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关于新疆民族问题的前世今生，端传媒曾经在“七五”事件十周年纪念时刊出深度文章《“七五”事件十周年：为何“发展”与“开明”没能解决新疆问题？》，为读者梳理近十年来新疆发生的巨变背后的社会经济肇因。
香港时间11月16日，《纽约时报》在头版刊出独家长篇报导，指获得超过400页内部文件，揭露新疆“再教育营”大规模拘禁的政治决策和运作方式。
这些涉及新疆情况的文件中，包括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发表的讲话（共96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自治区政法委书记朱海仑等官员在多个内部会议上的讲话和指示（共102页）、新疆内部有关监视、管控维吾尔人的各类报告（共161页）以及党和政府内对官员的调查材料（共44页）。
《纽约时报》指为了保护提供文件一方，这些文件都被重新录入和编排，并消除了可能提示来源的信息。
报导撰稿之一的记者 Austin Ramzy 在其推特上表示，他报导中国多年，这样大规模的内部文件外露从未见过。
浮出水面的“再教育”系统
自2017年来，新疆地区不断传出有大规模拘禁和对以少数民族为主的群体进行“再教育”的情况，但事实信息较少。
2018年初，外国媒体开始刊出一系列调查报导，包括卫星地图对比照片，提供了许多证明这类营区广泛存在的证据，但中国官方直至年中仍然否认。在8月的一场国际会议上，被视为在对疆工作中地位重要的学者胡联合即否认存在“再教育营”。
但到了这年入秋，政府开始改变口径，承认“再教育”系统的存在。不过，他们强调那只是“去极端化”和“职业技能教育培训”。
在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一篇新闻稿中，自治区主席雪克来提·扎克尔表示，这套系统是为了“受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影响，涉嫌犯罪但情节较轻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可以免除刑罚的人员，在依法宽大处理的同时，通过职业技能教育培训机构向其提供免费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以此增强他们在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律知识以及职业技能等方面的能力，从根本上筑牢抵御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渗透的防线。”
从2019年初开始，更多的资料流出。如“人权观察”组织就指控称，当局在新疆以“一体化”平台监管当地所有人从通信到汽车加油的一举一动。有媒体指，随着大规模拘禁，许多传统社区亦遭到强制拆毁。媒体亦报导了系统性对新疆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艺术家和各界人士的逮捕、拘禁。
2019年1月，有22个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名谴责中国的新疆政策，中国官媒则报导有超过50国致函支持中国。同期，北京开始邀请外交官乃至BBC记者探访“再教育营”。
就这套系统的收押规模，至今为止没有官方数据，但许多人估算认为，这套系统在高峰期可以收押数十万到上百万人。
2019年8月1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曾经发布《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白皮书，称“大多数学员已达到培训要求顺利结业。”
自上而下的全面动员
据《纽约时报》记者 Austin Ramzy 在推特上公布的信息，这些超过400页的文件，来源于一位匿名的“中国政治建制中人”（a member of the Chinese political establishment）。《纽约时报》整理了其中涉及政治决策和动员的部分。从整理中可以看到，再教育系统是一个从上到下的层层动员的体系，且开始时就估测了政治后果并计划无视可能引起的批评。
这一切源于2014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国家最高领导人任上第一次访问新疆，开始扭转2009年“七五”事件后胡温时代的对疆政策。《纽约时报》指习近平发表了一系列秘密讲话，讲话内容中要求对宗教极端势力“针锋相对，毫不留情”。
2014年发生了多起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包括3月份在昆明火车站造成35人死亡的袭击事件、4月30日造成3人死亡的乌鲁木齐南站爆炸事件，以及7月在南疆莎车县造成37人死亡的袭击事件，等等。
报导中提到，习近平不认为单纯经济发展能够解决新疆问题，“新疆这些年发展速度很快、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民族分子分裂活动和暴力恐怖活动仍然呈上升……这说明，经济发展并不能自然而然带来长治久安。”
国际反恐战争和伊斯兰问题看似也对政策转变带来了推动作用，报导指习近平在讲话中要求新疆官员学习美国反恐战争的经验，并且预防美国撤出阿富汗之后中亚的极端分子渗透。
随后的2016年，原西藏自治区书记陈全国调任新疆。在《纽约时报》披露的文件中，这位新任书记在2017年8月的一次内部视频讲话中把“职业技能教育培训转化中心”称为“新疆贯彻落实总书记新疆工作总目标创造的好方法、好经验”。与之并列的还有引入新技术的“一体化”监控模式等其他新举措。
《纽约时报》指陈全国积极地在任上迅速扩大了“再教育”系统，“为表明这场运动的正确性，陈全国把习近平的讲话分发给官员们，敦促他们‘应收尽收’”。
报导中将这种运动式的治理模式类比为毛时代促进粮食增长或其他类似政治运动的模式。
强制“再教育”被看作“治病”
在此次披露出的内容中，从最高层到基层的官员、干部，都用“治病”来理解“去极端化”的政策。
《纽约时报》在报导中引述其获得的一份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内部讲话，称他在讲话中“有时把伊斯兰极端主义比作病毒传播的传染病，也有时把它比作让人上瘾的危险毒品，他宣称，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经过一个‘干预治疗阵痛期’”。
在《纽约时报》放出全文的其中两份文件中，一份名为“吐鲁番市集中教育培训学校学员子女问答策略”的档案详细介绍了如何向被“再教育”者家属解释再教育系统的性质和目的。这套语言将“宗教极端主义”视为一种会随时轻易传播的病毒，为了预防“感染”，就算是轻微的接触，也不乏送去封闭“学习”的必要。
文件强调了要向这些人普及“党和国家包办一切”的思想，所有学费、农活，一切全都“不必担心”，因为“党和政府替你解决”。
“问答策略”的目的，是帮助干部应对被“学习”人士的家属质问。其中指出，要向家属解释，他们的亲人没犯罪，不会判刑，但“思想上受到了感染”。
“只有在我们学校进行系统封闭式的‘住院治疗’后，彻底地消除了宗教极端和暴力恐怖思想，才能让思想尽快恢复健康……在没有得到根治的情况下，就立即回家，会把病毒传染给你家人，导致一家人都生病”，文件中主张这样向家人解释为何被送去“学习”的人士不能和家人会面（可以偶尔视频）并需要被关押较长时间。
文件还显示，进入再教育营的人，需要学习“通用语言”即汉语，并且官方将对他们和家人进行“双向考核”，在营内成员需要满足各类指标的同时，家人也要被评估是否满足政府要求，内外同时达标的情况下，营内亲属才可以申请离开。
这份文件还从侧面反映出一些基础事实，比如“再教育”并没有年龄门槛。其中提到“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受到宗教极端思想的感染，都应该参加学习”。但该文件并没有提到怎样具体的行为会导致被送去“再教育”。
在文件后半部分的第十三条中，官方预设了这样一个问答场景：有亲属质问官员“你们给我家人办的护照让他们出去旅游，电视上也说了可以出国旅游，可是一回国就把他们带到这里了”，要求官方给出解释。
而解释部分则指出，只要有人从“敏感国家”回国，就需要被送去“住院治疗”：“只要我们的人一到敏感国家，他们就千方百计……洗脑策反……因为他们去的是极端宗教思想严重的国家……回国后非常有必要对他们进行法制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秘密调查小组寻找“做得不够”的官员
在这些文件中，还包括了前莎车县委书记王勇智的一份认罪书。1964年出生于甘肃天水的王勇智，长年在新疆工作，于2015年就任喀什地区地委委员、莎车县委书记，掌管这个人口近90万人的南疆大县。2018年，官方宣布王已经“落马”并被“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在一份通稿中，官方指控王“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重违背党中央治疆方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违规修建楼堂馆所，公款吃喝，收受礼品、礼金；违反组织纪律，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干部选拔任用中大搞权钱交易……丧失理想信念，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擅权妄为、道德败坏于一身。”他随即被移送检察机关审理。
《纽约时报>称，在其向组织交代的15页认罪书中，王提到了另外两件事——一是他在贯彻北京下达的扶贫任务时，强制将一些居民迁入冬天尚未有采暖设备的楼房，导致部分人烧柴取暖造成中毒伤亡。其二是，他对从上到下下达的“应收尽收”的强硬“再教育”政策有所保留。
“作为党员干部，我毫无党性原则，不能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能自觉维护党中央的绝对权威”，文件中写到，“自比比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更了解喀什地区实际情况，上级的决策部署和基层实际差距大，不能照搬照套，必须有选择抓落实。因此，在执行自治区党委‘应收尽收’要求中，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认为收多了会人为制造矛盾，增加抵触情绪，加剧社会不稳定因素……”这份据信是王勇智自述的文件称自己“擅自作主”，在全县已经收押的2万人中释放了7000人，“给社会稳定带来严重隐患”。
《纽约时报》指官方有秘密调查小组对各级官员执行政策的力度进行监督，“寻找那些做得不够的人”。文中还提到，同时期落马的阿克陶县原县委书记谷文胜，也是因为试图放慢收押过程而受到惩罚。
在2019年7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白皮书中，北京政府高度赞扬当前的新疆情况，“当前，新疆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民生不断改善，文化空前繁荣，宗教和睦和顺，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新疆处于历史上最好的繁荣发展时期。境外敌对势力与‘三股势力’沆瀣一气，杜撰历史、歪曲事实，逆历史潮流而动，其结果必将被历史和人民所唾弃。”
但仍然有许多观察者担忧，大规模的“严打”和“再教育”系统，会否为未来的族群冲突埋下难以解开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