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资本市场上中国企业接连发生意外：从马云抨击中国金融系统的管制引来监管部门严查蚂蚁金服导致其上市被叫停，到滴滴无视中国网络安全监督部门对其推迟上市的希望、强行赴美上市从而遭到网信办责令禁止新用户注册、最终惩罚升级至全线程序下架，再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对校外培训行业造成毁灭性打击。这些事件，在国际资本市场法律语言里，都被归于所谓的“监管风险”（regulatory risk），一般指由于法律法规和执法环境对企业的经营造成的不确定性因素。资本市场对蚂蚁和滴滴事件的描述也确实都将其定性为“监管”“法规”造成的问题，不同的只是前者是来自于“金融监管”，后者则是“国家网络安全监管”。
但如果说对滴滴的调查和惩罚尚且有表面上的法律依据的话，那么对于教育培训的禁令，甚至没有通过太多法律的包装，直接通过文件的形式下达、由各地教委等主管机关制定细则。即便如此，新东方的新闻稿仍旧将其称为“法规”（Regulations）的变化，表示“公司将在提供教育服务时遵循《意见》的精神、遵守相关规则和法规”“公司正在考虑合规举措”“将主动向政府当局寻求指导、提供合作，以遵守《意见》即相关规则和法规”，完全符合国际通行的法律语言对监管风险的描述。
这些问题不仅是法学和法理学的学术探讨，而且涉及到怎样理解和回应当下日益强大的中国叙事及中共政权对政治和道德合法性的争夺。
然而，无论怎样用国际通行的法律语言包装，比起法律意义上的监管，这些事件背后的政治因素始终是挥之不去的阴影。虽然对蚂蚁的监管从防范金融风险的角度而言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从发生在马云砲轰监管当局之后上市前临门一脚的时间点、并结合事后各方对决策背景的分析看，显然带有敲打马云和阿里系资本的意味。而即便滴滴在数据处理上的安全问题属实，如果不是涉及政治敏感的国安领域并且发生在没有和政府达成一致就抢跑上市的背景下，也无法想象会遭到停止注册、全线下架的重拳处罚。至于教培行业，则更是处在当下中国政治议程的风口浪尖上——少子化、阶级固化、“内卷”严重都是会危及中共政权稳定的趋势，必须严加遏止。
但在更深的层面，蚂蚁和滴滴的上市风波和教培禁令所折射出的问题是，中国的“法律”与“法治”到底是怎样一种存在？国际通行的法律概念与对“法治”的理解，到底多大程度上能够应用于中国？这些问题不仅是法学和法理学的学术探讨，而且涉及到怎样理解和回应当下日益强大的中国叙事及中共政权对政治和道德合法性的争夺。简单将中共的“法治”话语斥之为“独裁”“反民主”，并不是一种有效的回应，也掩盖了公共生活和法律专业领域中的缺乏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