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作者2018年冬季新疆考察纪行系列之第二篇。第一篇请参见《冻结的堡垒城市，与消失的人——新疆纪行之一》
如果把“新疆模式”仅仅归结为上述堡垒化的监控，可能真的过于简单了，也忽略了新疆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新疆模式”，对中国乃至世界——至少“内亚”层面——的影响。
新大汉主义的监控依赖
新疆是“一带一路”的起点区域，也构成当下中国的一个全球化节点。正如历史学家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在他著名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里断言的，新疆虽然处在中华帝国的边缘地区，却是内亚的中心，任何异动都可能引发帝国的全局性变化。
而新疆社会冻结的驱动力，来自当局加速进行的“反极端化”，也就是消除民族特征的“新大汉主义”政策下进行的“社会堡垒化”，并且可能正是中国所支持的“全球化”一部分。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说的现代性支柱之一——社会监控与民族国家体系相辅相成，上述通过监控体系和新汉化的民族国家体系来完成的“全球化”，和中国在委内瑞拉的监控试验遥遥同步，也以“新疆模式”的输出开始改变中国内地和沿海的统治，以及对中亚“一带一路”地区施加中国影响。
正如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里断言的，新疆虽然处在中华帝国的边缘地区，却是内亚的中心，任何异动都可能引发帝国的全局性变化。
在新疆，一方面，监控在制造着族群隔离。从地窝堡机场出来，高音喇叭就提醒所有进出车辆摇下车窗接受检查，但是只要汉族面孔就高速放过，而维族面孔则须下车验证。在宾馆入口，检查人员虽然也多是少数民族，但是遇到汉族则通常一摆手，而若有维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则严格查验。乌市和喀什的大巴扎更为夸张，理论上所有人进入都须查验身份证，但是汉族游客则可从专门通道直接进入，少数民族则需排着队伍挨个查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