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本文原以英文发表，首发于The Art of Life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后于卫报发表精简版。译者Dawutjan获得作者斌吉恩授权向端传媒投稿 。本文为原文全译版，仅有几处微小改动。
译者注：本文主旨是叙述作者过去一年半里，观察到的生活在新疆及大陆其它地区维吾尔人的言论、观点和行为。为保护提到的人物，作者模糊处理了相关的人名、地名、时间，及其他一些细节，以免任何当事人的具体身份被指认出来。引语对话是维吾尔语，没有录音，因此可能有记忆和翻译的疏漏。尽管可能导致叙述含糊，但作者认为保留了核心信息，望读者谅解。
我第一次走进卡里木 (Karim) 的餐厅大概是一年前。我计划编撰一本关于中国大陆维吾尔餐厅的指南，这家餐厅是其中一部分。为了编撰指南，我走到了中国 50 多个城市，拜访了将近 200 家餐厅，而卡里木的餐厅给我留下了尤其好的印象。除了有出色的辣抓饭之外，那里还很温暖，有种社群的感觉，让你想愉快地多待一两个小时。卡里木是个很棒的主人，不同桌的食客也会聊起来，谈论重要的热门话题，但又不失轻快和幽默。
我有一次拜访时，大家谈到了歧视——维吾尔人在这座汉族为主的大城市遭遇的歧视。几位食客提到的一个主要例子是找住处，当地的宾馆常常借口没有空房而拒绝维吾尔族住客。一个人笑着说，就连一位维吾尔族警察也被拒绝入住。卡里木见过世面，会讲多种语言，常常被当成中东人。他讲到，自己有时去酒店会跟前台讲英语，前台误以为他是外国人，就告诉他有空房。但在请他出示证件看到中国身份证上写的“维吾尔”之后，又会改口。
他坐在我对面，向我讲述了在中国的非洲人的故事，这个群体同样长期抱怨在中国受到歧视、遭遇种族主义。据他说，有一次在地铁上，一名黑人被人喊“黑鬼”，之后他抓住出口伤人者打了又打。卡里木称，这个故事受到了国际媒体报导，之后那座城市涉及歧视的法规也有所加强。接着，他问我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联系到 BBC 这样的媒体，好让维吾尔人在这座城市的处境也能有类似的结果。不过他最后还是权衡，联系外国媒体恐怕风险太大了，毕竟可能会遭到政府的报复。
然而后来的事显示出，这种“温和”的歧视是维吾尔人遭遇的问题里最微不足道的一个。2017 年春天我和卡里木有上述交谈之时，他的家乡新疆——那里是超过一千万维吾尔人的家园——正在遭遇一场突如其来的“全面攻势”，中国政府宣称要打击所谓的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之后的一年里，镇压的种种手段层出不穷：新疆全境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维吾尔人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受到严密监控，可能有一百万名（编者按：这一数据引自联合国反种族歧视委员会报告维吾尔人被陆续关进集中营、投进监狱，或者“被失踪”。根据亲历者讲述，集中营和监禁中心里不仅生活条件不健康，而且暴力、拷打、洗脑司空见惯(相关报导)。项目招标和招聘信息似乎显示，新的集中营仍在建设（相关报导）。镇压手段如此全面，政府还作出很多努力，把生活在新疆以外的维吾尔人召回新疆，许多生活在中国大陆或国外的人被责令返回家乡(相关报导)。经常有海外维吾尔人的父母和亲属遭到羁押，并被当成人质以防不服从（相关报导)。
从去年春天开始，许多人失去了很多事。人们丧失了权利，丧失了生计，失去了自己的身份，失去了基本的自由。一些人还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就像卡里木。
卡里木属于一个尤其危险的群体：过去曾合法地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旅行或居住过的维吾尔人。他在三个这样的国家生活过。有一天，他被戴上手铐抓走，投进了监狱，这是我最近又拜访那个街区时得知的情形。紧接着我又得知，他“因为长期重体力劳动去世了”。
这至少是政治上妥当的措辞。取决于你的立场，你可能更愿意说：他被国家系统性地谋杀了。
又或者，你想要断然否认这整件事。
毕竟，如果有人试图就这些问题质问中国政府，政府的反应就是断然否认。去年夏天，新疆党委外宣办副主任艾力提·沙力也夫声称“世界上最幸福的穆斯林生活在新疆”。接着，今年稍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更是表态：“新疆各族人民都能够安居乐业是有目共睹的”，接着有表示对于维吾尔人遭受不公的关切是“无端指责”，是“干涉中国内政”。西方外交官曾提出讨论这个议题，但中国官方回绝了此番邀请。
还是取决于你的立场，你可能会选择不同的词语来形容上述表态：正确、偏颇、抵赖扯谎。至于普遍的共识，现在还没有达成。不过，我想请所有人都承认这一点：幸福这种主观的事，最好还是让维吾尔人自己来说。
不幸的是，要听到他们的声音十分困难，因为政府悄无声息但又十分坚决地要把新疆变成信息真空。许多维吾尔人被迫返回新疆，另一些人的亲属则被当成人质，以此防范他们吐露消息，否则就把亲戚关押起来（相关报导)。此外，还有很多举措直接或间接地让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更难与普通的维吾尔人进行任何对话。记者尤其受到了十分严密的关注，哪怕他们能采访到人，采访对象也会因为太害怕而不敢正常地、诚实地讲话(相关报导)。至于前往新疆的外国游客，今年和我交谈过的那些人里，有很多人告诉我在前往新疆的火车上，以及新疆不同城市之间的检查站受到过盘问。一个朋友告诉我，去年秋天他走进一户维吾尔人家里才几分钟，就被带去了派出所。他形容这件事的用词让我记忆犹新：“喝茶四分钟，警局四小时”。两位学者告诉我，他们试图前往之前可以去的村镇，却未被获准入内，甚至可能在出发时都无法登车，并且丝毫没有理由。一位长期居住在新疆的人被审问了两个星期之后，被中国彻底禁止入境了。
到 2018 年，就连非正式的闲聊都变成了道德困局。和维吾尔友人多聊了一分钟，警察就可能来敲门 —— 不是敲你家的门，而是他家的门。一个餐厅老板曾对我说：“你也该好好注意我们的安全，因为你跟我们聊天以后，说不定会有警察来盘问我们，问我们跟你谈的是什么等等。你不会有事，就是我们会有”。由于担心自己的安危，许多维吾尔人从（受到严密监控的）微信上删除了大多数（乃至全部）外国朋友和联系人。而更安全（编者按：指免受监控）的外国 app 很早以前就不能用了。使用那些 app 需要 VPN，但 VPN 软件反复遭到压制(相关报导)，何况新疆居民的手机里都被迫安装了政府的间谍软件(相关报导)。拨打和接听国外的电话也成了危险的事。
警察询问外国人有哪些本地的维吾尔朋友或联系人，包括姓名和手机号，这在盘查的时候已经成为一种惯例。同样，对中国官方——特别是出入境的时候，提及“新疆”或“维吾尔”这样的词，几乎可以肯定招致警觉，乃至长达数小时的盘问。在申请中国签证的表格上写上这样的字眼，就有很大的风险导致申请被拒，一个维吾尔导游告诉我，他带队的一些从欧洲去新疆的旅游团签证就被拒了。
对我个人来说，官方的举动到了 4 月底把我赶出喀什的地步。他们首先利用“防火安全”的借口关闭了我住的那一整家客栈，紧接着在任何其他可能留宿我的地方下令禁止我入住。之后，我在距离新疆 4000 公里的国际商贸枢纽城市义乌，日常与维吾尔人的交谈也招致了特别的关注。有两次，当地警察告诫我要“遵守中国法律”，“不要和什么新疆坏人打交道”（这是借指维吾尔人）。
尽管受到了警告，但过去一年半里，我绝大部分时间恰恰是和这些“新疆坏人”在一起度过的，其中有三四个月在新疆，别的时间在大陆的维吾尔餐厅。猜想一下，我感觉在这段时间与我交谈过的维吾尔人有一千至两千人之间，他们当中大多数是男性，有在餐馆打工的，有店主、商人、小贩、街头小吃摊主（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并不会谈政治 —— 那是一个禁忌话题，而且我主要做语言学研究，与政治也没什么关系。尽管如此，与我交谈过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受到了新疆打压的严重影响，有时候如果不想谈这个话题，就无话可谈了。许多情况下，尤其是过去几个月里，是别人主动找我谈这些话题。
我明白，我所概括的所见所闻毕竟无法替维吾尔人讲话——这样的使命还是要留给维吾尔人自己，在一个不再需要恐惧的环境里。不过，我仍然希望我呈现的情景是有洞察的，尽管并不完美，至少能让读者从一个重要的视角，了解维吾尔人在新疆和中国全国是如何应对当前的局面的。
“我们的心情糟透了”
在新疆一座城市一条街后的一条小巷，有一家我尤其喜爱的餐馆，这里口碑最好的是烤鸽子串和奶茶。只要在这附近，我总想过来坐坐。不过我上次来的时候，心里有些歉意，因为已经很久没来光顾了。
“我还以为你肯定回国了呢，”店主惊讶地对我说。
他请我坐下，放下打着二维码的菜刀（编者按：据报导，新疆部分地区规定居民使用的刀具必须打上二维码，以进行实名管控），旋即走过来坐在我旁边。
距离上次碰面已经有十一个月了，中间发生了很多变故。他的大部分员工，总共大概十个人，被迫回到了南疆的家乡，要么接受“再教育”，要么“回乡关押”，于是他人手不够，只能依靠朋友和家人的帮助。烤串和奶茶都不见了，客人也不来了，过去热闹的餐馆突然空空荡荡。我一次又一次见到想吃饭的食客走进来问有什么菜，发觉选项不多后失望而归。用店主的话形容，维吾尔族帮厨人手现在极端缺乏，几乎不可能找人接替。
尽管害怕知道答案，我还是问他，他的侄子哪去了，因为以前他常常过来帮忙。他告诉我说，他进监狱了，因为以前在一个中东国家待过一年。
他坦白地对我说，“我们的心情糟透了。”
因为当时已经在喀什待过几个月，我清楚地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知道他说的“我们的心情”是指所有维吾尔人，不只是他的家人。毕竟只要长着眼睛，就能看到普遍的抑郁，新疆比比皆是的电子眼对此熟视无睹。比如，人们会面带绝望的神情，空洞地看着前方。再比如，人们总体上的倦怠神色。更抽象的，你能在空气中感受到能把人压垮的沉重，这种感觉如此令人不安，以至于我作为一个免于受到压迫的外国人，出门前都会犹豫 —— 因为害怕无法承受这种看不见的力量。警车拉响警笛在街巷里不停穿梭。过去，我到在喀什的街头，总会有一个精神不正常的喀什人迎上来跟我握手，有时候裤子拉链都是开的。他脸上洋溢着笑，一再问我同样的问题。不过，就连他都被如今的局面改变了，去年秋天他不再冲过来找我，我经过的时候，他只是静静地坐在椅子上。到最后，他完全从街上消失了。
糟糕的情绪从另一个角度也能观察到，那就是去年我注意到，许多维吾尔商人的口吻变得直白而消极。别人问起近况时发牢骚，或者坦陈自己眼下的麻烦，并不符合维吾尔人的礼仪。妥当的回应是，告诉对方近况还不错。但当我问起别人“近况如何”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回答“不怎么样，生意很糟”。去年我撞见一位当导游的朋友，我对他说与一年之前见到他时相比，他瘦了很多。
“过去一年我们都瘦了很多！”他说。
我在拜访大陆一些餐馆的时候也感受到过这样的抑郁，只是局部一些。有一次，我走进一家简陋的小饭馆，女主人只好起身给我做饭。我在吃饭时，她问我是不是记者。我说不是，但她还是跟我讲了自己家的故事。她说，就在几个月前，他们还是那座城市若干家维吾尔餐厅的老板，生意都很红火。但现在，大多数员工被迫返回新疆，他们自己的生活也沦落到了这步田地。她、她丈夫、他们的孩子得以留下来，是因为当地警察担保他们“可以信任”。
餐厅内破败的陈设、下雨的天气，以及她语气里的颓唐，都让这段故事尤其难以忘怀，但这样的情节远远称不上出奇。我在大陆相熟的两百家左右的餐厅里，过去一年里至少有六分之一关门大吉，原因要么是缺少员工，要么是缺少客人，要么二者兼有。
“现在，我连你也不认识了。”
一方面是难以承受的抑郁，另一方面是难以承受的恐惧。后者并不意外，因为抓捕、关押常常是盲目的，有名额的要求(相关报导) ，而且完全没有法律保护，不允许律师对新疆关押的人员做无罪辩护(相关报导)。我亲眼目睹过这个体系的运转，可以亲身证实它迅速而残暴。
最难忘记的一次是在喀什，我夜里正往家走。迎面走来了一个维吾尔族三口之家，中年的丈夫和妻子，以及他们二十多岁的儿子。父亲喝醉了挥舞着胳膊，妻子和儿子则搀扶着他。一辆警车在街道的尽头冒出来，妻子告诉他不要乱动，但他不肯听。于是这辆面包车停下来，五六个警察跳下来，没有问任何问题也没有索要证件，就把男人抓到车里，而且把妻子也带走了。他的儿子则留在街边。整个过程不超过两分钟。
在大陆，我目睹了同样卑劣的情形，只是更加隐蔽。在餐馆工作的小伙子，前一天似乎还很轻松地如常生活，第二天就突然明显地开始焦虑，因为他们收到了警察的命令，要立即返回新疆的老家（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意味着三、四天的火车旅途）。一次，一位厨师让我出主意，接下来应该去哪家餐厅打工 —— 他两个月前拿到了离开新疆的许可，但最后没有在任何一家餐厅落脚。他听了我的建议，决定第二天就买张火车票，前往一座沿海城市。然而，仅仅三个小时之后，他就又一次发消息告诉我，老家的警察打电话了。因为他还没找到稳定的工作，他们想让他尽快回去“重新办许可”。于是，他第二天上的火车，目的地变成了新疆。
像他这样没有钱、没有关系的人，只得听任体制的摆布。然而时间告诉我们，就连最富有、最著名的那些(相关报导)，都无法保证万全。就连一些我拜访过的相对成功的餐厅，都被迫打点行装，无限期地返回新疆。
有些地方，还有一批类似秘密警察的人物在活动。我住在义乌的时候，有次在和一个维吾尔朋友闲谈时，一名警察走过，这名警察也是维族。于是我们暂时停下，等他走后才继续聊。之后，我的朋友告诉我：
“那种穿制服的警察其实没关系，他们并不逮捕人。要小心的是那些便衣警察，有维族也有汉族，他们每个月从杭州下来一次。就在上个月，有几十个维族人就被他们逮捕了。”
有一种恐惧倒很好笑，只是又太可悲了，那就是对宗教名字的恐惧。在新疆，一个朋友竟然改了名字，因为里面有“哈吉”(Hajim)（编注：粤语译为“哈哲”，伊斯兰教称谓，意为朝觐者 ） 这个词 —— 之前政府只是禁止新生儿取宗教色彩太强的名字，后来又将这一禁令延伸到了16岁以下的人(相关报导)。另一次，一个店主拿起我在读的一本维语书，随便翻到一页就发现了“哈吉”这个词，然后她低声告诉我，有的人因为书里有这个词，会被关五到十年。 在微信上大量删除外国好友和联系人的做法，就是在网络上体现了这种恐惧。一个朋友宣称删除了超过400人。另一个则把我加了又删、删了又加，之后打定主意彻底删掉我，还退出了我们共同的聊天群。在海外生活或求学的维吾尔人称，新疆的维吾尔友人和亲属把他们删掉了。这样的局面 —— 再加上打电话的危险 —— 实质上让人们无法在恐怖的时期相互支撑。
去年在新疆的时候，我试图见一个朋友。他把我删掉了，但我确实得去见他。通过一层层的人脉，我约定了时间地点，于是才见到。回过头看，我几乎希望当时没见面。我们一同吃的那顿午饭异常安静、异常尴尬 —— 要说的事情很多，但似乎每件事都是禁忌，有时候一连几分钟我们就静静坐着。好像也并没有人监视我们，但我的朋友仍旧觉得相当担心。我把自己正在写的书的样张递给他，他只是瞟了一眼，并没有拿起来翻阅。我问他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是不是还在这里。他告诉我，他已经“不认识”那个人了。紧接着他又说：
“现在，我连你也不认识了。”
言谈间的某些时刻，我感觉他几欲落泪。老实讲，我也是。
在南疆，一个朋友把我拉进他的商店里，非常简短地告诉我，他跟外国人说话已经不安全了。在之后的几个星期里，我们就只能通过肢体语言相互问候，接下来是用眼神接触，再接下来就是彻底忽视对方了。
对一些人来说，恐惧似乎如此深入，以至于都有了套路化的反应。有一次我随口问一个维吾尔小女孩（她是中国中部一家小餐厅老板的女儿），她爸爸在哪里，待会儿会不会来餐厅。我惊讶地听到她说：
“我们只是来这里老老实实做生意的。我们不是来做坏事的。”
一次，我坐下跟中国东部一家餐厅的经理聊天。因为无法避开这个话题，我就跟他分享了新疆的压迫情形已经到了多么严重。我具体转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朋友被判刑十年，罪名显然是拥有“错误的”书籍。我一提“监狱”这个词，他的表情就开始怪异地抽搐，往我们背后那一桌的方向使眼色。
“有警察在！”他低声说。说罢站起身来走开了。
在另一个场合，我与餐厅的员工还算直率地谈论了新疆的局面，不过还是被叮嘱，说话要小心。用他们的话讲就是“隔墙有耳”。
有时候这样的恐惧相当明显。我至今还会想起那个放松、自信的玉石商人，他有一次过来问我最近有没有见过一个共同的朋友，当时他脸上有着异乎寻常的焦虑。他告诉我，已经有大概两天没见到那人了，担心会不会是出了事。幸运的是，那是绝少的一次没出什么事的情形，那个熟人还在，我们不久以后就见到了他。
“那你知道我们民族都在经历什么吗？”
对很多人来说，新疆的局面像是一头乔装成老鼠的大象，大家都心照不宣地知道它确实存在，然而却常常不能明确它到底是什么。如果不可避免地要谈到它，比如假如有人不明就里地问起某个被送回新疆、送进集中营、送进监狱的人，惯常的做法是使用委婉语。
最最常用的词是 yoq，在这里或许可以译为“走了”或者“不在了”。在过去的一年里，adem yoq（“人都不在了”）可能是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其中指的人有员工、顾客，或者泛泛谈到的人群。谈到被迫返回家乡（下场是回乡被捕、关进集中营甚至更糟）的人时，典型的说法是“回老家了”。更具体地，在大陆的人会说他们“回新疆了”，而北疆的人则可能会说他们“回喀什了”。
“你懂我的意思吗？”我试图打听某人究竟发生什么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这样问我。“那哥们‘不在了’(yoq)，他现在有了别的‘家’。”
在谈到集中营的时候，自然不会说“集中营”。要谈论身陷其中的人，人们会说“在学习”(oqushta/öginishte)、“在受教育”(terbiyileshte)，有时候也可能会说“在学校”(mektepte)。我有一次还听到，一个年纪不小的人形容他的朋友“在上大学”(dashöde)，不过旁人没有听明白，因为这个委婉语不是十分“标准”。
相似的，如果谈论新疆总体的局面，人们不会用“压迫”这样的词语。而是倾向于说“weziyet yaxshi emes”（“情况不好”），或者形容新疆的情况很“ching”（“紧、严苛”）。
但毫无疑问，这个话题普遍存在于维吾尔人的头脑里。一次我去一家餐馆的时候，一提我在新疆待过，兼职做服务员的女生就问我：
“那你知道我们民族都在经历什么吗？”
另一次，一个餐馆员工坐着和其他员工聊天时开玩笑说这整件事有多荒唐。他列举了大约十个被带走的家庭成员和亲戚之后，总结道：
“我家就只剩下我一个了！”
在一家餐馆里，一名厨师唐突地跟我说南疆“都没人了 (adem yoq)”。另一家餐馆里，老板痛心地说，员工都没了，他花大钱开的新店也活不下去了。另一家餐馆里，经理问我去过的维吾尔餐厅里有多少还开着。
在和一个住在大陆的老朋友聊天时，我很努力地回避政治，只谈更“正常”、更世俗的话题，结果根本做不到。这时我才真切地感觉到，这个问题有多么普遍。我问他，那天他都做了什么。他说去参加了一场政治会议，那座城市的所有维吾尔人都必须参加。我问他业余时间还会尽量读书吗，他回答说大陆的警察也开始打击了，读任何一本书，都会招致官方的怀疑和不必要的警觉。我问他未来有什么打算，他告诉我理想的话，希望成为一个像样的土耳其菜厨师，开一家自己的土耳其餐厅，但很不幸这件事就足够让他在新疆进监狱了，因为国家一直在压制和摧毁维吾尔人与海外其他突厥、穆斯林民族的所有联系。
但就算是他，也不准备直接批评当前发生的局面。
另一个做厨师的朋友对我说，“我们谈起来的时候，就会说所有的事都很好。”一周后，他也“yoq”了，“回老家去了”。
“如果你看警察，他就问你看什么看，要是看地板，就问你为什么盯着地板。”
有几次，我遇到的人因为种种原因似乎到了相当绝望的境地，什么话都敢说。在这些情况下，就没什么自我审查了。
这种事情的第一个例子是去年秋天在喀什，一名穿着制服的保安在茶馆里请我坐到他对面。保安这个工作主要是维吾尔族在做，是南疆城镇穿制服的底层执法人员(相关报导)。他那天下午不上班，刚做完上面鼓励职员做的体检回来(相关报导) 。
接下来的交谈有些紧张。他问我对维吾尔的历史有什么了解，之后又问我对维吾尔民族有什么看法。我在新疆的这些年里，后面这个问题被人问起过若干次，我常常感觉这是一种从外界来印证维吾尔身份的方式。数年前一个具体的事件，一个年轻人问完我这个问题之后，又接着问：“我们是一个坏民族吗？我们是被压迫的民族吗？”老实讲，我从来都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而且一直都觉得这个问题充满了政治涵义。所以这个保安问完之后，我就用惯常的方式回答说：“维吾尔族就像任何一个民族一样，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
不过，他不打算让我用这样一个搪塞的答案脱身。
“你在掩饰真实的想法。”他质问我。“你就看看你周围。你都亲眼见到了，我们这个民族被毁掉了。”
鉴于我对中国穿制服的人有种普遍的不信任，不管他是维吾尔族、汉族还是其他 54 个民族，我并不准备开诚布公地讲出任何政治观点，因为他可能会汇报给上级。（想来想去，我后来意识到那是一种真实的绝望，愿意相信他的话是真心的。）几天之后他就不见了，在他距离喀什夜市不远的岗哨那里，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另一个我头脑里永远无法忘记的情景发生在大陆，我来到一家之前来过几次的餐馆。除了一个服务员之外，几乎所有其他的老员工都不见了。他一见到我，就放下手上的事，坐到我对面攀谈。中间我提到我被赶出了喀什。这仿佛刺激到了他，于是他讲了很多那里的局面，几乎每一句话都是禁忌。
他告诉我“几百万维吾尔人”被关进了集中营，喂他们吃的都是十五年的剩大米，他们受到了怎样的毒打。（尽管关于大米的话未能证实，亲历者的证词的确印证了营养状况糟糕、集中营里暴行累累。）他告诉我，住在这座大陆城市的维吾尔人现在要参加政治会议，他们很快就必须要参加一场关于中共十九大这种事情的考试，考试不及格的就会被送回新疆。中国这个国家曾经弱小过，他说，但现在更强大了，正在对维吾尔人发动全面攻势。我对他提起，美国可能会用《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Global Magnitsky Act) 对中国采取措施(相关报导)，他说他不指望美国人帮维吾尔人，因为美国只做“有利于美国”的事情。奥巴马政府在这方面已经让他失望了。他还聊了很久当地政府机关对维吾尔人的森严防范，还会用他们能想到的任何借口逮捕或判刑。 他指着一个极有可能拍到了我们的摄像头问：“你看见那里的摄像头了吗？外国人在这里租房的话，允许租不带摄像头监控的房子。维族人租房的时候，就必须在有摄像头的楼里。警察一跟我们说话，就怀疑各种事情：‘你抽烟吗、你喝酒吗？’如果不抽烟不喝酒，他们就问为什么不抽不喝。他们还会问你做礼拜吗。他们会问你想不想出国，问你以前有没有申请过护照、有没有护照。如果你看警察，他就问你看什么看，要是看地板，就问你为什么盯着地板。每次我们坐火车的时候，要进站就必须过一个单独的小屋，他们在那里检查证件、盘问我们。”
有些巧合的是，在那之后一名见习警察不经意间对我证实了确实存在这样的天罗地网。那次因为我没有把护照揣在身上，尽管当时我就在酒店门外，还是被带到了当地的派出所。在闲谈间，我提到喜欢到穆斯林餐厅吃饭。那个见习警察不知道我在新疆住过，接着说道：
“我们中国也有穆斯林，从新疆来的。他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要非常非常严密地监控。”
我的服务员朋友还告诉我，维吾尔人当中也相互不信任，就连这家餐厅的员工之间都不行。我猜想，这是因为拘禁是随意的，而且好像针对一家家的餐厅也是有指标的，不久以后，至少一定比例的维吾尔族员工注定要离开。
在基本空着的屋内两人坐一桌，如此公开地与我交谈，让我有点替他担心。不过我感觉他完全理解这些风险，又或者他认为自己反正很快就要被带走了。我还猜想，一千人里也只有我这样一个能真的和他聊这些。汉人肯定不可能，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难以信任，其他外国人根本不知道新疆发生的事情，甚至连维吾尔人是谁都不知道。 一周之后，又来了一轮打压。那座城市的维吾尔年轻人里有很多都受到冲击，被迫离开的人里就有他。“回老家了。”
“现在人们感觉真的安全了”
还有第三段对话让我感受到了对方的绝望。他是著名的老板、经理、导演，有着杰出的履历。他最近开了一家餐厅，但现在只能与妻子共同经营，其余的员工都回到了新疆。跟他聊天时，能感觉到他已经垮了。
我向他问候，又问他近况。他说：“人都没了，都进监狱了。”
然而我们坦率的交谈有了一个讽刺的转折。他最后说，这些政策归根结底是有益的。他告诉我，现在被关押的维吾尔人在现代中国会更成功，因为经过“教育转化”之后，就有了新技能，汉语水平也会提高。他说，维吾尔人传统上教育程度不太高。
准确地说，确实有人对当前的局面说好话。我偶尔会遇到对这些政策有正面评价的人。尽管我的主观判断未必等同于事实，我还是指出，绝大多数这种说辞像是认知失调、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和自欺欺人的综合体，证据就是那些话往往前后矛盾，讲话者也并不是那么笃定。
我还在体会新疆的新现实，艰难地让自己接受的时候，一次与在新疆从事旅游业的朋友叙旧，让我受到了最严重的冲击。聊了片刻，我谈到全城各处布置的安全设施十分紧密，我想表达的是这样做太过分了。他对新体系也有些抱怨，说自己骑着电动车走两、三公里，就被拦下来检查了七次身份证，而且每次检查他的时间都更长，因为他的身份证上写着他是外地来的。不过，他很快就补充说：
“但现在人们感觉真的安全了。以前让女儿自己去上学我会担心，现在我就不用担心了。”
这些话几乎像是准备好的，我听到后感到很惊讶。他接着说道，这都是为了保护人民不要遭受恐怖袭击，只要俄罗斯和美国赶快把 ISIS 打败，一切都会变好的。不过，我对他讲了自己的观点，这样的武力没办法击败恐怖主义之后，他也很快就表示同意。 在一些场合，我也见到过热烈拥护中国执政党的情形，而且可能是真心的。我在东北去过的一家餐厅里，老板问我是不是读过习近平的书（谈治国理政）。他在手机上读到的一则新闻说，这本书风靡全世界。我反驳说，并没有。接着他把那篇维语的新闻报导展示给我看，文章中间的图片显示一名白人男子在书店里瞅着这本书。对他来说，这就足以证明了，不过我坚持说这个新闻来源不可信。我这种“不受欢迎”的观点似乎与他、他的太太，以及餐馆的一些员工相左，我与他们道别时有些尴尬。在这以前，同一位老板还抱怨过，在当前的局面下，投资大型维吾尔餐厅风险太大了，但他还是会翘起大拇指告诉我，他认为习近平的治理“是这样的！”
在另一座城市的另一家餐厅，另一个朋友对我抱怨，当地警察在检查维吾尔人时恣意妄为。我还记得他当时越讲越生气，说一些警察的举动仿佛他们就是法律本人。但最后他还是补充说，政府的上层是好的。
有一次，新疆一位年迈的店主热切地称赞他不用太担心晚上保管货品了——因为到处都是摄像头，“都没有贼了”。接着我们就谈到他的儿子，后者现在住在大陆其它地方。我告诉他，儿子在大陆其它地方而不在新疆是件好事，老人赞许地笑了。
“是啊，你很了解。”他说，“他确实应该待在那里。”
去年秋天我在新疆与一位四处出差的商人交谈过，他那时似乎不理解我为什么要问他加我微信是不是安全。我悄悄地用委婉语告诉他：“现在情况不好”(weziyet yaxshi emes)。他摇头说，没怎么听说过那种事情。当时听到这样的话，很罕见也很让人困惑。然而今年我又见到他时，他告诉我已经不去南疆出差了，因为很多城镇都空了 (adem yoq)，也没生意可做。他说会在新疆北部碰碰运气。
我仍然记得一个有点好笑的例子。一个玉石贩子在大陆的一家餐馆里与其他维吾尔人谈论新疆的政策有多“严”。他大体上赞同这些政策，但是又评价说：“或许有一点点过头了。”
中共十九大的时候网上发生的一些事情算不上好笑，而是很悲哀。我那些基本不会说多少汉语的维吾尔朋友，突然开始用流利的汉语长篇大论地赞美习近平、赞美大会。几个月后，我还听说有一个微信小程序让你很方便地“发声亮剑”，帮你把名字放进预先准备好的汉语或维语声明里，承诺忠于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承诺拥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表达许多立场，诸如坚决拥护“民族团结”、反对极端主义。接着，就可以让用户把生成的图片很方便地发到喜欢的社交网络上，以此表忠心。
我在大陆拜访过的很多餐厅里，这种忠诚在视觉上比在语言上明显得多。在一整条街上，只有维吾尔餐厅门前会飘扬着一面面五星红旗，偶尔还会悬挂坚决反恐的红色横幅。有时，餐厅内饰也有小旗子，还有习近平的照片（常常是习近平坐在传统维吾尔民宅的照片），画着习近平像的纪念盘，宣扬“民族团结”的标语，比如呼吁中国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一些餐厅里甚至还在前台摆着关于习近平和党的维语书。
我从来没有问过这样的摆设是自愿的还是法律要求的。但我怀疑，就像中国言论审查的总体情形，这两种因素都有（有些是自发揣测的，另一些是被迫的）。至少有一桩个案，一个在餐厅工作的朋友告诉我这只是为了安抚，他似乎把这当成“无所谓”的形式主义。在另一个餐馆里，店主告诉我警察要求他们卖酒（编者按：伊斯兰教禁酒），反正他的客人们本来也以汉族为主，对此他似乎有一种“（保守到不喝酒的人）不来才好呢”的心态。他说，汉族客人赖的时间短、花钱多，不像一些维吾尔族食客那么麻烦，有些说不定是小偷或罪犯呢。
在中国大陆的各个大城市，清理本地维吾尔族罪犯的景象通常是政策的“正外部性”，与我交谈的人偶尔会给予赞扬。然而我还是不禁觉得，这种称赞从来不是不偏不倚的评价，而是讲话的人试图把自己与“那家饭馆里的维族坏人”，或者“住在那片儿的坏维族坏人”区别开，他们不想与后者联系起来。尽管许多老实人会被这样以偏概全地笼统判断，但这也只是第二位的。
“穆斯林世界的一场考验”
像是一场巨型的“囚徒困境”博弈，恭顺和逢迎似乎让一些人免于陷入集中营或监狱，尽管这可能会让不那么恭顺的同胞付出代价。有钱、有关系、有汉族配偶、受过正规的汉语教育似乎也有帮助，但这些都无法保证。最后，通过贿赂警察和官员也可以避免护照被收缴、避免被送回家乡，若干个与我交流过的人就用过这样的办法。在常常让人感觉无助、无法逃脱的体制下，这仿佛是一条口子。
不过对大多数人而言，监禁和对监禁的恐惧已经成了日常生活中无法避免的事实，必须要想些办法才能挨过去。受到影响的人们承受着匪夷所思的恐惧，但仍要继续寻找某种正常的生活。
在我看来，多数人的应对方式就是强忍着“往前走”。尽管亲戚不见了、蒙受了经济损失，也害怕有朝一日自己也会进去，我的许多朋友和熟人都尽其所能，把精力倾注在如何维持生计上，然后继续努力维生。把痛苦埋在心里，继续切萝卜、做生意、卖东西。对很多人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似乎是孩子的未来。
对于没有孩子的人，可能有简单、实际的个人目标。比如，一个知识分子朋友希望能继续做这份工作，慢慢赚够钱买套公寓。他告诉我，最近他也有了绕着城市长途散步的习惯。
一位年轻些的大学生朋友有个表兄弟进了监狱。他有次坐下来跟我聊天，告诉我他是班上唯一的维吾尔族，其他同学都是汉族。
“我有时候会把维吾尔民间传说和神话翻译成汉语，分享给同学们。”他对我讲，“他们好像蛮喜欢的。”
对他来说，现在的目标是找到实习，完成学业，之后再盼着找份工作。
有一个朋友尤其令人难忘。他在大陆经营着一家小店，当地警察最近没收了整整几个货架的进口商品，理由是“没有汉语标示”。他对我说，当时告诉警察自己身体不舒服要关门了，否则还会没收更多东西。现在货架空了一半，生意也急转直下，他感觉过不了多久就要关店了。虽然他观察到政策开始无差别地针对维吾尔族年轻男性，但是他说自己并不害怕，尽管他自己就很年轻。
“我人生中已经经历过太多了，”他告诉我。“所以如果他们要来抓我……那就抓吧。要发生的总会发生的。这里的很多维吾尔人太害怕了，都不敢在微信上加外国人。可我不在乎。”
尽管如此，也并不是说他完全绝望了。泛泛地谈到当前的局面时，他的视野更宽也更宏大。
“现在是穆斯林世界的一场考验。你看看叙利亚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穆斯林世界总体上都在经受一场试炼。不过当下发生的每一件事真主都知道，我们只是需要熬过这一段。”
对于维吾尔人来说，做礼拜几乎被彻底禁止了。于是他告诉我，他想到了折衷的做法，这样官方就不会注意到了，比如坐在椅子上张开腿暗地里祷告，或者在人行道旁整齐排列的树中挑一棵，在树下祷告。
不过，极少有人会这么勇敢。对其他人来说，希望之所以存在只是出于必要，而理性则可有可无，是第二位的。与我交流过的维吾尔人当中，许多人提到“事情很快会好起来”，但没有解释相信这种说法的任何逻辑基础。有些人似乎会因为“他们已经被关进去那么多个月了”，而相信朋友或亲人很快就会被放出来。另一些人则认为，“恐怖主义一被击败”，局面就会回归常态。我在大陆那些失去了大量员工的维吾尔餐厅交谈时，他们会告诉我，“只要员工们完成学习”，就能回来。
“不然的话，要是我们连维吾尔厨师都没有，怎么能开维吾尔餐厅呢？”
然而对这些乐观的声音来说，当下的局面相当残酷。几个月变成了几年，而遭到关押的人仍不得脱身，餐厅流失的员工和客户也越来越多，情况一直是越来越糟。
后记：想像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有时候，我仍然会想像，这场悲剧只是一场噩梦。去年的某个时候，我告诉自己，我肯定是掉进了“兔子洞”，还没有找到出口。
我闭上眼睛，感觉自己仿佛又坐到了卡里木的餐厅里。他们都活着，他们都很开心。卡里木时而在一桌桌客人之间穿梭，问候寒暄，时而走到门前握手迎接刚刚到来的食客。他的太太从餐厅一头跑到另一头，让客人点菜，但上菜的速度却跟不上点菜。他们的儿子在上幼儿园，女儿在上小学，两个娃娃帮不上什么忙，净是添麻烦。厨师把刚做好的一道菜从厨房的窗户里递出来，用高音喇叭的音量报出菜名。卡里木的女儿终于决定帮把手，于是跑过去端起碗递给食客，这样妈妈就不用奔忙了。不过她把菜上错了桌……
当地的生意人阿不力孜 (Abliz) 问餐厅里的食客，“你们听说了吗？阿卜杜外力 (Abduweli) 今天拿到护照了。他下周就要去申请美国签证了。”
“早听说了！”另一桌的生意人麦麦提 (Memet) 说。“我有十个朋友上星期拿回了护照。他们总算放松管控了，维吾尔族又能出国了！”
“然后呢？”卡里木开玩笑说。“维吾尔族人当上了国家主席吗？”
大家放声大笑。接着，灯光暗下来，我能听到的就只有哭泣。 (作者斌吉恩 (Gene Bunin)是独立学者、活动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