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吕频今年6月20日线上演讲的实录，演讲录音文字原稿由Matters用户荷喜整理，端传媒获讲者及整理者授权编辑后发表。
今天真正的关键字是：见证。这是我一个人见证的，不是所有人见证的。但我可以保证，你从我这里听到的，和你将来从别人那里听到的，必定会形成一种互文。
1995年的第四次妇女大会是我参与权益运动的一个起点，虽然我并不认为这个会议本身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关于这次大会，我印象最深的细节之一就是会场上可口可乐公司免费提供了饮料机和无限续杯的可乐。在当时，可口可乐的自动饮料机，我们是第一次见，还记得有一种可乐饮料机提供叫雪碧的饮料。我印象很深的是在会议结束前的最后一天，可口可乐公司不再给饮料机续饮料了，饮料机就打不出液体来。
我为什么说这个话题？那个会议其实是中国还在希望打破1989年以后外交困境的过程，并且希望加入地球村，成为世界公民，拥抱全球化，追逐全球化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一个故事。它是一个女权主义的故事，是一个中国和世界全球女权主义连接的故事，但也是一个中国追逐全球化的一个故事。
所以关于这个会我不会讲太多，我要讲一个真正的关键点，是在1998年的有一天，中国最早的社会性别专家、最早参与社会性别培训的探索先驱，也是跟我一起工作了20多年的同事冯媛，在三八节的时候给一群女新闻工作者做一个培训，我也是那些人当中一个。冯媛就问了所有人一个问题，你是谁？当时我的答案就是新闻工作者。
然后冯媛也向大家分享她的答案。我们是同事，都在报社工作，她分享的答案是：女新闻工作者。我们俩答案的差异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触动。这是一个契机，让我意识到，我的性别，我作为一个女性的性别是重要的，对我的人生，对我的工作，对我对社会的认知都是重要的。我觉得这是我成为女权主义者可被记忆的一个起步时刻。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句话就说：“我寻找的不是终极真理，是寻找我跟世界对峙的武器，是我心灵的停泊地。”所以从上世纪90年代，我开始参与中国的在北京和在其它地方、连接其它地方的民间妇女组织的活动。
2003年，我在甘肃贫困县工作一年，做挂职副县长。为什么当时做这个选择，去农村工作？因为我对报社的工作感到不满。在报社工作也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氛围，因为我想寻求如何改善社会，但是在体制内的报社工作却让我感觉到失望和倦怠。所以我选择到最贫困的农村。在县政府工作的那一年让我更深刻地意识到了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所以那是很艰苦的一年，当然也非常的不愉快。
快离开的时候，有一天，在最寒冷的季节，在甘肃，我们去探访青藏高原边上的扫盲班。那时山上是无穷无尽的寒冷，我的感受就是，寒冷像鞭子一样让你在山上无处躲藏。当我走进扫盲班教室的时候，那里面，那些中年妇女她们在一起唱歌，这是我所目睹的一幕。她们唱的歌是我从不看的电视剧里面的流行歌曲，唱什么不重要，但她们那种一起放声歌唱的情景，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这是我告别体制工作的最后时刻，我可能得到了一个隐约的启示：力量可能要从妇女群体当中去寻找，而不是体制之内。
在我辞职成为自由职业者几年之后，我创立了女权之声。那是在2009年，前社交媒体年代。头两年大概一个人写了七十万字的文章。当时我把这个平台，独立创建的平台，视为我探索中国妇女运动的一个阵地。当时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探索，其实是基于我之前参与中国民间妇女运动，逐渐积累的不满。2011年4月，女权之声进入新浪微博一年之后，正式改成这个包含“女权”的名字。这也是中国互联网上第一个以女权为名的大众传播平台。
所以再下一个历史的关键的时刻，是2015年的3月6号到7号。在2015年的3月5号，我刚离开北京，要到纽约开两个星期的一个联合国的会议，就在我离开北京的第二天，在我到达纽约的当天，我的一些朋友在国内就被捕，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件，女权五姐妹案。
当时在会议的头两天，我是要参加一个跟男性参与女权运动有关的学术研讨会。我记得我坐在曼哈顿那个酒店的电梯间，周围来来往往的全是我所不认识的，说不同语言的人，我的感觉就是我的身体无尽的坠落。我感觉这样一个前所未有、在中国的当代的妇女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严重的案件，它一定会牵连到我。然后我也意识到失去了对自己命运的主宰。
从那时候到现在，我被迫暂居在美国已经有5年的时间，在这5年里面大部分的时候我都有这样的认知：我失去了一切。
社会运动是很残酷的。参与社会运动对它的组织者来说可能是一种非常残酷的体验。因为每一个组织者实际上投入其中的首先是一个人的肉身，每个人的身体所能够承受的痛苦都是有限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运动、带有对抗性的社会运动，对于组织者来说，注定是残酷的和不断的考验，也注定要考验你身体性的承载能力。
浇灭社会运动的最好的方法、一个常用的方法，就是不断地将它的组织者移出现场。有一个中国的成语叫做釜底抽薪，如果一个运动没有组织，没有它的组织者，这个运动就会枯萎和熄灭。这好像是运动者、组织者，必须得被移除，不得不离开的一个原因。
所以问题就是，怎么继续在场？对我来说，对一个女权活动家来说，怎么继续在场？它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维持在原来场域当中的存在；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创造一个新的现场。这两件事情从2015年到现在我都在做，一方面我在国内的朋友，我非常感谢ta们给我提供了很多的帮助，并且让我们可以始终保持联系，可以一起工作。所以在这方面要感谢互联网。
当运动线下的部分越来越萎缩的时候，其实运动的线上场域反而是扩展的，而且它有可能超越物理性的国界。
今天你身在中国的某一个不太有女权线下活动的地方来参与运动，跟在美国的纽约州参与可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因为全是通过互联网去参与。只要你是中国人，你使用汉语，并且深度地关注中国的社交媒体，可能你就在参与这个运动，你就可以达到跟别人同等参与的程度。当然另外一方面你也要分担，和那些身在中国国内的（人们）一样，被审查和追踪、恐吓的这样一种恐惧。
我指的是互联网它既扩展了我们政府的管制的边界，它也扩展了另类的可能性，创意的边界，这两者是并存的。我就体会到了，从2015年以来，我就体会到这两者的并存。
另外一个我所指的创造的现场，是我跟在北美、年轻的女权主义者们的相遇和结盟与协作。不过在这里，我的角色，跟这些年轻人，北美的年轻人，年轻的女权主义者的合作关系，跟在国内有所不同。在国内我是直接的运动组织者和亲身的参与者，而在美国一部分也是因为资源的问题，我更多的是帮助年轻人，帮助我们的社群来创造一些相互连接的机会，越来越不再是直接的运动或行动的组织者，可能有一点区别。
所以在2018年，2018年的3月8号，这是下一个我要提出来的时间点。在北京时间的半夜，美国时间的中午，我就突然收到了很多朋友发来的消息，告诉我女权之声被关闭了，其实这是一个迟到的判决，因为自从2015年之后，女权之声一直都处于不断的骚扰和警告之下，而且它的活动能力也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限制。
但即使这是一个早就被预料的结局，当这个结局终于发生的时候，它对于曾经为女权之声付出过太多的人来说，仍然是一个几乎不可承受的打击。所以我的感觉就是我好像又再一次失去了一切。我再一次又体会到运动对一个执著的组织者来说是有多残酷。运动所造成的，在运动当中造成的各种各样的伤害，它不是一种只发生在你的头脑和你的理念里面，它是有人用肉身来承受的，包括言论审查所造成的伤害，它是有直接的一个受害者的。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后知后觉才意识到我是一个受害者，也是一个幸存者，和那些遭受其它的、我所一直都希望能够帮助的、其它的性别暴力、各种各样的暴力受害者一样，我也是一个暴力的受害者和幸存者，我是国家的政治暴力的受害者和幸存者。但是这样的一个身份，这样的一个认知绝对不意味着我放弃。相反就是，我把对运动的参与、投入，跟我自己要去摆脱这种受害者的经历联系在一起。
所以我指的是个人的搏斗，对一个女权活动家来说，个人的搏斗和运动的参与它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这种固执不是因为有什么名利。以我的经历，我可以非常确定地说，中国的女权运动里面没有利益。中国的女权运动无法供给你的生存，这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实，这是一个长期来说很遗憾的事实。所以执著于女权运动，执著于这种在场，唯一的原因，这是因为你对那种理想主义的承诺，它不是因为你自己可以从中获得什么。
走出体制的中国妇女运动
中国的妇女运动怎么从体制内走向体制外，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脉络，也希望这和我个人的部分是一种相互映照的关系。
一个运动，如何看待它的合法性或者它的革命性？至少就我亲历的而言，中国女权运动的合法性或者是革命性，其实是由我们国家来框定的。女权运动的能量，在跟它所回应它所映照的女性和国家的关系当中，国家其实始终是主导，所以也就是国家、我们的政权的性质来划定了女权主义的边界、女权运动的边界，到目前为止仍然是这样。
当然这绝对不意味着在所有的时期，在所有的历史阶段，女权运动所映照的妇女和国家的关系，都是同样的内涵。在大的前提下，在我们没有办法走出国家所划定的一个界限的前提下，女权运动其实还在不断地努力或者更新。
我所经历的，我所称之为早期妇女运动的一些发现，是从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之后开始。中国最早的民间的妇女组织是1998年的成立的红枫妇女热线，而现在红枫妇女热线还存在，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世界妇女大会确实催生了中国民间妇女的活动，也催生了一些有的已经消失有些一直活跃到现在的民间妇女组织。
比如说今天大家可能有所了解的，千千律师事务所，它的前身就是那个时候成立的，还有我从1990年代末参与到现在、也就是女权之声前身的妇女传媒监测网路，也是在1996年世界妇女大会的感召之下成立的。那是中国第一个在媒介和性别这个领域里面活跃的行动性的团体。当我回顾这些妇女团体出现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些团体它们不仅仅开创了一个女权主义的活动与行动领域，其实它们也是公民社会的先行者。比如说千千律师事务所的前身，北大妇女法律援助中心，它是中国第一个专门的民间公益法律援助机构。
早期的中国妇女运动，它是走在中国公民社会的前列，而早期妇女运动的这些主要的一些组织活动者，是资深的学者和在文化领域、文化出版领域、艺术领域、很多领域里面工作、有知识份子背景的女性。而我当时参与运动的时候，我的身份是个记者，并不是学者。而早期这种由学者来主导的妇女运动，并且受到一些比较强有力的国际基金会的资助，能够让它们有能力再组织相对雄厚的资源，来去开拓前沿性的中国妇女的权利问题。这里我举个例子，今天已经是被众人所获知的，关于中国的家庭暴力，这样的一个早期议题的开创，它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大力的支持。而且它也回应了在90年代，福特基金会在全球推广对家庭暴力议题关注的布局。
有一个活动家曾经回忆说，福特曾邀请她们去印度参观，了解印度民间妇女组织开展反家庭暴力活动的经验，并且希望她们回国以后也能够做些什么，而这由此就诞生了，我所认为当代中国曾经存在过的、最大规模的妇女联盟，就是中国法学会的反对家庭暴力网络，这个网路在它最兴盛的时候，它的成员单位在28个省市，在省级单位有它的成员，很多基层也有它的成员。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它的成员单位有很多是政府的基层权力部门，不仅仅是妇联，还包括法院、公安局、检察院等等，这样的一些部门都曾是它的会员。
这个背后，为什么它能够达到这么大的规模，能够吸收这么多体制内背景的参与单位和参与者，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一就是它有资源，有国际基金会支持的资源，能够请大家为这些所有的机构做培训。如果这些基层的机构希望在家庭暴力这个问题上有所作为，并且把家庭暴力的问题作为自己的政绩的话，那么通过反对家庭暴力网路的平台，它可以得到很多的培训，也可以得到一些交流、技术性支援的这些机会。
第二就是它的技术和知识的创造的能力，因为家庭暴力这个问题当时在中国是从零知识起步的。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当时的体制能够允许这样的一些组织在体制的边缘上创造一个另类的平台。这个组织是通过“挂靠”这样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动词，挂靠在中国法学会之下的，所以它具有一种既是民间组织，又有被官方机构半授权的这样一种合法性，所以它是在体制边缘上开拓的另外的空间。
这样的另类空间，对于为这些空间和平台进行投入的一些资深学者来说是非常重要，因为ta们每一个人，ta们大家都是在一些有体制、有政府做资助或直接管理的机构工作，并且在那里有受人尊重的学者的地位。但是在当时，在90年代的时候，体制内的这些进行学术研究的机构，不管是大学还是研究机构，它们不关心、它们不为跟妇女和妇女权利有关的议题来提供支持。
作为一个学者，你关心妇女的问题，但是无法在原来的学术机构或者大学里面，找到空间来做一些不管是研究或者是推动性的工作。所以这些学者们，ta们利用业余时间，在国际基金会的支援下依靠ta们的人脉，靠ta们的人际关系在体制的边缘上建立这样的一个另类的平台，建立这样的一个空间。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当时在北京从2001年大概到2008年，起码是2008年或者2009年更晚的时间，有一个定期的聚会，每月的聚会，叫社会性别与发展。是中国持续时间最长的，在女权领域里面的定期线下活动，每个月一次持续了8年的时间，所以它首先是聚集了在北京关心妇女问题的人们，其次它的影响也通过一些网路的设置来覆盖扩展到其它的地方。
我是聚会后期的一个组织者，并且始终是它这么长时间组织的见证者，我见证的是什么？有很多人这么有热心，在ta们下班之后还要拿出业余时间去讨论跟妇女权利有关的问题，这是我至今回想起来仍然非常感动的，我对这些历史先行者充满了尊重。尽管现在很多人都已经不再跟我联系，我相信ta们对妇女的问题充满真诚，尤其关心弱势妇女的命运，并且希望去做一些事情帮助到这些人。所以ta们的定位，ta们的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我觉得是真诚的，即使这种关怀有一种俯视的角度。
另外ta们也认识到国家是责任的主体，国家既是责任的主体，也是权力的主体，所以ta们希望宣导的目标，或者说更进一步的，ta们的组织性的活动的背后的政治性的假设，就是国家作为权力和责任的主体，应该来关心妇女的问题。到今天仍然没有改变，但是改变的是，如果说我们要分析运动的其它的角度，那就有所改变。我指的是在运动背后的政治性的假设没有改变，这个国家以及对国家和妇女权利、就妇女和国家的关系，大方向上没有改变，小方向上有所变化。那么当时它的目标的物件和行动的策略，一个就是要游说权力者，另外一个就是要去培养培训基层的执法者，来去试图去改变执法者态度和行为。
我也做了很多这样的培训，现在我认为这个培训没有什么效益，所以这也是运动另外一个残酷的方面，就是你不断地在扬弃自己。扬弃这个词说来很轻松，但实际上背后曾经消耗了太多的时间。所以它的行动的策略，不管它想影响谁，不管它是想影响的是决策者还是基层的执法者，其实都是在一个圈子内的对话。而且这种对话它只有学术，就是有一定的资格和资源的人才能够参与，所以当年我在那个圈子里面也是非常边缘的。参与的主体是资深的人士，是有资源的人，是有某一种精英资格的人，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资格，就很难参与这个运动。
我记得当时我们还曾经非常认真地思考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年轻人不加入我们的运动？现在想来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问题在于我们并没有想到，我们的运动是否曾有给予青年人的主体的位置。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概括，就是当年的参与者ta们的定位不是行动者，ta们的定位是社会性别的专家，我们都追求的是成为一个社会性别专家的地位，一个身份。那么成为一个社会性别专家，就拥有了关于女权主义知识的话语权，并且能够在国际基金会的资助下去参与学术，在学术和准学术生产与项目实践中获得地位和机会，这就是早期的空间。
在2009年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对我触动很大的事情，一个叫做邓玉娇的事件。邓玉娇事件就是一个服务员，因为遭受性侵犯就直接刺死了一个湖北巴东县的一个基层的官员。后来因为舆论的强大反响，邓玉娇经法庭审理后免于刑事处罚，而且还给她安排了工作。这个事情是大家在当年所谓公民社会非常活跃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公民参与事件。当时因为公众的关注非常的密集，整个巴中县的通讯一度都被政府切断，为了阻止内外的联系。所以在公民社会的关注高涨的时候，我们女性也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妇女权利的问题，这很显然对吧？这是个性侵害的问题。我指的是不仅仅是一个弱女子对抗一个腐败官员的问题，也是一个不被性侵害的权利和反抗的故事。
但当我们试图把这个故事讲成一个妇女人权故事的时候，我发现没有人听我讲，这就很有意思。这个情况当时对我来说有点诡异，在这之前我以为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在刚才我讲的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多年的工作里面，我所参与和我所曾经负责的媒体传播的工作是最有效益的。是我们几乎从零开始把反对家庭暴力这个关键字推进到中国的公共议程里面。但我现在想去把邓玉娇事件，就在一个大型的公共辩论里面，想去激进地、非常进取地推进关于女权主义的视角的时候，我就发现推不动，为什么会这样？
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当家庭暴力这个问题，从没有人关心到有人关心的这个过程，它没有竞争，它没有压制，它是在一个无人理睬的空地上所取得一个小小种植的收获，这是我可以做到的。可是当一个大型的辩论已然发起，一个密集的辩论已经形成，而我想成为公共辩论其中一方的时候，我就做不到。
所以这个问题让我意识到，我们这些人对于中国的公共舆论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这很残酷，但确实是自说自话。我们总是在说这个主流社会不关心我们，不关心妇女的问题，实际上我们也从来没有能够真正有效地卷入中国的社会。在当时急速上升的中国公共话语的发展当中，这个事件让我认识到，让我对所曾经参与和投入的中国妇女运动产生了非常深刻的怀疑。这也促进了我的出走，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成立女权之声。
我想要用一种新的方式去探索和推进中国的妇女运动。
女权之声与运动组织
女权之声的工作，对我作为一个运动参与者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帮助，就是让我意识到，我可以把批判性的女权思想推进到什么样的地步。而批判女权，就是在我不断推进关于女权主义的思考的时候，不断地遇到妇女和国家的问题的时候，让我意识到必须要进一步把国家不单是作为权力者，不单单是作为权力者的身份，以及它作为责任者或解决问题的主体来看待——它就是始作俑者，是这些问题的制造者。
而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突破，是我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展开的批判，展开的破除言论审查的一个自我解放的过程。我们要去指认这个国家在作为国家，作为一个父权制的最大的代言者，在对妇女问题，在制造妇女问题这方面扮演的角色。
所以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意识到我对女权主义的批判性的理解，已经让我越来越远离了早期我饱含尊重的那些资深学者。对ta们来说，国家的父权属性，国家作为一个麻烦制造者的属性是被讳言的，所以这是女权之声给我的一个写作的启发。当时我在女权之声每个星期发行的时候，提出一个宗旨，我要用传播来推动中国的民间妇女运动。
后来我就意识到传播没法推进中国的女权权益，为什么？因为传播确实是可以创造知识，但传播不能够成为组织，这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还要必须要去建立一个实地的一个组织。所以从2012年到2015年，中国女权行动派、中国女权行动主义的活动，在我看来就是两个，第一个在传播方面是女权主义、女权之声，第二个就是在地的行动派的组织，线下的组织。为什么这个组织会重要？因为线下的一些组织，让年轻人成为运动的主体。
刚才我讲到上一个阶段运动的主体当中没有年轻人的位置，就在这个时候年轻人才真正成为行动主体，而跟ta们的相遇，我觉得它带来女权主义和年轻人的相遇，就是带来中国女权运动的一个全新的阶段。为什么是年轻人成为行动主体是如此的重要？是因为年轻人有未被体制所收编的能量，没有被家庭和职业所收编的能量，ta们才是社会变革的真实拥趸和参与者，可靠或者可持续的拥趸和参与者。
另外，未被体制收编在我看来其实是至关重要的一点。我从2012年开始，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年轻人，其实ta们和我一样，都是在逃离。有的人从大学退学，有的人是跨性别，当然有的人是同性恋，在ta们逃离原来的个人生活的桎梏的时候，其实也是逃离父权制对年轻、尤其对女性和性别异见者的束缚或者规训。寻找个人自由的时候，ta们的身体和ta们思想的奔走，让ta们寻找到了女权主义。
我指的是就是女权主义和异见，不被规训，拒绝被规训和身体性的逃离都非常重要，它们之间都有关系。
当时我们在女权之声北京的办公室，成立了一个小小的空间，称之为一元公社。它所有的资源都是由志愿者和个人的捐助来提供。这个公司所有的空间可能只有30平米，提供每个星期7天开放，然后有一些组织性的活动，讲座讨论研讨会，各种各样的跟妇女主题的读书会、放映会等等。
那么在这种活动之外，所有人也都会欢迎它驻留在那，我就是在女权之声认识的肖美丽。当时美丽还是一个大学生，有一天晚上肖美丽突然来到了我们办公室，来到了一元公社，她说她要寻找毕业论文的灵感，怎么来做一个女权主题的毕业设计。肖美丽带来很多五彩斑斓的头套，假发头套，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全都开始争先恐后地把那些五彩斑斓的头套套在脑袋上，玩得非常开心。我只能说好像我们没有在讨论女权主义，其实这是一个女权主义者的疯狂聚会。而这样的疯狂聚会能够有一个空间来做，是非常重要的。
人们在我们这个社会有非常强的体制性，我们的社会其实不允许另类的生活，非常不允许另类的生活。不允许另类的表达，极度缺乏个性，或者说你只能在被允许的程度上假装有个性，买一买什么特别的装饰物什么的。那么这些另类的人们，不管是ta们因为ta们的性，ta们的性别，因为ta们的政治观点，因为和ta们的社会观点不一样的人们，是被孤立的，被主流社会排斥排挤出去的或者被压抑的，ta们的思想是无处可去，ta们的身体也是无处可去的。所以我们要创造这样的空间，让大家可以聚集在一起。然后我也目睹了这些不被体制所吸纳，又拒绝被体制所吸纳的年轻人。ta们聚在一起，就可以做出什么？所以ta们肯定做出了一些在当时的人们和在今天看来都是非常激进的一些身体性的行动。
我们到各种各样的政府机关门口抗议过，举过牌抗议过，我们做过各种各样的以女权主义为思想资源的身体性的激进的实验，跟性和身体有关的疾病性纪念性的实践和曝光。
然后我们也介入过、在一些人看来不可能改变的政策和个案。现在回想起来，在这个阶段仍然是一个小圈子。真正的激进的核心的行动者是少数的，ta们的社会影响可能是广泛的，但是核心的行动者是少数的，而核心的行动者之间形成一个紧密的共同体。也不是追求同样的想法，是追求保持同样的行动基准。从这点上说，这仍然是一个非常小的共同体。
从这个阶段里面我学到了什么？第一个就是要尽可能地直接行动，而不是去等待无限推延的所谓制度性的建设改进；第二个就是要关心运动的策略问题，或者说运动的效能问题，就是在一时一地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尽可能快的达到社会改变的目标，这是运动的组织者必须要关心、必须要去觉察的；第三个要去做女权主义思想的自我历练，不断追求进一步的女权主义。直接行动，策略性，不断自我推进的女权主义，这就是我学到的三点。
这是我从2012-2015年这个阶段学到的，我们可能取得了一些成就，推进了一些政策性的改变，也解决、干预了一些非常困难的个案，然后我们也在让中国的大众媒体第一次开始比较有范围、比较有幅度地来报导年轻人的女权主义行动。当然始终也处于危机和焦虑当中，第一个危机感，就是也许有一天大众媒体对我们不再感兴趣，因为我们的行动不再够激进，没有足够的激进性来供我们博版面。
第二，我们知道政府其实一直都在，没有人能够摆脱政府的监视，我们也知道在不断去推动国家问责的时候，不断地去指认国家作为一个问题制造者的角色，其实我们跟国家的关系也越来越被推向危机和破裂的边缘。当我们的运动组织越来越从体制内出走的时候，我们跟国家的关系，女权主义者和女权主义代表的妇女，（她们）和国家的关系就越来越紧张，而紧张的所造成的危机和焦虑都是由我们这些人来承担的。
而近些年来社会运动去中心化的趋势，中国的女权运动的去中心化，是一个被动的过程，是一个不得已的过程，是一个不得已的后果，而不是一个主动的选择，没有人选择主动的去中心化。
为什么没有人敢出面来去组织妇女运动，因为这风险太大，所以每个人都必须得声称我是无组织，我跟其他的运动参与者之间是没有联系的，这是这个运动被打压的状态下造成的一种状况，这是运动被解散的后果。
另外还有一个点就是运动极度缺乏资源，它没办法存在任何成型的结构的原因，是因为没有人没有资源去支撑这个结构。如果你想组织一些人，那么你必须要有足够多的资源，但这个资源在中国当前来说是被切断的，还是被非法化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运动的去组织去中心化，它是一种后果，它不是一个选择，没有人会因为去中心化、去组织化是一个好事而选择它。是因为人们不得不这样做，人们不得不假装跟其他的运动参与者没有联系，人们不得不假装自带干粮去参与、维持运动，因为第一运动没有资源，第二运动不允许公开的组织、公开的有号召力的组织者的存在，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女权主义与个人生活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且随着政治环境的紧缩，我越发地认识到，个人生活的女权主义化是非常重要的。我比以往更关心我的个人生活，我从来都很关心，而且我比以往更关心我的个人生活如何能够进一步地奉献给女权主义。这不是指我生活的每时每刻都在遵循女权主义，不是这样的，而是指我无时无刻地不在用女权主义来去审查我自己的生活。
而且我意识到，当我跟这么多人曾经走过一段时间，有些人至今保持着运动的友谊，而跟有些人渐行渐远，在我看来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个人生活跟女权主义的关系是什么。我们的个人生活能不能保持一种对女权主义的追寻，跟我们在运动当中能够坚持多久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比以往更关心怎么在个人生活进一步的女权主义化。
在这个层面上，我其实是一个很严格的并且充满道德感的人。我很清楚绝对不是所有的人，可能几乎没有个人像我这样实践。甚至我对一些曾经跟我一起工作了很多年的年轻人，我也曾非常遗憾地感叹，ta们可以和我一起工作，但不会执行我的生活方式。我被迫理解、被迫接受这个事实。但我只能说在这种体验当中，我对女权主义的运动和这种思想的理解，跟我自己生活的世界有很重要的关系。
然后大家也会想问，说关于生活方式的例子可以具体一点吗？我可能还是说得很抽象，因为我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自我曝光、讲述自己生活的细节是合适的。我指的是，你会感到如果在中国，当然可能在其它社会也是一样，如果你拥有了一定的资本和社会条件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你非常容易跟体制达成某一种妥协，你非常容易成为一个既得利益团体的一部分。
就我自己来说，我虽然出生在一个小地方，但是我有城市户口，我的父母在那个年代是工程师，他们是所谓的国家干部。他们有城市户口，所以我也是城市户口，因此我上了大学。如果我是农村户口，这件事情会难得多。我接受高等教育之后，又有了北京户口，这说明了什么？这就保证了两点，我几乎不会跌出一个安全区，并且只要我在体制里面待着，即使我是个庸人，当然大部分人都是很平庸的，可能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不需要有特别的才能，我也不需要特别的付出，我就能够拥有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这是你无法拒绝的一个诱惑，你不需要，甚至你都不需要为之努力，你只需要待在那里就行了。
可是我选择了放弃，所以可能在我的同龄人看来，我是一个失败者。可是我觉得我得到了他们所没有的东西。我得到了什么，我指的不是说我可以奉献给女权主义，不是这个。我最大的体会就是我得到了自由。当我从报社辞职的时候，别人都觉得你损失太大了，如果你在报社待下去，总有一天你会成为报社的领导，我知道会。但是我辞职以后我得到了什么呢？我得到自由，我得到了写作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我的文字和我的思想，或者内在的自白再也不会受到审查了，你知道这就是最可贵的。而且我觉得这跟女权主义有关，这跟我能够去进一步地探索，在运动当中探讨女权主义是有关系的。
我觉得人们在觉醒的女性权益和父权制之间，觉醒的女性面对父权制她有一系列的选择，可以完全是协作的关系，也可以是一个逃离的关系，逃离或者退出。我知道退出是很难或者不现实的，因为每个人都在体制内生活。我是一个尽量地退出体制，不跟体制打交道，并且不从体制内获取资源去生存的人。所以我只维持一种勉强为生的状态，并且做体制边缘的最差的人，对我来说其实非常重要。
我可能没法想像另外一种状态，但是起码对我来说跟体制尽可能保持着这样的一种，怎么说呢，保持一种最极端的、勉强不破裂的这种关系，就在破裂边缘上，这种关系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在这个边缘上，我就没有我的女权主义的思想，也没有我女权主义的自信，我也没有信仰女权主义的自信。我认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所有的关于女权主义的宣讲都要打一个口是心非的折扣。
这只是供大家参考，我知道别人不会，我知道大家不会像我一样。但是我觉得每个人，另外一方面，每个人也都可以往前走一步。我支持什么样的思想，最激进的思想就是女性罢工的思想——女性撤出，有更多的人撤出父权制，这是一个父权制垮台的可能性，我对这种思想是非常感兴趣的。所以包括停止对体制的贡献，也包括停止从体制内获利，尽可能地。
女权主义在中国何去何从
人们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女权主义该何处去，何去何从？人们最关心的就是女权主义的未来，为什么关心女权主义的未来？恰恰就是我们的未来极不确定，而且不由我们所主宰。基于我们作为运动中的人和关心妇女权利的人，感受到一种危机感和自主性的缺乏，才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觉得运动的未来是无法被我们所把握的。
其实我的回答首先是分析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其次，这是我最重要的结论，就是在这种不确定性当中去搏斗。2018年在#MeToo中我有一个感叹，可能对我来说很残忍的就是，在女权之声作为历史性的代价被牺牲之后，我看到的是中国妇女运动、中国青年女权运动的一个大发展，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它最基本的表现当然就是女权主义的话题，女权主义的认同，女权主义的、泛女权主义的年轻人，ta们在网络上可见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增长。另外就是在这些年轻人当中，ta们也建立了比以往更强有力的、关于女权主义以及一些女权主义内部议题的共识。比如说关于家庭暴力，关于性侵害，里面关于强奸文化的，关于性别歧视，今天的年轻人、今天的运动参与者在一个更广泛的方面，对这些问题都形成一种非常强有力的共识。另外还有就是在运动当中包含着前所未有的比以往更强烈的对社会的不满。
为什么我说这是#MeToo的最大的成就，我看到#MeToo以来这个女权运动的主要发展是在社群内，在女权社群本身，而不是在这个社群对于这个制度的、法律和公共政策的影响。其实现在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从2018年7月以后，#MeToo的重点和女权运动的重点都转向个案，都是由一些非常具有一些戏剧性的和令人发指情节的个案去推动的。它的焦点只能是在这个个案，而实际上每个个案的推动，它留下的制度性的财产其实非常少。
每次的个案发生，好像我们还在、就是鸡蛋总是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位置上不断地去碰石头，这是因为法律的改善和政策的让步太少。法律和政策的文本的让步不是没有，但是文本的改善，从口惠怎么到实质，到现在还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比如说从2018年到现在，我们的性暴力和家庭暴力的受害者，ta们的经历能够有多大的改善？这个是非常有限的对吧？
而这里面我最看重的是什么？刚才提到这个词就是“不满”。其实我想用批判这个词，当然可能有一些比较严格的女权主义者不认为今天的青年女权、泛女权社群的社会批判、女权批判思想有多少发展，所以我就姑且用“不满”吧。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我不断地讲到妇女和国家的关系这样一个微妙的变化，在国家仍然强有力的来划定女权主义的边界的时候，妇女对国家的态度要比以往更负面，而妇女和国家的关系也比以往更具有一种内在的紧张。
在我看来，当然我不希望我们的国家是这样的，但是如果说从社会运动的角度、另外一个角度看，其实这也是女权主义可以存续的原因，也是女权主义为什么对这个社会、对我们的国家特别重要的一个原因。
我指的是什么？当一切都被压制，当好像不和谐的声音都在被消灭的时候，女权主义它却维持着一个另类的社会批评的空间。这多么重要，不单对女权主义重要，对整个国家也非常重要。
另外在这个阶段，如果我们要谈危机和焦虑的话，感觉就是分散、被大规模共用的焦虑，它主要不是人身安全的焦虑，而是一种身份认同的焦虑。内部的身份认同非常强烈，但对外却充分强烈地认识到自己跟社会之间是不相容的，跟社会的主流意识现在是不相容的。所以在思想观念方面，又比以往更强的更激烈的碰撞或者甚至是对抗开始出现。我还是认为这是个好事，当这个社会被命令日趋死亡的时候，所有不安的声音，所有让社会稍有不平的声音，我觉得都是社会还活着的迹象，都是给社会供氧。
然后在这个阶段我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主体。再用刚才讲到的几个指标来看，刚才我已经谈到妇女和国家的关系，大框架没有改变，但是内在的紧张在增强。主体变成是青年人，是一个更泛女权的社群，它的规模比以往更大，而不像早期人们相互都认识的那样一个小圈子。但是如果你要说在这个阶段它有什么策略，我觉得也很难在一个共识性的层面上去讨论。这个运动本身也变得没有共识，然后甚至运动本身，女权主义者本身是否成为还能够称之为共同体，其实也越来越存疑。
目前的我的想法是，我接受这种状况，我理解这是社群规模达到一定程度，达到这样的人数聚集必然发生的一种状况。一个共同体急剧的扩大，其实可能就意味着共同体的不复自我支撑。
我接受这样的一种状况。但是另外一方面，在一个没有leader的年代里面，我还是关心怎么做一个领导性的策略性的行动家，我觉得这仍然有意义。这也回应了刚才就说的女权主义去组织化这个问题。这个运动已经广泛的和去中心到这样的一种程度的状况下，组织者仍然非常的重要。只不过组织者不能够再组织所有的人，但组织者通过策略和倡议，对社群内和外所发出的这样一种号召，我认为仍然是非常有意义的。即使今天行动主义的女权主义，在整个女权社群中的比例在下降，我仍然认为行动主义是女权主义、中国的女权运动中至关重要的一脉。
刚才我讲的就是女性和国家，包括年轻人跟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前者对后者的不满，而且这之间的冲突在我看来是一种未来长期的刚性冲突。国家无法拿出令我们满意的资源去赎买女性的愤怒，这也意味着女权主义的辩论，女权主义的抗争，不管是一种什么形态的，即使在一种会被百般迫害的形态下，它仍然会长期地存在，因为它有它的土壤。
只是我们从来都没有离开需要国家承认、愿意跟国家协商的大框架，只不过在这样的一个方向，在让我们失望的时候，我们才产生了激进的思想，但是这个激进的思想并没有带来真正的行动的激进。我们是在从协商到抗争这样的一个光谱上，来不断地转圈和不断地观望摇摆。其实我们无法走出国家给我们设定的这样一个界限，但是在这样一个被限制、被限定的状况当中，在我看来更重要、最有价值的，不是寻求妥协，而是寻求抗争。
就是这个运动，我深深的感到它是被恐惧、失望和愤怒所围困，我体会到这一点。即使是那些女权主义的观点跟我不同的人，我的朋友，最亲密的朋友们，我觉得我们都深深地体会到这些情绪，并且都分担这些情绪。这就是再中国做女权主义的所要面对的这种生存的境遇。
在这种愤怒和失望和恐惧的围困之下，被围困在这种现实的境遇之下，我们还怎么走下去？我刚才就说了我的答案——在不确定性当中去搏斗。但这其实也不是答案，这就是我对未来的看法。我接受这是一个非常不安全的状态，这是一个不被承诺的斗争。我接受它是一个没有预期和可预见的结果的斗争，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过程。而且我相信人们一定会创造出很新的社会财富。
最后想说一点，今天不管我们讲多少困难，看到多少困难，但是相比以往，让女权主义组织起来的，让女权运动组织起来的那些条件，其实现在是最好的，从某个角度来说现在是最好的时候。所以希望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或者说作为一个运动的组织者，我可能也不允许我的言论里面出现任何的消极和沮丧。
（吕频，中国大陆资深女权活动家，女权运动组织者和论述者，现居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