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中國大陸湖南耒陽的8000名小學生家長而言，這個9月的開學並不像往常一樣平靜。在市政府消除公立學校「大班額」—— 改善因班級學生數量過多而影響教學質量——的方案下，他們的孩子被迫從公立學校「分流」到其他學校。其中，約3600名高年級小學生被分流到一所遠離市中心、收費貴10倍、且校舍尚未裝修完畢的民辦學校「湖南師範大學附屬中學耒陽分校」。家長們按捺已久的怒氣最終被新校舍瀰漫的刺激甲醛味所引爆， 9月1日開學當天，他們走上街頭，最嚴重時，有數百名家長衝擊警局，引發激烈的警民衝突。
警方的逮捕行動和大規模的刪帖使得事件在網絡平台進一步擴大。家長和孩子拉着「抵制民辦學校，還我九年義務教育；堅決不住有毒宿舍，不進有毒教室」的標語，被拍成視頻和照片在網上迅速傳播。但很快，相關信息和討論在網絡上被刪除，取而代之的是耒陽市公安局「逮捕46名衝擊警局人員」的通報。中國教育部也於9月6日召開新聞發布會，將學生分流的原因定義為「地方教育資源配置還不能適應新型城鎮化進程」，要求耒陽當地教育部門採取「因地制宜、積極穩妥」的方式推進消除「大班額」制度。
教育部的分析看似準確，給出的藥方卻過於籠統，未能直擊耒陽教育，或者說中國縣域教育的系統性困境。消除「大班額」的初衷是美好的，但為何民辦學校承擔了大量義務教育？轉嫁到民辦學校的義務教育又如何進一步轉嫁到家長身上？只有回答這些問題，我們才能看到地方義務教育面臨的「新問題」，看到現有的地方教育資源配置在何種程度上不能適應「新型城鎮化」的進程，看到家長積聚了怎樣的怒氣。
此外，解決教育困境最直接的問題是財政支出。一方面，中央對地方教育的補貼不少，為何農村學校沒有得到發展？為何地方政府的錢還不夠用？另一方面，地方經濟下行，如同耒陽市從中部地區經濟發展「曾經的排頭兵」，變為「如今的惡化樣本」，又如何體現出中國各地財政在教育發展上的困境？地方的解決辦法又是否奏效？