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極左」一直是個揮之不去的幽靈，直到如今，在官方及半官方組織中，也常出現帶有歷史遺留色彩的政策，比如山西平遙地方政府在一項房屋政策中重提「成分論」（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根據經濟狀況，對全國人口進行劃分的一種分類，即階級成分）；而中國婦聯也追隨「網格黨支部」的風向，並不遺餘力加強家庭建設。這類政策未必完全是中央的直接命令，但這很大程度上來源於地方政府、組織對當局意願的揣摩。
習對中共的絕對領導地位的強調和部署，以及他借鑑毛式統治的做法，讓中國的自由派學者很早就發出了「中國將重回文革」的警告。這些警告不能說沒有意義，在中國外部環境日趨嚴峻的氣候下，人們感覺到，中共似乎越來越有回到「極左」的可能；而左派曾經的旗手，左翼雜誌《中流》在9月「復刊」，更加重了這一擔憂。
然而筆者認為，即便現實殘酷，但現在就斷定習近平會帶領中國重回「極左」，或者建設一個某種改頭換面的新的「極左」社會，言之過早。原因在於，中國社會雖然存在「極左」土壤，但要在這個土壤上培育出「極左」的「惡之花」，卻不是那麼容易的。
「極左」的價值訴求是對平等的絕對追求，而現今的中共和中國社會，是一個高度等級化的組織和社會，位居不平等頂端的恰恰是中共特權階層。可以說，中共特權階層的利益，和「極左」嚴重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