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王柯教授的最新作品，端传媒获独家授权，分三期发出。在这篇文章中，王柯教授延续此前关于中国民族主义与其日本根源的研究，分析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是近代中国何以获得关于“民族”、“民族国家”的知识？第二是“民族国家”何以被与“单一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第三是号称重视传统的“中国”（汉族）社会何以最终在近代也接受了单一民族国家思想？第四是近代中国的思想精英们究竟为什么如此执着于单一民族国家思想？
在上篇中，王柯教授根据日本史料重新回溯了明治日本时期的自由民权思想到“国体论”的转变过程，探询“nation”的概念在19世纪末的日本，是如何由最初的翻译“国民”，一步步转化至“民族”，而这一变化“阉割了nation思想的‘启蒙’性质，将历史近代化的主体由个人变成了共同体，从而颠倒了人民与政治权力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最终又通过对天皇制的再解释将“日本民族”变为“以天皇为祖先的一大家族”，从而给“民族”再赋予血缘共同体的性质，并由此引发出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的结论。
在中篇，我们已经看到这一结论如何影响了通过近代日本思想界开始接触西方思想的梁启超等人的认知，并最终发展出中国最早的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的概念；在最后的下篇，王柯教授分析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日本民族主义的关键不同之处，以及孙中山等人是如何利用这一特性动员民众，将民族主义作为将人民绑架在国家机器上的手段。
三、作为手段的单一民族国家论
（一）“被选择的荣光”与“被选择的精神创伤”
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是在朝的民族主义，而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在野的民族主义，由于民族主义操盘手的立场相异，因此他们希望利用民族主义所解决的问题不同，因此运用的手段也相异。
近代中日两国的民族主义在其发生动机上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不是因为民族才有民族主义，而是因为有了近代民族主义才制造了民族。具体言之就是：背离了nation原意的“民族”是为了建设单一民族国家这样一个民族主义的目标而被人为制造的。
理解了这一点，不仅能够理解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为什么会从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中汲取大量的元素，同时也就能够理解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主义存在着哪些不同和产生这些不同的原因。简单说来，就是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是在朝的民族主义，而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在野的民族主义，由于民族主义操盘手的立场相异，因此他们希望利用民族主义所解决的问题不同，因此运用的手段也相异。
近代日本的由在朝的民族主义者所发明的单一民族国家论，其目的在于根除幕藩体制的影响，将人民对大名藩主的忠诚转化为“臣民”对天皇制国家的忠诚，通过“国民”化来强化现行的国家体制；而近代中国由在野的思想家革命家们通过接受日本的影响而制造的近代中国的单一民族国家思想，则是以消除汉人对于清王朝的忠诚，进而发动驱除鞑虏的“民族革命”以毁灭现存的国家体制为目的。
近代日本的单一民族国家论受到批评的最大理由，就是无视了阿伊努等其他民族的存在。事实上，当时的日本早已是一个“和人”（民族概念产生之后大多称日本民族或大和民族）占国家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1868即明治元年时日本全国人口3330万人，而阿伊努人在江户时代（1603-1868年）中的最大人口数是26800人。在近代日本的单一民族国家论话语中，当时主要居住在北海道地区的阿伊努人被描写成“日本民族”的一个“支族”。但值得注意的是，1879年日本侵并琉球时，“琉球人”为286,787人；而包括当年琉球王朝的著名大臣羽地朝秀（1617-1776）和后来的冲绳出身的著名民俗学家伊波普猷（1876-1947）等在内，他们都主张“日琉同祖论”，以琉球人为日本民族的一个支流、支族。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即使在把对朝鲜半岛的侵略进行正当化的话语中，被日本当作一个重要的理论根据就是他们自己提出的“日鲜同祖论”。无疑，这种“支族”论和“同祖”论中也带有对阿依奴人、冲绳人和朝鲜半岛人民的民族性歧视；然而由此也可以看出：和制汉词的“民族”的概念和近代日本的单一民族国家论，本来并非是为了区别和驱除他者以及其他共同体而创造的。当然，更不存在为了传授给近代中国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