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作者2018年冬季新疆考察纪行系列之第三篇。第一篇为《冻结的堡垒城市，与消失的人——新疆纪行之一》，第二篇为《“新大汉主义”的兴起及其“内亚”意义——新疆纪行之二》
新疆在地缘政治和宗教版图上的重要性，都不是单一的维稳策略能够应对的，这似乎也加速中国当局寻求更激进民族主义的压力、从而导向一个以汉化政策为中心的长期策略，也就是“新大汉主义”。其具体面向至少表现在如下若干方面。
再教育的仇恨种子
相对传统的大汉族主义，“新大汉主义”首先凸显在国家机器的融入，和对特定少数民族的集体性、强制性的汉化教育，形式上则结合了劳动教养模式和日本在满洲进行的皇民化教育。
后者见诸于在城市和乡村推行半军事化管理、并降低维文显示度的方法，对少数民族实行严格的居住和迁徙管理、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民族识别；而前者则是国际瞩目的焦点，主要体现为在全疆开设“再教育培训基地”，将各种可能表现出民族意识和宗教意识的民众关押其中，虽然多为南疆维族底层，但是也包括文化精英和其他民族，甚至对现行政策表达轻微不满的汉族。虽然其总体规模和具体地点无法得到更多证实，新疆当地民众也对此讳莫如深，但是据信超过一百万之众被关押其中，主要进行政策教育、汉语学习和所谓职业技能培训，且“再教育”时间到底持续多长并无定论，而从社区、村委会往上任何一级机构、单位（包括企事业单位）都有权将在宗教和民族问题上存在“越轨”言行的公民送进再教育营。
被关进再教育营的多为南疆维族底层，但是也包括文化精英和其他民族，甚至对现行政策表达轻微不满的汉族。
在这一强制性的汉化教育下，副产品之一是：乌市等地长期以来存在的偷盗现象近乎绝迹，当地汉族骄气上升，而南疆地区不少农村的男性青壮年也近乎绝迹，只剩下老弱妇幼和驻村干部；波及较少的哈萨克族、蒙古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等则不觉有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