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大陆湖南耒阳的8000名小学生家长而言，这个9月的开学并不像往常一样平静。在市政府消除公立学校“大班额”—— 改善因班级学生数量过多而影响教学质量——的方案下，他们的孩子被迫从公立学校“分流”到其他学校。其中，约3600名高年级小学生被分流到一所远离市中心、收费贵10倍、且校舍尚未装修完毕的民办学校“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耒阳分校”。家长们按捺已久的怒气最终被新校舍弥漫的刺激甲醛味所引爆， 9月1日开学当天，他们走上街头，最严重时，有数百名家长冲击警局，引发激烈的警民冲突。
警方的逮捕行动和大规模的删帖使得事件在网络平台进一步扩大。家长和孩子拉着“抵制民办学校，还我九年义务教育；坚决不住有毒宿舍，不进有毒教室”的标语，被拍成视频和照片在网上迅速传播。但很快，相关信息和讨论在网络上被删除，取而代之的是耒阳市公安局“逮捕46名冲击警局人员”的通报。中国教育部也于9月6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将学生分流的原因定义为“地方教育资源配置还不能适应新型城镇化进程”，要求耒阳当地教育部门采取“因地制宜、积极稳妥”的方式推进消除“大班额”制度。
教育部的分析看似准确，给出的药方却过于笼统，未能直击耒阳教育，或者说中国县域教育的系统性困境。消除“大班额”的初衷是美好的，但为何民办学校承担了大量义务教育？转嫁到民办学校的义务教育又如何进一步转嫁到家长身上？只有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才能看到地方义务教育面临的“新问题”，看到现有的地方教育资源配置在何种程度上不能适应“新型城镇化”的进程，看到家长积聚了怎样的怒气。
此外，解决教育困境最直接的问题是财政支出。一方面，中央对地方教育的补贴不少，为何农村学校没有得到发展？为何地方政府的钱还不够用？另一方面，地方经济下行，如同耒阳市从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曾经的排头兵”，变为“如今的恶化样本”，又如何体现出中国各地财政在教育发展上的困境？地方的解决办法又是否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