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暴力镇压与健康码赋红：经济下行期的维权抗争能否突破国家的管控？

卷土，左翼视角的中国政治与社会观察者，关注劳工，性别，族群等议题

炎炎夏日，酷热难耐，极端高温天气下中国的社会氛围也愈发躁动，显现出某种经济与社会危机的征兆。

早在3、4月份，广州沙河服装批发市场和杭州四季青服装市场的商户相继发起关门罢工和聚集抗议的行动，要求市场运营方减租、延租和退租，因为受疫情影响，各地的封控措施导致物流中断，往年的旺季不再，春装销售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商户损失惨重；5月份，台资企业广达上海厂区连续爆发两次工人骚乱事件，起因是闭环复工使得工人长期被关在厂区内追赶产量，封控太久，有的想要返乡，有人对工资和加班费有争议，这些问题公司未能脱产解决，导致工人把矛头转向企业的台籍管理干部，一度冲进他们的宿舍闹事泄愤。

到了7月份，更大的危机爆发，近3000名村镇银行储户突破重重围堵，抵达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分行外维权，以及蔓延全国的300多个烂尾楼业主展开集体断贷行动。这是近年来罕见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它不但揭露了地方金融和房地产领域的监管腐败，而且也表明当民众的根本经济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时候，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他们有组织的反抗仍有机会冲破政府精心打造的刚性维稳体制来。在数字极权主义日甚一日的环境下，这一点对分析中国社会的矛盾冲突及其走向具有启发意义。

“整治”群体性事件的策略变化

明显的镇压行动的升级反映的是政府对群体性事件认知的根本变化，即从经济利益冲突转向意识形态斗争。

群体性事件是观察转型期中国社会的重要窗口，本世纪以来，各种形式的群体性事件一度此起彼伏，万州事件、瓮安事件、石首事件、新塘事件等都以暴烈的方式进入公众视野，凸显官民冲突的严重程度。由于这些问题在政治上的敏感性，国内学术界只有少数学者研究抗争政治的生发原因和动力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类型学分析，比如于建嵘将群体性事件划分为维权行为，泄愤事件和骚乱；也有学者针对具体的抗争个案提出依法抗争、以法抗争和以“气”抗争等概念。这些研究在理论上具有启发意义，但从另一面反映出一个尴尬的现实，即在社会转型期，无组织的抗争行动高发，但这些事件很少能转化成有组织的社会运动。

不同类型和性质的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各不相同，其治理机制需要对症下药。过去十年，轰轰烈烈的反腐和脱贫运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众的被剥夺感，减少了泄愤和骚乱事件的发生。但是，基于利益的反应性抗争依然存在，而且农民和工人的以法抗争、以理维权都是在既定的法律规则下诉求自身的权利，使其具有很大的正当性，因此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民上访和工人维权都是地方政府维稳的主要内容，采用的形式包括谈话说服、跟踪监视、人身控制等，根据事件的严重程度而分级实施。

由于这种地方化应急式的维稳策略目标在于压制社会矛盾的影响，如减少上访，避免舆情，并不能解决制造问题的结构性原因，结果就是无法在根本上消除群体性事件。因此在习近平时代，政府把矛头指向了支持协助农民工人集体抗争的维权律师、NGO和学生组织，通过大抓捕、电视认罪、判刑入狱等强硬手段阻绝不同社会主体的联结与互助。

明显的镇压行动的升级反映的是政府对群体性事件认知的根本变化，即从经济利益冲突转向意识形态斗争，主观上认定公民维权有境外势力的支持，有潜在的所谓颜色革命的威胁，因此每当群体性事件发生时，不管诉求为何，抗争者都容易被污名化，而且使用暴力手段也成为常态。

用泛国家安全的概念来应对民众的集体抗争或社会运动是一个用起来有效的工具，对任何社会问题，只要升级到维护国家安全的层面，政府在处理的时候不但可以回避真实的结构性的原因乃至背后的腐败，又可以恣意使用镇压手段而逃避追责。但这种处理方式也会引发难以预料的后果，抽象地说就是对社会问题的处理脱离了法治的轨道而变得政治化，让政府失去公信力；而在实践中，政府变得更加依靠强力来控制抗争者，导致矛盾激化。

群体性事件与国家安全

本质上是利益诉求的群体事件为何频繁被套上危害国家安全的帽子？

加拿大学者王惠玲的研究表明，为了规避政府的责任和降低成本，外包镇压已经成为地方政府惯用的方式来应对征地过程中农民的反抗。她提出了两种外包工具，即黑衣人（thug-for-hire）和群众动员（mobilizing the mass）。所谓黑衣人是指在抗争现场出现的身穿黑色保安服的不明身份人士，以每日言语骚扰、暴力骚扰、破坏公物、殴打甚至杀人的方式来逼迫钉子户；而群众动员有别于直接暴力，是诉诸于社会网络中的关系压力，利用基层党员的思想工作以及社区有影响力的人士，比如朝阳群众，来对钉子户施加精神压力。

7月10日数千名来自全国的村镇银行储户聚集在中国人民银行郑州支行外维权，打出的众多标语中有两条就是“反对权力任性，反对河南省政府联合黑社会暴力殴打储户”，“抵制河南警察暴力对待储户，反压迫，要求人权法治”，这是他们之前近一个月去河南银保监局维权时被拦截、被软禁的真实反映。

这次储户们维权现场同样被一群“白衣人”围住拳打脚踢，发生流血事件。这些人的身份成谜，但竟能在警方的默许下暴力拉扯，可见不一般，网上也有传言说他们是来自警校的学生，提前学习执行维稳任务。这个案例有力证明在经济社会危机愈发严重的时刻，暴力镇压已经成为各地处理社会矛盾冲突的主要手段，背后折射出政府有效治理工具的不足，这与学术界鼓吹的社会治理创新形成鲜明对照。

本质上是利益诉求的群体事件为何频繁被套上危害国家安全的帽子？从政府的广义解释来看，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核心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群体性事件顾名思义是有很多人参与，需要形成一定的组织领导结构进行指挥和统一行动，仅这一点而言就是极权政府无法容忍的。以劳工抗争为例，上世纪80年代席卷波兰的团结工会罢工运动是引发“苏东剧变”的重要推手，这对中国来说是深刻的教训，基于此，政府一直把农民工的集体行动和独立工会视为大敌。

过去几年各级政府采取各种手段根除劳工NGO生存的土壤，包括切断境内外资金资助，逼迁办公室和活动场地，抓捕审判活跃的劳工活动家等，导致一批在广东存在了二十多年，为农民工维权作出很大贡献的NGO被迫转型关闭。此外，即使宣称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毛左青年也因为声援佳士工人组建工会的运动而遭受严酷镇压，根本原因是在一个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中，农民工的工业公民权并没有实际的制度性保障，当他们抛弃官方的修正版马克思主义而用毛主义来武装头脑，并试图组建独立工会时，这必然被政府视为对政权安全构成挑战。

健康码与郑州储户维权

在常规监控和疫情防控的双重措施下，仍然有数千名储户出现在郑州维权，做到这一点着实让人惊讶，更让人佩服的是他们表现出来的组织性，行动很有策略。

阻绝群体性事件中的政治动员能力是政府治理的命门所在，而不断进化的数字监控技术提升了政府预判、介入、分化、瓦解群体性事件的能力。早在2003年，公安部门就启动“金盾工程”来搜集全国人口数据，随后各地又大规模实施“天网”、“雪亮工程”、“平安城市”等计划，让监控摄像头遍布每一条大街小巷，利用语音和人脸识别技术来掌握重点人群的动态。此外，公安部门强迫式要求个人安装“国家反诈中心APP”，以防境外诈骗的名义接管手机上的隐私数据，使得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在掌控之下。

过去几年，P2P暴雷引发的维权事件不在少数，对此政府内部也形成一套自动识别投资者，阻挡其上访的响应系统。前些年有一位朋友从广州去北京出差，在鸟巢国家体育场刷身份证时被拦下，因为系统显示其曾经投资暴雷的互联网金融，存在上访的风险，需要专门排查，等她回到广州后又接到居住地派出所的电话，调查她去北京的目的。尽管她已经自认投资失败，不再追究，但因为她的名字一直存在在金融难民的维稳名单上，正常的出行生活一直受到干扰。

这次河南村镇银行暴雷的维稳方式也如出一辙，全国各地的储户们都接到属地派出所的电话，要求他们不要串联，不要聚集上访，这是典型的对群体性事件的识别和预判，尽力掐断任何沟通、串联的意图和行动。

健康码的应用给政府提供了一个覆盖全民的治理工具，以疫情防控的名义，红黄码起到了电子镣铐的作用，令行禁止，有绝对的权力。面对如此诱惑，严重依赖监控治理的政府不可能不滥用这个机会，河南给各地的储户赋红码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只是汹涌的反对声音出乎他们的意料，因为现在每一个人的行动都受到健康码的约束，此例一开，人人自危。其实，中央政府也未必能抵挡健康码的权力诱惑，只不过疫情还没有结束，如果健康码的公信力被削弱，会给疫情防控带来压力。但这种建立在民众让渡隐私基础上的全方位监控体系会以其他的面目出现，比如广东省今年3月就在强制性推广粤居码，由居委会和辅警上门搜集所有常住和流动人口的信息，虽然不叫健康码，但功能类似，没有粤居码不给租房，对每一个人都做到精准监控，又不受防疫的限制。

在常规监控和疫情防控的双重措施下，仍然有数千名储户出现在郑州维权，做到这一点着实让人惊讶，更让人佩服的是他们表现出来的组织性，行动很有策略。比如他们制作的标语是精心设计的，包括“楼阳生有通天关系就可以办训诫中心、无访村、赋红码？”和“反对楼阳生掩耳盗铃的三零政策：零上访、零事故、零案件”。这两条标语是把维权的诉求对象限定为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并现场呼吁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调查河南。这个策略背后的逻辑在中国的上访维权运动中很常见，即办坏事的是地方政府，请求中央政府主持公道。

此外，“反对河南政府腐败、暴力，40万储户在河南破灭了中国梦”、“反对河南省政府的迫害，要人权、自由、平等、法治”这两条标语不但直接控诉河南政府镇压储户维权，而且用“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正当化他们的行动，这种隐晦的政治化表达目的同样是激起中央政府的介入。最特别的是储户们打出了英文标语，这在群体性事件中非常罕见，在现在的舆论审查环境下，求助外国媒体算是绝境下的选择，放手一搏。

尽管村镇银行储户遭到大批警察和穿黑白色便服的不明身份人士的共同镇压驱赶，甚至有的抗争者被打伤流血，但这次精心组织、突破重围的集体维权成功吸引了国内外舆论的支持和报道，现场图片和视频实时在不同的社交媒体传播，给政府带来巨大的压力，当天警方就通报逮捕了一个犯罪团伙，之后几天政府也宣布分批次垫付与提取存款的方案。由此可见，7月10日发生的储户第四次集体维权是一个转折点，让河南和中央政府认识到，强力镇压的边际效用在递减，一方面是涉及到的人数众多，遍布全国，各个阶层都有，维权的动员资源较多，另一方面存款是很多储户的身价性命，只能豁出去，维权的意志坚定。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让这起群体性事件在重重围困与控制之下发生。

经济下行与维权高峰

製造業外遷和土地財政難以爲繼，打開了中國經濟社會危機的潘多拉魔盒，農民工討薪、大學生失業、金融難民討債，預示着更多群體性事件的發生。

相比于十年前，现在政府对社会的监控技术和手段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对任何有组织的抗争行动的阻断和打击能力都大大增强。但是，即便如此，像储户维权这样的群体性事件仍然有机会发生，这说明社会控制技术的进步并不能掩盖社会危机的爆发。

尽管宣传部门费尽心思鼓吹一派盛世景象，但眼下的中国已然开启了一个下行周期，过去一度维持经济发展的两个支柱：人口红利和房地产都开始急剧转折，制造业外迁和土地财政难以为继，打开了中国经济社会危机的潘多拉魔盒，农民工讨薪、大学生失业、金融难民讨债，预示着更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中国劳工通讯的数据显示，过去6个月全国各地共记录到超过420例不同规模的抗争，其中讨薪罢工占大多数，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严格的清零措施导致企业订单急剧下降，经营困难，朝不保夕。

由于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这几年对中国的集体抗争和社会运动的研究明显停滞，但在现实生活中，社会矛盾和冲突无法避免。尽管政府手中有非常丰富的镇压工具包，但这是建立在地方财政充盈的基础上，无论是外包是镇压，还是维持人数高达400万的辅警队伍，都需要耗费不菲的成本。但是，受疫情防控的影响，中国地方财政状况恶化的速度加快，公务员和国企事业单位开始普遍降薪，支撑维稳力量扩张的财力基础也遇到瓶颈。或许在未来某个时刻，工资低、待遇差的辅警也会走上街头讨薪，毕竟防疫志愿者“大白”讨薪已经多次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抗争维权事件很快会迎来新一波高峰。

相比于无组织的泄愤和骚乱，有组织的抗争运动更有社会进步意义，就这一点而言，总结、传播成功的维权事件的经验既有学术价值又有实践关怀。因此，河南村镇银行储户维权是中国各地正在发生的各类抗争维权事件的代表，证明中国看似严密的极权主义监控体系背后仍然潜藏着无穷的改变的力量，而如何凝聚更多改变的力量推动国家往正确的方向前进，避免堕入历史的深渊，需要更多有识之士的思考与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