企业，极少涉及到政府。本质大家还是日子人思维，我抗议是因为日子过不下去了，能解决问题继续过日子是首当其冲的重要诉求，可不想因为寻衅滋事或者涉颠之类的罪名毁掉接下来的日子。当然，这也是无可奈何的，润又没办法润，那还是追求解决问题吧。
同样的，村镇银行爆雷，导致钱拿不出来就属于“会造成吃不上饭”的基础利益问题，当“五万元以下储户可以先提取”这种安抚政策一出来，抗议行动几乎立马瓦解，请问你们现在还能听到那边的大规模抗议吗？
我用一句不好听的话来说，很多时候中国的抗议行动类似刀砍在肉上产生的无意识的神经反射，那么一抽搐，然后就归于平静。
「群體性事件顧名思義是有很多人蔘與，」
有錯字
很有逻辑的分析，接下来只会有越来越多显见的抗争事件
你在写什么….我的天…这是文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