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智豪，香港城市观察者，台大城乡所研究生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下称香港故宫）于六月廿二日完成了开幕仪式，备受政府和各界关注，并将于七月二日正式向公众开放。就在这个六月，网民正因为维多利亚公园不再能举办六四集会和珍宝海鲜坊于南海沉落，而哀悼香港社会和文化的失落。香港处于悲喜之间，但是政府和民间的情绪却没有交集。
事实上，这种政府和民间/社会的撕裂，可从西九龙文化区一路的发展一窥究竟，最初的各种规划投标争议，是两者分道扬镖的开始；然后香港民间为了城市公共与政治空间的自主权，接二连三发动社会运动；2017年由西九文化区管理局主导的香港故宫规划，就变成一个贯连文化、社会和政治身份多重的冲突，反映了香港公共空间规划的局限和结构性矛盾。
（一）西九文化区的源起：世界级文化地标的愿望
西九文化管理局成立于2008年，前身为2002年成立的西九龙文娱艺术区发展计划督导委员会，文化区位于西九龙填海区南端海旁，邻近尖沙咀的圆方商场和地铁九龙站，占地达40公顷。整个西九兴建计划现已历时二十三年，预计2024年才完成。香港故宫于三年前展开工程，是整个西九文化区中的一个兴建计划。
西九文化区（前称为西九龙填海区和西九龙文娱艺术区）的初步概念始于1998年，首任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于《施政报告》提出“政府计划在西九龙填海区兴建一个设备先进的新表演场馆，以推动香港发展成为亚洲娱乐之都”，并就计划咨询当时的市政局和文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