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香港故宫”属于谁？：香港公共空间规划的结构性矛盾与未来

钟智豪，香港城市观察者，台大城乡所研究生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下称香港故宫）于六月廿二日完成了开幕仪式，备受政府和各界关注，并将于七月二日正式向公众开放。就在这个六月，网民正因为维多利亚公园不再能举办六四集会和珍宝海鲜坊于南海沉落，而哀悼香港社会和文化的失落。香港处于悲喜之间，但是政府和民间的情绪却没有交集。

事实上，这种政府和民间/社会的撕裂，可从西九龙文化区一路的发展一窥究竟，最初的各种规划投标争议，是两者分道扬镖的开始；然后香港民间为了城市公共与政治空间的自主权，接二连三发动社会运动；2017年由西九文化区管理局主导的香港故宫规划，就变成一个贯连文化、社会和政治身份多重的冲突，反映了香港公共空间规划的局限和结构性矛盾。

（一）西九文化区的源起：世界级文化地标的愿望

西九文化管理局成立于2008年，前身为2002年成立的西九龙文娱艺术区发展计划督导委员会，文化区位于西九龙填海区南端海旁，邻近尖沙咀的圆方商场和地铁九龙站，占地达40公顷。整个西九兴建计划现已历时二十三年，预计2024年才完成。香港故宫于三年前展开工程，是整个西九文化区中的一个兴建计划。

西九文化区（前称为西九龙填海区和西九龙文娱艺术区）的初步概念始于1998年，首任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于《施政报告》提出“政府计划在西九龙填海区兴建一个设备先进的新表演场馆，以推动香港发展成为亚洲娱乐之都”，并就计划咨询当时的市政局和文化界。

当年香港政府为了实行西九龙文化区计划，甚至撤销现有工程，重新规划西九龙的用地，之后行政长官于一年后提议举办一个邀请国际建筑师提案的公开设计比赛。2000年香港政府向规划地政及工程事务委员会委员介绍比赛，但强调：“该项比赛结果和填海区的最终发展权并无关连”。两年后，政府公布赛果，当时的得奖者为霍林明（Norman Foster）的参赛小组，这场比赛成功为“推动香港成为一个世界级的艺术文化城市”造势。

时任规划地政局局长的曾俊华曾表示：“政府有意把该填海区变成一片文化绿洲，以丰富市民的生活，吸引更多海外的访客，及使全球其中一条最漂亮的城市轮廓线更为突出”，同时亦提到下一步要落实发展，首届政府展示了对未来西九龙文化区的期望：为了对内营造一个有文化内涵的公共空间以利民，对外则成为一个世界级的文化地标。

2004年，香港政府曾就西九龙文娱艺术区的发展规划发起招标，同时开展为期半年的入围建议模型展览与公众咨询，但最终在2006年香港社会各界的不同意见与争议声中放弃原有规划框架，并于2008年成立西九文化区管理局，重新规划了整个“西九文化区”，当中并无香港故宫博物馆的规划。

（二）香港故宫提案：两个政府、错乱的程序、社会的缺席

香港故宫计划始于2015年，时任政务司司长和西九文化区管理局（下称管理局）主席林郑月娥（下称林郑）到北京出席故宫活动时，时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询问林郑西九文化区是否仍有空间规划展馆，并可以长期展出故宫文物。随后在林郑的提议下，香港赛马会同意计划并愿意提供捐赠以支持展馆建设，同年以书面意见陈述建馆的益处。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少数官员知情。

2016年5月，林郑约见严迅奇（许李严建筑师事务所执行董事），香港故宫的设计开始进行，由该建筑师楼的设计小组负责，当中的过程是完全保密，计划案子以“Project P”命名。同年10月和11月，林郑简介香港故宫提案获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批准，12月时香港政府和北京故宫签订合作协议，北京故宫将会借出展品于香港故宫，同时也会就香港故宫的建筑设计提供意见。香港政府亦强调“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并不是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的分馆”，最后香港政府于2017年才实行公众咨询。

这一次，是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私下交涉香港故宫计划，然后林郑秘密寻求捐赠和聘请建筑师，再知会西九管理局，最后公告其他公务员和市民该计划，这和以往1998年、2004年香港政府的做法大有不同。1998年特首倚重民选议员、委任议员、区议会议员代表和文化界的意见；2004年虽然招标程序前后不一引起质疑，但亦引入市民参与之先例，同时市民开始到公共领域去讨论公共建筑艺术空间的塑造，可是2015到2016年香港政府和公营机构的程序公义却突然消失了，一个属于香港人的博物馆，本地市民在整个过程中懵然不知，更遑论讨论、参与和选择设计方案。

（三）政府的隐密与社会的争论

2017年时任行政长官的林郑曾承认：“系一个比较特殊的做法”。同一年西九管理局亦声明：“西九文化区管理局管理层根据其赋有的权力，于去年6月委约严迅奇先生，就原本建设大型表演场地和展览中心的地段进行进一步研究，探明该地段可否容纳多用途展览场馆，作展览、会议及表演用途，以及一间博物馆⋯⋯”。早于2016年，西九管理局董事局声明提到：“至于有评论质疑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是否符合西九文化区的愿景和目标，董事局发言人指出，根据《西九文化区管理局条例》第4条2（j）款，管理局的其中一项职能为‘促进并加强中国内地、香港与任何其他地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及合作’”。

后知后觉的西九管理局强调自身没有滥权，并遵从职能行事。这三个说法暗示了官僚和专业者才有权力营造公共建筑空间，市民参与并不重要。

时任民选立法会议员黄碧云则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政府和公营机构有机会违反《西九文化区管理局条例》第19条：“在该局认为适当的时间，藉该局认为适当的方式咨询公众”，同时建议：“政府会否考虑修订该条文，明确规定管理局须于作出任何发展其艺术文化设施的决定前咨询公众”。时任立法会议员陈淑庄认为故宫博物馆先定案后咨询是虚假。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则表示“以香港的惯常做法来看，整个过程是不能接受。过去是稍有改动都会搞咨询，这次却是一点咨询都没有”，公共领域为官僚和专业者独断，同时认为政府忽视市民参与是一种倒退，亦建议政府修订西九管理局的条文以便市民参与。

政府在回应公众时亦只草草了事，而议员明确提到了一个重点——市民拥有参与公共空间的权利。不过黄议员提到西九管理局修订条文可使市民拥有确实的参与权亦是无补于事，因为西九管理局对于规划故宫博物馆一事乃后知后觉，它的参与和故宫规划几乎毫无关系，香港在那时已经变成一个不重视程序和民意的政府。

（四）建筑界的专业与保守

建筑师严迅奇因政府直接委聘一事，面对了公共抨击，但他认为：“自己很关心香港建筑界发展，认为如果一位建筑师可凭其才能得到赏识会较因‘价低者得’更好”。他又认为是次的直接委聘是“有效及相对客观”和认同政府的做法。前香港建筑师学会会长吴永顺认为直接委聘是一种可行的方法，并认同严迅奇是一位有能力胜任的香港国际级建筑师。

时任香港建筑师学会会长陈沐文亦深感认同。即使是公共领域的建筑艺术，这三位建筑师从建筑设计的角度都认为直接委聘比起招标可以唯才是用，当中前会长更认为严建筑师可以保证兴建建筑的成本控制、准时完工这些优良建筑艺术的要点，但是这三位建筑师都没有就规划程序的不合理之处向市民解答。

民间团体CoVision（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境界团体）成员刘绍禧认为，公开透明能使公共建筑设计避免像故宫博物馆这样的政治争议，他指出公众参与、委任各地的专才评审团、公开的设计比赛同样可以生产出色的设计。还有，他亦以西九文化区的戏曲中心设计比赛作例子，说明公开比赛的技术设计标准可以有效地防止工程超支。此外，他认为政府可以在不违反以往的程序下，以同样的时间准备公开比赛，达至市民、政府、专业者三方成功塑造公共空间和建筑。刘的观点重申了市民参与是规划接受度的基础。

虽然香港建筑师学会和民间团体双方都打算以自身建筑专业视角，去探讨出色公共空间的生产，但建筑师学会认为设计于公共空间地建筑只需要政府和专业人士主导就可以，民间团体则不认同此说明，建议政府需尊重市民对公共空间塑造的参与。这反映到在香港传统建筑界的保守，认为公共空间和建筑由建筑师设计会更好，不重视规划程序和市民参与。

（五）市民的不满与“政治化”的故宫

香港政府认为市民看待香港故宫规划的方式太过“政治化”。然而不仅是市民，文化界亦有类似的观点。2017年文化评论人梁文道提到香港故宫的规划已经变成了“政治问题”，因为在中港关系渐趋紧张下，林郑破坏了既有规划的程序，这无意中引起了香港本土意识的反扑，同时加剧了中国政府和香港市民间的矛盾。

香港政府不止犯了错误，也忽视那些年崛起的本土思潮。2010年，香港市民示威反对水货客入侵街道和生活，引发了零星冲突，这是本土派市民发动的第一场“夺回”公共空间的运动。2014年香港市民因对政府政改方案的不满而发动了雨伞运动，同年运动失败，但激发了本土派青年从政。2016年，香港本土派代表人一度入选立法会，但随后他们被取消议员资格，本土派选民被消音。这些经历使他们更不能接受故宫和其背后中国的意识形态。

2016年香港文化工作者赵广超于香港站创作故宫壁之前，不知道香港故宫的规划，他亦猜不到这个官方委任的作品会因此得到多方关注。有香港市民于故宫壁加了血手印作二次创作，随后有民间团体于故宫壁进行政治抗议，带著标上“毋忘六四”的血头巾呼喊“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香港故宫规划的含糊和程序不公，引起自由派的香港市民联想到中国“六四事件”——北京故宫前天安门的军队镇压。政治化的规划事件勾起了“历史”的伤痛，导致市民不仅没有参与到博物馆规划，更对此感到强烈不满。

不论上述市民是有理有据，还是借题发挥，都说明了一个现实－香港市民懂得欣赏故宫和展品，但又反感故宫背后的历史。这源自香港市民爱好艺术和其政治立场、身份认同不一致，这早在香港故宫规划之前已经存在，规划程序不当只是一个导火线。

结语：香港公共空间的未来？

首先，香港政府在规划香港故宫之前没有去梳理香港的社会、历史和空间三者的关系，然后没有根据以往的程序，反而将规划的大门紧紧关闭。故此，博物馆只能由专业者设计一个只关注中国艺术美学的空间，未能成为一个更能反映市民想像和多元使用需求的公共空间与建筑。

香港故宫表面上是一个文化博物馆，但实际上体现出的是一个市民如何参与公共空间的社会问题，同时亦有政治冲突的暗涌。从1998年到2004年西九文化区的第一个规划阶段，香港政府和社会对公共空间的认识还停留在如何照顾市民——一个“for the people”的公共空间；随著社会觉醒，2004年后香港市民开始讨论这个公共空间是谁的——“of the people”，但十余年后，政府却连照顾市民的基本需求都不一定能满足。而一个人文城市的公共空间，最后还是需要向“by the people”的方向规划去规划，但在今日香港国安法敏感的政治气氛和社会环境下，我们的公共空间又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