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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白信:“新大汉主义”的兴起及其“内亚”意义——新疆纪行之二

“新大汉主义”在新疆的兴起,与其说是出于对少数民族地区极端主义威胁地方稳定的忧虑,不如说是传统汉地政权对边疆统治缺乏信心的折射,而有意修改甚至放弃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改以强力的汉化政策为中心,推行汉民族主义的文化、经济和社会政策。

白信:“新大汉主义”的兴起及其“内亚”意义——新疆纪行之二
2018年11月8日,新疆喀什的一个“便民警察局”前的一个交叉路口,有一个穿著迷彩服及拿著棍子的男士。

【编者按】本文是作者2018年冬季新疆考察纪行系列之第二篇。第一篇请参见《冻结的堡垒城市,与消失的人——新疆纪行之一》

如果把“新疆模式”仅仅归结为上述堡垒化的监控,可能真的过于简单了,也忽略了新疆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新疆模式”,对中国乃至世界——至少“内亚”层面——的影响。

新大汉主义的监控依赖

新疆是“一带一路”的起点区域,也构成当下中国的一个全球化节点。正如历史学家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在他著名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里断言的,新疆虽然处在中华帝国的边缘地区,却是内亚的中心,任何异动都可能引发帝国的全局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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