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读者评论精选”栏目每周择选报导及圆桌话题中十条精彩读者留言刊出。部分留言可能会因应长度及语意清晰作节录或编辑。
1. Adam_S，回应《未完的抗争：深圳佳士工人维权事件始末》
从第一次抓人开始，政府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既然抓了，就不能说抓错；
既然没抓错，就一定得有罪过；
既然一定有罪，实在没办法就只能说境外势力支持；
虽然地方上有可能做的不对，但是影响有了，中央就一定要挺；
既然中央挺了，地方更加变本加厉；
既然地方更强硬了，资方就可以更加过分……
“一粒芝麻，就这样变成了西瓜，一只蚂蚁，就这样变成了大象。”如果把中央政府想像成家长，他得有多少次在房间里跳着脚骂地方政府这群孩子混蛋，然后出面擦屁股。
别的孩子看了，为自己找到了混蛋的资本和理由：“反正也就是被骂一顿，你看当年三鹿那几个小子，该升官还是升官了。”
2. RicardoZ，回应《开学首日的眼泪——从耒阳分流事件，看中国县城教育的系统性困境》
就我的观察来看，某些乡镇学校的教学质量其实相比较差的县城中学时有一定优势的。然而出于信息差的因素，农村家长一味迷信县城中学，大量将孩子送去县城劣质中学，或者私营毫无监管的寄宿部。一方面满足了农村家长对于教育的简单向往，另一方面把孩子送去寄宿给父母留出更多自由出门打工。
谈及县域教育的困境，这一因素不能忽略。
3. Monte_L，回应《北大教授王蓉：人们对教育如此焦虑，是因为活在“高度筛选型”的社会里》
在大陆数量庞大三四线城市中，夹在中低段收入水平工薪族群需要面对的是截然不同的现实：文中所提到的高收入人群首先根本不需要借助教育培养下一代能力来完成“阶级固化”的操作，官场和职场环境基本是血统论性质的，或是直接培养成一个外国人。同时由于地区发展水平落后，无法吸引较好的教育人才和资源，相对优秀的本地师资全部集中在一些存在大量“既定名额”的公立学校中。绝大部分民众最后只能在糟糕的私立学校和更糟糕的公立学校中择其一。
4. FrankLiuPhD，回应《北大教授王蓉：人们对教育如此焦虑，是因为活在“高度筛选型”的社会里》
从王教授对其中一个问题的回答引发的一些想法：
“国内谈很多是芬兰，北欧国家，世界上最好的免费教育。但芬兰才多少人口？600万，只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区。不仅国家很小，对人的价值的认识都和我们不一样。在芬兰，可能每一个孩子都是珍贵的；中国却没有办法。”
正好之前听到过一起Freakonomics关于美国教育系统的podcast内容里有提到芬兰。芬兰的教育之所以好，并不仅仅是人口少，更在于对公立学校老师质量的选拔。那期节目里提到说，能在芬兰考进（未来成为老师）的师范学院的难度几乎等同于在美国考入MIT。并且，普通公立高中的老师都是当年读高中时前10%的优等生。
从这个角度去看王教授的回答，有很多问题可以值得反思。在这里就提一个问题供大家思考。
问题来自于整体社会对教育的期望，以及因而影响着的师资的选择池。在我们国家的教育体系下，什么样的人最终成为了老师？这种选择是一种因为高考成绩导致的就业被动的结果呢，还是因为以此为目标奋斗的结果？从芬兰的经验来看，这至少是一种良性循环。顶尖的学生为成为一名公立学校的老师而奋斗，以成为一名老师而觉得光荣。最聪明最努力的那群人中有一拨去富有使命感的培养着下一代。
我们的社会对教育还未达到统一的期望值。举个文中的例子，如果最终目标是考上985大学，而入985大学的名额又不是一个无穷大的数值，那无论公立学校的师资力量有多么的好，从统计学上来说，总会是有一定比例的公立学生无法考入985。那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好”，永远都有一群学校一群老师是在平均线之下的考核中挣扎。
也许，人们对教育如此焦虑，应该从尊重以及倾羡老师这个身份开始呢？
5. Fai，回应《赵云：风灾之后，大家都在回复“日常”，但什么是“日常”？》
有意思，因为工作本身空洞，于是工作伦理成为安身立命的神主牌。这其中的自我安顿很好地解释了香港人既不断贬低、物质化工作的意义(揾食啫)又孜孜不倦、乐此不疲地把工作修炼成一门要让人感佩的技艺甚至精神。
这个规训讲得上严丝合缝，让交易代理了真正对自我的思考。溢出自然是会带来强烈的不安和自我塌陷的。这道理想来又不止是香港了。
6. 临渊，回应《赵云：风灾之后，大家都在回复“日常”，但什么是“日常”？》
非常有趣，时间被作为一种资源，被精确地刻画和计量，成为了人们记录人生的刻度尺，也成为了一种束缚和工具，把人们变成巨大精密复杂的社会机器中的一颗颗螺丝钉，每个岗位上的人被限定在了很窄小的范围内，被要求着以恰当的方式运转。
想起之前那个自杀前偷偷开了一架飞机的机场员工，被很多人指责为什么不能安安静静、不打扰别人、不麻烦别人地死去呢？造成了多么大的经济损失和主管困扰。
社会运转中作为个体的人的生产性、职能性功能不断被强调，而各不相同的、崎岖的、隐秘的心事情感无限收缩，成为面具之下不需要也不应该为人所知的卑微小事，无足挂齿。
7. Gundammama，回应《自己的家自己救，风灾后的社区自救工程》
写之前要先表态：我是个70后的香港人。我看完后感觉到这个城市发生了什么问题？我们变成怎样的人了？好像不再是以前那个香港。
我去年在珠海经历了天鸽、今年在深圳经历了山竹。去年天鸽过后，我住的小区居民自发地组织起来清理自己的屋村。她们都是那些日常广场舞大妈。有车库给水淹了，困了几个人在里面，卅几个同一小区的居民不停地用水桶抽水，明知没大用但怕最后的机会也没了。
今年在深圳，台风过后一样是没人会去帮手，大家也只是忙著去上班。和香港很像呀。都只投诉处理不好，却没有想过出一分力。是因为我们都还当自己是过客，不会珍惜这片地方？
8. 咸鱼姬，回应《养树有如教育孩子：五问香港为何塌树15000》
把乔木当盆栽应该是国内大城市的通病了，同在珠三角的广州山竹过后第二天几乎所有路段都有倒塌的树木，被连根拔起的多是树干粗壮的类型。这些倒下的大树被迅速切割回收运走，没有人想想它们是不是还能抢救一下。
在这个层面上，除了千年古树，其他乔木和广场上定期更换的盆栽没有什么两样。铺设道路的时候觉得它们的根碍眼，于是一锯了之；台风过境它们头重脚轻倒下，又嫌弃它们阻挡道路增加工作量。为了几棵树重新设计道路无疑是高成本的，于是下一个台风过后又是一边嫌弃抱怨一边清理倒下的大树。
9. nauseacoco，回应《塑造可见的敌人——两岸谍战风云之下的陆生台生》##
我觉得先不要讲政府了，间谍案爆出之前，两岸三地的各种媒体不断夸大其词地报导对方的丑闻，导致大陆讲一国两智，留岛不留人；台湾讲共匪陆畜；香港讲强国蝗民。
政府是营造了对立的氛围，但表面上仍旧维持一种相对温和的关系。但是大部分媒体作为公众接受信息的最直接的媒介，为了迎合大部分的人胃口，非常biased的报导，比政府各种游说更能塑造敌人吧。
然后，我认为人民是应该站在一起的，两岸三地的人都是政府权力斗争的受害者。我们从出生就被政府掌管的教育告知“对面是同胞，我们要收回来”“对面是敌人，他们想侵犯我们”，政府如此作为导致我们在政治问题上直接违反了John Rawls提出的veil of ignorance。
10. Cyra，回应圆桌话题《中国烟民支付能力增速全球第一，继续增加烟草税可以帮助禁烟吗？》
我曾经看过一篇有关烟草经济的分析，说是就纯经济的考量而言，不禁烟对于国家是比较有利的。其主要的依据在于人体因烟草危害而丧失劳动力的时间平均发生在接近退休的时候，由此造成的寿命缩减反而起到了减轻国家财政负担的作用。假设这篇文章的论据是真的，那么关于禁烟的讨论就又多了一个复杂的经济伦理考量。
话说回来，公共场所禁烟难以推广的本质不在于大家不了解烟草的危害，而是国人习惯以权力的大小决定自由的范畴，普遍还没有养成尊重他人正当权利不受侵害的意识。
与公共场所禁烟有所不同的是，是否要限制个体吸烟，则取决于人们对以下问题的看法：政府在哪些领域，有多大权利干涉公民个体的自由选择。美国在禁酒禁大麻上的反复，各国对红灯区，安乐死等的态度区别都来自对这个议题的不同理解。
公共场所禁烟应是文明社会的共识，对私人吸烟的限制则见仁见智了。讨论以提高烟草税限制消费的前提，是认同应该限制个人吸烟的自由。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好进行后面的分析：譬如到底提税有没有用，提税的正当程序是怎么样的，税收的用途是什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