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就是一种以民族、或企图以民族为中心建立政治秩序的思想或主张。这一性质在近代中国表现得尤为明显，1924年孙中山在其《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第一讲开门见山地谈到：在中国，“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注1）也就是说，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就是为了建设一个“中华民族国家”而被发明出来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鼓吹天下主义的儒家思想在历史上一直是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统治正当性的思想根据，民族主义原本最无可能在近代中国站稳脚跟，然而事实却是民族主义战胜了天下主义，主导了中国的近代历史，这无疑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巨大的拐点。然而近代中国之所以选择了民族主义并开始出现“中华民族”＝“国族”的思想，比起当时中国内部状况所起的推动作用，更主要的原因则是在天时、地利和人和皆备的条件下，中国以推崇单一民族国家形式的日本为师，学习了这一思想。
所谓天时就是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以及在此基础上日本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两次战争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而1898年时清政府的百日维新却以失败告终；所谓地利就是日本与中国仅一海之隔，且日本使用汉字，两国之间的信息传递和相互交通都较欧美各国便利；所谓人和就是在上述天时和地利的基础上，大量中国留学生和思想家聚集到日本，认真总结近代日本成功的秘诀和积极探索近代中国发展的道路。而在近代日本的这个场域中，中国的思想家们看到和学到的就是如何建构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其最具体的成果就是“中华民族”＝“国族”思想的诞生。
“中华民族论”实际上是种族论
近代中国之所以选择了民族主义并开始出现“中华民族”＝“国族”的思想，比起当时中国内部状况所起的推动作用，更主要的原因则是在天时、地利和人和皆备的条件下，中国以推崇单一民族国家形式的日本为师。
近代的“民族”概念，是在19世纪末由日本传入到中国的（注2）。梁启超在其《新民说》中曾经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当年在北京见到驻清国日本公使大使矢野文雄（号龙溪），他引黄遵信《日本国志》所记议论日本，结果被对方斥为“无异于据明史以言今日中国之时局”，因为“黄书成于明治十四年，我国自维新以来，每十年间之进步，虽前此百年不如也，然则二十年之书，非明史之类如何？”梁启超当时颇不以为然，然而1898年流亡到日本后，“东游以来，证以所见，良信。……夫同在东亚之地，同为黄族之民，而何一进一不进，霄壤若此。”（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