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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十论:在夹缝中野蛮生长

“读者十论”栏目每周择选报导及圆桌话题中十组精彩读者留言刊出。

端传媒社群组

刊登于 2021-10-30

#读者十论

【编者按】“读者评论精选”栏目每周择选报导及圆桌话题中十条精彩读者留言刊出。部分留言可能会因应长度及语意清晰作节录或编辑。

1. 胡逆天,回应《限娘令:男人的叛徒究竟是谁?

“被凝视的客体”这个解释有抓到一个要点。没有说透的是,选秀、养成类综艺节目的舞台机制,就是会造成这种权力关系,而服膺这种权力关系的男性无论相貌如何都可以视为“娘炮”。那阳刚气质怎么来?一个反抗精神,一个桀骜不驯。这一不驯,就和节目有根本冲突了,所以没错,要治本,就是把那种节目整个干掉。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从历史上找对比。屈原的作品,经常自比妾妇,为什么?因为仰望、仰赖楚王垂注的他,就是很像只能期望男主人青睐的女性。如果屈原被放到某个舞台去展演,那他在这权力关系的意义上也是娘炮不会有误了。

贬娘炮而崇阳刚,从权力的意义上看,自然是要崇尚“以我为主”以及集体主义的同志关系。那你就要在底层的生态构建上做到让艺人以这样的生活形态与生命状态来出道、上位,而这只能出现在小众的同人圈子以及理想的社会主义之中。现实中,资本主义体制和共产党的官僚主义体制,都无时无刻不会骑到把冒头的苗子上面去把他们变成它的形状。事情大概就是这样。

2. prince_e,回应《限娘令:男人的叛徒究竟是谁?

我觉得娘的类型可以分两种,“卖丑娘”和“精致娘”。

对于“卖丑娘”,有些人会过分凸显“娘味”来卖丑洗睛,官方担心这种“审丑”文化不可长,对青少年影响不好,在一个连网络游戏和补习班都能说停就停的体制下,这样的规定也不足为奇了;但另一方面,小沈阳之前上春晚的小品,却是以一种不男不女的形象露面的,当年那个小品非常火爆,如果娘真的不堪入目,为何能上春晚呢,这也许跟领导人的不同主政风格有关吧。

另一种是“精致娘”,类似日韩男团的明星,化精致的粧容,戴耳钉,气质阴柔,却在中国拥有大批粉丝,而且得到中国艺人们的纷纷效仿,本质上,也许会被掌权者当成文化入侵,“好端端的男儿郎都被带成了女娇娥”,这种精致不符合中国掌权者对青年角色和气质的定位。

3. bluefall,回应圆桌话题《港府建议刑事案改由法援署指派律师代表,是剥削申请人选择权还是令制度更透明?

由指定法官到指定律师,所有一切都是北京“循序渐进”改造香港司法的既定程序和目标。接下来会是削弱直至剥夺香港大律师公会评审大律师资格的权力。

从2013-2014年度明言香港三权合作,法官属于治港班子开始,中共就已开始执行改造香港司法成为中国特色司法的程序。彼时习近平甫上台,假假地亦打著“法学博士”的招牌,中国司法改革是其上任三板斧之一。从调任湖南恶政周强上京就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到改变律师宣誓,打击司法独立言论,大举拘捕律师,一切都为习近平式“以法治国”铺平道路。以“法治”为名,将法律法制作为收紧自由打击民主巩固威权的重要手段,是习近平区别于历任中共核心的治国手段。颇有商鞅变法富国强军开创2000年秦制独裁历史的味道。而改造香港司法只是其既定计划上一环,无论有没反送中运动,都会推行。

利用普通法特点,习近平改造香港司法铺下一个悖论:如若法律人声言尊重法治司法独立,就不应批评法官(指定法官)的(中共特色的)自由心证判决,而法官要遵循中共控制下的削弱民权的立法;如若要打破中共通过控制一批法官来改变香港司法的局面,必然要先否定法治。如同所有法律人都熟知的2000年前摆在苏格拉底面前的生死问题——以遵从恶法慷慨赴死以维护法治尊严,或否定恶法逃离雅典来脱离法治桎梏?

4.第十一个观察者,回应圆桌话题《港府建议刑事案改由法援署指派律师代表,是剥削申请人选择权还是令制度更透明?

讨论Hong Kong的法律援助律师之前不如看看货拉拉事件。

货拉拉跳车案属于不敏感的双非(非政治性人物参与,非政治性敏感事件)案件,这个案件照理来说不存在“政治迫害”的可能性。然而即便在这种案件里,委派给货拉拉司机的“法律援助”律师却无视基本情况,舆论普遍推测其一直以“让嫌疑人快速认罪避免羁押时间超限”为目标诱导“嫌疑人”认罪。

当然具体情况不明,有人认为法援律师可能以轻罪辩护快速结案为动机进行辩护而不是尝试无罪辩护,因为那样耗时更长且可能有抗辩风险。

事实上确实也达到了目的,而且因为法援律师“占坑”代理位置,导致家属自请的律师在程序上无法会见当事人且无法阅卷,当事人无法与家属见面,其与外界沟通的信息来源完全被切断,在心理压力和指派律师的诱导下,他选择了认罪。

这一切都是一个非政治性案件里出现的情况,如果这是一个更复杂的案件以及涉及法条判定模糊的案件,自请律师无法阅读卷宗,无法与当事人交流,这将会导致非常大的问题。如果法官,律师的派遣权被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垄断,那庭审,辩护和定罪的现行平衡将完全被打破重构。

另外文汇报之“同时让更多律师有机会处理法援案件,累积经验。”实属无耻之谈,辩护律师的选择事关当事人是否可能面临牢狱之灾,如何能当作“积累经验”这种等同于“让律师练练手”的轻描淡写说法?

5. raeye2,回应《防沉迷之后

“也玩过血腥猎奇的女性向游戏《心跳文学社》(Dokidoki Literature Club)。”此处似有误?不知是否为受访者的个人定义。据我所知,多数时候在类似语境下DDLC都被定义为美少女游戏(Galgame)。当然,DDLC作为一部以剧本中的meta要素为核心卖点的文字游戏,其更合适的标签可能应当为视觉小说或者meta game。

当然,这个游戏在这篇文章中的出现本身就令人感到一种微妙的不协调感。对于圈内人来说,DDLC当然完全称不上血腥猎奇,最多算心理恐惧。但对于一个平常只接受得到《王者荣耀》、《天天炫舞》的未成年人来讲,我们无法否认DDLC对于ta来说是非常难以接受的。而DDLC放到steam上甚至连作为君子协议的年龄确认都没必要填呢。

我们很难否认这一现状在中国社会是不合理的。我自己初中时看到《Blood-C》动画结局屠村的那一段,吓得一晚上没闭眼——我至今都不明白优酷的编辑是怎么想到把它放到分区推荐的。有些在别国是全年龄的作品,在我国就是不能作为全年龄上架的,这是事实。 重要的是,你要先接受血是红色而不是绿色,才能进一步去尝试接受心理恐惧/暴力美学之类的表演艺术。但我们都知道,在夹缝中野蛮生长的国内ACG生态连年龄确认的君子协议都没有条件,也没有余裕设立,这就是先天具有道德劣势的。而我国强调伦理道德的公众领域传统又让这一劣势在决策口被放大了,最终的结果就是公权力的强力介入。

6. madlex,回应《防沉迷之后

世上政策大约分为四种:过程合理且达到效果,过程不合理而达到效果,过程合理却未达效果,过程不合理且未达效果。

与其他人不同,中国人似乎非常喜欢以“效果”作为评价政策好坏之依据,认为第一、二两种政策为“善政”。其实反映出以下两个明显之思维特点。

首先,忽视过程之重要性。我们常常所讲述的“伦理”,一般指人身而为人,所应该坚持的行事方式与准则。以此为基础,再根据具体场景来调整行动,这是一般人的行事方式。而缺乏伦理者,并不会坚持此类准则,相反以是否达到目的来行事,往往过程中容易发生各种可怕之事。好比疫情期间,以“不让人出门”为目的,就会有人做焊死房门之事。或者讲大火之后要解决群居问题,则驱逐“低端人口”,自然会成为选择项。

其次,将达到“效果”等同于达到目的。做事之前,我们需要拒绝思维上的懒惰,要问下自己,为何我们要做。为何要推新产品?因为要赚钱。那么万一有蚀本的可能性,就应该能推导到“要停止推广”上。若果觉得目的达成与否无关紧要,一是你觉得自己并非这个组织的持份者,只是打工仔,二是抱住天真,觉得结果如何与你无关。

7. prince_e,回应《黄雪琴:“哪有记者不发声”

独立记者似乎都有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身居国内,面临着被拘捕的风险;前往国外,虽说彻底“独立”了,却无法获取国内第一手的资料,报导内容可能“失真”。端传媒也有大陆编辑组,之前看大陆题材的新闻,有大陆本土作者,也有港台作者,还有海外的作者,当时在想,大陆本土的新闻,为什么会有未身处此地的港台人,或者长期居住国外的人来报导?现在总算理解,不是不请大陆作者报导,而是要真请大陆本土的作者来报导,真的是有风险的,真的好难,唉。

8. madlex,回应《“财仔”贷款主任自白:我每天放债,是否在作恶害人?

帮以前公司申请过财仔牌,补充一下财仔的另一种玩法。

香港的证监会对于受监管的持牌公司,于客户融资方面有严格的比率限制。譬如客户100元价值的股票,指引建议最多借70元即70%比率。而财仔牌完全无此类限制。所以证监会持牌公司可以自己建立一间财务公司,以财仔公司名义100元股票抵押借客户100元,当然抵押物之股票是放于持牌公司自己户口做风险控制,客户拿借到的钱再于持牌公司进行股票交易,可以进一步加杠杆。

9. Aeny,回应《蒙页:后默克尔时代,中欧将有“体制之争”?

短视利益政策算哪类务实呢。威权国家选择互相帮助,避免统治者个人失去权力。民主国家不选择联合,不足避免自身价值被侵害,特别是对于威权国家而言,民主国家是现实存在选择,他像是一种迷因和异议,虽然可以通过对内宣传洗脑以及让个人原子化和恐惧,但始终是一种异议,可以接触到的,是个威胁;幻想着隔离且平等世界不存在,地球上各国距离在现代交通技术而言,实在太近了。

现在科技技术也导致更加严密监控,不存在历史一直是不断进步的幻想。况且这个世界一部分人依旧幻想是中世纪时代,为民着想的君主。对于民主国家真正忧虑政治家应该还有民众愿意为政治价值做些事吗?

10. 黑仔闭嘴,回应《用时间工具抵抗焦虑的人

感觉这篇报导选题的切入角度很有趣,对于时间的探讨总是深刻而复杂,这篇似乎想说什么又没说什么,还想继续看到:沉迷使用时间工具的人,他们究竟是时间的工具,还是用工具使用了时间,在这背后,人的自我主体性去哪了呢?郝海龙提到的法国的对比,我觉得跟中国的对方更有趣,法国人的工作模式某种程度上算是自己掌握了时间呢?那些不使用时间工具的人他们是怎么想的呢?他们是被繁琐的工作打败,还是能自如。更背后的背后,是中国人在时间面前无处不在的焦虑,真的是很好的报导角度啊,如果记者能够再深入的探讨一番,说不定会更有意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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