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之後的中國極左演變

不妨分析毛澤東之後的中國社會的「極左」演變。「極左」的階級基礎主要由兩種人組成，一是文革的失勢者，二是改革中被拋入底層的原計劃體制的工人群體和其他階層人士。前者的身份好辨別，後者要提請注意的是，它和原來就處於底層的農民以及在改革中分化出的農民工階層是不同的。計劃時代的工人雖然事實上也是弱勢階層，但由於享受某種程度的福利保障和政治榮譽，在工人階級的意識裏，他們是這個國家的「主人」，然而在改革中，這種身份優越的意識被碾得粉碎，被趕入社會底層，導致心理出現極度落差，對毛澤東時代非常懷念。

中國社會本來對平等的嚮往就很強烈，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這種平均化的「平等」訴求有助於「極左」意識的形成，因為「極左」的口號之一就是平等。從這個角度看，「極左」在中國有雄厚的社會基礎和傳統，龐大的農民和其他處於底層的社會階層都是「極左」的潛在階級力量，而非僅僅受損的工人群體。

但現實中的「極左」，其政治理想是要在中國打倒資本家，消滅私有制，復辟無產階級專政，這就不可能讓它吸引更多的勞工大眾，限制了農民和其他弱勢階層向它靠攏。農民和其他階層雖然嚮往平等，但並不排斥私有制，尤其在當局發財致富的鼓勵下，人人都夢想着做個小老闆，有個人的私產。

中國「極左」的政治和意識形態主張，在本世紀之前，主要是通過《中流》和《真理的追求》等刊物表達出來，本世紀之後，主要是通過烏有之鄉和察網等體現。《中流》創刊於1988年，其靈魂人物是軍旅作家魏巍、曾任中宣部副部長的林默涵；《真理的追求》創刊於1989年，人權學者喻權域是其主編之一。兩雜誌以堅持階級分析、站在最廣大勞動人民立場自命。它們得到文革派失勢官員的支持，有「中共左王」之稱的鄧力群被認為是總後台。

由於它們在意識形態上高舉毛的旗號，鼓吹階級鬥爭，而中共無論怎樣變換顏色，作為其意識形態合法性基礎的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幟不能丟，這就使得此類左派刊物天然具有「政治正確」，成為左派評論家們聚集的大本營，經常發表文章批判中共，和當時的黨中央唱反調。

2001年，兩刊就私營企業家能否入黨問題連續發表大量文章，批判時任總書記江澤民的「七一講話」，終於為江所不容忍，被定性為重大政治事件，先後於同年7月和8月被勒令停刊，這一停就是19年。

「左刊」復刊意味著什麼？

「極左」在六四後的幾年裏政治上非常活躍，和中共的保守派結合，大有捲土再來之勢，鄧南巡啟動經濟改革後，由於強調政治上反「左」，「極左」也就被邊緣化。但由於90年代激烈的國企改革導致大批工人下崗失業，為「極左」充實了階級隊伍，使得它在民間獲得了響應，成為一支有一定影響力的政治力量。

《中流》之後，烏有之鄉接過了「極左」意識形態的大旗，2004年由朗顧之爭引發的國企產權改革大討論，在輿論上扭轉了中國的改革走向，使改革事實上停滯。在這個討論中，烏有之鄉及與它有關聯的左派學者起到了推波助瀾作用。整個胡時代，烏有之鄉都很活躍，一度出現了很多明星學者，其中最廣為人知的是民族大學教員張宏良。

進入習時代，烏有之鄉經過當局的多輪打擊漸衰，察網等「極左」網站崛起，它們改變對當局的批評態度，配合官方，對自由派學者發起了定點清除行動，雖然造成了一定聲勢，但從輿論影響力而言，已經不比盛年的《中流》和烏有之鄉，這從一個側面反映極左話語在中國的衰落，代之而起的，是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話語敘述。

這方面的代表是觀察者網的升起。與此同時，一批以北大學生為主體的在價值理念上與「極左」有某些類似之處的青年左派深入民間，和工人結合，幫助工人維權，成立工會，毫無例外，遭到當局的殘酷打擊。

那麼，停刊19年的《中流》「復刊」是否意味着「極左」捲土重來，甚至登堂入室成為當局的意識形態？

仔細觀察，這不是事情的真相。實際上，所謂的「復刊」並不是恢復《中流》出版，而是「進步文化網」創辦的一份網刊——《中流叢刊》，根據該網刊創辦者對外媒「歪曲報導」的嚴正聲明，雖然它含有「繼承魏巍精神的象徵意義」，但《叢刋》和《中流》在辦刊宗旨和形式上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刊物，前者為馬列毛主義信仰者創辦的民間刊物，無任何官方背景，它不是後者的「復刊」，不可混為一談，更不能蓄意誤導公眾。

聲明還表示，《中流叢刋》以馬列毛主義為根本宗旨，立足於當下中國社會以及知識界的複雜狀況，努力擺脱各種小團體、小圈子意識，鼓勵並倡導包括傳統馬克思主義、青年馬克思主義、毛左派、自由主義左派、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及民主社會主義等在內不同觀點的討論和碰撞，致力於構建主流與邊緣，學院與民間的對話平台，凝聚共識，為21世紀中國社會主義的復興提供思想動能。換言之，從這個聲明來看，它想以「極左」為基礎，打通思想界的整個左派隊伍。

從中國互聯網的管理規定來看，這種網刊其實無須向主管部門報批，任何一家思想類網站都可以做。雖然鑑於「中流」二字的敏感性，假設創辦者和網管部門有過某種聯繫，但外界猜測它得到當局最高層的默許，可能性還是非常少。事實上，作為《中流叢刋》發行方的「進步文化網」自身也被官方關閉，豈會允許它再辦叢刊，因此多半可以設想，叢刊的創辦是一個自選動作，與當局無關，即創辦人「無官方背景」的表態基本可信，外界猜度的習要借《中流》「復刊」釋放一種中共政治加速全面左轉的信號，沒有根據。

「極左」精英相信當局嗎？

是習近平不願和「極左」合流，加強自己意識形態的合法性，還是「極左」不願攀附最高權力躋身主流？當然都不是。習即便不認同「極左」理念，但為了穩固統治，也會某種程度擁抱它。何況習本人的語言和思維方式就帶有深度毛左印痕，其統治術取法毛。對「極左」來說，習對毛的效法會讓他們高興，壓抑了幾十年的心情終於在習這裏得到部分呼應，從這個角度，他們對習有期待，有動機「引誘」習繼續向他們靠攏，全面在中國復活毛氏社會主義。

但是，「極左」和習的深度結合會遇到根本性的障礙，即「極左」的政治主張同共產黨的統治需要與黨內政治結構完全背道而馳，無法打通，兩者在這點的矛盾比中共同自由派的分歧可能還大。

用「極左」學者張宏量的話說，他們是不反文革而反改革的，支持中共領導但反對中共走資本主義的道路，他們主張的道路是原教旨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即階級鬥爭和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反對資本家對勞動人民的剝削，全民民主的平等社會主義。自由派雖然最終反對共產黨的統治，但支持改革和歪曲了的社會主義即鄧開創的改良資本主義，通過私有制的發展壯大最終讓共產黨放棄統治。

江胡時代，當自由派是中共的座上賓時，「極左」卻遭到當局的嚴厲打壓。《中流》和《真理的追求》等左派刊物在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的意識形態新論述前後，由於它們強烈反對中共為資本家打開入黨之門，拓寬黨的階級基礎實則是將工農名義上的統治進一步邊緣化，被當局看做反對黨的重大方針政策和嚴重攻擊領導人的政治事件，而受到停刊處理。烏有之鄉在胡時代也因多次批評中共而被整肅，甚至在習時代也照樣被關閉。

當局對「極左」思想的處理還留有某種「寬容」，畢竟它和中共在思想體系上是同源，來自馬克思主義這個共同的祖宗，然而，如果左派——不僅僅是「極左」——走向民間，植耕工運，則打擊起來毫不手軟。在改革的40年中，老左派發起的零散的工運被當局剪滅的差不多，近年引起外界關注的是北大青年馬克思主義學會和深圳佳士工人運動。這些左派學生雖然研讀馬列毛著作，但不像他們的前輩那樣在書齋裏坐而論道，而是響應習的號召，繼承共產黨的「初心」，走與工農結合的道路。他們組建學生小組討論社會主義的進步，像當年毛澤東去安源煤礦發動工人一樣，高呼「毛主席萬歲」、「工人階級萬歲」的口號深入工廠農村，組織工會，指導工人維權鬥爭，幫助陷入困境的農村家庭等。

這種情況的出現，實際完全是當局為自己製造的陷阱。因為習上台後的政治左傾，理論和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化，使得這群左派學生吸取了馬克思主義的正宗理論資源，而現實中當局的國家資本主義正好成了他們批判的靶子。他們「活學活用」，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啟發工人和農民，讓後者認識到，他們被剝削和社會不平等的根源，除了他們所服務的企業主外，還有背後的國家資本家，給工人農民灌輸明確的剝削和階級意識，從而使工農把階級鬥爭的矛頭指向變了修的共產黨。

知識分子和工農的結合，前者為後者提供理論指導，後者為前者提供組織力量，共同為大規模社會運動和社會抗爭奠定階級基礎，並湧現組織者和領導者，假以時日，很可能出現此種情景，這些左派學生的行為正是當局最擔心的。中共自己也搞工運起家，深知工人聯合起來的力量。過去，工人和企業主的矛盾和衝突，更多表現為一種自發的反抗，但隨着經驗的積累、視野的擴大，以及外部力量的介入，工人已經明確形成了組建獨立工會的意識和行動。深圳佳士工運就揭示了這樣一個趨勢。尤其在中美對抗的背景下，隨着中國經濟困局的加劇，工人失業的增多以及貧困的強化，原先被蟄伏的普遍的社會不滿會因為左派學生的啟發而爆發出來，這就是當局為什麼要對佳士運動進行嚴厲鎮壓以及對北大這些左翼青年追捕的原因，杜絕後患。

實際上，「極左」精英對此看得很清，習雖然強調回歸共產黨的創黨初心，肯定文革，限制民營資本，強化黨的全面統治，借用毛的某些做法來鞏固權力和整頓黨，但在中國打倒和消滅資本家，將治理國家的權力還給工農大眾這些「極左」政治主張是不可能被習接受的，即使習認同，黨中的特權階層也會否決。現實的中共，依然是一個權貴黨，黨的經濟政策依然是允許民營資本的發展和資本家入黨，後者依然被黨歸為「我們的人」，獨立工會在中國依然遙不可及，勞動人民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依然處於邊緣地位，其維權活動和鬥爭依然遭到中共的殘酷打壓，故很難說這些有政治理想抱負的左派對習有多大幻想。

不重返文革，但⋯⋯？

習不可能回到「極左」，在中國搞文革，說穿了，根本是「極左」主張的一套和中共權貴階層的利益格格不入。毛當年發動文革，有很複雜的因素，從思想譜系來說，是他擔憂黨內出現了一個以劉少奇為代表的黨內走資派，會顛覆共產黨犧牲了幾千萬人才取得的江山，因此，他要利用群眾運動的力量，利用人們對特權的不滿來打擊黨內走資派。用現在的話說，利用非建制的力量來反建制。鑑於毛已被中共塑造成神，因此，他有信心掌控整個運動進程，從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雖然毛有這種自信，然而，運動一旦開啟，魔鬼一旦釋放，就由不得毛了，他的天下從大亂到大治的目的並未實現，反而是一個運動接着一個運動，搞了10年，直到毛去世才終止。

中共黨內現有一個明顯的成體系的反習勢力嗎？即使有，習會通過群眾運動的方式把黨政系統砸爛？他有毛的能力可以主導整個運動不失控？顯然，答案都是否定的。一些自由派擔憂，原版文革在新形勢下固然不大可能發生，但習會縱容文革的某些做法，用清水煮青蛙的方式，讓社會失去感知，當新版文革到來時，就來不及阻止了。

新版文革有沒有可能出現？不排除在某些領域和某些方面會出現文革的形式，但全面的體系性的新版文革是沒有可能的。因為不論原版文革還是新文革，既然稱為文革，它的本質特徵一樣，否則就是兩樣不同的東西。而文革的本質特徵就是階級鬥爭，無產階級造資產階級的反，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和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

雖然習近平已經仿效了毛的很多治理術，意識形態上左的要素很濃，然而，上述文革的本質特徵尚未出現。鑑於中共的特權階層本身擁有巨量財富，權力和資本融為一體，中國社會的主流階層也是「極左」的反對者，要在中國復辟文革或建立某種新文革，都會遭到黨內和社會精英及多數中產階級的反對。換言之，中共的政權結構和社會生態，決定了習不會全面倒向「極左」，回歸文革。事實上，現在的做法已經激起了社會的反彈。

如果不是要通過重回文革來強化統治，那會怎麼做？會開闢另一套敘述話語，即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來籠絡社會的左翼民眾。「極左」也是藉着兩民主義來爭取左翼支持，兩者正在合流。因為「極左」和民族主義的分歧很少，兩者很容易轉換。

中國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不是今天才有，但要成為大眾認可和接受的主流意識形態，除了當局的灌輸，還需要一些前置條件，而在過去，這些前置條件欠缺，特別是中國的崛起沒有遭遇很強的外部圍堵。以前雖然也發生過美國轟炸中國駐南使館、南海撞機、日本在釣魚島海域將中國漁船撞沉，韓國允許美國部署針對中國的薩德等，但這些只是單個事件，而現在的美中新冷戰，則是美國領頭的西方和中國的對抗，性質已經不一樣。

習近平的中國夢，給民眾灌輸了國家崛起，民族復興的幻覺，在這個國家主義的宣言中，習將民族復興的功勞歸屬於中共，由中共獨攬，承載着中國復興的「天命」。這個敘述話語隱含的邏輯結論是，既然中共才有資格帶領中國復興，那麼誰反對黨的領導和中共統治，誰就站在敵人一邊在阻擾中國復興，故為着復興大業，對反共勢力是要鬥爭和消滅的。習就這樣將黨的利益包裝和偷換換成國家利益，至少是成為國家利益的核心部分，從而似乎可以理直氣壯地打壓國內反對派。

應該說，習的這個策略和政治動員，收到了效果。儘管不少人對習在這一過程中的政治左轉和高壓不滿，然而，對國家富強民族復興本身沒有異議，或者即使有不同看法和反對意見，也不能公開提出，否則會被輿論貼上西方反華勢力在中國的代理人標籤。

事實上，受制於中國的特殊歷史和特定宣傳，即中國在歷史上曾經長期處於文明的先進行列、只是到近代才被西方列強欺負這一被官方灌輸的歷史敘述，多數中國人包括一些自由派，文化基因裏或多或少都帶着國家主義的因子。所以，從左滑向國家主義沒有理論障礙。過去三年的中美對抗和新冷戰，更使習近平成功地把中共打扮成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的捍衞者，爭取到多數中國民眾站在自己一邊，中共已經破產的合法性因此得到很大修復。

由此可見，以階級劃分敵我，主張暴力革命和平等的「極左」，儘管打着毛的旗號，在整個習近平時代，都不太可能成為中共的意識形態。值得憂慮的是中國國運、中共黨運和領導人個人的命運綁捆在一起，甚至和整個普世文明作對。

（鄧聿文，獨立學者，政治評論員，曾任中央黨校《學習時報》副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