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在西方

從實用主義出發，強調政策創新和政策實驗的「北京共識」與教條主義的「華盛頓共識」針鋒相對，引發了熱議：中國是否提供了一條有異於西方發展理論的新道路？

中國模式這個詞首先出現在西方學術界。隨着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從學術界到智庫，產生了一股「中國模式」 熱。最早也最著名的，是由英國學者拉莫在2004年提出的「北京共識」 。從實用主義出發，強調政策創新和政策實驗的「北京共識」與教條主義的「華盛頓共識」針鋒相對，引發了熱議：中國是否提供了一條有異於西方發展理論的新道路？

各種不同的中國模式理論百花爭豔，既有許成鋼和錢穎一等經濟學家提出的「地方分權的威權主義」 和「財政聯邦主義」， 「地方發展主義」 （Kellee Tsai），也存在對中國特殊性持懷疑態度的市場列寧主義（Jonathan London）和中國國家資本主義（Ian Bremmer）理論。總的來說，這些討論是對中國發展的成功原因的不同總結。

中國模式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為何中國的制度體系，能夠在與現代化理論提出的許多基本要求相違背，諸如法制建設不完善、缺乏透明度和問責制、腐敗嚴重、缺乏私有產權法律保護等的情況下，融入資本主義體系並獲得經濟的迅猛發展？

上述理論通過引入非正式制度、官員激勵、地方公司主義等一些概念，將中國的制度特點與傳統的現代化理論的必要元素相融合，成功將中國的發展路徑納入到比較政治經濟學和發展研究的框架下。比如，人事權的集中和經濟決策權的下放，使得地方官員在職業激勵下努力制定有利於經濟發展的政策；具有高度適應性的地方政府為了實現發展目標，會運用行政權力實現對企業家財產私有權的保護，等等。

由於這些解釋的出發點是，中國制度體系相對於理想的制度體系存在哪些落差，因此這些中國模式理論不但能夠解釋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還能夠幫助理解其在發展過程中浮現出的各類問題，比如區域發展不均衡、收入差距擴大、勞工保護落後等。

「中國模式」在中國

中國模式作為一套話語，直到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才開始蓬勃發展。既有官方的「中國模式」 ，也有半官方、非官方的「中國模式」 。

中國國內則很早就有對改革開放的總結，比如不久前中國大陸關於八十年代價格雙軌制政策的發明權問題的熱議，但是很少有形成整套中國模式論述的嘗試。中國模式作為一套話語，直到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才開始蓬勃發展。既有官方的「中國模式」 ，也有半官方、非官方的「中國模式」 。

以歷史學者徐友漁的總結，官方的「中國模式」內涵簡單直接，即「中華民族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把科學社會主義原則與當代中國國情和時代特徵相結合，走出的一條後發國家的現代化之路。」（徐友漁，2011） 。自從改革開放伊始，中國政府就嘗試摸索一套不同於「蘇聯模式」、「東歐模式」的話語，從鄧小平到江澤民，在會見外賓的時候，經常用「走自己的道路」或者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個詞來指尚在襁褓中的「中國模式」。

直到2002年，江澤民才在中共十六大正式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隨着中國最近幾年來逐步偏離鄧小平制定的韜光養晦政策，中國模式也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官方話語中。2017年十九大報告正式提出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概念，標誌中國模式話語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但是在媒體輿論市場上，佔據了更多篇幅、吸引更多眼球的是出自於國內學術機構和智庫等、半官方或者是說民間的「中國模式」。

比如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潘維、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物理學背景的經濟學者陳平、英國學者馬丁·雅克等等，論述中時不時出現有違常識的驚人之語。比如廣泛流傳的《金(燦榮)教授語錄》：「二十年後世界只有兩個國家，一個是中國，一個是外國」，「什麼叫雙贏？就是贏兩次」；而胡鞍鋼公開發表論文稱中國「到2016年，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分別相當於美國的1.15倍、1.31倍和1.36倍，居世界第一」。

除了個別功力較深者如潘維之外，大部分人關於中國模式的論述都很散亂，互相之間極少看到互相援引和對話，但是總體上這些中國模式都服從一定邏輯。

除了個別功力較深者如潘維之外，大部分人關於中國模式的論述都很散亂，互相之間極少看到互相援引和對話，但是總體上這些中國模式都服從一定邏輯——為了實現兩個目的：

一是要「建立一種全面的、強勢的、透徹的中國話語。」（張維為，2017）。論述的理論基礎來自於國家主義（statism）。「國家主義脱胎於民族主義，但是更政治化，強調國家在經濟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至高無上的核心地位」（許紀霖，2011）。

通過把國家主義同一黨制威權國家相結合，這些「中國模式」普遍着眼於用幾個要點來闡釋中國的成功：選賢任能、黨的強力領導、黨代表全部人民、以及中國文化。

在政治層面，這些中國模式強調強大的國家能力的重要性，以及共產黨領導的天然優勢。比如潘維認為中國模式是建立在共產黨為人民服務基礎上的「社稷民本制」，同時在社會層面還會貶低中國社會自身的能力，認為社會一盤散沙、缺乏有機組織、需要被國家所帶領。這些論點與官方的觀點遙相呼應，同時引入傳統文化觀做成一鍋大雜燴，比如說在文化層面強調中華民族吃苦耐勞、敢拼、聰明的「天然優勢」。

二是，這些中國模式也從不忘記要「強勢地回應其他話語，包括西方話語對中國模式、中國發展道路、中國政治制度的質疑」（註：這句話來自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的張維為在中國學論壇上的觀點精粹（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3）），強調中國與西方的發展模式，不僅僅在經濟方面、還在社會方面存在對立。比如，善治良治是衡量國家表現的唯一標準，民主則不是；台灣民主是對中華文化的背棄等等。

這些中國模式往往借用了各種本土化的概念，比如「標本兼治」，「和諧中道」，「外聖內王」來解釋中國的發展，拒絕和西方的中國模式理論對話。

重建意識形態權力的需要

改革開放後，中國社會的一些訴求和觀念後面，是強調自由市場、強調公民社會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這對想要牢牢把握國家權力的執政黨形成了巨大挑戰。

回到題頭提出的問題，為何一個能夠嚴格管控輿論的威權政府，在定義了權威的中國模式後，還會容忍這些水平參差不齊的解讀，並頻頻邀請作者為座上賓呢？

邁克爾·曼在闡述社會權力的起源時引入的意識形態權力概念，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視角來理解中國模式話語的爆炸式增長。曼認為通過為社會提供規範和價值觀，意識形態權力能夠影響人們對直覺和經驗的理解方式。意識形態權力指導人們進行儀式性的互動，能夠形塑社會個體和組織的目標和行為，因此掌控了意識形態權力的國家對社會有很強的控制能力。

自打王朝時代開始，意識形態權力就一直是中國國家社會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的趙鼎新教授在《儒法國家》一書中總結到，誕生於西漢時期的帝國儒學思想成為了官方統治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權力與政治權力的合一，強化了中國長達兩千年的帝制整體的穩定性。儒家意識形態和鄉村秩序相結合，幫助地方官員和鄉紳合流，讓國家權力得以緩慢地滲透到地方社會，在清朝達到了巔峰。然而到了王朝末期，清王朝對抗外部衝擊的不斷失敗摧毀了社會對舊意識形態的信念。

長達半個世紀的外部侵略和內戰過後，共產黨以馬克思階級革命理論重建了中國的統治意識形態，但經過十多年的運動和發展停滯後人民的信念再次搖搖欲墜。

在鄧小平的帶領下，中國開始了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經濟開始復甦。同時市場化所需要的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與原本的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和公有制計劃經濟，產生了極大衝突。意識形態轉型的滯後，導致私營部門直到90年代中期還缺乏政治上的合法性，因而產生了大量「紅頂」企業家，很多實質上是私企的鄉鎮企業，也都不得不長期掛着集體企業的帽子運營。

直到王滬寧極具創造性的三個代表理論（黨要始終代表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和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台，意識形態間的矛盾才暫時得到緩解，資本家（也就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在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找到了一個位置，獲得了合法性。從此確立了以國有經濟主導地位，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很快就再次遇到挑戰。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光斌在其《求是》文章中提醒，基於革命的意識形態權力曾經是建立新中國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在改革開放40年後已經成了中國國家權力的短板。一方面，市場化進入深水區，要求通信、金融等關鍵戰略行業進行進一步的開放；另一方面，自從中國打開窗戶，公民權利意識開始慢慢提升，人民不但開始追求發展水平相匹配的社會福利和再分配體系，也開始出現對輿論自由和政治參與的訴求。

因此新時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對國家權力的重新強調、與現實的自由社會發展之間，打造了一個外實內空的新籠子，只待有野心的學者前來填詞。

這些訴求和觀念背後，是強調自由市場、強調公民社會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這對想要牢牢把握國家權力的執政黨形成了巨大挑戰。重新確認意識形態權力，建立一種以強調國家權力，強調一黨領導、抵抗外部影響的話語體系的需求迫在眉睫。

重塑意識形態權力並非易事，首先需要先建立一個自洽且有吸引力的意識形態。當現實社會經濟系統運行所依賴的規範，和國家試圖推廣的意識形態之間產生偏差時，要建立一個具有吸引力的意識形態就更加困難。

中國的改革開放奇蹟本身就是擁抱全球化、市場化、經濟自由化，用鄧小平的話說，是「解放思想」的結果，這時若再強調國家管控經濟，容易被認為是計劃經濟思維，佔話語主導地位的國企更是拖了經濟發展的後腿。因此新時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對國家權力的重新強調、與現實的自由社會發展之間，打造了一個外實內空的新籠子，只待有野心的學者前來填詞。

市場代理人：被容忍的民間闡釋

政府一方面需要降低敘事的晦澀和複雜程度，但是又擔心過於簡化的話語容易扭曲官方立場或帶來社會反彈，而通過市場代理人創造中國模式正好填補了這個弱點。

民間一些有識分子準確抓住了官方意識形態的重點，並解讀補充那些中國模式中的模糊地帶。金燦榮在《求是網》發表文章解讀「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一個典型例子。「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在於反映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就是和合文化，就是不尋求一方壓倒另一方。這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特點，是個中國文化的一個精髓，這個文化價值有別於西方文化。」， 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還體現出了中國共產黨人的使命。中國共產黨要為中國人民謀幸福，也要為人類進步事業而奮鬥，這是中國共產黨的使命」。

放開輿論市場，「中國模式」就難免被為了博出位而嚴重偏離了主流民意的言論帶出爭議。2018年一篇署名為吳小平的「資深金融人士」的文章提出，「中國私營經濟已完成協助公有經濟發展的任務，應逐漸離場。」文章在社交媒體上發酵，隨後被多個主流媒體轉載討論，引起軒然大波，以至於一個月內國務院副總理劉鶴、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都先後召開民營企業座談會對這篇文章進行闢謠，習近平更是連用三個「沒有變」和一個「不能變」，來給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餵定心丸。

事後看來，雖然步子邁得太大，但是方向卻沒有看錯。《經濟學人雜誌》2020年8月刊，刊載了關於中國新經濟模式的「習經濟學」（Xinomics）的分析，認為中國正在通過控制經濟週期，行政主導經濟以及國家滲透私企，在朝向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大步前進。

重塑意識形態權力的第二個挑戰，是國家推動的意識形態需要同市場上的各種思想相競爭。出於本身利益，市場媒體很少願意主動配合官媒進行思想傳播，因此「中國的意識形態權力不僅有來自國際思潮上的巨大壓力，更有內部的傳播渠道上的主體性分歧的挑戰」。在社交媒體時代，這種挑戰就更加巨大。

由於傳統的宣傳語言和內容缺乏競爭力，政府媒體做出了很大努力來打造平易近人的人設，為了吸引讀者不惜中二化 ，比如新華社的官方微信公眾號萌化長江洪災的「洪水二號」（但慘遭輿論反彈），甚至日常對政府的宣傳文章運用了釣魚手段，比如生活小貼士，以吸引注意力（Lu and Pan, 2020）。

但是這些努力遠遠不夠。 政府一方面需要降低敘事的晦澀和複雜程度，但是又擔心過於簡化的話語容易扭曲官方立場或帶來社會反彈，如上文的吳小平事件。而通過市場代理人創造中國模式正好填補了這個弱點，國家可以賦予代理人有限的權威，通過官方的座談會，附屬於官方機構的職務（諸如高等院校的某個研究中心）來保證這些中國模式的話語具有一定程度的官方信用度，但是又可以與這些話語保持一定緩衝距離，在招致反彈的時候可以通過官方的媒體進行批駁以正試聽，避免對政府的苛責。

中國模式話語在中國的推廣，在過去的十年裏無疑獲得了巨大成功。

中國模式話語在中國的推廣，在過去的十年裏無疑獲得了巨大成功。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中國通過四萬億和持續增加的政府債務推動了經濟跳躍式的發展，一舉越過日本站穩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位置。民眾越發相信強大的國家能力能夠克服經濟週期，維持長期的經濟增長。最近在新型冠狀病毒病疫情上，成功控制了病毒在國內的傳播，進一步鞏固了中國民眾對國家能力是判斷國家表現的唯一因素的信念。

對外輸出的複雜面貌

中國模式話語的輸出總體上呈現了相當複雜的結果，尤其是與當地人同中國經濟往來的實際經驗相疊加時，常常造成所在國民眾和精英之間進一步的撕裂。

中國不僅僅滿足於在國內推廣中國模式，還熱衷於向外推銷這一套話語，而目標隨着地區不同而改變。正如金燦榮坦白，在歐美的輿論陣地是要爭奪話語權，為政權爭取合法性；而在非洲等發展中國家，中國則是要拉攏和培養現在和未來的政治精英，鞏固盟友。

為此中國設置了大量的中國政府、地方政府、學校和企業的獎學金和遊學項目，鼓勵外國，尤其是非洲和東南亞國家的學生前來學習中國文化以及經驗。僅在2019年，教育部分配在來華教育一項的預算開支就高達33.2億元。中國在2017年就已經超越了英國和美國，成為非洲學生最大的留學國。

同時期的一帶一路戰略也給向外推廣中國模式話語帶來了新的機會。在中國看來，一帶一路不僅承載了輸出資金和過剩產能裏的任務，還是「助推走出西方中心論，重塑中國話語權的好機會。」

但是這種軟實力輸出是否成功？從個別案例上看，對外宣傳獲得了一定的成功。強調國家主義的中國模式話語廣受非洲各大威權國家領導的歡迎。2016年坦桑尼亞總理馬賈利瓦在視察當地一個中資服裝廠時發表了以「複製中國發展模式」為主題的講話，講話中使用了 「五年計劃」、「坦贊鐵路」、「經濟特區」等中國特色的政策用語。一些支持者認為這是中國模式輸出的積極信號（王文，2016）。

一些非洲研究者在研究非洲當地的中國企業後，也認為中國模式為非洲國家提供了一個值得嘗試的選擇（Sempiga，2017）。大規模的培訓確實增加了非洲國家精英對中國的認識，不少學生即便對他們的課程本身沒有印象，但是仍然通過中國經歷帶給他們的貿易和商業機遇獲得了成功，並傳播中國經驗。

但是中國模式話語的輸出總體上呈現了相當複雜的結果，尤其是與當地人同中國經濟往來的實際經驗相疊加時，常常造成所在國民眾和精英之間進一步的撕裂。中國在安哥拉、肯尼亞等非洲國家的投資採取了上層路線，中國模式話語廣受統治者和地方政府官員歡迎。由於政治不透明，中國投資為官員和其盟友帶來了可觀的個人經濟利益，然而投資進一步剝奪了當地人的資源，導致底層人民生活困難的現象時有出現。

另一方面，中國企業忽視當地法規和社會規範的行為也備受詬病，兩者導致了對中國模式大量的民間反對聲音，相似的結果也頻繁出現在南亞和東南亞。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緬甸的密松大壩項目。項目導致超過10000人、47個村莊被迫遷徙，還可能帶來潛在的地震風險，因此造成了當地居民和地方政府的衝突，及國際環保和人權組織與緬甸政府的衝突。項目開工兩年後，項目從最初宣傳的「中國模式」變成了最後所有行動方的「中國困境」（BBC，2019）。一些中國觀察者認為這是對中國「建設一座大壩，帶動一方經濟，保護一片環境，造福一方百姓」的區域發展理念的重大打擊（王維洛，2012）。

內部的反噬

鼓吹中國模式會合理化這個打壓鬆散過程，結果是削弱了國家對社會問題的應對能力。

中國模式的話語對中國自身的影響比起對外更加複雜。

首先，中國模式話語強化了意識形態權力，周雪光進一步解釋為固化剛性體制弊端。國家主義思想中超越個人認同之上的國家認同會消解國家對個體的責任，讓個體犧牲被合理化、被遺忘。

以疫情為例，抗疫的中國模式話語中看不到不計成本的封城造成的負面效應，更看不到武漢瞞報的制度問題。封城導致的次生災難，諸如其他病患無法得到藥物治療，無法返鄉而露宿街頭等現象都沒有被納入反思和考量，只剩下在強大的國家能力面前疫情構不成威脅這樣的印象。在中國抗疫模式話語中，體制不是問題的根源，反倒是問題的答案。

其次，信奉「強國家」作為解決社會問題的出路，會貶低自組織、公民社會的價值，消滅建立超越私人網絡的公共網絡的可能性。社會組織能夠迅速、靈活回應社會問題，是一國社會治理的有機補充。新中國的國家構建過程打散了原本的鄉村宗族的社會組織結構，轉化為個體對生產隊，單位制度等國家組織的依賴。隨着改革開放，社會中重新浮現出自組織，唯近年來不斷遭到打壓。

鼓吹中國模式會合理化這個打壓鬆散過程，結果是削弱了國家對社會問題的應對能力。在武漢對抗疫情的過程中，第一時間對物資的搜購、調配到武漢的過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海內外社會團體自發完成的，蒐購能力之強甚至造成了海外市場很長一段時間的口罩和消毒用品資源的短缺，但是很快政府就全面接管了物資的徵用和分配，阻斷了民間物資捐贈渠道。相應的，中國最終官方產生的新型冠狀病毒病治理模式話語中，絲毫見不到自組織的身影，只剩下對國家機器的讚歌。

第三，中國模式的話語強化了民族主義情緒，惡化了外部環境，會導致對中國自身發展的反噬。張維迎曾警告強化國有資本和國家主導的中國模式話語完全違背了開放的精神，可能導致改革大業前功盡棄。鼓吹中國模式作為與西方發展理論不兼容的「另一條道路」會被理解為中國模式是對西方的挑戰，進一步加劇中國和國外意識形態上的對抗，並逐步反映為經濟和政治對抗。張維迎認為，中美貿易衝突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對中國經濟崛起原因的錯誤解釋引發了西方國家的恐慌。相應的，海內外戰狼行為和言論都是在為中國模式話語中中國和西方必然走向對抗這一自我實現預言添磚加瓦。

中國持久的高速的發展必然會產生各種不同的中國模式解讀，但一個看不見腳下的大地，不能夠也不願意與其他發展模式對話的「中國模式」，成為統治性話語，無疑是危險的。這令人想起雷諾阿筆下莫奈描繪的雄偉的火車頭：「噴吐濃煙，四下裏什麼也看不清。這真是一番讓人着迷的景象，一個夢幻的世界」。待得滾滾濃煙散去，看清火車頭孤行去遠，可能已經噬臍莫及了。

參考文獻：
Lu, Y., & Pan, J. (2020). Capturing Clicks: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Uses Clickbait to Compete for Visibility.
FT中文網，2018 中國知名經濟學家將貿易戰歸咎於「中國模式論」
許紀霖 2011 近十年來中國國家主義思潮之批判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3 張維為論中國話語的崛起
徐友漁, 2011 什麼是「中國模式」 BBC中文網
王文，2016 非洲發展宜複製中國經驗
Sempiga, O. (2017). Does China offer a new narrative and an alternative voi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eace Studies, and Development, Vol 3(1), 4.
BBC, 2019 中資緬甸密松水電站是否重啟成為昂山素季面對的「中國困境」
王維洛，2012 緬甸擱置密松大壩建設是對中國區域發展理念的重大打擊R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