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读者评论精选”栏目每周择选报导及圆桌话题中十条精彩读者留言刊出。部分留言可能会因应长度及语意清晰作节录或编辑。
1. NightRaven，回应《《最美逆行者》舆论翻车：当性别平等成为爱国网民的叛逆起点》
传统划分对当下的年轻人群体逐渐失去准确性，他们是在国家宣传机器和教育系统下形成的独特产物。好的方面来说，年轻人越来越对现实议题持功利化主义看法，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好事，这是人们基于自身利益进行独立思考的第一步，迈出这一步即便仍拖着锁链，但认可对个体利益的保护是任何理论化思想的起点，这种相对上一代的思想进步值得一定的肯定。
然而，这种朦胧的，混沌的，甚至被国家主义裹挟着的思考并不能实现一步到胃的跨越，缺乏和世界主流思想的结合只能让这种思考在贫瘠的土地上蹒跚学步。但最终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新话语形态怀有超各种方向发展的可能。
当一种话语被创造出来并广泛传播后，创造者也就失去了对它的exclusive control；当它与个人最基本的利益诉求结合起来时，任何人也无法阻止它成为维护个人利益（权利）的武器。尽管“权利”一词在当下中国语境下仍然处于被污名化的地位，但当它的内涵已被人们逐渐认可时，至于right到底应该叫什么，还重要吗？鉴于此，自由社会对其的启蒙是否也可以避免patronizing，转而拥抱根植于其土壤的朴素思想进行循循善诱。
2. jackhui、EricChan，回应《“中国模式”如何变成一种政治成功学？》
jackhui：想回应一下文末所提“内部反噬”数点：
- 很多人都看见武汉封城导致了其他病患缺乏照顾的问题，但都没有看见这些问题都在一个月内被解决（作为反应缓慢的公民自组织一部分的我在一个月左右介入发现已无大事），并完善了一套较少负面影响的封城模式为后期封城提供经验，而解决模式本身就包含大量的公民自组织。对“固化刚性体制弊端”缺点的批评完全落在空想和推演上，作者是只在香港看新闻了？
- 迅速反应的公民自组织购买口罩例中，公民自组织造成的后果是世界性市场上口罩的缺货，在解决中国问题的同时给世界各地带来了恐慌。而政府接管后，由生产而非抢购为主线的政策在满足国内需求后，成为国外疫情爆发前期的主要供应。自私的优势真的不需要兼顾外部负面影响吗？
- 民族主义确实是个问题，这点非常同意，我也挺讨厌这个的。
回到前面提出的“为何一个能够严格管控舆论的威权政府，在定义了权威的中国模式后，还会容忍这些水平参差不齐的解读”，难道“定义一种模式后不允许不同解读”不是教条主义的特点吗？西方社会确实容许解读，但却没看见不符合“教条”的“民主自由”解读被承认，只会被冠以“威权”“保守”而排挤出自由民主论述，实用主义从来就不排斥参差不齐的解读啊。当然这只是比较理论层面的特点，意识形态对抗就是另一回事了。
其实我觉得中国模式并不是一个与“民主理论”“威权理论”对应的一种概念，想尝试将中国模式理论化再进行比较总是有点别扭，当然现实中确实有不一样的理论选择，但更可能是在更高层面理论形成逻辑方面上的不一样。
EricChan：@jackhui：我想回应一下你的看法。
- 关于封城这一点，我觉得作者提到封城所带来的副作用的确是夸大了而且描述也不准确，这一点我是同意你的。
- 关于“政府主导的生产为主” vs “公民自发抢购为主”这两种口罩供应模式的比较，我觉得是不合理的。首先中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口罩生产国，日产量破亿。政府全力重启因春节而停顿的口罩生产供应是必然也是最有效率的选择。但是不能忽视中国国家体制在疫情初期对于口罩供应以及分配的低效，包括部分主力收治病人的医院得不到口罩，反而是需要医生在微博求救需要公民购买并经由快递寄送到医院，而部分口罩被地方官员扣为己用，或是交给并不需要处理肺炎病人的莆田系医院，甚至出现了不同省市地方政府相互扣押征用别的省市的口罩的状况，更让人质疑国家体制的运作有效性。另一方面，口罩全球性的短缺是因为疫情全球爆发导致对口罩需求急升所导致的，中国公民海外抢购是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公民自组织对比国家力量的优势从来都是灵活性与效率作为国家力量的补充，而疫情初期的确体现了这一点。
jackhui：@EricChan：我也同意用政府生产与公民抢购对比确实有点奇怪，两者其实相辅相成不是对立因素。也许从另一个角度切入吧，公民从舆论所获得的信息与政府从行政角度获得的信息对比，两者到底哪个更具灵活性和效率？
前者的信息来源是舆论，其分配的逻辑在于有需求的群体会在舆论中发出更大声音，因此获得更多分配。后者的信息来源主要是统计。按舆论声音分配真的就比按统计分配有效率吗？
舆论发声是需要能力的，按舆论声音分配其实会与舆论能力成正比，而舆论能力与获取资源能力也有一定的相关性，其分配对弱者倾斜程度不一定高于政府分配。不知道你是否听说过急救的定律：叫得最大声一般不是最需要救的。真正有需求者往往同时丧失发生的能力，按声音高低分配并不一定更有效。
舆论上认为公民自组织更有效的原因，是因为两者是同一信息来源，解决问题的优先度一致，会更有效解决舆论关注目标，因此造成更灵活有效的假象。我认为政府按统计分配在整体问题解决上是更有效率的，公民自组织的分配模式由于和政府不一样，所以可以有效补充一些被忽略的面，但根本上是一种较低效且不公平的问题解决模式，也许该比较的是政府+公民与纯政府模式。
但。。。这公民参与救助在中国模式没有吗？新闻能看见的例子就不少吧。
EricChan：@jackhui： 获得信息和做出行动的能力与效率是两回事。单纯谈获得信息的能力没意义。你觉得是广东某市市长比较早知道武汉出现不明肺炎，还是YouTube上关注中国丑闻的大纪元系媒体，又或是台湾PTT的乡民？今年的武汉肺炎在最初的一两个月发生的事情不记得的话可以回去看看新闻。百步亭社区的万人宴和武汉红十字会的一系列骚操作还是历历在目。就算不谈中国，日本美国在疫情开始爆发后因为各种原因的迟缓反应还是历历在目。就算是共产极权的苏联也出现了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的情况。政府庞大的官僚体制，复杂的利益纠葛决定了政府的运作效率容易较低。各种渠道传来的情报往往是出事了以后才到决策者的手上。
jackhui：@EricChan：那部分我们好像确实是一致的。
效率话题方面，政府不对舆论作出反应可能是满足舆论体现的需求，在其效率函数的评价下可能并没有用。即使自组织满足了一些热点需求，从整体效率而言也不一定有提升。如果只是提升微小那可能无伤大雅，但以过往自组织筹款中曾有审核发现被舆论大量关注的筹款者并不贫困的例子，这种分配可能是不公义，且负效用的（导致整体捐款意愿降低） 所以单单因为自组织更好的满足舆论期望而认为其有更高效率可能是不公平的，那可能只是“满足舆论”的效率而已。
3. sjl，回应《乔瑟芬：台湾，要拒绝在一场不对称的信息战里成为武器》
好文，我的想法是扭曲的舆论是因为心中的不忿和对一切的怀疑，近年来，感觉社交媒体上越来越偏激，戾气越来越大。我想症结有三：
第一 ，大家对各种价值观都有了一定质疑，社交媒体的存在让道德和普世价值的标准因为部分人双标而被质疑，同时太多的人因为做坏事获利，因此他人的卑劣让自己获得了下作的理由。
第二，因为无底线的媒体和社群的恶意剪辑和无中生有，让越来越多的人对任何事物保持怀疑论，这样的人普遍喜欢阴阳怪气，起手式就是批评而不是肯定。对任何肯定的人质疑其身份，立场。
第三，就是对不公的不忿，世界政治流行以强凌弱，美国欺负大陆，大陆就欺负台湾，台湾就欺负陆配小明，强者欺负弱者，弱者抽刀向更弱者。
4. Liuhuiming，回应《乔瑟芬：台湾，要拒绝在一场不对称的信息战里成为武器》
贴小白左标签看来是斗争的第一步。想强调限缩人权与民主发展，支持斗争才是解决之道，不必举例英美，自古以来的改朝换代，大小混战华人打得还少吗？各种假民族复兴或穷苦人翻身之名，独裁局面结束了吗？鼓吹台湾人毁坏民主基石，浪费精力时间去斗争那些烟雾弹跟纸偶，好给共产党更多空间与话语权去操控局面？打这什么算盘。这种落后狭隘斗争思想就是毛与习以人民为矛盾的手段。拿几百年前英美战争为例，试问人类的智识、人权概念、信息传递科技、文化、军事发展已日新月异的如今，何必师法旧观念？以小国来说，不认为台湾有时间余裕与国际空间走错路。
“共同体的边界是共同体存在的先觉条件”边界可以是民主制度，而不是民粹主义，一旦共同体恶质化便失去存在的价值，留人话柄，使人轻视，与现在的共产党无异。统一在台湾几乎没有市场，主因是我们看到了两种意识型态与价值观的不同。共产党继续集权，台湾坚定发展民主，差距会愈拉愈大，边界便明显清楚；反之，仿效共产党，鼓励民粹，审查思想，缩小两者之间差距，边界便不存在，那么统独将不再是问题。
5. jackhui，回应《脱口秀女性的“说笑时刻”：矛盾还在，“冒犯”还会发生》
以冒犯女性取乐是不对的，但其错误在于以“冒犯他人取乐”，而不是因为对象是女性。当所有人都被允许以冒犯他人取乐，更多受害的注定是弱势群体。
要阻止这种趋势，以自律为核心的“不冒犯他人”应是更佳的做法。而以“冒犯男性”作为反抗手段，更可能的是促进“冒犯”行为而不是减少，因为自律的倡议总比放纵的倡议难。 因此这种行为容易促动男性中平权运动者的反对，因为放纵是与他们所提倡的自律相对的价值，但这在女性平权运动者看来则又是一种男权压迫。
这就犹如囚徒困境，各方自律是最优结果，“男性放纵女性自律”的现实也确实对女性不公平，但走向最优结果应当是各方共同的努力目标吧。
发现有些评论认为“女性陈述自己所见并非冒犯”，她是不是对“冒犯”行为有所误解。如果仅仅考虑脱口秀场合，如此陈述“冒犯”程度确实低到可以忽略，但我们在考虑平等议题时，真的只是在讲脱口秀吗？
真正的冒犯难道不是指在日常生活中，强势者以冒犯弱势者为乐趣的风气吗？各种餐桌上领导对员工的劝酒作弄、对残疾群体的排挤取笑、对异性的荤笑话骚扰。这种时刻，强势者“仅仅说出自己所见”就不是冒犯了吗？
弱势群体对维权经常陷入一个误区，就是以“脱离弱势加入强势群体取得压迫权”为目的。殊不知这就是一代代屠龙勇士成为恶龙的故事，但压迫依旧在，社会问题依旧在。平权并非使女性走向强势，男性走向弱势，从而使冒犯逆转。而是告诉所有人，“以冒犯弱势者为乐”是错的。脱口秀中就不应该存在“以冒犯他人为主要笑点”，男性不可以，女性也不可以。
6. evienwu，回应《抛开已成陈腔的抑郁判断：遇上100%竹内结子》
深受失眠所苦的我，总是睡睡醒醒的，醒来又惯性的滑一下手机。就在这个令人讨厌的补班后周日清晨，映入眼帘的竟是妳的逝去！妳是我第一个喜欢的日本女演员，喜欢了二十多年。妳是我第一个收集写真卡的人物，也是唯一一位。妳是我第一个让我疯狂购买影音产品的偶像。妳是我硕士班念书时，贴在寝室、研究室和电脑的倩影。
为了妳，就算很难看到的影视作品，也要费尽心思买到；发行了影视原著小说中文版，也绝对买来看；就连五十音都还没认识一个大字时，也硬要买日杂、收集日本原版广告来看；也是因为这样，才开始学习日文。
对妳的第一次印象，是电视不断播放“黄泉路”的广告；虽然日文原文应该是黄泉归来，但黄泉在我心里就不是个很吉祥的字眼。偶然看了电影，实在太感动了，之后好不容易买到了DVD，又是一看再看。一向不是很喜欢科幻情节的我，现在却很希望，电影的情节可以重现。
作为一个偶像，妳真的很努力，高中毕业就开始投入这个行业；之后，还到美国拍了影集；前不久主演HBO的“福尔摩斯小姐”，把这个角色应该有的神经质和才华，表现得淋漓尽致。我还一心期待著有第二季的发布。
⋯⋯最近本来就过得不太好的我，才跟朋友倾诉这些伤心，这么多让我变得像游魂一样的泪水，还是一滴一滴滑落，但是不能大哭出来。朋友的安慰很有用，只是我没让她知道，我也伤了我自己，我想之后的某一天她总是会看见，会问起。我经历过至亲自己走上黄泉路，这些年也送过很多人，但年纪渐增，人情世故见多了，悲伤也就淡多了。只是，带给人们那么多欢笑的妳，就这样一声不响的转身离去，即使只是众多粉丝中的我，也很难承受。房间里，随手就可以取到关于你的作品，眼泪也就这样不争气的落下。
人活著就是受苦的，十几岁的时候，高中老师这样告诉我。如果妳到了另一个世界去，我愿妳洗净所有苦痛，再无烦恼。永别了！たけうち ゆうこ Takeuchi Yūko ，为了记得妳的名字才开始学习的日文。所以，我会一辈子记得妳。
7. madlex，回应《邓聿文：中国会否回到“极左”？》
首先，一间不追求利润就要关门大吉的民营企业，比国家支持的国有企业有更少的办公室政治；一间要参与世界竞争的国有企业，比国民得个吉的衙门有更少的办公室政治。办公室政治是否为主轴，取决与组织的性质，组织的存在目的。假设所有组织的目的都是利润并非全面的检视，正如以现代国家的治理逻辑来套用中共囯一样。中共政权有其僭主性质，又继承这片土地大一统的流毒，对权力的迷恋已成为统治目的本身。此类情况下，重视以“争权”为主轴的斗争，是对中共囯进行检视无可忽视的重要角度。
其次，中共囯一党专政，并非等于所有人均为铁板一块，存在不同主张立场的集团非常之正常。而在一党专政的情况下，此类不同主张立场的集团显然不可能像其他现代国家一样，以多党的形式存在。故现代国家存在的有较为明晰规则的党派政治，在中共囯，即变化为一种私斗。因为无清晰的政党，所以斗争的彼此面目模糊。因为上不了枱面，所以斗争的手段混沌而血腥。从外人的角度来讲，低级的“斗争”分析，大约等于路边小刊物“谁谁抢了谁的女人，文革迫害过谁”这种宫廷面子分析。而高级分析，乃正视此类“斗争”，分析有谁参与，分析其动机，从中窥见中共囯的内部冲突，是非常有必要的。
8. fatherfucker，回应《特朗普如何改变了你的四年？第一辑：千禧一代》
我非常非常敬重第二位主人公。我觉得她能静下来去思考父母的立场，去思考他们对于返贫的恐惧是十分有意义的。
确实，对于没有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华一代而言，在美国实在太难了，能立足下来的人，账户的每一分钱都是用巨大的屈辱和隐忍换来的。我觉得不能完全地用社达或者说自卑型自负去完整概括他们的人生体验。对于他们而言，他们由于教育所限，根本没有办法理解美国政治体制的运作，也没有办法理解特朗普对于美国法制的巨大破坏。我念law school的同学之所以反对特朗普，是因为他们懂法律，懂经济也懂政治。但这种懂得，使用几十万美元垒砌成的，这本身也是一种特权。
但我也要讲，两代人的人生体验不同，他们那个年代实在太容易成功了。那个年代读law school的人，基本上毕业就进入大所。往往领着十分诱人的薪水，而且也有着通往合伙人的稳定预期。可年轻人呢，进入大律所的竞争就已经很激烈了，而合伙人呢，基本上Asian是无缘了。即使升了合伙人，也有事务性和权益性的区别。前者往往是Asian的天花板，基本是那种哈佛耶鲁毕业的人中前5%的级别。这些人total package约40万美元到60万美元上下，在美国的税务体系下大概拿回家38万美元左右，然后这辈子差不多也就是这样了。而那种几百万美元的equity partner完全是白人的天下。那这个时候从事专业服务的亚裔当然会不满，凭什么活是我们累死累活的干，结果钱却由你们白人老爷拿？
总而言之，两代人的政治偏好和他们的人生经历完全是挂钩的。如果新移民们教育程度高，真正被美国社会系统性毒打过的话，也就不可能说得出”在这个自由的国家，只要你能获得成功，只要在任何一个领域取得卓越的成绩，你就不再是minority！”这种梦话了。
9.细颈瓶、EricChan，回应圆桌话题《台湾艺人将出席央视“国庆晚会”，陆委会指有违两岸条例规定，你怎么看？》
细颈瓶：陆委会所谓国家尊严社会观感究竟是什么？假如我认知自己是中国人台湾与大陆同属一个中国，在央视唱祖国颂会伤害台湾的尊严？假如一个人相信九二共识一中各表，那这个举动并没有伤害国家尊严，相反的，你相信台湾不属中国，那就的确伤害了。就算这些活动伤害了大部份台湾人的情感，但这些活动是在大陆进行的，若是没有向著台湾延伸，影响台湾的政治活动，不是两岸条例的限制对象。中国统展分化那么多年，民进党一在胜选，看起来没什么作用，反而是借力使力，不断在岛内游走法律边缘搞这些整肃活动。台湾不是华人社会里的唯一的liberal democracy？麻烦用理性合法的方法，解决国家认同分歧的问题。
EricChan：@细颈瓶：我觉得这件事情的争议点不在这里。陆委会进行调查或者作出可能罚则的原因不是因为欧阳娜娜的行为影响国家尊严和社会观感，而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台湾人民不得与大陆地区党务、军事、行政、具政治性机关（构）、团体或涉及对台政治工作、影响国家安全或利益之机关（构） 、团体为任何形式之合作行为”的条款。这部订立于1992年的法律在面对中国大陆独有的政治社会体制时有著巨大的灰色地带。从法律条文的本身而言，欧阳娜娜的行为套用这条法律很大机会可以入罪，这点从条文来说甚至跟蓝绿统独都没有关系，只要想搞你就能用这一条条例，毕竟大陆也没什么机关是不具政治性的。所以吊诡的是陆委会的说法是真的“理性合法”的，反正他也没说一定会罚，只是会调查而已。立法院是有必要像去年修订反渗透法时那样重新检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内容细节，因为现在的“条例”的灰色地带实在太大，不用的时候形同虚设，一用之后就变成口袋罪，入罪与否全凭政府的政治判断
细颈瓶：@EricChan：这个昨天公视里头已经有讨论，什么叫做政治性质的合作？唱歌算是政治性质？可能不算，就是因为无法处罚，才会有诉诸社会公论的说法，但其实社会有“公论”吗？没有。普遍流于情绪或者夸大，包括你说的国民党“白色恐怖”之说。
EricChan：@细颈瓶：中央宣传部的政党下属机构中央电视台的“国庆晚会”，很难说不是政治宣传吧？张韶涵唱的歌还可以说是致敬医护，可是“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这明显就是政治宣传了吧，因为是反台独啊，你可以说这是可以放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框架（先假设有一中各表这回事）下是容许的，但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并没有列名允许中华民国国民为对岸做政治宣传合作啊。退一万步说，如果有哪一天中央台脑子坏掉让欧阳娜娜在台上大喊“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照样能治罪。所以我才说“条例”需要修订，这也是回应你游走法律边缘的观点。还有你说活动在大陆进行，没有向台湾延伸，是指播放范围吗？还是影响力？CGTN放上Youtube让台湾人看到算不算？公论也不代表是理性不带感情的啊，因为国家认同本来就是很情绪性的而非理性的。你看到哪个国家的国家认同是说理性为主的，或多或少都有情绪化的原因存在。
**细颈瓶女：@EricChan：当然，当政府要出手，都是可以假借合法理性的手法，我所谓的不理性，是指：说不证自明，不需要理解别人的情感或者动机，指责别人“显然违反国家尊严”，甚至“叛国”，等等。去年选举，指责吴斯怀叛国，扭曲他的讲话，也是个例子。昨天公视有话好说的讨论，也是在一个设定好的“不证自明”的前提上进行的。
10. xuanxuan023，回应圆桌话题《吉卜力免费公开剧照，掀起网民配对白大赛，你看过哪些有趣的改图？》
我的电脑桌面就是千寻来到异世界空荡荡的集市，茫然地张望的那张剧照。最喜爱的电影就是《千与千寻》，从小到大不知道看了多少遍。大学里读过一本书叫《捕风者宫崎骏》，对电影做了解读，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千寻一家在搬家时经过的高速路口，上面的路牌显示国道21号。《千与千寻》制作于20世纪末，从20世纪走向21世纪，当时的人们乐观中也有一些迷茫，如今20年过去了，我们还像千寻一样记得自己的名字吗？还能找到回家的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